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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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一）ZT


    二战后，美国对中国的安排是：

    一、服从雅尔塔格局。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瓜分了各自的实力范围，建立了国际新秩序。其中对中国的安排是：美国承认东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1）。在苏联承认在东北不违背门户开放原则后，美国承诺说服中国接受这个安排。

    二、建立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一党专政不符合美国的政治理念，而且国民党政府极其腐败，美国认为必须吸引其它政党参加，才能扩大国民党的执政基础，维持其统治。中共很有效率，更贴近群众，加入政府会弥补国民党的不足。而且二战后，国共两党为争夺胜利果实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因此只有中共参加政府，才会有和平。在经历过世界大战后，美国需要的是和平的享受胜利果实。所以在国共陷入内战的边缘时，美国派出马歇尔来华调解。

    马歇尔来华前，他的老上级，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对他讲：请记住在雅尔塔还给苏联的是他在1900年时实际拥有的。这头熊很少有后退的时候，而美国人民不愿为满洲而战。蒋介石政府只是一层糟掉了的表皮亮漆，中共的治理要比蒋好（2）P128-129。史汀生的话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1，苏联在东北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2，蒋不行，中共可以，需要建立联合政府。

    对国民党而言，承认雅尔塔格局，中国就丧失外蒙主权和东北的部分主权，建立联合政府，就会失去一党执政的优势。但是面对美国和苏联的压力，蒋介石无力拒绝，于是他采取几项措施以减少损害。一、苏联不支持新疆分裂，并承诺由国民党接受东北，不允许中共进入东北。二、美、苏都承认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居领导地位。

    在中国接受美国的上述安排后，美国的报答是把中国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大力扶持。但是事情并没有如美国安排的那样发展。首先，苏联在东北提出了约定以外的要求：战利品和经济合作，并宣称中国不答应，苏联不撤兵。其次，在战后美、苏逐渐走向对抗的趋势下，苏联为了加强自己在远东的地位，也为了与国民党讨价还价，转而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中共在占据东北、华北以后，提出和平的条件是东北、华北自治，自治政府可以拥有军队（保安队），可以制定宪法（以保障解放区地位，延安在46年4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美国认为苏联的新要求不合情理，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与苏联僵持。但是中共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共不反对和平，不反对联合政府，中共要求的只是和平的条件。

    但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接受中共的条件，中国将会解体。蒋说:“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中共如此不近情理,使政府不成为政府,国家不成为国家”。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追求自治的分离活动支持了蒋介石的看法。44年11月12日,新疆北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9月,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出现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张内蒙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在苏联占领下的兴安盟首府成立，要求“高度自治”（3）。西藏的分离诉求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减弱，反而有了新市场—-美国。

    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内的声音也使蒋介石不能接受中共的要求。《大公报》认为：中央与地方间的权限在将来的宪法上必有规定，每省再多订一个省宪并非必要。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表示:“我们的宪法不该化一个中国为多数外国!因此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的宪法如果采取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敢百分之百的断定,宪法颁行之日,就是中国解散之时。”

    但在美国看来，蒋介石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甚至是分裂还是统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平，美国需要和平的享受胜利果实。“一个统一的中国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 （4）。尽管这句话出现在1947年2月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建议中，但应该是美国的一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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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二）

     

    为解决国共两党在地方政权上的争执，马歇尔建议在联合国或美国的监督下举行地方政府选举。这个建议遭到蒋介石反对，这显然表明蒋介石缺乏民主的勇气和耐心。不过，如果中共不放弃军队，又怎么会放弃政权？选举可能使国家分裂披上民主和合法的外衣，如同以后在朝鲜的选举。

    蒋介石不与中共妥协的另一个原因是军事上的自信。46年2月，蒋介石说：军队疲劳与空虚，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不能作战。但在5月24日，国军取得四平的胜利后，蒋介石飞到东北，召集前线将领,询问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得到的回答是:“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部下的看法使蒋介石断定: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一年期可削平之。

