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日本海军和纳粹德国的合作》

源济

日本海军和纳粹德国的合作（上）
俞天任 @ 2008-6-16 11:28

日本陆军从师于德国，采用德国军制，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也采用德国式教育体制，是在德国顾问的亲手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日本海军则是在英国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和粗鲁野蛮的条顿人比起来，英国人更像些绅士，所以日本海军的形象一直也不是很坏。离开了英国人有形无形的帮助，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能不能取得胜利是一个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不敢否认的现实。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就出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在传统上应该亲英美的日本海军在明知军备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和英美相比都相差太远的情况下要选择和英美开战而不是寻找和平。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解释是，因为日本陆军传统的亲德情结而错误地高估了纳粹德国的能力，赶着要搭乘胜利者的便车，从而拒绝美国提出的从中国大陆撤军要求。而海军则是在反对陆军无效以后而不得不在分裂日本，发生内战和赌一把与英美开战，死中求活，争取一个更好的和谈条件这两者之间选取了一个后者。所以日本海军的本意是爱好和平的，只是被动地被陆军拖进了那场战争，战争的主要责任是在日本陆军。

历史真的是这样？

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日本陆军确实受德国影响很深，但这种影响基本上还是思想上和思维方法上的，实际在军事技术和军工技术上和德国的交流并不是十分频繁。这主要是日本陆军历来的轻视武器装备的传统再加上日本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时武器装备的因素确实不起决定作用这点决定的。

相反，和人们猜想的相反，日本海军和德国的联系合作却很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说日本海军的倾向是逐渐开始“亲德”并不夸大，这才能解释日本陆军为什么能够说服日本海军最后上纳粹的贼船的事实。

在日俄战争以后的1907年由后来做过总理大臣，当时参谋本部的田中义一中佐和海军省的财部彪大佐主持制定的“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里面是这样阐述日本的国防方针的：“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敌了。

以美国作为假想敌决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在日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日英同盟这时就开始机能失常了。1910年日本派出了以曾任参谋总长的小松宫彰仁亲王的弟弟，后任海军大将，死后名列元帅府的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带领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这两员陆海军大将为随员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之所以派出级别如此之高的代表团除了对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的重视之外，就是对日英同盟的重视。当时距离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满期还有5年，但是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的谈判。英国人提出要在条约中增加免除对第三国交战义务的条款，具体地说就是“在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决不和美国开战”，虽然日本人很不愿意，但最后在1911年7月13日签署的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的第四条中明文写上了“在和第三国签署了仲裁审判条约以后，即告免除和该第三国的交战义务”。

1912年3月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英美之间签署的仲裁审判条约，期限十年，当天起生效。满期时如双方均无异议则自动延期一年。

这样在日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无法指望英国的支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阵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除了乘欧洲列强在欧洲大陆混战无暇东顾的机会，乘火打劫把德国在太平洋的权益范围一股脑儿全部收罗了来以外，还派出了最终兵力包括装甲巡洋舰“出云”，“日进”，巡洋舰“明石”和其他12艘驱逐舰的第二特务舰队远征印度洋，地中海，配合协约国海军作战。注意到了德国在火炮，飞机和潜水艇等技术上领先于英法这一事实。战后作为战利品分给日本的7艘德国潜水艇使日本的潜水艇建造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1919年7月，日本海军派出了以在大战中在印度洋上和英国海军协同作战的加藤宽治海军少将为团长，包括各方面专家的调查团赴德调查海军技术。调查延续了整整一年，代表团回国是第二年的6月。当时的协约国对德国潜水艇技术还心怀恐怖，成立了一个“休战监视委员会”，后来改为国际联盟媾和条约实施委员会来专门监视各项德国军工技术的转移和交易。但当时的德国海军当局和一般德国人出于对英法的憎恶而主动地对日本开放各种机密，比如巴黎媾和协定（凡尔赛条约）所禁止德国拥有的2200吨级潜水艇（U142号艇）的柴油发动机和二次电池的实物就由三菱造船偷运回了日本。

当时英美法等国对日本和德国之间的这种交易有所察觉，抱有很大疑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德日之间还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德国海军大臣特罗达中将（Adolf von Trotha，日德兰海战时的德国公海舰队参谋长）和加藤宽治之间秘密签有一份一开始是“个人合同”文字的备忘录，主要内容为三点：

