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

源济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
俞天任 @ 2007-3-22 21:09

引 子

（某平面媒体要老冰弄点连载的东西，老冰给踅摸了个这个。大家看看合适不合适。老冰一直想详细写 几个日军参谋。研究日军对我们很有用，比如蒋介石不用冈村宁次丢掉了从东北到华北的半个中国，而退守台湾后用根本博而守住了金门。老冰举这个例子仅仅是从 单纯军事观点出发，不带政治含义的。

    因为日军有武器装备落后这个因素，这点和我军现在及看得见的将来很相似。精神力量和训练水平能不能弥补武器装备的落后及其能够弥补到什么程度，很值得我们研究。

    具体到辻政信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是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专职参谋（从没干过军事主官），策划了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参加了上海事变（淞沪抗战），瓜 岛战役，缅甸战役，日本陆军最辉煌的顶点有他，最丢脸的失败也有他。他犯下过累累罪行，是个甲乙丙全级战犯，但是战后却一贯坚持中日友好，反对岸信介的 “两个中国”政策。打开日中贸易也有功劳，先总理周公也专门接见过他。

    辻政信在日本是最有名的陆军参谋之一，但在中国却很少被人提及。我想通过介绍辻政信，可以介绍日军的高训练质量和低决策水平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就这一篇引子，不会多贴）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落在50公里外长崎市的那颗原子弹，虽然和佐世保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一直是日本海军的重要军港，在战争中美军对佐世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战略轰炸。

光1945年6月28日深夜的一次轰炸，美军就出动了145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在两小时内从3000米高度对佐世保投下了1100吨燃烧弹，把整个佐世保市付之一炬。

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看着周围的一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日语叫“占领军放出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是更多的是在码头上等着今天能不能在占领军这儿找点活干的男人们。家当全被美军炸完了，最好找的活就是帮占领军修基地了。这些男人们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的，也有是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所以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也有身穿军官制服的，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原来就是军官。

又有一条船到了港。

船上的乘客通过了检疫手续以后出来了。这是一条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停靠过的日本人撤退船，上面什么人都有。商人，官僚，教师，学生，刚从战犯拘留营甄别释放的军人。美国宪兵一个一个地检查着他们的证件。

一个身穿中国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了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了他的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虽然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肮脏不堪，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但是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皱纹，看样子下船前整理了一番。宪兵看着他的证件，上面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

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像斗败的公鸡似的归还军人是有点不一样。宪兵不由得仔细打量这位青木教授起来。

大约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子，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也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甚至可以说慈眉善目。但从职业的经验，那位宪兵能够看出来那宽大的长衫下面是发达的肌肉，脸上是温和的微笑，但镜片后的双眼发出来的是一股寒气，也可以说是杀气。

宪兵总觉得这是个军人，经历过生死厮杀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宪兵摇了摇脑袋，摇去了想把这个人扣下来盘问的念头，因为他觉得下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光头军人更有意思，于是挥挥手让这个青木宪信教授过去了。

那个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的是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释放出来。宪兵只管打量着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同时在纳闷中国人怎么把这么一位特务机关长也释放了，就没有看见背后发生了什么。

青木教授跪在了地上，手里捧着一把泥土。那位宪兵这时如果绕到青木教授的正面去看的话，肯定能看到这位教授此时泪流满面。

福山大佐被放行了。从出口处出来的福山，向着青木的背影摆出立正的姿势，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福山身边一个看起来像随从似的人不解地问福山：“大佐认识青木教授？”

“认识，在陆大我们是同期。”

“那我们在一个舱房十天，没见过你们打招呼，还有陆军大学校毕业怎么会去当大学教授？”

“不能打招呼，他现在应该是在潜逃中。美苏中俄法五战胜国都在通缉他。和我们同舱的人里面认识他的多了，和我同时被释放的汪政权顾问门屋博先生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吗？门屋先生和他在南京还共过事呢。”

“他到底是谁？”

“辻参谋。”

随从几乎目瞪口呆了。日本陆军中姓“辻”的参谋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第四飞行师团参谋辻秀雄少佐，他是陆大58期的，根本就没什么名气。福山大佐在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辻参谋：陆大43期毕业，第十八方面军参谋，全陆军几乎无人不知的辻政信大佐。

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皇军”的二战史，不提到辻参谋的篇章不多。随从不由得惊讶地望着辻参谋走去的方向。

辻政信已经混入噪杂的人群中不见了，在身后泥泞的码头上留下了两行脚印。

源济

（这篇东西曾在《世界军事》杂志上分三次连载，但就是《世界军事》只能给出大约三万字的篇幅，其余部分就只能删除了，在这里全文贴出，以飨读者）

“我要当军官”（上）

石川县在日本本州岛的北部，整个县就是一个斜着向日本海伸出去的半岛。山中町位于半岛的根部，现在并入了加贺市。“山中町”这个名字就告诉了人们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山的中间，周围除了山还是山。

（地图上白色的石川县，绿色的是加贺市）

1962年日本制定过一个目的为了振兴所谓“豪雪地带”经济的《豪雪地带对策特别措置法》，所谓“豪雪地带”的定义就是“因为积雪太多而使得产业发展停滞并且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障碍的地区”。在“豪雪地带”里面还有“特别豪雪地带”的指定，就是“积雪度特别高并且由于积雪产生的长期汽车无法通行而对居民生活产生大量障碍的地区”。石川县全县都属于“豪雪地带”，山中町更是被指定为“特别豪雪地带”。

1902年10月11日，作为六兄妹中的老三，辻政信就出生在特别豪雪地带的石川县山中町的东谷奥村。“东谷”是“东边的山谷”的意思，那个“奥”又是什么意思呢？“奥”在日语中是“里面”的意思。顾名思义，辻政信出生的地方就是“深山中的深山”。

辻政信家有三反步的水田，大概相当于六市亩。靠这六亩田是养不活一家子的，所以，他家还要靠烧炭维持生计。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是个乡村知识分子，能读汉书（中文文言文体的书籍），能写不错的毛笔字，还挺能说。东谷奥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没有寺庙，辻龟吉就弄了个“真宗道场”，有点像寺庙的派出所，平时主持些红白喜事，多种经营，创造点副业收入。

辻政信少年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用大清支付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建成了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的前身）等工业设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0年后，日本又在1905年赢得了日俄战争，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从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的日本的国威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所得到的利益没有还原给老百姓，反而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次大战后劳民伤财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加增重了国民的负担。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用一个字来说明的话就是“穷”字，如果还要再要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苦”字了。

就看看辻政信出生的这个东谷奥村吧，一百多户人家中当时能够吃上白米饭的就只有三户，像辻政信家平常吃的是“豆米饭”，就是用大米和豆子混合起来做饭。但就这样辻家还不是最贫困的，辻政信的姐姐出嫁以后，用在娘家的老规矩，直接就把豆子倒到大米里面，省得做饭时还要再混合一遍，结果被婆婆大骂了一顿，原来辻政信姐姐的婆家根本就吃不起大米，大米是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媳妇把豆子倒进了大米，就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给糟塌了。

辻政信在“东谷奥村寻常小学校”受完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就面临一个出路问题。辻政信的成绩很好，学习，体育，音乐的分数六年里全在90分以上，是个村里出名的“秀才”，平时也不太和其他孩子打架，但是一旦开了打就不再是文质彬彬的秀才而成了一头野兽，决不服输。本来农民家的二儿子，受不起要收费的中学教育，而农民家里又没有除长子以外的儿子的地位，因此像辻政信这样的孩子的出路一般是离开家乡到城里去做童工。但政信的父亲辻龟吉却认为政信很聪明，不应该这么小就去当童工，可以努力去考免费的师范，如果考上了读出来就是小学老师，能成为上等人。所以坚持让辻政信去读小学高等科（日本的旧学制，相当于现在的初中）。

辻龟吉很看好这个老三，坚信老三能混出个人样。所谓“人样”，用辻龟吉的话来说就是：“当上小学校长，不烧炭就也能吃饱了”，所以他对辻政信的管教非常之严，一次看到辻政信在看小说，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记耳光：“想当小学校长的人能看小说？”

从此辻政信再没有看过小说。看小说谈不上好坏，但起码可以了解一点社会，后来辻政信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对社会一无所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狂人。

小学高等科在离东谷奥村8公里的山中镇上。为了解决学费问题，12岁的辻政信必须每天挑了炭走8公里山路到山中镇上去卖，卖完了炭才能读书。辻政信很用功，每天挑着炭走在山路上还在不停地读书。读了三年高等科，辻政信就在山路上挑了三年炭。练出了一副常人没有的脚力和耐力。

（山中温泉的日式温泉屋）

山中镇是很有名的温泉镇，镇上温泉旅馆林立。当时在战争中发了财的暴发户不少，有钱人就来这儿泡温泉玩女人，整个镇子都浸泡在一种淫糜的空气中，最常见的景象就是喝得醉醺醺的有钱人搂着妓女在到处闲逛。连饭都吃不饱，每天都要挑炭走八公里山路才能勉强上学的辻政信看见有钱人的这种荒淫无耻很自然地极为愤慨。这就是他后来一直对喝花酒玩女人反感的根源。辻政信从这种生活的反差中知道了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他憎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这种憎恶感在辻政信身上最后一直畸形发展到了憎恶社会，践踏法律的变态地步。

战后，身为参议员的辻政信听说相当于战前陆军士官学校的防卫大学校学生们请了校外的姑娘在学校里开舞会，就在国会向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提出质问，说防卫大学校如此“风气淫糜，狼狈不堪，首相应该如何对处？”，引起一片嘲笑，传媒纷纷怀疑辻政信“是不是还在诺门罕或者瓜达卡纳尔岛”。

如果这时没有那件意外的事情出现，辻政信的生活道路很可能就是高等科毕业以后考取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回到东奥古村当小学老师。他可能会是一个好老师，因为后来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肯服输，体贴部下一面的性格也似乎挺适合于做一个乡村教师。

源济

“我要当军官”（下）

但是辻政信终究没有做成乡村教师。日本的学校有一个“修学旅行”的传统，不管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以前学校组织去什么地方旅行一次，辻政信的修学旅行是到50公里外相邻福井县的武生。在武生他们在“皆行社”借宿。皆行社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种军官集会会场设施，因为武生驻有一个陆军联队，所以武生也有一个皆行社。中小学的修学旅行往往借用这种免费的地方住宿。

辻政信他们住在皆行社的那个夜晚，正好武生联队有一次军官会议。来开会的军官们的笔挺的军服，铮亮的军靴和晃来晃去的军刀给大山里面出来的乡下孩子辻政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辻政信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做个军官是这样酷，他也想当军官！

大着胆子，辻政信问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军官：“我也要当军官，怎么才能当军官。”

那军官朝这个乡下孩子笑了笑：“去考陆军幼年学校，考上了就能当军官”。

辻政信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叫五岛正的少尉和这个乡下孩子开的并无恶意的玩笑。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去考陆军幼年学校”。

父亲大喜过望：“军队好，国家现在需要军人。幼年学校毕业就能进陆军士官学校，将来就是军官，太了不起了。”

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军事教育制度，招收从小学高等科毕业到中学两年级（相当于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三年的免费全寄宿军事教育。当时一共有六所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广岛和福冈等六所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和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学生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幼年学校然后进入士官学校本科。