    蒋介石不答应中共的要求，就会爆发内战。面对这场内战，美国如何应对？

    一、如前所述，美国认为，蒋介石是没有道理的。马歇尔说:“余觉除东北外,政府条件颇苛”。司徒雷登说,“我们承认共产党人真的认为他们已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而受到挫折,政府领袖们应负失败的大部分责任”（5）。

    二、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进攻，有可能破坏雅尔塔格局。雅尔塔格局是美苏共同建立的国际秩序，怎么能被蒋介石破坏。如果支持蒋介石与中共和苏联的冲突，美国就可能与苏联直接对抗，这是美国极力避免的。

    三、蒋介石政府腐败、效率低下，支持这样的政府必定消耗美国大量资源，而中国不值得美国这么做。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美国认为:失去欧洲的话,美国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地它夺回来”。即使在亚洲，中国也不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所有需要遏制苏联的地区中，把远东排在最末一位。理由是:第一,该地区距美国遥远,加之国民党政权的软弱,使在那里与苏联的竞争成为对美国不公平的竞争。第二,该地区的广袤和经济落后将使苏联无法有效地控制和实现有战略意义的政策目标。第三,莫斯科对远东也是鞭长莫及,无法利用该地区向别处进一步施加影响。

    因此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共的内战。早在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与阎锡山谈话。阎锡山不看好马的调解，马歇尔正色道：如果我失败，美国在中国的一切都将随我而去，那你们难保东北。阎说：岂止东北，华北也难保（6)。这段话表明最晚在调停之中，美国就已经决定，如果调停失败，美国将身处内战以外。

    1946年5月初，美军在华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发和中共军队的“意外事件”，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撤出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

    5月24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交谈时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之后，马歇尔警告蒋介石:美国不会帮助他向东北北部推进，蒋介石应该停留在长春一线。因为正如杜鲁门承认的那样,马歇尔“提供了一份全面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苏联人认为，马歇尔不能不顾及1900—1901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例。那时满洲爆发了民间骚乱,其结果给俄罗斯建造的中东铁路造成巨大损失，俄国政府派谴军队到满洲保护俄国国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少中国人担心苏联政府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问题。马歇尔对这一切了解得清清楚楚,他认为假如苏军进入东北,这就会把美国政府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给蒋介石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而这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要么容忍苏军进入东北,而这是对美国威信的一个沉重而致命的打击(7)。

    5月29、31日，马歇尔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

    6月6日，蒋发布停战令,从7日起停战。国共再次谈判。

    7月13日，苏北战事打响,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第二天，蒋氏夫妇为了避开马歇尔，以避暑为名赴庐山。

    由于中共代表在南京，于是年逾花甲的马歇尔不惜冒着酷暑，前后八次登上庐山，穿梭来往于南京与庐山之间，撮合国共和谈。但是双方分歧依旧，内战已成燎原之势。

    7月27日，苏联宣称：苏联已经遵照约定从中国撤军，但是美军仍在中国，苏联不能坐视美国对华政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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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三）

   
    两天后，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

    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9）。

    8月，马歇尔告诉英国大使，蒋介石可以维持2个月的大战，然后是经济混乱，为共产党的蔓延提供最好的条件（2）P139。

    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4）。

    1947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报告，没有发现苏联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2）P145。

    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4）。

    战争进行了近一年，形势发生变化，中共开始反攻。在国会压力下，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4）。

    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了1.3亿发子弹（10）。

    9月，蒋介石紧急要求购买美国剩余物资中的武器、弹药等，遭到拒绝（11）。

    10月14日，蒋介石向来访的美国议员抱怨：东北的困境是雅尔塔协定造成的，如果国民党被打败，是由于美国没有提供已承诺的援助（2）P147。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定《中美救济协定》,美国以27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12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给国民党政府1800万美元的救助。这都是经济援助。

    12月24日，司徒雷登报告：国民党的军火已缺乏到危险程度（2）P147。

    1948年2月，美国“遏制”战略主要设计人凯南视察日本后，建议用日本取代中国,依靠日本作为亚洲盟友（4）。这是美国亚洲战略的转变，日本由敌国变为盟友，影响至今。

    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强调,对美国来说:“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充其量也只是个二流地区”,“鉴于美国要在更重要的战略地区努力稳定局势,美国的援华计划只能放在次要地位”（1）。

