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西方来华传教士一个公道

ice_tea

李亚丁



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这三十多年间，中国大陆对西方传教运动和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与评价基本上只有一个声音，即“传教运动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此，西方传教士们都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所以他们的成份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所带来的基督教也成了 “麻醉中国人民的鸦片。”总之，对传教士和传教运动一笔抹杀，全盘否定。当然，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

    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许多研究领域的禁区被打破，在宗教研究上，大陆学术界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鸦片论”已不再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研究的主调，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与评价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虽然对于这一专题的研究已不再被视为“禁区，”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比较敏感，所以研究成果远远落后于海外学者对这一专题的探讨，总的倾向仍然是宁左勿右。否定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作品仍然比较容易出版，而那些持肯定态度或从正面评价的文章和书籍则不多见。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的观点和倾向就很有代表性。但毕竟也有象贵州张坦先生的《“窄门” 前的石门坎》这样的几乎完全是从正面肯定西方传教士的著作问世，可惜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多。

    对大陆基督教界而言，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封闭的、不容探讨的“禁区，”仍然只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几乎与五十年代的声音无异，“帝国主义传教运动、”“帝国主义传教士”不绝于耳。如果有人敢于为传教士说一句好话，哪怕是一句公道话，也很容易被冠以“不爱国，”“为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翻案，”“为传教士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被定性了，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



    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基督教会史的教学与研究，早就听说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宣教的史料。因此自己有个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到那里作一些专题研究。1998年8月，终于如愿以偿，到耶鲁进行为期一年的搜集史料与研究工作。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笔者潜心埋首于耶鲁图书馆，把所有关于西方对华宣教的Special Collections里边的资料和大量图片浏览查阅了一遍。资料性的东西很多、包括十九、二十世纪传教士个人的信件、日记、差会报告、书籍和文章。最直观、令我惊讶、震动、印象最深的是传教士留下来的大量的自晚清时期至1949年前的历史性照片、图片。他们把历史的一瞬间定格在一张张胶纸上，从而展现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其题材、内容相当丰富广泛，有自然风貌，民俗民情，有封建礼教及陋俗，包括女人的小脚及长杆旱烟袋；有差会兴办的医院、学校及各项事业；有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乱、饥荒、轰炸的场面；南京大屠杀的一组组照片最为触目惊心。人物照片中包括封建统治者、军阀、贫苦农民、乞丐、难民、学生及传教士个人和家庭的照片。

    这些传教士的照片、日记及信件把我带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让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照片多为黑灰色，彼情彼景真是满目疮痍，遍地饿殍。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科技先进、发达，一跃成为世界列强。而中国经历几百年的清朝统治则由盛转衰，跌为贫穷、落后、赢弱之国。西方列强为寻求市场，硬是凭船坚炮利，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西国的舰船在中国领海及内河游弋。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无力捍卫疆土，保护人民。民国时期，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地盘，和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利用，不惜卖国求荣，不顾百姓死活，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搞得百孔千疮，四分五裂，民不聊生。



    基督教传教运动作为一个群体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活跃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要撰写中国基督教史对于这一运动不能不写，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而且这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浓重的一笔，不仅仅要审视、评价它，而且要力求充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不能象一个小说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意杜撰，而必须要根据史实，充分说理，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信服。

    评价这一历史现象，是否应当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把传教运动和传教士个人区分开来。中国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现在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越来越趋于客观、真实，这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对于传教士和传教运动也不应该视为禁区或“敏感地带”，而应该以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勇敢的精神去研究、评价它。

    比如说，以简单、武断、“一刀切”的态度说传教运动就是帝国主义运动，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这种提法就是不科学、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是难以站得住脚，难以令人信服的。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时期，正值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期，这是基督教的不幸，从而置基督教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于“斩不断，理还乱”之中。特别是个别传教士染指于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基督教又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来进行传播和发展的，这更增强了人们“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至少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这一看法。某些传教士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某些传教士以其西方优越感，鄙视中国文化，看不起中国人；某些传教士为虎作伥，袒护教民，特别是那些混入教会中的不良分子，欺压邻里；也有些传教士本身素质不高，表现得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也几乎是海内外学者所一致接受和公认的，在这点上有许多反省和检讨见诸于刊物和报端。

基督教传教运动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处在当时那种大的历史背景中，有意或无意，情愿或不情愿地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扯上关系，那是历史的悲剧。但作为对传教士个人的评价就要因人因事而论了。坏的就是要揭露、批判，因历史是无情的；好的就是要肯定、颂扬，因历史是公正的。传教士中有没有帝国主义分子？有，肯定有，但极少。有无不良分子？回答也是肯定的，因基督教各差会所派之人选并非个顶个优秀，难免良莠不齐。但这等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教士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而来中国，或以直接的方式传福音，设教堂；或以间接方式办医院、兴教育，或服务于其它慈善事业。若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有的传教士是双重的，有功也有过，问题是应该几几开，如李提摩太就是一例。所以我们切忌以偏概全，以管窥豹。不应该因为出了几个帝国主义传教士就说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把传教运动冠以“帝国主义传教运动”。邓小平于七十年代末复出之际就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对自己也是几几开。我想不妨对传教士和传教运动的评价也应如此，这样比较合理，也容易被人理解、接受。