六个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每校的招生名额是50名。全部加起来300名，而全国报考的考生则不下两万人，几乎是百里挑一。其考试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一般都是中学两年级的去考。而辻政信读不起中学，只有仅仅一次在小学高等科毕业时去拼搏的机会。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到设在金泽市皆行社的考场去参加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的考试。

在学习期限上就差了别的考生一截的辻政信的考试成绩是真正的“名落孙山”——第51名，落榜了。

落榜后的辻政信去了大阪在一家“船屋”，就是航运公司当学徒。但当了不到一个月，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让他回去——他又被幼年学校录取了。

原来排在他前面的一名考生由于体检不合格而把他替补上去了。就这样1917年9月，考试成绩为最后一名的辻政信，进入了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幼年学校的学习是很繁重的。因为幼年学校相当于高中，所以所有的高中课程都要学，而且都集中在上午这半天，下午是军事体育：体操，剑道，柔道和田径。可以说幼年学校是同时包括了两个学校：一个普通学校，一个军体学校。

幼年学校的教学有形成日本陆军奇异性的几个特点。他不像普通高中那样教授英语，学生是在俄语，德语和法语中选一门。到以后从陆军士官学校开始分出来的所谓 “幼年派”和“中学派”的原因最早就是从这里面来的。而最终把持陆军中枢机构的几乎全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是后来陆军军部对英美几乎一无所知的根源之一。

幼年学校是寄宿学校，平时不准外出，只是星期天才可外出一次。学生们平时和社会毫无接触，被密封了起来，这就造成了幼年学校毕业生对社会一无所知，经常用书本上的教条去愣套现实社会实际这另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密封起来的精英学校又是怎么办学的呢？幼年学校的教学纲领第一句就是：“陆军的气概来自幼年学校”。这句话给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心理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个“陆军气概之源”的幼年学校的学生又是什么人呢？“学生就是天皇陛下的貔貅”，这是幼年学校学生受到的第一句教育。貔貅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用来比喻勇猛的军士。《晋书·熊远书》有言“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就是这个意思。换种说法就是进了幼年学校，就得准备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

幼年学校的体罚是常见的，教官对学生，高年级对低年级学生可以随手打耳光，甚至都有被打破鼓膜造成失聪从而不得不退学的事例，加上高强度的军体锻炼造成的肝炎肋膜炎退学的，经常到毕业时不满50人。

十五六岁左右正是人生成型的时候，而进了幼年学校就好像进了一个模箱。除了长相，个头这些在物理上无法统一起来的东西之外，从思维方式到行动规范，幼年学校要求学生们全部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统一到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以后一辈子习惯于看书时除了翻页不用手，手在什么地方？按照规定，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要不然大耳光子就上来了。

但是这种近似于变态的严格对辻政信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渴望出人头地，来向这个不公正的社会进行报复，他也知道出人头地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大部分幼年学校学生出身于将官或佐官家庭，而他仅仅是东谷奥村一个炭农的儿子，家里住的是茅草屋，吃不上白米饭，他自己一放假就要回家去挑着木炭走过八公里山路去卖，什么叫做天差地别，辻政信比别人更清楚。他也知道他怎么才能成功：他必须成为第一名，他必须成为别人的学习榜样。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以首席的身份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

从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辻政信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来改称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再后来又改为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全国六所地方幼年学校的三百名学生汇集一堂，竞争也就更加激烈。东京有个像石川县公所的地方叫“星光舍”，遇上星期天，石川县出身的人都上那儿去会会老乡，可在东京的两年，人们从来没有在星光舍见到过辻政信——他在学习。两年的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辻政信还是首席。

辻政信回到家乡的石川，加入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幼年学校的毕业生入伍时的军衔直接是上等兵。两个月升为伍长（下士），半年后升为军曹（上士）。这时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后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本科学习时间按兵种不同略有区别，一般是一年半，毕业时军衔升为曹长（军士长）。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重点是军事学，包括战术，战史，军制，兵器，射击，航空，土木，交通，测绘，马术和卫生。陆军士官学校的成绩影响着军人生涯的全部，比如说只有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报考陆军大学校的资格。

辻政信是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7月18日毕业，仍然是首席。这次他还是从同一个人手里接受了银怀表。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在半年以后被授予少尉军衔，被称为“任官”，这个36期任官特别早，毕业生10月25日就被授予了少尉军衔。

这三百三十名新少尉中就有辻政信。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军官。

源济

初 露 狰 狞（一）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辻政信回到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少尉的工资是70元，在一元钱可以买一石大米的年代这是很高的工资了，辻政信的一家也就摆脱了贫困。同时拥有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预科和本科这三个首席毕业头衔的辻政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联队瞩目的风云人物。

辻政信知道这种变化从何而来，他现在的目标也不是小小的尉官，甚至不是佐官，他要当大将。因此现在在旁人看起来眼花缭乱的荣光，在辻政信看来则还只是刚刚开始，他还要更加努力，才能爬到陆军的顶峰。

新任官的少尉按规定两年内要住在营房内。其他的少尉们没事就跟着长官一起跑出去喝酒，辻政信从不出去喝酒。不但不喝酒，在训练时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上官：“士兵们都冻得发抖，你从哪儿喝得暖洋洋地浑身酒气”，为此常和其他军官打架，但是在一边听着的士兵们心里倒确实是暖洋洋的。

日本军队的最基本编制是联队。每个联队都有天皇亲授的联队旗，那可是比性命还要紧的。被日军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曾经在西南战争时丢掉了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连队军旗，一直到最后自杀时还在做检讨。所以做联队的旗手是很露脸的事情，特别是那时候日军没事就搞检阅，举着一面联队旗走在最前面那可是很酷，很风光的事情。

风光管风光，但在聪明人眼里当旗手并不实惠。因为联队棋手围绕着那面旗的杂事相当多，而有资格去当旗手的少尉们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等生，忙着准备陆军大学校的入学考试都来不及，谁愿意去干那种啰嗦事？但是辻政信的特性就是喜欢出风头，自告奋勇地就当了联队旗手。别人看重的时间在辻政信这儿基本上不成问题：他能每晚上只睡两个小时而照样精力充沛。他在马棚边上搭了张桌子，天天晚上就在那儿读书，联队的军医看见了也想跟样学样，结果一个星期没到就坚持不下去了。

辻政信就是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变态地精力过人，而且极其善于表现这种精力过人的长处。行军训练的时候军官是轻装备的，而辻政信穿上特地改制过的军靴，两层皮，打铁掌。不挎轻便的指挥刀而跨上沉重的日本刀，再在背包里放上两块砖。见到掉队的士兵就帮他们扛枪，经常是扛两支步枪还能跟上队伍。休息的时候从挎包里拿出香烟和糖果分给士兵们，而当时辻政信自己并不抽烟。一次在行军训练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和往常一样是背了两个水壶，这时他集合大家，当着众人的面，把剩下来的那壶水倒在地上，手一挥：“继续前进”。

爱兵，体贴下情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可是辻政信这样做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自我表现。有士兵不解地问辻政信：“听说少尉的工资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那来的钱买那么多书？”，辻政信的回答是“我给《皆行社纪事》（日本陆军的一种杂志）写文章，一篇文章可以拿十元稿费，我拿稿费买书”。实际上查遍当时的《皆行社纪事》找不到辻政信少尉的文章，他是在吹牛，为了得到众人的崇拜。

在士兵和下士官中有关辻政信的传说越来越多，几乎成了神话。辻政信也成了军官的典范，成了士兵的偶像。辻政信也就开始利用这种人气向同僚和上官发动攻击，成了个桀骜不驯的典型。1925年4月，一次辻政信在金泽城外的三小牛山演习场指挥新兵们修筑工事，正好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下来视察，辻政信停止了讲课，向联队长报告了以后按规矩等待联队长指示。

这个吉富庄祐大佐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外甥，耀武扬威蛮不讲理惯了的。出口就是：“瞎教些什么？修什么工事？先进行冲锋练习”。

辻政信不买账：“报告联队长，我这可是按照训练规范在教。”

吉富大佐火了，一个小小的少尉也敢顶撞自己：“训练规范是什么东西？听本官的！”

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个什么东西：“联队长，我是按照训练规范在训练新兵，如果说我是在瞎教，那先请把训练规范改了，要不然换个联队长就换训练方法我们没法干”。

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说得在理，但是面子上下不来：“这是‘吉富式’的训练方法， 按照那个倒霉训练大纲训练什么用处都没有。”

辻政信转过身来对着新兵们：“解散，吃中饭”。当时是上午十点钟。

这个命令把大佐给吓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点钟怎么就吃饭？”

辻政信反唇相讥：“联队长说我们的训练没有用处，那还训它干嘛？早点吃完中饭大家休息。”

联队长火冒三丈：“军人怎么能没事休息，给我练冲锋。”

辻政信不依不饶：“基础没打好以前不能练冲锋，规范上就是这么说的，不练。”

“我命令你练。”

“哈依，军人执行命令。”说着话辻政信就转过身来对新兵们下命令：“目标前方小山包，冲锋”，带着新兵们就冲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见联队长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如果是以为辻政信就仅仅是桀骜不驯就错了。辻政信的桀骜不驯有很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926年8月，第九师团长伊丹松雄中将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相当于连）来视察，看看基层部队的“精神教育”。中队长空闲升大尉就让军内赫赫有名的模范军官辻政信少尉来讲课。本来师团长来视察精神教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担当教官会很认真地备课，然后和上官一起商量，和同僚一起准备，还要教好士兵们怎样回答问题，排演好了以后团结一致糊弄长官。可是辻政信就对中队长说了一句：“这次的题目我准备用‘军营里的公德心’”以后就再也不看见人了。空闲大尉想想从小就是首席生，现在又是模范军官的辻政信不至于会把个“精神教育”也弄砸了锅，就没去过问这件事。

师团长来了，随从一大堆。别人是例行公事，就一个人心里在打鼓：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他知道这位少尉天不怕地不怕，心里直祷告天照大神别让这位刺儿头再整点什么事出来。

源济

初 露 狰 狞（二）

精神教育开始了，辻政信首先给师团长灌上了迷魂汤：“今天讲公德心，我们不做官样文章。大家一起反省平常有没有做过违反公德的事情。师团长长期驻在国外，对外国人的公德心概念很有了解。等一下请师团长给我们讲一下外国人的公德心”。不失时机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将长期担任驻巴西，美国，英国武官的显赫经历。

辻政信提了个古怪的问题：“在军营里丢失过东西的，请举手”。

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含义，面面相觑，没一人举手。

辻政信继续启发：“怎么，没人丢过东西？袜子，裤衩，肥皂，牙膏，大家都没有丢过？”

慢慢地，一个，两个，越来越多，最后几乎全体都举了手。随着举手的人越来越多，联队长的脸也越来越红。

辻政信不紧不慢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么多人举手，是不是军营里就是小偷的世界了？是不是帝国军人全都是盗贼？不是这样的，这是管理上有问题。大家丢的都是小东西，但是丢了小东西也会受到训斥。大家为了不挨骂，就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充数，这样一来就转着圈子丢东西了。今后丢了东西，向内务班长报告一声，重新领一样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发生大家丢东西的事情了。”