    3月，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给与中共物质援助只是一种可能（2）P153。因此，美国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就需要更强烈的理由，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情报门”。

    3月24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与马歇尔洽谈军援后，在日记写道：“过去30年，我至少与十几个国家的3、40位外交部长谈过话，打过交道，其中包括6位美国国务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11）。如果马歇尔看到这些，肯定会长舒一口气，八上庐山的郁闷终得疏解。

    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1.25亿美元足以引起毛的愤怒，而对蒋却是杯水车薪。许多美国议员认为“这是对一个奄奄一息的政权作出的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是杜鲁门政府转移国会抱怨的一个策略”（12）。

    6月，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美国如获至宝，认为铁托与毛泽东相似，应促使中共走铁托道路。

    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要求改变“对蒋介石承担义务”。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谈话中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于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就是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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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四）

    9月，半年前通过的1.25亿军援仍未到位（11）。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2）P158。

    9月，美国国会通过向中国派“陆海军联合军事顾问团”的议案。该顾问团在1946年2月就已派出，47年11月马歇尔要求该团提供改组军队和后勤等意见，不要接受战略和作战责任（13）。48年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从中国撤出（14）。

    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被运到中国（2）P161。

    12月1日,宋美龄赴华盛顿求援,要求美国政府在3年内给国民党政府30亿美元的援助,被美方拒绝。马歇尔向其表示,她早日回国对中国更有帮助。蒋介石后来说他的夫人在美国遭受了“屈辱”。

    1949年1月22日艾奇逊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濒临崩溃,美国必须从对它的支持中脱身出来,面对国会和报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政府应当把事实公诸于众。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国务院随即成立了班子编辑《美中关系白皮书》。

    2月5日,国民党政权正式“迁都”广州,一再照会美国及其它使馆,要求随其转移。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而由一个领事率少数随员去广州,临时主持美国使馆日常业务。

    2月7日,51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总统要求加强对国民党的援助。艾奇逊说在“尘埃落定以前”,不能看清中国的结局,搪塞了他们的要求（15）。

    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3月4日,艾奇迹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运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后才允许起航（14）。结果，4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军援到了50年还未交完。

    2月17日，中共控制的香港报纸发表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香港地位并无什么危险，英国与美国不同，没有支持中国旧政权，未来香港将继续发挥货物集散交通衔接作用。

    4月20日，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侵入长江镇江段，引起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激烈炮战。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接触,以求建立外交关系。

    尽管发生“紫石英号”事件,英国同中共的接触却在扩大。5月8日，英国开滦矿务局的普瑞奥被召到北平同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举行会谈。5月10日普瑞奥在天津会见了刘少奇（9）。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后，国民党海军对上海实施封锁,切断了上海港同外界的交通。对于国民党的封锁,英美均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中共急于安排从英国所属的开滦矿务局向上海和青岛运送煤炭,担任海上运输的是香港的天祥洋行。香港总督支持这个举动,认为天祥洋行“是能够承担起这个生意的惟一外国商社”。同年7月,天祥洋行包租的一艘英国轮船和一艘希腊商船离开香港驶往秦皇岛,从那里装煤运往上海。7月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逃出了长江,该舰之所以能够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连闯江阴、吴淞口等要塞,驶出由解放军严密控制的长江,完全是中共中央军委下令“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的结果。从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共发生了16起国民党海空军侵扰英国商船的事件。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甚至威胁要轰炸停泊在共产党控制的港口内的英国商船。为此,英国向长江口外海派驻了两艘护卫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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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五


    6月24日,诺兰发表了一封由16名共和党与5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表示他们“对政府可能考虑承认中共政权一事极为关注”。声称“共产党控制中国意味着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后否定,意味着中国人民真正失去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6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一些中共领导人愿意跟他见面。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2）P175。

    7月1日，艾奇逊为缓和国会的情绪,保证在做出任何有关承认中共政权的决定前同参院外委会磋商，这违背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同一天下午,杜鲁门和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如若司徒访问北平,“将为国会对杜鲁门中国政策已经十分猛烈的攻击火上浇油”(15)。