1．  德国潜水艇图纸全部交给日本。

2． 德国向日本派遣两名已经编入预备役的潜水艇军官。

3． 日本在德国技术上所作改善，在德国能够采用的时候全部交还德国。

当时的日本海军大臣是另外一个加藤，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听了调查团的原敢二郎中佐的报告后吓得魂飞天外，虽然写明了“个人合同”这几个字，但实质上就是一种德日海军协定，立即命令驻法海军武官大角岑生大佐和驻英海军武官饭田久恒处理此事，一定要销毁这份备忘录。处理这件事花了将近一年，总算把那份让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的东西从德国人要回来销毁了，但是想把加藤宽治编入预备役的想法却没有能够实现。

这个“下克上”的加藤宽治不但没有被编入预备役，还一直升到军令部长，海军大将，甚至还有一阵差点名列元帅。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的时候已经晋升为中将的加藤宽治作为首席随员和首席代表加藤友三郎大将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日后日本海军“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由来。

加藤宽治为什么能够如此飞扬跋扈？这是因为实际上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海军就存在了一个实力很强大的德国派，领军人物是山本权兵卫和伏见宫恭博王。这两位代表性的日本海军军人在英国式的日本海军中是受德国式教育出来的。

被尊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这位海军兵学校第二期毕业生，甲午战争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日俄战争时的海军大臣，第16和第22届内阁总理大臣在海兵毕业两年后的1876年到1878年在德国装甲巡洋舰“维奈塔”（Vineta）上实习了两年，这两年对山本权兵卫影响很大。晚年的山本权兵卫曾经在回忆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时说：“我最尊敬的两个人是日本人西乡隆盛和德国人蒙特伯爵”，蒙特伯爵是当时“维奈塔”的舰长。

伏见宫恭博王是个皇族，怎么个皇族呢，他老爹伏见宫贞爱亲王是明知天皇的老爹孝明天皇的养子。孝明天皇的长子夭折，就剩了明知一个，怕养不活，养了四个养子。后来从1931年到1940年做到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仁亲王也是孝明天皇的养子。就是说恭博王和大正天皇平辈，是昭和天皇的长辈。

恭博王是海兵16期的，但没毕业，1889年刚进校就退了学。退学的目的是去不来梅的德国海军学院（Marineoperationsschule Bremerhaven）留学，后来在德国一呆就是五年，海军学院毕业后在德国海军实习，最后在海军大学（Marineschule Mürwik）毕业才回日本参加日俄战争，在陆海军中都很少见的完全受德国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

不能说恭博王后来亲德的原因只是受了德国式教育，其实恭博王在德国的时间正好是德日关系最紧张，德俄关系最亲密的威廉二世年代。甲午战争后，德国和法国，俄罗斯一起联合干涉，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日俄战争时，又是德国公司自始自终在为远航远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提供燃料。按正常逻辑推理，日本人不应该亲德。可是由于两国在国际上的特殊位置，都属于后起的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使得日本人很自然地觉得德国很可亲。

源济

日本海军和纳粹德国的合作（下）

俞天任 @ 2008-6-17

1914年的“西门子事件”使得日本海军在订购装备时接受大量回扣的丑闻曝光，成立两个月不到的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山本权兵卫内阁如果不倒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不是肯定会站在协约国一边向德国奥匈帝国的同盟国开战到现在还是历史学家怀疑的问题。

博公王回国后一直在海军核心机关担任要职，尤其是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达8年之久，在担任军令总长之前，博恭王还是日德友好协会会长。

日本海军和德国的接近，除了领导人的亲德倾向之外，周边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在日俄战争大获全胜，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在1921年日英同盟被废弃以后，日本海军无法继续得到英国的海军技术，然而被看作是海军落后国家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日本人认为德国海军已经胜过了英国海军，日德兰海战的结果就是证明，如果不是日德兰海战，同盟国的失败会更快一些。而日德兰海战实际上是德国公海舰队战略上的失败这一点在日本人看来只是德国没有海军，海战的经验，日本人自己认为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的经历，已经使日本成为一个海军大国，也是海军战略的发达国家。日本所需要的只是德国海军的技术支持。

这种轻视德国海军的战斗，仅仅重视德国的兵器制造技术的看法其实是很成问题的，这种看法对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和太平洋战争的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日本和德国的海军合作的主要是通过二十年代初日本驻德国的几个武官，像最后做到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大将的野村直邦，后来是大本营参谋的海军少将小岛秀雄等人进行的，这些人在回国后都在海军省军务局，军令部作战部等核心部门工作，实际上就是海军中央政策的实际起草人。日本海军也就是个官僚机构，国策，外交问题就是军务局的中佐大佐们在起草，将军们画个花押就成了。但是到了1930年代后期，军务局，作战部的主要核心人物几乎全是德国回来的了，当时担任军务局长的井上成美在回忆录中说：“关于三国同盟问题，课长以下干部的态度全部是倒向德国的”。