辻政信又换了个话题：“今天师团长要来，营房的卫生打扫的很干净。草地也修剪得很整齐，道路两边还拦上了绳子。谁能回答为什么要拦上绳子？”

士兵们争着举手回答：“因为要防止有人走到草地上去踩坏草坪”。

“要操近道而不管草坪，所谓没有公德心，指的就是这种事情。现在请师团长给我们讲讲外国人公德心是怎样表现的。”

又显示了自己看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又拍上了师团长的马屁，就这样辻政信给师团长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927年10月，辻政信晋升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

陆军大学校成立于1882年，从1883年开始招生，一开始是专门培养参谋人才的，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佩戴参谋绶带，从事参谋业务。后来慢慢地就演变成了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陆大每年招生人数极少。首届就只招了10人，以后逐渐扩大，稳定在50人左右的水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陆军大学校也开始胡扩乱招了，到1945年最后的第60期入学时已经是120人了。

陆大毕业生佩戴一个专门的徽章，因为样子有点像日本天宝年间的铜钱，所以陆大毕业生被称为“天宝钱组”，同样非陆大毕业生就被称为“无天组”。两者在晋升上天差地别。陆大毕业生不出大意外，毕业后十年内肯定升大佐，将军也是指日可待。“无天组”则基本上大佐到顶，晋升将军就只有战死以后的追授才有可能。

辻政信的目标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戴上陆大首席毕业生的桂冠。辻政信脑子本来就不笨，再加上那近似于变态的疯狂精神，做到以首席成绩毕业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这次辻政信却没有能够如愿。倒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佼佼者，夺首席不容易。而是他那恃骄而宠，目中无人的性格弄得他丢掉了首席毕业生的荣誉。在校四年中，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了三次激烈冲突，不要说首席毕业了，甚至连是不是要给他退学处分都曾经提上过议程。

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然不是首席但也还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后担任参谋本部少将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驻联合舰队的少将陆军参谋，死在了菲律宾的岛村矩康 。

辻政信认为这次没拿到首席的荣誉是奇耻大辱，哪怕说瞎话也得找出个理由来。他对别人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人家是宫家，首席总要让给人家啦。”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吹嘘，日本皇室子弟虽然经常有进陆军大学校的，但也就是在入学考试上面给点照顾。为了做到公平，皇室子弟不参加名次排列的。

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算优等生。首席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读论文的荣誉，优等生能得到由天皇授予的军刀一把，因此优等生又称为“军刀组”。军刀组成员为公认的陆军精英，几乎都保证可以进入陆军最高层领导机关。

陆大43期毕业生51人，战死追升少将的不算，终战时共有21位少将（两人死了晋中将）。而军刀组六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岛群岛摔死了的参谋本部航空班长久门有文中佐和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将。就是说辻政信的军衔其实不高，原因主要是后来在指挥瓜岛作战失败的影响。

一般军刀组精英们的足迹是这样的：毕业后到基层部队呆一年，然后到所谓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当上课长或者升上大佐以后再去基层联队当联队长，因为日军规定晋升将官以前一定要有三年战斗部队经验，然后再回省部当部长，再下去当师团参谋长，再回省部。这时就在师团长（战时还有军，方面军，总军等职务），陆军次官，参谋次长里面跳来跳去，混得好，可以爬到最高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或教育总监。

所以辻政信毕业以后，首先是回他娘家：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辻政信回到第七联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

源济

初 露 狰 狞（三）

1932年1月，在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板垣征四郎大佐的授意下，上海驻在副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了“12.8事件”。1月18日晚，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雇佣的流氓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伏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的结果。以此事件作为口实，1月28夜晚9点半从日本军舰上登陆的1700名海军士兵加上原来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击。

日本人小看了十九路军。1932年2月22日海军省发表的《上海事变及帝国海军之行动》表明在他们眼里：“十九路军不服南京政府统制，此次上海事变仅为反中央的广东派和共产党挑唆的结果，此类支那所特有的不服政府统制之军队居然在国际都市上海挑战我训练有素之帝国海军陆战队，实为世界公敌”。

可是就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十九路军，仗却打得出乎意料的帅气冲天。日本海军临时增派的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在内的第三舰队7000名海军陆战队还是讨不了好去。这才赶紧地又动员了由植田谦吉中将为师团长的金泽第九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增援。辻政信中尉带着他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中队长，2月10日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12日在吴淞口登陆，加入了战斗。

对于辻政信，这是第一次参加实战，第一次和中国军队作战。他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是个曾经有过光辉的过去，而现在却是满目疮痍的国家。而日本，这个曾经得助于这个古老文明许多的民族，现在是挑起命运交给他们的亚洲盟主的担子的时候了。在日本看来，在辻政信看来，日本的亚洲盟主，首先要在中国大陆做起。

植田谦吉刚刚登陆就傲慢地给蔡廷锴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撤退二十公里。这位植田谦吉的思想落后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不是大清朝了。蔡廷锴又不是张学良，植田谦吉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蔡廷锴将军拒绝了。

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援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24混成旅团，在这里辻政信见识到了这个古老而顽强的民族的不屈精神。日军发动了一次次的冲锋，但只是在中国军队的阵地前丢下一堆堆的尸体再退回来。数次冲锋未果，日军的士气和斗志也开始低落，从不抽烟的辻政信问同伴要了烟开始了抽烟。

突然，辻政信站了起来，高举双手，向中国军阵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指着前面的死尸，意思是要求中国军队容许他们收容尸首。这时候中国阵地上枪声停了——你们收尸吧！这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堂堂作派。

二月二十日，辻政信不知在哪儿找了辆装甲车来掩护冲锋，自己和大队长空闲少佐亲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装甲车不争气，冲到了十九路军阵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窝了，这下装甲车成了十九路军的极好靶子。大家只好跳车逃命，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日军看见中尉受了伤，连忙调来两挺机枪掩护，辻政信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来。大家只管忙着把爬回来了辻政信往医院送，就没有能够抢回来空闲升少佐的尸首。

但是空闲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昏迷了过去做了十九路军的俘虏。十九路军不像日军那样虐待俘虏，帮空闲少佐治好了伤以后送回来了。

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少佐大队长被俘以后又被日军所看不起的“支那军队”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了。日本军规从来就有宁死不能当俘虏的规定，早在甲午战争时的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就发过这种命令：“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被敌人生擒，以死来表示日本男儿的气象，来维护日本男儿的体面”。至于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治天皇的《军人勅谕》就更说得明白了：“军人的义务就是忠义，义比泰山重，死比鸿毛轻”。里面这回一个少佐大队长当了俘虏还活着回来了，让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脸面何存？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自杀。

自杀完了事情还没了，空闲少佐能不能进靖国神社又成了问题。因为他不是战死，按当时的规矩不能进靖国神社，可是为了“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脸面，他又非进不可，于是就弄了一拨吹鼓手，吹吹打打把空闲少佐给包装成了一个“军神”，这才进了靖国神社。所谓“军神”，其实就一个负伤被俘结果被那条变态军规逼得自杀的倒霉蛋而已。

到了3月1日，“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七联队”终于迎来了一个他们无法忘记的日子：在进攻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这一下，辻政信的长官和长官的长官全死在了这个战场上。

淞沪抗战的停战协定是5月5日生效的，第九师团7月份才撤回日本。因为负了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这个金鵄勋章是很值钱的，共分7级，一级金鵄勋章每年可以领到900元终身年金，就是7级也有65元，要知道那时候二等兵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八角。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发不起了，从1940年开始的新规定是不给活人这种勋章了，因为发得起养不起。

有了这枚勋章，就也算“凯旋而归”了。但辻政信知道了他曾经面对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查查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他是被打怕了。

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欺软怕硬确实是辻政信性格的一个方面。1929年9月，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前一年，27岁的辻政信中尉和大阪的一位官吏女儿青木千岁结了婚。婚后辻政信时常打骂老婆，千岁给打的没办法，就偷偷乘辻政信白天不在家到一家柔道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伸手又要打千岁耳光的时候，千岁就势抓住辻政信的手返身弯腰结结实实地摔了辻政信一个大背跨。

辻政信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

从那以后，辻政信再也没有对他老婆伸过一个指头。

源济

初 露 狰 狞（四）

回到金泽两个月后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看起来辻政信已经走上了那条“精英之道”，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大尉。但就在这时，1934年8月1日，来了一道奇怪的调令，调辻政信大尉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中队长就是个少尉干的活，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因为昭和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那年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要找个优秀的中队长来教育。但谁都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皇室子弟都要进陆军士官学校，没见那次要一个军刀组的参谋来教导的，况且派去的人就几乎算是偏离了精英道路，将来在晋升上肯定会吃亏，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

肯接受。这其实是陆军士官学校干事（相当于教导主任）的东条英机大佐策划的一个想“肃清”士官学校的阴谋。

当时陆军内部势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统制派”正争斗在兴头上。东条英机是统制派的，他想把皇道派的思想从士官学校里赶出去，起码要把那些无法无天的皇道派同崇仁亲王隔离开来。这就想起了他原来的得力部下辻政信。由于过去的学历和上次上海事变时负伤的战历，辻政信这时已经成为了士官生的崇拜偶像。能和辻政信说上一句话几乎成为了士官生们的无上光荣。所以利用辻政信，就可以控制士官生们的思想。

辻政信呢，也正好觉得参谋本部的日常官僚事务腻味透了。他在给原来部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天像俗吏似的忙于事务，军人应以战场为第一，成天整理文书的衙门是最差的环境”。因此1933年8月参谋本部招人去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的时候，辻政信想都没有想就举手报名，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

有句俗话是“有二两颜色就敢开染坊”，这句话在辻政信身上不合适。辻政信天生有一种赌徒的疯狂，更加倾向于“空手套白狼”似的无事生非。成为陆军大将当然是辻政信的梦想，但是对于辻政信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迈向陆军大将之路上的激动，就是说过程本身比结果要重要这种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辻政信身上特别以一种疯狂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

东条大佐的嘱托就是极为符合辻政信性格的一种赌博，这一宝押对了不用说。辻政信只是一个炭农的儿子，能跟上东条英机这个陆军世家之后不愁没有好处。万一压错了宝呢？那就在等下一个机会，“人生何处无赌局”，再到了后来如同我们能看到的，辻政信就干脆自己开局坐庄设赌了。

花点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个在谈到昭和军阀时经常出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先来看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就一样东西在上升：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七十六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务农。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三分之一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种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四百六十七名中，被卖掉的有一百一十名，占23%。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文革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军队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老二和老三，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对于国家主义的学说很有共鸣，认为是政治无能，应该“清君侧”，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以军方为主体的政府。这就是“皇道派”的主张。

其实在组织国家主义政府的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没有争议，仅仅是在如何组织上的争议。“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当时在军中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流行的政变方式， 而是主张军内统一起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以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来度过经济危机。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只要看到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抗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知道了。但当时就是互相斗的死去活来。让人想起《格里佛游记》里面的 “大头党”和“小头党”的争斗。

但是当时的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被皇道派领袖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看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的同一天，东条大佐被调任久留米的步兵第24旅团旅团长。

一个进来一个出去，按理说辻政信这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闹不起来了。但是辻政信就有无事生非的能耐，没了援军他自己一个人也要干。