    7月,蒋介石秘密访问菲律宾,与菲总统基里诺会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远东国家应成立联盟,在反击共产主义威胁中互相支持,并召开有关国家预备会议。蒋方放出空气说,美国对这一倡议是支持的。对此美国急忙辟谣,美国认为,亚洲与欧洲情况不同,不宜成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组织。美国国务院人士告诉菲律宾、南朝鲜,应多与印度联系而不要联系中国国民党。这样,蒋介石的企图失败了（14）。

    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自从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给国民党中国的援助总数达20亿美元。”此外,还有三种十分重要的援助形式无法以美元来计算。这就是:“驻华美军总部在帮助运送蒋介石军队至反共前线和遣送日军方面所提供的援助,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为蒋介石占领重要区和控制重要交通线上所给予的援助以及驻华美军顾问团所提供的援助。”

    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15）。

    8月，美国发表《中国白皮书》，指出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美国已经尽力了。

    9月,联大开会,蒋介石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控告苏联,指责苏联违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表示“原则上”支持控告苏联,但要有足够的证据,而至今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证据。美国与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提出一项对案，阻止就国民党提出的议案进行讨论（14）。

    10月，美国商船冲破国民党军队海上封锁线,向大陆运送货物,导致国民党军队击伤美国商船“飞云号”及迫使其它两艘美船返航。为此,艾奇逊提出抗议,宣布美国不承认封锁为合法性行动。

    12月,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宣告在台北开张,美国使馆也迁台,不过不派大使,而由一等秘书主持。直到次年6月,美国未向蒋政权派出高级外交官,对蒋政权的文书往来拒绝用照会名义,而用备忘录形式（14）。

    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外各使团及美国之音和其它机构发出一份关于台湾的“报道政策文件”。文件提议应尽量贬低台湾的重要性,以便在台湾“失陷”时将美国威望的损失降至最低（15）。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宣布美国无意“于此时”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在目前形势下”进行军事干预,且不会向台湾提供物资或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

    1月6日，英国通知中国：英国政府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英国的举动影响重大，十天内锡兰、挪威、丹麦、阿富汗、芬兰、瑞典和瑞士政府相继承认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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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六）

    1月10日，苏联提出驱逐联合国的国民党代表。美国投票反对，但又声明，这不是行使否决权，美国将接受安理会多数的决定（16）。美国代表接到国务院的指示是如果再次投票，就弃权（2）P185。

    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美国正式将台湾划在防线之外。美国政府在此时将朝鲜划在远东防御圈外，旨在暗示中国政府美国不会在你周边地区部署力量威胁你的安全（17）。

    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再次激起国会的抨击。塔夫脱指责国务院已被“左翼集团控制,他们显然想除掉蒋,并情愿使中国落入共党分子之手”。布里杰斯要求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诺兰则要求艾奇逊辞职。

    1950年1月14日,北京军管会收回美国兵营地产,包括领事馆房产。艾奇逊表示大部分房产可以征用，但是保留一处作为办公用。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如其所愿，美国人只好束装回国（16）。

    美国国会议员们找到了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口实。诺兰宣称,共产党夺占美国在北京的财产一事,突出地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并提议“对此事件负责的人向总统提出辞呈”。布里杰斯断言:“如果我们的负责官员不改换我们的政策,那就到了改换我们的官员的时候了。”

    1月18日，艾奇逊说夺占地产一事,使人们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不要美国承认(15)。