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从另一方面也让我看到许多各个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确实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的好事，是我们不应当忘怀的。许多西方传教士甘愿抛弃西方的优越生活与工作，携妻带女，来到中国偏远、贫苦的山区、农村，进到那些愚昧、落后、贫穷的人中间，把毕生的精力与爱奉献给那些看上去并不可爱的中国农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死后也埋在荒山野岭的一掊黄土之中。他们不仅传福音给人们，也为他们医病，教孩子读书识字，反对妇女缠足，故有“天足会”之诞生；他们极力反对人们吸食鸦片，成立戒毒所；救助那些不幸沦为娼妓的女子脱离淫窟。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兴办的教会大学，其教育体制，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令人叹为观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方面的人才。对这一点，一定有人会说：且慢，这些教会大学还不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是的，不错，这是事实。因1900年被西方称为“拳乱”的义和团运动，许多西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丧生；许多教堂、教会学校变为废墟瓦砾。西方列强借机组成“八国联军”，来中国“征讨”，迫使清政府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白银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用此赔款来华兴办教育呢？原因是遭到了全美国教会的反对，硬是迫使美国政府不接受此项赔款，而全部用来在华兴办学校。不仅如此，美国教会用来办学的捐款数字远远多于“庚子赔款”。以山东乐道院为例：当时乐道院从赔款中获拨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两，而美国长老会教会在其本国募捐了三万多两；匹兹堡教会信徒捐助了两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狄考文本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也全部投了进去。狄考文夫妇俩一生无子女，他们省吃俭用，把自己所有的薪俸用来办学。狄考文的妹妹也把她父母的遗产都变卖了，并在美国信徒中募捐，来维持狄考文所办“文会馆”的日常开支和学生费用。文会馆即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这一串串的数字，无非要说明对历史问题及人物要力求客观、公正，事实往往不象1＋1＝2那么简单。也许有人会说传教士们是猫哭老鼠假慈悲。无论如何看法，事实可鉴：美国教会与其政府是有区别的。记得，中国政府向来强调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的，即便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年代中也是如此。美国传教士也是美国人民中的一员，是否因他来华传教，不管他做了什么事，即便是好事，他也必定要戴 “帝国主义分子”的帽子呢？我们看问题总不该持双重标准吧。

    有人说，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洋奴”，事实也并非如此，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投身中国革命的大有人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科学家及专门人才是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功不可没。



    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传教士 Miss. Fanny P. Brown是宋庆龄的密友。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着宋庆龄写给她的从1926－1945年间的亲笔信，并且有宋庆龄签名的她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片和个人照片。从她们的来往信函中可知他们之间的关系情同姐妹，在宋庆龄组建“保卫中国同盟” （The China Defense League），从事反帝救亡活动时，Miss. Brown是她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美国为她捐款捐物，奔走呼号。象这样对中国革命大有贡献的人，我们能把她和帝国主义传教士一视同仁吗？



    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接着对南京人民进行疯狂残暴的血腥屠杀。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27位，其中15位是来自美国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他们不顾美国使馆要求美侨撤离的警告，甘愿留在南京，并且自发成立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内设立了安全区，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保护救助难民及伤员。这个占当时南京城八分之一的安全区，成了唯一可以为南京人民提供保护的地方，据统计有20多万人受到他们的保护，免遭杀戮奸淫。战后他们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他们许多珍贵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手稿、照片被保留下来，成为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他们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勇敢作证，并著书立说向全世界昭示这一史实真相。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一个基督徒的良心。他们的壮行义举孰可敬佩，可歌可泣，比之反映二战时期一位德国商人为保护犹太人，并为此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的影片《辛德勒名单》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几十年来，他们默默无闻，非但未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半点回报，反倒担着“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骂名。应该吗？只因为他们是传教士吗？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知恩图报美德的民族，我们不能忘恩，更不应恩将仇报。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救命恩人。象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请他们来中国，来南京，当面向他们致谢，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也不为过。只可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事迹、精神值得万古传颂。



    还有，英国传教士李修善，杨各非等人曾亲自在英国出席作证，力陈鸦片危害，反对向中国输入鸦片。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中国从事教育翻译工作三十余年，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上有很大的贡献。离华后仍深情地眷恋着中国，命他的儿子再来上海，建立盲人学校。还有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几十年中，救治了几十万人的疾病和生命……。