辻政信从一个学生那儿听到有几个学生常在一起读与政治有关的书，在研究右翼大愤青北一辉（后来因为2.26事件被枪毙了）的“国家改造论”。就命令那个学生想法子和那个团体接近，打听出那个团体都有些什么活动。

事情如果仅仅是到此为止，那也还是中队长的正常工作范围，无可非议。但接下来辻政信干的事就匪夷所思了。他在听到汇报说那些人就仅仅是看看书，没什么具体行动以后，指示那个特务学生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那个特务学生就在学习会上故意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挑动情绪，到后来居然大家一起胡诌出了一个要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之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树立以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为中心的军政府的“政变计划”。

辻政信得到这个他本人诱导出来的“政变计划”后，立即会同参谋本部情报部的片仓衷少佐，宪兵司令部的塚本诚大尉一起在11月20日深夜三点面见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 桥本就命令当时“统制派”领袖，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来处理这件事。

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当然得十万火急。两小时以后，牵涉到的所有人员都被抓了起来，接受军法审讯。一审讯才知道这根本就是辻政信大尉为了出人头地而采用卑鄙手段捏造出来的一个纯属虚构的“政变阴谋”。但是出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种考虑，牵连到的所有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全被被开除了学籍，包括那个被辻政信利用了的特务学生。

辻政信就是这么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在他那里，所有的友情信任全是废话。这次“陆军士官学校事件”和军事法庭的处理不公，也是在第二年（1936年）引发“2.26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和精神因素。

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扫除士官学校皇道派势力”的任务是基本完成了，但任务完成得太不体面了些，所以辻政信自己也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赶出陆军中央，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现在不是比别人出人头地要晚一些的问题了，而是这个军刀组参谋几乎已经完蛋了。

辻政信，还能爬起来吗？

源济

纵 火 草 原（一）

一个军刀组的精英参谋，本来前途洋洋。但是居然会作出使用特务学生，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事情。一下子就把辻政信这个“模范青年军官”的包装给拆的干干净净，被发配到第二联队去了。

从公众的注意中心，下士官和普通士兵的崇拜偶像到到处看白眼，这种人生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即使是根本不考虑别人想法的辻政信也受不了这种打击。这时候他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连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罩着他，不让他退出现役，还给没有正式职位的辻政信找了份活，让他负责联队年轻军官上课，进行战术教育。

俗话说“人以群分”。这位后来做到西部军中将司令官的横山勇也是和辻政信一样变态的人物。后来因为九州大学的美军俘虏活体解剖，吃美军俘虏的肝脏事件而被判处绞刑，没来得及执行，死在巢鸭监狱。

辻政信的失意继续了一年左右。在要留要走的选择中也一直在犹豫徘徊，“to be or not to be”，一直下不了决心。后来终于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团长东条英机，对东条诉说委屈。东条倒是能够理解他，也没把别人眼里的“卑鄙无耻”看作多大的事儿，但就是帮不上忙，因为东条当时也在走背字，都要发配到满洲去当宪兵司令了。

但是一年不到，师徒俩都时来运转了。1936年2月，发生了“2.26”事件，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在昭和天皇的坚持下，政变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荡，叫做“肃军”运动。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2.26”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物几乎一扫而空。

扫空了皇道派，就得有人来填空缺。那时因为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9.18”事变有功而正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主任参谋花谷正少佐就想起来了这个都已经被人忘记了的辻政信。

那时日本陆军里拉帮结派像团伙似的组织不少。辻政信最早参加的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组织的“樱会”，跟着混了一阵以后觉得那帮说的比做的少，就退了出来，正好那时花谷正也在组织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陆大军刀组毕业生，辻政信正好跟着够资格跟着混，就这样花谷正记住了辻政信，在1936年4月把他给要到关东军来了。

花谷正负责的第三课是名义上是兵站课。日本陆军最不重视的就是兵站，按理说辻政信应该没有什么干劲才对，可是这次辻政信没有来得及发牢骚。花谷正在辻政信一到就召见了他，扔给他一大堆资料：“先看了再说”。

那都是“满洲事变”的有关资料。辻政信足足花了一个月才看完，看完了以后可是大长学问了，原来普天之下无奇不有到了这种地步。

“9.18事变”是最典型的下克上事件。真正的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还有两名少佐参谋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自始自终在一起掺和。不要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和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不知道，连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都不知道。这种无法无天犯上作乱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军法处置，反而由于成功地弄出了“满洲国”而被加官进爵。板垣征四郎一直升上关东军中将参谋长，而石原莞尔则当上了陆军中最灸手可热的参谋本部少将作战部长

这个第三课叫名兵站课，实际上在石原莞尔的字典里“兵站”还有另一个意思：满洲是他们准备和美国进行“最后战争”的总兵站！所以这个课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政策制定课”，也就是那个傀儡“满洲国”的具体指导机关，因此才让大功臣花谷正来当课长。辻政信想想自己原来就是和上官斗个气，耍点小聪明，那和石原板垣比起来也太小儿科了。于是乎抛弃一切固定观念，虚心向石原莞尔学习。在专门去东京谒见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以后，辻政信发出了这种感叹：：“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这里所说的所谓道义是指石原莞尔最热衷的那个“大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那些个玩意。后来辻政信一辈子醉心于那个，连最后在印度支那离奇失踪也和那个“东亚联盟”有关系。那个话题留到以后再讲。现在的辻政信正在一门心思为建设好石原莞尔的兵站而发奋着呢。

1936年9月18日， “满洲事变”的五周年纪念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表了一篇《满州帝国协和会的的根本精神》的文章，主要是说怎么使用石原莞尔创立的这个“协和会”来从精神上控制满洲，其实这篇文章是出自辻政信之手。这次是上官有指示让他用上官的名义写东西，但辻政信写上了瘾，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随便写几个字就敢说这是谁谁谁的命令，这个“谁谁谁”一次居然是他的天皇陛下。

辻政信到了满洲，砍了三板斧，“癞蛤蟆打立正，露了一小手”。这第一件或就是受板垣参谋长的指派去制定所谓“建国大学”的建校方案。这个“建国大学”是想仿照日本的“帝国大学”为“满洲国”培养官僚的机构，学制六年，前三年学习，后三年研究。150名学生中，日本人一半，中国人三分之一，剩下的25人是蒙古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经过辻政信的多方奔走，1937年9月占地20万平方米的这个“建国大学”终于在“新京”（长春）南郊的欢喜岭开了张。现在的空军航空大学的校址就是原来的“建国大学”。只不过那是“7.7卢沟桥事变”以后，辻政信已经不在满洲了，忙着在天津吵着要扩大事态呢。

这件事是和板垣征四郎一起干的，第二件事则是帮老上司的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维持治安。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表现不错，“一切行动听皇军指挥”，皇军一声号令，乖乖地搬到关内去自谋生路去了。但东北人民没那么听话，反抗此起彼伏。最让皇军们头疼的就是被称为“马贼”的抗日武装。东条英机的办法就是“进剿”，但东北到处是深山密林，根本剿不过来，反而“进剿”的半道上开小差去见天照大神的皇军倒不少。1934年3月9日，第十师团第63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都在依兰县的土龙山被以谢文东为首的“马贼”给宰了。所以辻政信就给东条英机支了并大屯加招降的招。

源济

纵 火 草 原（二）

一天听到一个消息，说手下有五千多人的吕绍才愿意投降，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让在额头上刺字。额头上刺字是东条英机的发明，说是对马贼们杀死过“天皇的赤子” 的惩罚，这次东条英机也不肯让步，说一定要刺。辻政信火了，冲东条就嚷了起来：“你会不会算账？这些人不投降，你还打算死多少‘天皇的赤子’？都像你这么办，这个参谋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说着就冲出了会议室，回寝室收拾行李去了。

因为辻政信知道东条是个小心眼，今天如此顶撞了东条少将，明天肯定会派自己去进剿。所以乘还活着时候写遗书吧，大佐都没能活着回来，自己一个小大尉那还不是白给？谁知道到了晚上东条派人来了，说想来想去还是辻政信说的有道理，就不刺字了，但是得辻政信亲自去把那些马贼领回来。辻政信知道这个难题已经是对老部下的特殊照顾了，咬着牙赤手空拳地去了通化，最后把吕绍才和他手下的五千人枪给带了回来。后来招降谢文东也是辻政信经手的，这几件事以后辻政信就不仅仅是东条英机的老部下了，而上升到了心腹。以后辻政信屡屡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固然有日军“下克上”传统的影响和“政治上正确”的保证，但是首相兼陆相的东条英机一直在罩着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第三件事和辻政信的家传都有关系。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在村里开了个道场，帮着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从小看得眼熟，这回自己也要来办办丧事过把瘾——这回是帮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办丧事。

张作霖在1928年6月4日凌晨被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密谋炸死，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小六子张学良继承了东北。可是小六子忙得老不在家，那辆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曾经是慈禧太后坐车的“花车”残骸也就那么扔在奉天火车站的一个犄角旮旯里，老爷子的尸首也孤零零地扔在海林寺没工夫管，后来接到关东军命令搬了家，就更顾不上老爷子了。

辻政信看出了这里面能做文章。于是在1937年找人把那花车残骸给收拾了，又在6月3日把搁在海林寺里没人管的张作霖下了葬，花了十万大洋。那时候的十万大洋不是个小数目，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策划“上海事变”的时候从板垣征四郎那儿领到的活动经费也只不过就两万大洋。

后来做过“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对辻政信说：“辻参谋真行，用十万大洋就做到了关东军花了上亿大洋的宣传费都没有做到的事，一扫了9.18以后的沉闷空气”。

这几件事在关东军里树立了辻政信是一个“年轻有能的参谋”的形象出来。对于辻政信来说则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也知道了如何使用权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得到权力。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职位所掌握的权力，而是更简单地利用人们对权力的恐惧，使用上官的名字或者权力机关的名字来得到权力。

仔细看辻政信的年谱就会发现一次很奇怪的调动，从1937年8月到11月这三个月里面辻政信在北支那方面军做过三个月参谋。辻政信自己在战后说连他自己也不弄不清楚调动的原因，但是后来官至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池田纯久在回忆录中说明了事情真相。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参谋本部就如何处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分为了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无事也要生非的辻政信这时早把当初口口声声称石原莞尔为“先觉的导师”的事给忘到了九霄云外。那一阵老在天津能看到辻政信的身影，他到天津来干吗？

那支“北支那方面军”是在7.7事变以后从“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改编来的。事情虽然出在天津军，可是当时天津军本身对扩大事态倒不怎么积极。因为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事变后的7月15日病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也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帮忙打气，生怕仗打不起来。

当时天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是池田纯久中佐，他也是反对扩大事态的。可是大约是在7月20日左右，辻政信突然对他说，第二天关东军要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我坐着轰炸机亲自去。”

池田吓了一跳：“真要干？为什么？现在作战方针都还没定，你瞎添什么乱？”

辻政信说：“当然是真干，为了给你们天津军创造一个好环境，哼，也不知道中央的那帮家伙在搞什么鬼，老下不了决心，我给他们来个既成事实。”