    1月19日,当国务院将1 5亿美元经济援助韩国的计划提交国会讨论时,众议院的一群共和党人士便将对政府政策的不满集中发泄在这项法案上,称在缺乏一项健全的、对远东的全面方案的情况下,对韩国的经援等于把钱扔进“老鼠洞”,丢掉中国使韩国无法防守。加州的杰克逊质问道:“这是一种什么远东政策,要把经援给跟我国国防不相干的韩国,而同时却拒绝援助福摩萨的要求?”他认为韩国“是一个没有船队的敦刻尔克,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死胡同”,而“福摩萨基本上是一条防线上的一个点。这条防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冲绳,这些对美国国防全都是必不可少的和性命攸关的”。“众院共和党议员们选择了丢掉韩国的风险以拯救福摩萨。”他们与其它反对杜鲁门援外政策的共和党议员以及南方的民主党议员联合,在众院以一票之差否决了援韩法案。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一项命名为《1950年远东经济援助法》的新法案诞生了。新的援韩法被附加上一项条款,即把援华法剩余经援的最后支用期限,从1950年2月15日延长到6月30日。2月9日,新法案在众院以240对134票通过,第二天,参院以口头表决通过(15)。

    按照国会的决议，美国与台湾换文延长“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但实际上美国已经停止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8）。美国政府统计，二战后给与国民党的美援（经援和军援）是30亿美元，中共统计是44亿美元（4）。

    2月，杜鲁门会见菲律宾总统时说：不认为中共占有台湾是对菲律宾的威胁（2）P186。

    2月9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发表演说,指责国务院内“充斥着共产党人”。

    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至此“尘埃落定”，美国使尽手段，希望中共成为铁托，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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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七）

    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了81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外交人员,如约翰•谢伟思、菲利普•杰赛普、欧文•拉铁摩尔等人均先后遭到了麦卡锡的指控和迫害。

    3月28日, 为了取悦共和党人,实现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艾奇逊在人事方面作出了两项让步:起用不受麦卡锡攻击的腊斯克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聘请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杜勒斯为国务院对日和约问题特别顾问。腊斯克上任伊始,就开始将国务院的对台政策改变为挽救国民党的政策。

    3月30日,麦卡锡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说时断言:“并不是像艾奇逊、拉铁摩尔、杰赛普和汉森所竭力主张的那样，是毛领导下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征服了中国。而是苏俄征服了中国,征服者的一支重要同盟军就是国务院内的这一小撮左翼分子。”

    美国曾把远东排在需要遏制苏联的地区中的最末一位，理由是该地区的广袤和经济落后将使苏联无法有效地控制和实现有战略意义的政策目标，也无法利用该地区向别处进一步施加影响。现实并没有按照美国的预计发展。在中苏商定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建议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应有个分工，苏联现在需要考虑东欧各国的许多事，中国将帮助提供越南需要的物资。1950年4月,越南的两个团到云南、一个团到广西接受武器装备。中国也紧急运送武器到越南（19）。

    尝到了失去中国的苦果后，面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政策。

    4月7日,长达50多页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纲领》出笼。报告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是反共的，其生存对美国都是至关紧要的,在受到致命威胁时都应得到美国的保护。“自由世界在世界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是在各处的失败”（17）。这份报告标志美国转变了对外政策。

    5月18日,杜勒斯给艾奇逊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宣布台湾中立化,即不允许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也不允许国民党进攻大陆。5月30日,副国务卿腊斯克说:“世界舆论和美国舆论对于美国在远东没有直率的行动普遍表示不满,台湾是一个可以划线的地方,对于共产主义的继续扩张来说,如果它战略上不重要,那么政策上是重要的。”这些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发生变化（20）。

    在这样的氛围下，杜鲁门政府已经没有勇气再显示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反而急需重塑斗士形象，从而缓解所承受的国内政治压力。政策已经改变，现在需要时机来现实改变。

    机会来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行政当局迅速改变了不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政策,第二天，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国又开始对国民党政权全面承担义务,用武力支持蒋介石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也改变了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国民党的说法。

    朝鲜战争前的50年3月，杜鲁门说：远东的不幸局面是腐败的中国政府带来的后果，给我们造成许多困难，我找不出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

    朝鲜战争后的53年，杜鲁门说：如果我们有运输能力和部队，我们可以制止他们在朝鲜和满洲做的事。但是没有运输能力，蒋介石的部队在华南，只能走海路（2）P192。

    54年，马歇尔说：最为困难的政治后果之一是由于中国政府未能获得他想要的军事物资而造成的，责任落到美国政府头上。实际情况是储备已降至最低限度，无钱去买，制造也被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