日本从德国引进最主要的是潜水艇技术和航空工业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水艇U潜艇对英美协约国进行的有限制进攻作战和无限制通商切断作战引起了日本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从1920年代前期开始登场的大型潜水艇，由于其续航力的增强而使其成为了日本海军计划中的将来和美国海军主力进行舰队决战以前可以用来进行“渐减邀击作战”，用来弥补日本舰队的劣势地位。

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规定了德国不得研究潜艇，不得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日本乘机招聘了以潜水艇建造行业的第一人德培尔博士为首的大量技术人员，得到了德国的柴油机技术，西门子公司的电动机技术和蓄电池技术，蔡斯公司的潜望镜技术等潜艇建造的关键技术。到太平洋战争时，排水量达6560吨的日本的伊 400型潜水艇的续航距离已经可以达到37500海里以上，同时携带三架特殊攻击机，被称为“潜水航空母舰”。虽然日本潜水艇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除了击沉了“约克顿”号航空母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作为以外，在潜水艇本体建造上日本确实达到了世界水平。

很奇怪的是日本对德国在两次大战时都采用无限制潜艇绞杀战以封锁敌国的通商航道根本没有注意。日本人认为和两次几乎被德国人封锁致死的英国不同，美日间相距太远，而且美国的海岸线太长，靠潜艇战术不可能封锁美国的通商航道，因此在潜艇战略战术中就干脆没有了切断对方通商航道这个做法。更加荒唐的是日本海军也没有把反潜作为驱逐舰的主要作战任务，对反潜根本就没有研究，带来的结果是日本生产的能够长距离航海的潜水艇根本就没有对反潜作战的应付能力。日本潜水艇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壮举也许就是从1942年到1944年前后五次访问德国了。

这种访问除了证明日本潜水艇的续航能力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意义。表面上进行了一些物资交换，但由于潜水艇本身装载量有限，日本提供给德国的云母，锡，钨，生橡胶。鸦片等战略物资也就是杯水车薪，没有多大用处；至于纯氧鱼雷等兵器则仅仅是想法独特，并没有实用价值。而德国回赠的雷达，声纳，爱格玛密码机，喷气式战斗机，V-1火箭，青霉素，钚矿石等要么被美国驱逐舰打到海底（五次远航中只有第二次是顺利返航了的），要么是国内生产已经无法进行，只能看图纸兴叹了。

日本和德国在航空工业上的合作和潜水艇不同，不是两国军队之间直接的往来，而是通过民间商社进行的。当时的日本主要飞机制造厂家都从某特定的德国厂家招聘技术人员，像爱知航空机（现在的爱知机械工业株式会社）从亨克尔(Heinkel)，三菱从容克（Junkers）,川崎从道尼尔 (Dornier) 都招聘了大量技术人员。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斗机离开了三菱公司从容克引进的杜拉铝（duraluminum）就无从谈起。

在日德航空工业合作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斐力德里希·哈克（Friedrich Hack）。此人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时被作为战俘关到福冈的战俘营的，后来因为查清哈克战前曾经担任过满铁的顾问而被释放并且给与了在日本的居留权。战后此人成立了一个“舒茨因·哈克商会”（ Schinzinger & Hack Co），专门负责向日本转让德国技术，日本海军驻柏林办事处的设立过程中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哈克除了做买卖以外，对政治也卷入很深。后来一直导致签订日德联合防共协定的里宾特洛甫——大岛浩谈判一开始就是哈克牵的线，然而后来这个协定里存在着秘密的军事合作条款也是他在无意中泄露给苏联间谍左尔格的。

但是哈克在整个日德合作过程中最早接触的却是另外一个很让人感到意外的人物——山本五十六。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因为其哈佛的学历和驻美武官的经历以及反对和美国开战而有时被误认为“亲美”，其实山本五十六首先是一个日本海军军人，对美国社会的一些好感并不会影响到他对整个日本海军发展战略及寻求支持这种发展战略的力量的努力。

哈克在1934年拜访了作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会议交涉的日本代表在谈判破裂后正准备回国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向山本询问是否愿意和希特勒见面。当时的山本不但谈不上是英美关系的“妥协派”，因为谈判破裂的原因，不如说是和英美开战的积极鼓吹派：“迎头痛击英美已经来日不远，现在紧急中的紧急任务就是实现航空的跃进”。

