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报告称我国1/4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

福多多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即将绘就中国“十二五”发展蓝图。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我国发展中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十个主要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等。这些难题亟待破解。

　　资源环境约束强化：1/4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

　　随着经济总量扩大，我国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带来水质、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衡。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5年和30年。延续当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目前常规能源和重要资源进入高价时代已不可避免，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决定了我国能源资源约束将日益增强。我国70%多的国土不适宜和较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发利用，土地等稀缺资源的约束也将强化。

　　我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森林覆盖率只有18.21%，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东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功能严重退化。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1/4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垃圾不到20%，大量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中”。近几年我国重特大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到发展，而且威胁到人民生存。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撰文表示，“过去讲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现在讲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因此呼吁，必须树立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全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十二五”为数不多的约束性指标中，预计包括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居民消费率8年降低11.1个百分点

　　居民“没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和“有钱不好花”同时并存，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足同时并存，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和经济长期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说，2000年-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4个百分点。1978年-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了9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9.2%，相对于期间G D P累计增长14倍和年均增长9.8%，消费增长明显偏慢。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储蓄率偏高，存在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质量不高、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和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低。

　　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拉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当世界经济动荡、外需萎缩时，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凸显、投资效益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难以避免。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邵善波表示，坚持扩大内需已成为“十二五”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要实现国家提出的“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标，关键要解决一系列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要着力解决好提高居民收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低收入群体达2.7亿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文章分析了我国存在的诸多分配不公现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从1997年-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当前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轻易获得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四是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我国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 .36：1扩大到2009年的3 .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成为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在三次分配机制中，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的合理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保证公平性、合理性。个人所得税存在“逆向调节”：2009年6300多亿元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分配调节功能有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表示，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已被列为“十二五”主要目标之一。加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亿万群众对此翘首以待。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国产手表平均出口价格仅1.3美元

　　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自给率不高，产业体系特别是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

　　统计数据披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上千架民用客机几乎全部来自进口；中国数码相机年消费量超过1000万台，但是市场上95%的数码相机都是国外品牌；中国每年要花费6000亿元从国外进口重大制造设备；我国出口量很大的纺织业平均只能赚取利润5%到6%；中国手表产量占全球80%，但每只手表平均出口价格仅为1.3美元，而一只瑞士表的平均出口价格是我国国产手表的300倍……

　　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说，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自给率不高，产业体系特别是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只能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获取微薄利润，同时还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产业结构还不合理：三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43%

　　产业结构不优是我国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突出表现和长期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带动的局面没有改变，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局面仍未形成。

　　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0497亿元、186481亿元和171005亿元。按此测算，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42.96%。

　　国家发改委报告分析，产业结构不优是我国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突出表现和长期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带动的局面没有改变，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局面仍未形成。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世界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0%，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59.3%，低收入国家为47.5%。我国与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相差20到30个百分点，与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也相差10多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全国仍有3.2亿劳动力靠农业为生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农业和农村仍然是我国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仍有3.2亿劳动力靠农业为生；2004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从6485元扩大到12022元；目前全国近18.3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占2/3以上，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全国2.49亿个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只有7.3亩，农业经营组织化、集约化水平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城市拥有70%的卫生资源、广大农村只拥有30%的卫生资源，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全国还有2/3的农村地区没有开展门诊统筹，2009年新农合筹资水平只有每人每年113元……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撰文表示，“三农”问题事关全局。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农业和农村仍然是我国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区域发展还不协调：全国贫困人口94%集中在中西部

　　我国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差距达67789元。

　　目前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在全国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是“十二五”重大课题。

　　就业总量压力巨大：每年需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

　　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

　　相关部门预测，我国人口2020年将达到14 .5亿。根据人口结构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但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每年只能安排就业岗位12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2011年将有660万名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30万人，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此外，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的大约800万到900万；2亿多农民工还有很多人工作岗位并不稳固。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人均G DP达4000美元后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治理不完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就会加大。

　　我国人均G D P已约4000美元，即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从国际上看，从人均G D P4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只用了约10年时间；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一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多发的“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分析，我国正处在人们思想意识开放多元、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的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新情况、新特点，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仍然高发。

　　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公开表示，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治理不完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就会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原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表示，国家把“社会建设明显加强”列为“十二五”主要目标之一，全面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将有利于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环境。如果国家经济再平稳发展二十年，不仅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创造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长达半个世纪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奇迹。未来五年很关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各项攻坚任务能否突破，小康社会建设能否实质进展，对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有很大的影响。

　　体制机制障碍仍多：重点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

　　目前改革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继续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

　　国家发改委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协调、不可持续、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既有旧体制遗留问题，又有新体制发育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改革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继续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表示，推进医改和教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促进教育公平和推进素质教育，创新办学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只有加大改革力度，才能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事业。

　　专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向“深水区”推进。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大部制改革如何坚定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等体制如何探索，行政问责制如何加强，政企如何进一步分开，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完善，一系列问题都待“十二五”交出答卷。

　　观点

　　代表委员：央企“红利”要更多直接造福国民

　　央企向国家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即“红利”太少，一直广受诟病。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十二五”时期要从“国强”向“民富”转变，要让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共和国“脊梁”的央企责无旁贷，应该上交更多“红利”直接造福国民。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邵善波表示，近年来，内地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逐年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则呈快速上升趋势。根据国资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净资产9.5万亿，净利润8489.8亿元。央企多交“红利”，有利于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为合理。

　　而实际情况是，央企上交的“红利”一直太少。媒体报道，从2006年开始，央企向国家上交的“红利”累计只有1371亿元。国资委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央企利润总额约1.13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621亿元，但测算的国有资本收益仅600亿出头，2009年国有资本收益更只有315亿元。央企上交“红利”的比例也一直畸低，2011年开始提高了相关比例，最高的上交比例也只有15%。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国家京剧院表演艺术家邓敏认为，央企凭得天独厚的优势赚了很多钱，有些垄断企业无疑存在暴利，这些利润如果都只是拿去央企自己发展，拿去让央企职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这对国民是不公平的，老百姓会觉得你央企不仅对我毫无好处，还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央企是全民所有，央企发展的成果也理应更多让全民共享。

　　一些代表委员呼吁，央企应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向国家上交更多“红利”。这些“红利”虽然不能直接发给老百姓，但可以更多地直接用于改善民生。“十二五”时期国家要努力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大幅增加民生投入，央企多交的“红利”可以为此提供更有力的财政保障。

　　在央企上交“红利”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增强透明度。每家央企每年赚了多少钱、上交了多少“红利”、上交的“红利”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给公众“晒一晒”，给老百姓一本明白账。央企实实在在多交“红利”造福百姓了，也好让老百姓对央企的贡献看得见摸得着。央企也可在社会监督之下，不去盲目投资铺摊子，不去大手大脚乱花钱，一些不合理的高福利高待遇也可调低一点，更好地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