池田是刚从关东军调过来的，知道辻政信的脾气，对付他就只能比他还凶才行：“好，你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辻政信张口结舌了，一语不发地就走了出去。但是心里对天津军的“胆小怕事”是气不打一处来，正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就央求花谷正去中央走走路子，干脆调到天津军去“掺砂子”，治治那些胆小鬼。就这么着到了天津。

可是到了天津正准备大干一场的辻政信一个月不到又被弄到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去了，这件事在辻政信的年表上都找不到，因为不是正式调动。一次辻政信被派去第五师团联络，到了山西以后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园田直三郎中将的联络，让辻政信别回天津了，就在板垣那儿混吧。

原来辻政信的顶头上司，北支那方面军高级参谋下山琢磨大佐也是关东军过来的，两人原来在满州时结过仇。在满洲有东条英机花谷正们罩着辻政信，下山琢磨没办法，现在你辻政信到下山手下了，下山还不赶快报仇吗？而参谋长看着辻政信可怜，就让他干脆在第五师团不要回来了，反正板垣征四郎也是辻政信的老上司。

可是下山大佐没报成仇不干了，和园田参谋长吵了起来。下山说的还条条在理：怎么我派手下去第五师团联络一下，你参谋长就自说自话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我的人给了第五师团？园田没办法，又只好和板垣商量，再让辻政信回老家关东军，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

源济

纵 火 草 原（三）

辻政信这就又回到了关东军作战课当了做梦都在想的作战参谋。在天津没能一展身手有点遗憾，但是看看现在的关东军却又是精神清爽：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呆过的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也是辻政信呆过的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联队的联队长。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连队长。所有的头全是老上司。这下辻政信是如鱼得水，在关东军里左右逢源，十分开心。

不只是上官，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联队不一样；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陆士，陆大的同期。

这几个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部卓四郎，他陆士比辻政信高两届，陆大比辻政信高一届，也是军刀组。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从现在起就称不离砣砣不离秤的没有办法分开这两个名字。辻政信听不近任何人的意见，就对服部服服帖帖，因为他俩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一致得有点变态，但服部比辻政信为人处事要圆滑的多，这是辻政信买服部帐的主要原因。根据最近解密的CIA文件，战后服部曾经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暗杀吉田茂总理，最后是辻政信劝住了服部卓四郎。

这一下就可以上下一致沆瀣一气了。你别看辻政信军衔低，少佐还是刚刚晋升上去，但却是关东军的老土地爷。如果把他来关东军从1936年4月开始算，这些个人里面他资格最老。除去资格，辻政信在关东军作战课还有一项别人无法比拟的长项：他真的上过战场打过仗，那枚“功五级金鵄勋章”可不是谁都能挂得上的。其他人就算是大佐中佐，也就是从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桌子上打仗，没见过战场。上下人事和实际作战经验，这就是辻政信以一个小小少佐却有如此大发言力的原因。

有了发言力就要用，往什么地方用呢？关东军在关外，没有直接加入中日战争；镇压被日本人称为“马贼”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作战参谋们什么事。这帮闲的无聊，就把目光盯在了北边的老毛子身上。

从因为那篇《田中奏折》而出了名的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到石原莞尔都捣弄过所谓“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每次都是把俄国或苏联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两国在东亚的利益互相冲突，日本老怕北极熊在背后给他下点什么胡椒面。这次也是一样，在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的时候，日本老嘀咕着背后的苏联人。

那么怎么办呢？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陆军重视很有代表性的：俄国人根本不足为虑，只要狠狠打他一下，让他记得了疼，他就规规矩矩地不敢动了。这就是当时日本人开口就是的“惩膺论”。扩大侵华战争也是所谓“惩膺暴支”，现在又要去惩膺什么苏俄去了。因为早年间日俄战争日本赢了，所以现在也就只要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是不是那样？先看看当时日苏军力的对比吧。

俄国虽然变成了苏联，但红军并没有放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研究。制定了以坚固的机甲，强大的炮火为后盾的战法，决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上帝和我们在一条战壕里”的虚无缥缈的精神主义梦想上。所以1938年苏联的战车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万辆，每年的生产能力超过一千辆。在军力使用上没有达到对方军力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时绝不贸然进攻。这种战法虽然有点枯燥无味，但绝对行之有效。

而日本呢？当时日本全陆军保有的的坦克装甲车总数大约只在500辆左右。

数量是个问题，质量就更加惨不忍睹了。日军的八九式，九七式坦克装备一门57mm炮和两门7.7mm机枪，那门短得像根猪鼻子似的57mm炮的发射初速只有350米/秒，破坏力只有苏联坦克装备的47mm炮的65%左右。日军的八九式坦克的装甲厚度是17mm，九七式是25mm，九五式只有12mm。而苏联的BT5坦克时22mm，T26和BT7坦克则为25mm。

苏联BT型坦克的车重对引擎马力比为每吨32马力，而日本的九五式只有17马力。所以日军的坦克和美军的M4谢尔曼，苏联的T34相比只是一只活动铁皮棺材罢了。

日本的装甲部队不仅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落后，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认识也落后。当时日军的装甲车辆任务仅仅为和步兵协同作战，还没想到装甲兵团的对战，反坦克技术几乎为零。面对着坦克装甲车，日军的办法仅仅是往上面砸燃烧瓶！反观苏联军随身携带卷成一米左右一团的钢琴弦线，需要时拉开一架，坦克只要碾上去就动单不得，成了反坦克炮的活靶子。

可能有人想不通，日本当时的武器制造技术并不很落后，怎么日军的坦克怎么会是这样的？确实日本不是个兵器生产的落后国家，从1901年（明治34年）开始日本就开始出口武器了，那年向暹罗（泰国）出口了两万支步枪和一千万发子弹。1905年袁世凯向日本购买了包括三一式速射山炮在内的步枪三万五千支，子弹三千万发，大炮一百门。但是1907年以后，日本军火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不过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倒不是因为价格或者质量，而是在金融方面输给了克虏伯公司采用的借款贩卖方式。但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一直到1913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就卖给了清王朝价值白银二百六十万两的武器。

源济

纵 火 草 原（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事工业更是靠出口武器发了财，战时陆军出口步枪，迫击炮，24厘米加农炮，20厘米榴弹炮等给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金额达一亿八千万元。而海军则出口了包括12艘驱逐舰在内的高达二亿九千万元的武器。但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都着力于对坦克，装甲车的研究开发的时候。日本的起步就晚了，日本国产的第一种坦克九一式直到1927年才设计制造出来，后来在1929年改型为八九式，但是直到1931年也就只生产了12辆，在 “9.18事变”和“上海事变”中日军使用的坦克是从法国雷诺公司进口的。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由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落后，迷信 “白兵主义”，用一句大家熟知的中国话来翻译就是“刺刀见红，两百米内硬功夫”，总觉得精神第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愿意说：没钱了。像泥潭一样的大陆战争把日本陆军的军费全吃完了，你看海军没事能造“战舰大和号”那种废物的时候，陆军连坦克大炮都装备不起。就这样还要去惹苏联人。
　　
　　是不是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苏联人的底细，完全是在打傻仗？不是。日本人不缺苏联情报，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1938年还出了这么件事，6月13日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相当于内务部长）柳斯科夫大将在现在的吉林省珲春市长岭子附近翻越国境，叛逃关东军。柳斯科夫带给了关东军大量的苏联情报，甚至随身携带了苏军用的密码本。叛逃后柳斯科夫在关东军作过一段军事顾问，据柳斯科夫的计算，进攻苏联起码需要四千辆坦克。
　　
　　柳斯科夫的叛逃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张鼓峰事件的原因。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8月间日本军队闹出来的一出贻笑大方的荒唐硝化。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和“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的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后来当上了陆军省兵务局少将局长的田中隆吉当时是第19师团的第25山炮大佐联队长，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苏联人干了。结果连一炮都还没打出去就让给苏联人把圆炮管给拍扁了，好容易逃出命来的田中隆吉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惊魂不定，在战后写的《分析败因》这本书里用了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傻气：“螳臂当车”。
　　
　　辻政信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第十九师团的失败只是朝鲜军的无能。要是换上精锐的关东军，什么苏联军队装甲坚硬，炮火强烈，哼哼，三十年前不是已经输给皇军了吗。至于柳斯科夫大将的警告在辻政信看来更只是一条丧家之犬的夸大其词罢了。加上当时负责处理审讯柳斯科夫的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的甲谷越雄少佐和辻政信天生就是对头。他俩那年都是36岁，陆士陆大全是同期，陆士毕业时辻政信首席，甲谷次席；陆大毕业时辻政信第三名，而这次甲谷几乎最后：51人中的第47名。所以甲谷的信息不会给辻政信，而辻政信也不会重视甲谷少佐那儿出来的情报。
　　
　　当然也不能说辻政信就完全是一匹莽夫，他也会老太太吃柿子挑软的捏。朝鲜军不是直接和苏联人对挑没找着好吗？他不那么傻，他找蒙古人对练。总不见得号称天下无敌的皇军连蒙古人都不能欺负了。他在所谓“满蒙边界”上找下嘴的地方。
　　
　　那个“满蒙边界”用的就是内外蒙的边界，当时那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并不是拿来当国界用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过，边界也随着各自势力的增弱而变化，几乎没有确定的边界。
　　
　　于是就有了号称“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正规立体战争的“诺门罕事件”。

源济

纵 火 草 原（五）

诺门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以南60公里处。现在属于诺门罕布日德嘎查（就是诺门罕湖村的意思）。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雄鸡的话，诺门罕就在那鸡冠下面凹进去的鸡颈部份。一条叫哈拉哈河的河流自北向南流过，把草原分成东西两部分，河的西面外蒙古是比东面内蒙古高的台地。据说大清的时候有个叫诺门罕的喇嘛住在那里的一个湖边，因此而得了名。那是一片草原，除了游牧民外没有人，直到2001年的调查，这片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就只有80户人家，共251人。

关东军主张这地方的内外蒙古边境是沿着哈拉哈河，而外蒙古则主张边境在哈拉哈河以东大约20公里的地方。外蒙古的主张根据是大清划的边界，这条边界从1734年开始到1908年划了好几次，伪满“外交部”和“治安部”在1937年6月找了几个历史学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代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无论是从历史文件还是在现场发现的表示边界的“敖包”，都证明外蒙古的主张有理。这份调查报告打印了30份，分别送交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和伪满的有关部门。

但关东军不干，关东军的依据是1918年一次大战后出兵西伯利亚时从苏军那儿缴获的一张八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内外蒙古在这一带的边界是哈拉哈河。

关东军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但是就不去想在台面上苏联终究是第三国，苏联的地图怎么标怎么能在台面上亮出来作为力争的依据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地图事件上关东军知道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而要和外蒙古人干架时又忘了这一点了。这有点日本人的天性：凡事只想对自己有利的。

现在对辻政信什么最有利呢？打一仗，立一功，彻底洗刷掉“陆军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耻辱。所以1939年4月辻政信在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的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的文件中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一旦发生冲突事件，无论兵力多少地域情况如何，一定要取得胜利”。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及其以下“防卫司令官”，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而且还“一定要取得胜利”。

“诺门罕事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

1939年5月11日，几十名外蒙骑兵渡过了哈拉哈河，和当地的伪满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由于寡不敌众，外蒙骑兵退回了哈拉哈河西岸。