但是最后在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的反对下还是在山本五十六的访德行程中取消了和希特勒的会面，但还是面会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在山本五十六的直接参与下，亨克尔公司向日本转让了He70的俯冲轰炸机技术，根据这项技术开发的九九式舰上爆击机在后来的奇袭珍珠港作战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日本从德国得到的技术还有“靶船无线操纵技术”，“炮塔自动回转技术”，“炮战指挥装置”，“柴油发动机”，“航空柴油发动机”，“光学兵器”等，在这种与德国的技术交流的过程中，日本海军中舰队派的亲德倾向很自然地得到了肯定和发展。这种本来是德国海军的对英美战略在进入30年代以后渐渐变成了日本海军地对英美战略。

日本海军从亲英美转向亲德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远征地中海上。当时协约国的英美法等国都是殖民主义大国，在心目中对参战的日本舰队很自然地看作一支从落后的东方来的雇佣军队，在任务的分配，给养的补充上都使得日本海军觉得受到了歧视。而德国因为几乎没有殖民统治的经验，在和日本人交往时没有让日本人觉得耻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支特务舰队的中下级军官们返回日本以后在日本海军中形成了一种反英美亲德的势力。

日本和德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合作是在德国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上。1935年3月德国宣布废弃凡尔赛宣言，6月德国和英国达成德国海军保有量为英国海军的35%的英德海军协定。由于德国没有建造航空母舰的经验，一开始是寻找英国的支援，想参考英国航空母舰“暴怒号”，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才转向日本请求日本转让“赤城号”的技术。这是山本五十六和埃里希·雷德尔元帅会谈的半年以后。

日本海军对德国的要求的反应非常积极，立即决定将“赤城号”从设计到训练方法为止的所有机密全部向德国海军公开，这里面“赤城”号的选定是很有意思的。日本海军当时保有的正规航空母舰已经有四艘：凤翔号，赤城号，加贺号和龙骧号。这里面山本五十六最熟悉的就是这艘“赤城号”，山本五十六在海军大佐的时代是“赤城号”的舰长，在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之前山本五十六是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当时的旗舰还是这艘“赤城号”。因为这些因素，一般人们都推测是山本五十六主动向雷德尔元帅推荐的“赤城号”。

“齐柏林伯爵”号1938年12月在什切青（先属波兰）下水以后日本海军负责调整“赤城号”技术交换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最宠爱的先任参谋黑岛龟人大佐。

但是“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并没有服过役，下水后不久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没有时间来训练航空母舰的人员。海军找了条最驾轻就熟的老路 ——潜艇作战，这条航空母舰的船壳就一直泡在水里，一直到1945年4月急急忙忙自沉，以免落到苏联红军手里。但最后还是被苏联人捞起来做了靶船。

德国人放弃了航空母舰的战略，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忘记在德国有一艘“赤城号”的姊妹舰这件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现任参谋黑岛龟人就是当事人。中途岛一战，日本丧失了四艘正规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以后曾和德国交涉过购买“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但是德国以德国将来还是需要航空母舰以及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许“齐柏林伯爵号”回航日本为理由而拒绝，作为代换方法，德国将由于开战而滞留在神户的一艘两万吨德国商船“夏恩赫斯特号”（SCHARNHORST）卖给了日本，由日本海军改装成航空母舰“神鹰号”投入作战使用。

和日本人的支援没有任何结果一样，德国人对日本人支援的回报也是一场空。作为日本海军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落后的战略思想的象征就是著名的战舰“大和号”。而离开了德国人，这艘巨舰也无法完成。战舰的设计有一条铁则：不能被自己装备的主炮击沉，因此“大和号”的装甲必需能够经受得住大和号所配备的42 公分大炮的炮弹，计算下来的装甲钢板的厚度必须达到410毫米。当时日本战舰装甲最厚的是300毫米的是“陆奥号”，而在海军裁军之后日本能够生产的装甲铁板厚度只有125毫米左右，万吨级巡洋舰装备的20公分主炮就能够穿个大洞出来。为了生产这种锻压钢板，特地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进口了压延机和15000 吨水压机，克虏伯公司还提供了锻压装甲钢板样品。

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海军技术合作仅仅停留在军用技术的共享和军用物资的互相调剂，两国没有在海军战略和作战思想上交流。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的海军都是墨守成规，德国海军还是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潜水艇战术，而日本人一直想重温日俄战争日本海大海战的巨舰大炮的旧梦以至于这两支海军最后一起成为了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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