    之所以提写这些，是希望能全面、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传教运动和传教士，思想要解放一些。在评价时不搞一刀切，要有所区别。坏的方面一定要批判、揭露，好的方面就是要肯定、颂扬。对待那些在海内外大有影响，且较为正面的传教士如戴德生(Hudson Taylor)，被称为“苗族之父”的柏格理(Samual Pollard)；“山东苹果葡萄之父”的倪维思(John L. Nevius)，以及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有贡献，对中国人民有恩德的传教士个人，就应当给予肯定。即便对那些较有争议，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传教士，也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如司徒雷登，不能因他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因毛泽东骂了他，就全盘抹杀他先前所作的许多好的事情。五四运动时，司徒雷登同情、保护学生，赞扬学生运动是这个动乱国家中的希望。五卅运动时，他公开发表文章对燕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予以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在美国公开发表讲话，为学生的爱国行动辩护。他也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秘密掩护爱国师生前往国统区参加抗日。他被任命为美国大使时，受到当时国共两党的欢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曾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博士极为尊敬”。他不曾想自己后来深深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我们是否可以把他个人的角色融入到整个历史的大舞台中去看，个人的命运往往非个人所能够左右的，甚至注定以悲剧收场。站在这种观点上，对人是否可宽容些，不苛求于古人。历史是无情的，但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却是应该多些人情味的。我们评价中国历史人物时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没有因岳飞晚期镇压杨么农民起义；林则徐晚期新疆戍边而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甚至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评价不是越来越客观，越具人情味了吗？



近年来，海外华人学术界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可谓红红火火，研讨会一次次地开，论文专集一本本地出，但大陆学者、特别是基督教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却成果寥寥（恕我直言）。海外华人学者似乎颇为“理解”地说：“大陆学者因某种政治因素而在教会史研究方面少有建树”。而有些大陆同仁们对此也往往两手一摊，表现出一脸的无奈。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因循守旧，不能老是固定在一个框子里，永远是一个腔调，五十年代怎么唱，如今仍怎么唱。更不能把自己关起来，孤立起来，使我们的研究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格格不入，如果我们思想能更开放些，更客观、更实事求是些，我们与海外学者就会有更多的共同点，有更多的合作基础，交更多的朋友。当然我们这样做并非是讨好，迎合，而完全是一种学术交流，乃至实力的较量与碰撞。这样的朋友才更知心、恒久、令人佩服。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基督教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与前些年相比确已开放、活跃许多，别的不说，在对“教会大学”这个专题研究上，已颇有建树和突破，甚至出现一种“教会大学热”。许多大学的学者，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苏州大学的张梦白教授，福建师大的高时良教授，以及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的馆长万仁元等，同香港、耶鲁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合作，五年之内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耶鲁等地召开五次“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集专论专著，内容资料非常丰富，思想相当活跃、开放。他们还要联合编制“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史料联合目录”。他们要使“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或是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的整理跳出编制校史狭窄的范围，而是把它置于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包括冲突、碰撞）的大环境中，研究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等”（万仁元语）。章开沅教授也说：“我们是把教会大学史作为文化史、教育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部分来作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我想他们的研究与治学态度与勇气值得我们欣赏、借鉴。



    总之，依我之见，对传教士和传教运动做出公正的评价，有利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有利于与海内外、教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形象；也能够服众，得人心，即使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教会不仅仅对传教运动和传教士，对许多历史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作出公正、合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结论。否则永远是缩手缩脚，迈不开步子。试想，若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中国能够迈出改革开放那历史的一步吗？能够有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吗？但遗憾的是，在国内“三自”教会圈内，有些 “三自”领导人最忌人提出新思想、新见解，一旦有人的思想稍有越“轨”，即被斥为“右倾”，或被视为异己，甚或“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帽子更是轻而易举，信手拈来。所以许多敢想敢干，能想能干的青年人被压制，思想被压抑。会思想，善思考成了很危险的事情。但“万马齐喑究可哀”，此等现象只能说是中国教会的悲哀。盼望那种开放、宽松、自由的学术之风早日吹入中国教会的神学、史学研究等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带来满园的芬芳，才能够结出丰硕的学术之果。

nanosensor

Oh, “八国联军 来中国 征讨" is a good thing And it is good for chinese people! Hehe.... I have nothing to say...... Is this what all Christian' thoughts?

ice_tea

nanosensor 发表于 2011-4-16 16:08
Oh, “八国联军 来中国 征讨" is a good thing And it is good for chinese people! Hehe.... I have nothi ...

你看没看文章啊

CoolMax

ice_tea 发表于 2011-5-9 16:22
你看没看文章啊

说得没错。

nanosensor

CoolMax 发表于 2011-5-9 16:26
说得没错。

We have different view, and I don't think the further discussion can go anywhere!

shoujie

nanosensor 发表于 2011-5-9 21:15
We have different view, and I don't think the further discussion can go anywhere!

你如果没有仔细看那些文字包括那些数字，最好连那些简单的评语都不要说。那些为中国人献身的宣教士将医疗技术、器材，特别是妇产技术以及福音带入中国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医院标志中只有中国的医院是红十字？你查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