第二天，大约有700名左右的外蒙骑兵大举渡河，到了诺门罕附近扎了下来。伪满军不行了，向皇军大哥求援。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是日军第23师团，日本的师团的战斗力如何，看番号便知。1916年当时有一个近卫师团和编号从1到20个的师团，那全是老部队，有战斗力。其他番号的师团都是1938年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建立的，总共有192个，编号最后的是1945年4月编成的第335师团。

这个第23师团是1938年4月在熊本开始编，到7月份才遍成的，历史才只有10个月。日军师团分三种：常备师团，特设师团和治安师团，第23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批三联队制师团，就只辖有三个连队，兵员一万二千人。而常备师团的满员兵力是二万五千人，其中60%步兵，余下的为骑兵，炮兵，辎重兵，通讯兵和卫生兵。特设师团顾名思义，是“因为特别需要而增设出来的”，所以和常备师团差的最大就是这个比例。举例说如果常备师团的炮兵力量为100的话，特设师团就只有62，而只能担负维持占领区治安任务的“治安师团”则只剩下44了。

头年7月份，这个第23师团编成后被拉到满洲，可是没房子住。整个师团拆得七零八落地上别人家借住，1938年底才刚到海拉尔。住在别的师团那儿的时候由于没地方，根本演习不起来，最多走走步伐什么的。到了海拉尔了，天寒地冻，入境随俗这帮皇军也就猫了冬。到年初刚开始演习。别说师团单位的演习，就连联队单位的演习都没有进行过，到诺门罕事件为止，最大规模的演习单位是中队（连）。

就是这样一只菜鸟师团，还碰上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菜鸟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搞情报出身，做过驻苏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当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认自认全是“陆军第一苏联通”，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当主官。

可是这个“第一苏联通”，居然没想到蒙军后面肯定有苏军，派了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带了一个轻装甲车中队（连）和一个骑兵中队加上伪满兴安骑兵第八团的一部分共六百多人5月13日从海拉尔出发去了诺门罕。这时在海拉尔的后来改名叫第二飞行集团（原来叫关东军飞行集团）也不甘落后，出动了轻轰炸机对蒙军进行轰炸，所以当东支队赶到诺门罕时，外蒙军已经撤到了哈拉哈河以西去了。

东八百藏以为完成了任务，留下伪满骑兵看守，自己带着日军于15日回到了海拉尔。

可是跟着来的报告是：“外蒙骑兵又过了河，把伪满军轰跑了。”废话，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可不还得来嘛，但小松原中将不这样认为。现实情况怎么样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是那个《满苏国境处理纲要》中的“一定要取得胜利”这句话。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被尊为“陆军第一苏联通”的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外蒙古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应该说当时关东军航空集团飞行员的素质不错，但是和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飞行员素质不错”也有一个漏洞。战斗机轰炸机的飞行员素质确实不错，这点在以后的实战中能够得到证明，但是日军一直轻视情报，这点在飞行员的配备上也一样，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是飞行员中最差的，后来就知道了，侦察机得来的情报可信率几乎为零。当时日军面对的外蒙古军是一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外加一个机枪营，而不是400人。

而日军出动的全部兵力是两千零八十二人，装甲车辆一辆没有。就这两千人还兵分两路，一路是上次的东中佐带了两百人从阿木古郎宝力格出发沿哈拉哈河南下抄外蒙军的后路，山县大佐带主力沿东西走向的乌尔逊河（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自东向西进攻，最后把外蒙军消灭在日本人叫“河又”的两河交汇处。

先不说这个不知己不知彼的杜撰作战方案有多荒唐，陆军大学校26期毕业的皇军精英山县大佐就连这个计划都不会执行。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在宽达25公里的战线上分散开来，说是不让外蒙军又溜了。就这样自己带的大概一千人走着走着又有一个大队（营）走没了，因为草原上没有明显的地标，那个第三大队走到几乎10公里以外去了。

源济

纵 火 草 原（六）

山县大佐发现走丢了人就慌了，做出了一个没人知道原因的决定：把原来准备和东中佐汇合的地点从河又改为东方5公里的733高地，更有趣的是这个决定因为通讯设备坏了，所以没人知道，在海拉尔督战的辻政信不知道，当事人东八百藏中佐也不知道。

东中佐带了人很认真地就奔目的地而去了，28日晚上到了“河又”。可是等来的不是计划中被山县大佐驱赶过来的外蒙散兵，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居高临下的四门120口径重炮（后来又加了四门）和无数的迫击炮，山炮，野炮及其39辆坦克掩护下的挥着马刀的外蒙古骑兵。

就这样东中佐居然还能坚持了一天一夜，中间还缴获过两辆外蒙装甲车，开着和外蒙军对打。这段时间里东中佐派出过七次斥候去寻找联队主力。除了在路上被打死的，活下来的在战斗结束以后都是满腔怒火地在讲笑话给大家听。

东中佐的副官金武在河又以北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走迷路了的第三大队，但是日军的传统是不能向友军求援，因为这是“必胜的信念不坚定”的表现。所以只能请求第三大队的谱久村少佐请求帮忙向河又的浮桥进攻，可是谱久村少佐正为找不到联队主力而犯愁呢，根本不理这个茬。

其实联队主力就在东中佐身后两公里的地方，山县大佐正从炮瞄镜里看着东中佐们被包饺子，为什么不去解救，现在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谜。东中佐最后派出的斥候鬼塚曹长花了两个多小时找到联队主力时已经是29日晚上六点半了，报告完情况，鬼塚曹长向眼睛凑在炮瞄镜前面的山县大佐的背影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要回去，这时大佐在背后说话了：“现在去哪儿？”

“回阵地。”

“别回去了，现在他们正在最后冲锋”。

鬼塚曹长在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不知道联队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在海拉尔等捷报的辻政信参谋等了两天不见回音，知道大事要糟。30日下午赶快直奔河又去看看虚实。半路上遇到了最后冲出重围的一个会计军官带着三个兵倒在地上，看到辻政信哭哭啼啼地报告：“东支队全灭了”（日军的“支队”不是正式编制，10个人能叫支队，几个联队也能叫支队，只要是团伙就行。）

辻政信大喝一声：“住嘴，谁说东支队全灭了，你们四个人不是还在吗？东支队还在，谁也灭不了！”

嘴是挺硬，可是心里直打鼓：山县武光会不会也被全灭了？可没人知道山县主力在哪儿。正在这时，发现几辆回海拉尔拉炮弹的日本军车，拦了一辆下来去找山县。

到了山县指挥部，发现山县离东中佐的阵地就只有两公里，辻政信可真急了：“八嘎牙鲁，你和东是陆士同期，你就见死不救，在这里发了两天呆？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这叫先下手为强，山县武光确实是作战无能指挥无方，这两天里除了打打手里的那三门75mm联队炮之外确实没有干什么主动进攻，而那三门75口径的联队炮射程只有六千三百米，打不到外蒙军头上去，反而一直被人家打的抬不起头来。但要知道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本人制定的，山县武光就是出击，也只是苏蒙联军的优势炮火下的活靶子而已，现在山县的拙劣表现正好使得人们注意不到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在扯淡。

辻政信到炮瞄镜前面看了看，外蒙军已经又撤回河西岸去了。于是辻政信转过身来对山县说：“听我说，这样下去死路一条。今天半夜大家跟我发动夜袭，说什么要把尸首抢回来，特别是东中佐的尸首。明天我回关东军司令部，传媒的消息我来发布，就说山县支队发动夜袭，战果赫赫，把外蒙军驱逐了出去，怎么样？”

神志惶惑的山县大佐还能怎样，跟着点了点头。

到了半夜，辻政信带着山县主力的七百多人，向哈拉哈河摸了过去。但是茫茫沙漠草原，没有任何地标，又不敢打开照明，不知道究竟到了东中佐的阵地没有。河对岸灯火通明，坦克装甲车老是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被他们发现了可不是玩的，在这种地形，几发照明弹往天上一打，那就只能等那个不怕死的来为自己们收尸了。

到了三点钟。草原的天亮得早，再有一个小时天就快亮了，山县担心被外蒙军发现，来和辻政信商量，说看样子晚上找不到了，再不赶紧撤到敌人炮火射程之外就危险了。辻政信也觉得有点道理，正要同意，就闻的一股臭味随风飘来。辻政信将手一挥：“跟上”，顺着臭味飘来的方向就爬了过去。就闻得越来越臭，越来越臭。最后辻政信果断地说：“就在这里了，打开手电筒”。

在手电筒的照明下，一看眼前的景象，饶是上过战场的辻政信也惊呆了。

两百多具尸体都被摆成了一个圆形，东八百藏中佐在最中间。一半以上的尸体被烧得漆黑，卷成了一团，不知道是苏式重型坦克上配备的火焰喷射器直接烧的还是浇上汽油烧的。头回上战场的山县大佐，吓得闭上了眼睛不敢看，就是在上海，太原的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辻政信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辻政信定了定神：“三个人一具，一具尸体不准留下，全部抬回去”。

无能无方的山县大佐和勇敢讲义气的辻政信少佐的落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看不到的是正因为有了辻政信的“勇敢”，才有了他“讲义气”的用武之地，才有了山县武光的“无能无方”，才有了东八百藏支队的“壮烈玉碎”。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罕事件”。

6月2日的《东京朝日新闻》的新闻标题是：“五月三十一日清晨五点，残余外蒙兵被完全驱逐出哈拉哈河国境”。内容是：“从二十八日开始的战斗重创敌军，仅遗弃尸体就多达三百多具，推断敌人死伤人数达七百人以上”。

6月3日的新闻标题是：“白刃突击战，壮哉，东部队长之战死”，内容里看不出一点东支队“全灭”的事实。

5月30日22点35分，山县支队还没有出发为东支队去收尸的时候。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一份署名为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的电报：“庆祝诺门罕方面贵军取得的赫赫战果，如今后该方面敌军有增兵或入侵企图，请及时通报贵军的计划，使用兵力及需往满洲增派的兵力和器材”。

原来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已经联名发电报告了“虽然死伤超过两百，但还是在对岸高台敌人重炮的轰击下在河又地点坚持战斗，最后终于坚持到主力赶到后包围了敌人，全歼敌军七百余名”的“战果”。

为什么这二位如此大胆敢伪造战果往参谋本部报告？这一点很不奇怪，可以说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没犯什么大错。1929年修改的日军《战斗纲要》上对战果报告是这样规定的：“必须注意不能有损于必胜的信念的有害无益的言行举动”。这种胡说八道是军事条令许可或者换言说是要求的。

但是胡说完了怎么办？

源济

纵 火 草 原（七）

山县联队撤退以后，苏蒙联军于六月十八日正式进驻哈拉哈河东岸，捎带着把诺门罕一带的伪满军也赶上了大兴安岭。苏军的轰炸机也把周围的日军军事仓库全给炸了，光甘珠儿庙一带日军贮存的汽油就给苏军炸掉五百桶。日军的空中侦察表明这一带的苏蒙军兵力有十几门高射炮，二十几门大炮，三十几辆坦克装甲车，五百辆汽车左右。

