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9.18事变提前6天知晓特召见张学良面授机宜

Jinan90

9.18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态度　ＺＴ


    1931年

    6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立法院讲话：“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

    7月蒋给张学良电：“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 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在这期间，蒋介石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 ”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

    9月12日，南京政府指示张学良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 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蒋介石给张学良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

    9月22日，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张学良下的是军令，直白显露；蒋介石说的是政治辞令，婉转动听====但实质是一样的：“不准抵抗”！真相就是如此。

    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尽管后来张学良又说9.18事变发生后“不抵抗”命令并非蒋所下。但从蒋介石在9.18前后的言论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看，蒋介石至少已经默认并在实际上追认了这个命令。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ysc

elaine

            
老蔣和張學良之間的恩怨,
似乎只有在基督信仰中化解了,
當老蔣逝世後, 小蔣執政,不再軟禁張,
有時張學良先生也到我們的教會(台北懷恩堂)主日祟拜.
真的感觸良多啊.....

任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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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張學良自己的回忆录，老蒋没有让他不放一枪让出东三省？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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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任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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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一会把那抗日内幕的帖子找出来。

任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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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有某些人出于党派的偏见，竭力为蒋在九一八之后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但由于立论错误，所以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公平的说，过去大陆对蒋的宣传过于漫画化，或者说妖魔化，这当然是不客观的。虽然说蒋的综合军政才能不如毛泽东，但在同时代人中也属佼佼者，否则也无法解释他能打败各路强豪，大致统一中国的事实。另外，蒋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这一点无须否认，但前提是他手中的独裁权力不能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位的；其次，在家与国的关系上，家族利益重于国家利益，排第二位；国家利益排在第三位，百姓利益则只排在第四位。所以，以反妖魔化为名，走另一个极端，神化蒋介石，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予以廉价的喝彩和辩护，则是很荒谬的。
下面，只就蒋的不抵抗政策，驳斥一些人的荒谬论点。
九一八事变后，蒋采取不抵抗政策绝对是错误的。
为蒋辩护的人认为，蒋当时只能采取不抵抗政策，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太弱，无法与日本人抗衡。如果暂时不抵抗，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休养生息，待中国国力发展了，再与日本抗衡，收复国土。我想请问这些人：中国经济在发展，难道日本人就在谁大觉吗？如果按照中日双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体制判断，哪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会更快？把资源丰富的东三省送给日本，对工业发达、同时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是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还是在促退？这个答案不是很简单吗？对于当时经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来说，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黄金十年”还好意思提？
有些人认为中国当时抵抗就会亡国，真的必然如此吗？当然不会。中国固然是个弱国，但不是小国，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又是正义的一方，而日本恰恰相反，这就决定日本尽管会猖獗一时，但经不起持久战，最终必将失败。中国历史上固然有多次亡国的经历，但这不是抵抗的结果，恰恰是不抵抗造成的。抵抗能凝聚民心，不抵抗只能使民心涣散，国势更弱、力主投降者更猖獗。
31年与37年，就中国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虽然说这几年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但与日本同时期的发展相比，也许距离反而拉得更大。而且东三省被占领的时间越长，占领者的统治越巩固。往远处说，清朝末年，如果中国的政治没有那么腐败，当时就狠狠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让它得不到高丽和台湾，就凭它那几个小岛，能成多大气候？就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使得日本攫取了高丽和台湾，扩大了它的疆域，增加了它的人口、资源，使得它越发如虎添翼，更增加了它对外侵略的资本和能量。前车之鉴、后车之复，养痈成患、反噬己身，给狼喂肉，越喂越强，敌人越强、自己越弱，这又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有人为蒋攘外安内的政策辩护，认为只有消灭了红军，安定了内部，才能一致对外。这种说法同样占不住脚。首先，红军是那么容易消灭的吗？红军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两极分化，少数人攫取大部分国家财富，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受三座大山压迫，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地位，不造反、不革命行吗？官逼民反，民焉得不反？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甚至继续深化，代表着广大工农利益的红军就不可能消灭！其次，在外敌入侵、民族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仍然动用本来就积贫积弱的国力资源坚持打内战，自相残杀，这是在增强国力还是在消耗国力？我想任何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吧。蒋作为国家元首，如果当时能带领国人抗击外敌入侵，红军只会支持而不会掣肘，必然形成全民抗日的局面。理由有二：第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中国抗日会减轻苏联压力，日俄又是夙敌，斯大林必然支持。第二，八年抗战中的事实证明，大量投降日寇当汉奸、为日寇分忧解愁的恰恰是国民党的高官和军队，而不是共产党军队，是他们延缓了抗战胜利的进程。至于有人污蔑抗战时共产党不抗日，光和国民党搞摩擦、抢地盘，回答这个问题更简单。第一，共产党到大后方搞摩擦抢地盘了吗？没有。共产党只在华北华东抢地盘，但那是从日本人和汉奸手中抢地盘，因为国军都跑了，不让共军占难道让日本人占心里才塌实？第二，如果不是共军在敌后占了那么多地盘，游击战兼运动战，牵制了大量日军，让这些日军再一直追下去，蒋委员长及国府能在重庆呆得那么舒畅吗？
结论是：如果九一八坚持抵抗，不是示弱而是示强，形势不会象后来那么严峻，东三省不会那么轻易丢掉，日本人未必敢那么肆意欺凌中国，因为面对一个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大国，他自己也未必就敢轻易开展全面战争。即使日人丧心病狂，全面开战，最坏的也不过国民政府早几年西迁重庆而已。
最后，对蒋在治国方面作一综合评价：如果按封建时代的标准衡量，还行，不算昏君，但也不算明君；如果按民主政治时代的标准衡量，较差；如果说他是民族英雄，荒谬。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张学良说：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