和所有的类似事件一样，是就此罢手还是再接着赌一把就在关东军司令部，陆军省，参谋本部里掀起了一个大鸣大放的大高潮。

陆军省军事课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课长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是首先大陆战线日益扩大，腾不出手去和苏联人扯淡，再加上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还嫌事情不够热闹，又扯出了一件“天津英租界封锁事件”出来，现在美国也大有加入的势头，先不管口头上“大日本帝国”怎么牛，同时和几个大国吵架总不是一个聪明主意。

英租界事件是怎么回事呢？英国当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还是持中立立场，没有公开介入。但是默认租界内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活动，而且通过英资银行向中方提供资金。1939年4月9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抗日锄奸团暗杀，英租界当局拒绝向日军引渡凶手。山下奉文就在6月14日用通电铁丝网将英租界围了起来，在进出口处将英国人在大庭广众下扒光了抄靶子。

这时候正好日美间在谈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本家大叔丢了面子，美国人也不干了。这个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最后还是以英国人让步的方式结束了这件事，7月22日英国人同意取缔英租界内的抗日共产分子。正当日本人在欢呼“英国佬投降了”的时候，7月27日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照会美国中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给了日本人一记闷棍那是后话了。

关东军可不这么看，尤其是作战课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两位参谋。“大日本帝国陆军”从1871年成立以来还没有在对外战争中吃过亏，更不要说这次是对一个人口只有八十万的蒙古了。辻政信说：“对于旁若如人的苏蒙方的行动，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痛加打击。如果关东军表示出决心，不但可以封杀苏蒙的野望，也能打开日英谈判的僵局”，一开始并不同意扩大事态的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面对着这种“政治上正确”的豪言壮语，也只好同意。总之，这个场子一定得找回来，无敌的皇军不能这样吃哑巴亏。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辻政信的计划是出动日军一个师团，炮兵力量加强一倍，第二十三师团没有实战经验，是不能用了，起用精锐的第七师团再加上整个第二飞行集团。

关东军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看了这个计划以后，提出了特别关东军的意见：“上次是小松原打正面，这次换上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上不好看，这次还是让第二十三师团去吧。”

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没反对这个计划，就是说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得和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于是就上报到了东京。

东京也是争执不下，到最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拍了板：“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好轻松，“只是一个师团的话”。这句话极其有名。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师团总数是这样的：一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还有新编成的21-23这三个特设师团。全部折算成“常备师团”的话就只有20个。陆军大臣一句话，百分之五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东京这边还在扯皮做算术的时候，关东军的捷报又来了。6月27日，第二飞行集团对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实行空袭，炸毁击落苏蒙联军各类战斗机轰炸机达150架。就连一直赞成作战的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大佐接到关东军的报捷电话时也跳了起来：“八嘎丫鲁，这是什么战果！不是跟你们说了先不要动，空袭外国内地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道不知道？”把电话那边的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给吓得浑身发抖。

辻政信接过了电话，从容不迫地说：“苏联飞机先炸的甘珠儿庙，所以关东军只是在采取战术手段，军司令官批准就行，没必要报送天皇。如有问题，所有责任我一人承当”。

没人来追查责任，真要追查起来辻政信就得枪毙。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查结果是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命令关东军中止空袭的电报已经被辻政信撕毁，而且辻政信私自下达了空袭命令，发令栏里作战课长，总参谋长，司令官的签名全部盖着辻政信的图章。

但现在是漏子已经捅了，苏蒙不会善罢甘休，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打就打吧。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就是这样由辻政信下令打了起来。

这次的作战计划，和上次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出动的兵力多，而且吸取了上次没有装甲兵力的教训，派出了装甲部队，增强了炮火支援。在辻政信看来，如同杀鸡用牛刀一样胜券在握。既然如此有胜利把握，干脆就把仗打到对面家里去，砸了他的瓶瓶罐罐再说，于是这次第23师团主力干脆渡过哈拉哈河，抢占高地，以逸待劳，在河西岸等待被由安冈正臣中将指挥下的主要由机甲部队组成的安冈支队驱赶过来的外蒙部队，在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将其全部消灭。

辻政信到底知不知道他面对的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回答是半知半不知，或者说不想知道。他原来的估计苏军只有五个营，其余都是外蒙军队，其实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警告辻政信“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辻政信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了？不是，基本上来说他对苏军的估计符合当时日军的常识。

辻政信是这么算的：在诺门罕作战对日军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因为日军缺乏机动运输能力，大兵团作战区域离开铁道线不能超过250公里，而诺门罕离最近的铁道线是240公里，所以说这是极限。反过来看苏军呢，最近的铁道线离哈拉哈河地区也有750公里，因此在辻政信看来就算你老毛子汽车多个几辆，撑死也就只能供应一个师团，增兵多少个师团也是空的数字而已。所以在辻政信看来日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既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皇军的勇敢据说是规定了，那么皇军不胜还有谁能胜。

就这样，小林恒一带着冈本德三大佐的第71联队和酒井美喜雄的第72联队从6月20日开始就出发了。第23师团不是还有一个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吗？因为上次山县联队过于勇敢，所以这次不舍得用，留在海拉尔了。从齐齐哈尔找来了第七师团的第26联队，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这帮被称作“步兵团”，这里的“团”字不是中国军队里那那个军事编制，而只是“集团”的意思，解说成“团伙”也行。觉得“支队”不合适的时候就用“团”字。

汽车不多，先拉了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去抢占河东的要点阿木古郎，将军庙和甘珠儿庙，其他将近一万人就走着去。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出门行李多。皇军们也不例外。当时日军的标准步兵行装是37公斤，包括一支三八大盖和240发子弹，还有手榴弹，燃烧瓶那些杂碎加上铺盖什么的。一般日军行军带两天口粮，吃完了就去抢，但这次也知道草原上除了大老鼠以外没有可抢的对象，因此这次还得多带口粮。

后来活下来的日本兵回忆诺门罕，肯定会从那次倒霉的行军开始。出发时还挺精神振奋，结果走了整整一天回头一看，那海拉尔的房子还是清晰可见，这就叫“茫茫大草原”。皇军们一下子就都泄了气了：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这还没完呢，草原特产有一件就是蚊子。那蚊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比黄鼠狼大耗子什么的滋味好多了，黑压压地就朝皇军轮番攻击上了。行李重，路途远，太阳晒，蚊子咬，第71联队出发时2400人，掉队的就有一千多人。

就这样走了整整六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这当间坐汽车先到的先遣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的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屁了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

源济

纵 火 草 原（八）

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主持编制作战计划，头一次干出点错是难免的，但是辻参谋这次的错出的太出格，不可思议。按理说一个经过战场的军刀组精英参谋不应该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差错的，先从渡河讲起吧。

7月2日半夜，步兵团主力三个联队和一个野炮大队渡过了哈拉哈河，这次渡河就是一场富有想象力的笑话。按理一个师团渡河起码要有三座以上的桥梁和三个以上的保卫桥梁的高射炮中队，可是担负架桥任务的工兵第23联队是空着手的。架桥器材全被拿到中国内地去了，只好拿手里的训练器材来架桥，就这点可怜的器材还被田坂专一大佐的汽车第4联队黑灯瞎火地搬到两公里以外去了，卸完了车才发现。急急忙忙再装车赶路，到了渡口已经耽误了两个小时，这边工兵队将就着材料总算搭起了浮桥，但是因为舟船不够数，间距拉得太宽，所以汽车不能过，大炮不能过，更不要说装甲车和坦克了。就只能扛着37公斤行李的步兵过。

步兵们过了桥又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就没想到地形：河对面是一片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呢。整出这么大动静，人家不知道才见了鬼，于是没等渡河部队整顿完毕，就在渡口边上开了打。

日军坦克少，平时训练时用的是装甲车，一半以上士兵连真坦克都没见过。不过不要紧，这回可开眼界了，密密麻麻的苏联坦克，中间的间隙就只有5米，喷着炮火就从三个方向包围上来了。而渡河的日军不要说坦克装甲车，连炮都没有一门。怎么办，辻政信大喊一声：“坦克来了，准备肉迫进攻”。

日语的“肉迫”有点像中文的“肉搏”，人和坦克怎么个肉搏法？能，放坦克过去以后采用“杀猪捅屁眼”的办法是一种，抱着反坦克地雷愣往坦克履带里塞也是一种，往引擎上扔燃烧瓶也是一种，因为那时坦克用汽油发动机的多，很容易着火。但不管怎么肉搏，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员伤亡低不了。

那边炮兵整个把渡口两岸改成了兵工厂。大炮过不了桥，只好在河东岸拆开来用舟船运过河以后扛上高地再重新组装。因为汽车和马都过不来，组装完了再用人往前线拖，一门炮要用16个人。总算在上午十点半左右，第一门37口径的速射炮上了阵地。

日军的士兵训练质量不容轻视，就这么个菜鸟师团的炮兵，拉开炮架就打了起来。距离实在太近了，直接用十字镜瞄着就打。头十发炮弹就打掉七辆苏联坦克！牛不牛？接着打啊，打不了了。

只有六发炮弹了。

这门炮赶得太急了点，炮弹也少了点。但是要知道37口径速射炮的弹药基数是60发。日军当时没有反坦克武器，从那一刻起37口径速射炮就成了日军的反坦克炮。但全师团带过河的就只有20门，根本不够用。而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坦克呢？别急，这就要大概知道了。

辻政信在开战以前亲自坐侦察机在空中侦察了好几次。可能是近视眼的原因，据说那一带没有外蒙军主力，就些零碎部队，还有撤退迹象。再往后就干脆不让侦察机起飞了，说是不能打草惊蛇。

这次既然已经开打了，也就不用担心打草惊蛇。航空兵派了侦察机去侦察，前边说过侦察机飞行员的技术很可疑，碰上这位的技术还挺过硬，发现了离辻政信七公里的西边集结了400辆坦克，吓得他赶快回来报信。

技术好的飞行员肯定会遇到技术好的同僚。忙得昏头昏脑刚刚组装好炮的高射炮兵们看到从西边飞来一架飞机直扑渡口而来时，也顾不得看看机翼机身机屁股上有没有贴着膏药就开了火。高射炮兵的技术也不错，一个排射就把自己的侦察机打下来了。

那个飞行员不但技术不错，责任心也很强。被打栽下来了也没有忘记把通讯筒扔到阵地上。（那时没有报话机，侦察机得到的结果塞在通讯筒里往地上扔）边上有士兵捡了起来交给辻政信，辻政信打开来一看就骂了起来：“八嘎，被打下来活该，连数数都不会。航空集团怎么尽出这号人”。原来辻政信以为侦察机飞行员弄错了一个零，把40辆坦克写成400辆坦克了。

但是辻政信马上就知道飞行员没有弄错，弄错了的是他自己。因为他听到了火车汽笛声——苏联人修了临时铁道，这就解释了辻政信所无法相信的苏联人居然能解决750公里的运输问题，他们离铁道只有100公里。

就这样从7月2日到5日这三天，渡河日军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不能再打了。随军渡河的三个参谋：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就和步兵团长小林少将，师团长小松原在一起碰头合计上了。矢野和小林认为渡河作战已经失败，应该撤退。辻政信没啃声，小松原倒发了狠劲，坚决不同意撤退。

小松原在一开始是反对渡河的，倒不是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怕水。小松原是个秤砣，不会水，所以对渡河作战本能地反感，但是辻政信说：“如果第23师团不能主动请求渡河作战的话，关东军司令部将命令第23师团渡河作战”。受到这样的威胁，小松原也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还是争取个“要求进步”吧。但是到了这一步，小松原可真不服了，当初要过河不就是你们吗？

服部出来打圆场了。服部指出了一个事实：苏蒙联军随时可能切断浮桥。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只是他们还没有想到罢了，而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浮桥被切断，那渡河的三个联队除了去靖国神社就是去战俘营了。这下小松原不反对了。

其实服部之所以主张撤退，除了战局不利之外，他还掌握了一个情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到了将军庙，但没有渡河又回去了。

参谋本部没有同意诺门罕作战，只是默认了。但那种默认是以胜利为前提的，如果作战失败，那他们就肯定会被参谋本部作为替罪羔羊。所以服部想在还没有惨败以前全身而退。

辻政信从不反对服部的意见。因此在7月5日傍晚，由第26联队断后，第23师团又撤回了哈拉哈河东岸。

当初干吗要渡河？

还有，那个安冈中将的机甲兵团现在怎样了？

源济

纵 火 草 原（九）

战后在印尼的泗水市被枪毙了的乙级战犯安冈正臣中将担任这个战车兵团的指挥官之前是陆军战车学校校长，应该算是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专家，从这个专家身上就可以看出日军装甲部队的水平了。他手下的配置是这样的：野战炮兵第13联队一个大队12门炮加一个高炮中队四门高炮，一个工兵联队再加上四个汽车中队，主力是战车第三第四两个联队共80余辆坦克和十几辆装甲车再加上师团主力不要了的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六十四联队。

7月2日在第23师团渡河的同时，安冈带着机械化部队从将军庙出发，到了指定集合位置和在等着他的山县会合了，得到的情报是：“根据飞机侦察，哈拉哈河东岸的敌人已经失去战意，有退却的动向”。上次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的山县大佐这次赶快争取表现好：“我们应该赶快行动，占领河右的苏盟军渡口，起码也要破坏掉渡口，不然苏蒙军很可能在我们行动前退回西岸”。

安冈当机立断发出了命令：“山县联队向西追击敌军，第三战车联队予以配合，第四战车联队在第三战车联队的左翼配合，目标：河右渡口”。

这是个即使在情报正确的情况下也是极为错误的命令。要追击退却的敌人，自然要以装甲部队为中心，现在以扛了一大堆行李的步兵为了中心不说，两个战车联队的联系也一字不提，更牛气的是自己就在出发地扎了下来，没跟部队一起行动。

由吉丸清武大佐指挥的第三战车联队一出发就遭到了西岸苏军重炮的轰击。但是第三联队运气好，正好这时下起了倾盆雷雨，苏军无法观测弹着情况，所以总算在晚上八点钟到达了733高地。而玉田美郎大佐的第四战车联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被苏军炮火给炸昏了头，干脆回头向东了，而且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最后到了733高地东北面的757高地，但除了他们自己就没人知道其所在位置。那些工兵们扛着炸药兴冲冲地去炸桥，结果迷了路，钻到了两块外蒙军的阵地中间，被交叉扫来的重机枪压在沙草窝子里抬不起头来。不是还有12门炮么？那可是富有时代凝重的炮——用马拉的，好不容易躲开苏军的炮火，绕开陷马脚的沙窝子，到了3日凌晨三点才到阵地阵地一看，哪是什么733高地，是731高地，在733以北5公里呢。歇了一会儿，那个倒霉的山县联队也来了，原来大哥不笑二哥，也走错了路。

就这样所谓机甲部队从一开始就支离破碎，散了。说实话安冈真要是自己带着人马聚成一团直扑河又而去倒也不一定炸不了桥，但到了现在就只能各自为战，自祈多福了。

到了733高地的第三战车联队发起了一次在整个二战史上都很少见的攻击行动：坦克夜袭。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就有夜袭的作战传统，从上到下开口就是夜袭肉搏，好像只要会了这两件法宝就无往而不胜了。这回好，连坦克都来夜袭了。可是大白天都无法协调行动的日军装甲部队，晚上如何行动法？结果是733高地没拿下来，自己几乎损伤过半。但行动的结果是终于走到了731高地的边上，和山县联队会师了。

这边会了师，那边第四战车联队又撤到后方去了。原来他们瞎打瞎撞到了757高地以后就地和惊炸了营的外蒙军干了起来，打掉外蒙军的十几门炮，十几辆装甲车，两辆坦克以后溜之大吉了。

安冈终于找到了第三战车联队，说现在大家团聚了，先去打731高地。由于山县联队的拖拉，一直到中午12点15分才出发，出发后刚刚十五分钟，吉丸清武大佐的坦克就被苏军的钢琴线给绞住了履带，只能下车逃命，刚下车就中了苏军阻击手一枪，正中脑门，去靖国神社报到去了。

在第三战车联队已经全毁了的时候，安冈还在作着攻占河又的美梦。甚至在第23师团主力已经开始回渡哈拉哈河东岸的时候，安冈还在忽悠山县武光：“小林已经带着酒井的第72联队过来了，你再不努力，功劳就要被人家抢去了。”

小林少将是带着步兵团回来了，但那不是去和山县武光去抢河又的渡口，而是河对面呆不住了被赶回来的。回来的那个叫惨，渡河时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被苏军炮弹直接击中，炸得找不到完整尸首。而且刚刚回来就得到噩耗：接到安冈的命令前去攻渡口的第四战车联队在755高地中了苏军埋伏，山县联队这次可没有见死不救，拼了命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第四战车联队总算救了出来。可是自己却几乎残了。

安冈的机甲兵团也已经残废了。

就在这个时候，离河远了又神气起来了的小松原师团长于7月5日又发出了个古怪命令：“所有部队统统到安冈支队已经控制了的731高地集合，将正在逃窜的外蒙军彻底消灭”。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还是侦察机的报告，说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交汇的三角地带的苏蒙联军有撤退的动向。

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查清真相了。那位飞行员的手记中说：“大量装甲车辆有缓慢向东往三角地带集中的趋势”，怎么到后来会成了“有撤退的动向”这件事成了千古之谜。一般的人都往辻政信身上想，因为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和他的气质挺吻合的，但没有确凿证据。

现在不是追击逃敌的时候，首先把河东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各部队位置搞清楚就是个最艰巨的任务。苏军的空袭加上炮击，电话线接不起来，通讯兵早就死伤过半了。派传令兵吧，花时间不说，十个传令兵里活不下来两个。老毛子打肉搏不行，但是枪法极准，本来对面朱可夫带的就是阻击部队，当然有枪法出众的阻击手了。专打军官，通讯兵和传令兵。弄得日本人成了聋子哑子和傻子。

关东军，不，应该说日本陆军从成立开始，第一次进入了防御作战。四个步兵联队经过死拼，在7月中旬左右才在苏蒙联军面前摆开了防御的架势。

日军最薄弱的作战就是防御战。因为没有打过，陆军大学校的祖师爷梅克尔少校也没教过。就记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话，成天和苏蒙联军打近战，打肉搏，让苏蒙的坦克，大炮派不上用场。这么一来，苏蒙联军倒确实是在慢慢地退却。

但是朱可夫可没想着和日本人干耗下去，他正在增调部队，抢运物资，想抢在入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人也不想干耗，堂堂皇军居然被昔日的手下败将弄得一筹莫展那还行。俗话说黔驴技穷，这时候的黔驴还有一计没使出来呢——用炮兵。你不是炮火强吗？那玩意皇军也有，一拉炮绳炮弹照样出去，今天要你们老毛子见识见识皇军的大炮。

源济

纵 火 草 原（十）

7月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布了编成炮兵团的命令。由从日本内地动员的第一师团所属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配备了16门九六式15公分榴弹炮，每基数50发炮弹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和16门九二式10公分加农炮，每基数60发炮弹的独立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加上原驻黑龙江穆陵的满洲独立重炮兵联队（6门八九式15公分加农炮，每基数30发炮弹的）编成，团长是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少将。除了以上配备以外，这个炮兵团还有第23师团所属的野炮第13联队的24门三八式野炮，每基数100发炮弹，三八式12公分榴弹炮，每基数60发炮弹，再加上第三旅团还带来了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的一部分，八门每基数100发炮弹的九零式野炮八门。

这就是关东军在诺门罕所使用的全部75口径以上的大炮，共计82门，炮弹准备了5个基数。准备打三天。这次派到诺门罕来的第一和第七野战重炮联队是日军野战重炮中的精锐，大炮全是汽车拖的，号称只要三小时就能把苏蒙炮兵全部消灭。

理由呢？不知道，好像是“应该是这样的”，想必“皇军面前无敌人”吧。

这叫真正的夜郎自大或者叫井中之蛙。

他们面对的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重炮就有92门，东岸还有包括12榴在内的各种炮172门，再加上253辆坦克上的76mm平射炮。

最重要的是，苏军的炮弹无限量！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苏军不用两分钟就能打完。对面的苏联第57狙击军团下属的三个狙击师全部炮兵一分钟能打出66吨炮弹，而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才只有82吨。

再加上训练的差异。日本陆军的训练确实精良，但炮兵的训练很可疑，由于训练经费的问题和日本国内缺乏训练场地，上阵的日军炮兵没有一万米以上的射击经验，这和已经用一万米以上射程打了一个多月的苏联炮兵比起来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再加上日军配备的火炮本身的质量也很有问题。

比如九零式75口径野炮，是采用法国施耐德（SCHNEIDER）公司的75mm FIELD GUN设计。射程达到14,000m，可以说在射程，精度上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原设计采用的是复合炮身 (compound laminated tube)，当时日本的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无法实现，只好请法国人更改设计，最后采用的是单片自增压炮身(one piece autofrettage tube)。这种炮身在连续射击时会造成炮弹前后翻滚——不知道要去哪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在诺门罕才知道的，在最大射程上连续射击会造成炮架断裂。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军不但没有步炮协同的实战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炮兵是炮兵，步兵是步兵，井水不犯河水，有关系吗？日本军队的不和不仅仅在陆海军之间有，一个军种的不同兵种之间也一样。

出动炮兵倒不是辻政信的主意。首先一个小少佐还没有能力动员炮兵，其次辻政信和所有步兵一样不相信炮兵，你看小松原师团长就强烈反对使用重炮兵：“炮兵有多大用处没打以前谁都不知道，现在步兵在哈拉哈河东岸表现还不错，为什么要大批投入重炮兵？真要用重炮兵也应该由步兵控制使用。”

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的回答是：“这次使用以重炮兵为主体的作战方法是植田司令官的意思，如果能消灭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敌人炮兵，驱逐西岸的敌人就没有问题了”。用“关东军司令官”的名字来堵小松原的嘴。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有炮火支援有什么不好？到现在为止不是不管是步兵还是装甲兵一直被苏军的炮火压得太不起头来。这小松原还反对使用重炮兵，是不是小松原被苏军的炮火给打糊涂了？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小松原不想放弃战场的指导权是个因素，其次小松原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精神万能的思想在作怪，认为武器的因素是次要的，只要有“爱国心”和“敢斗精神”，什么武器上的差异都可以克服。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从这个因素出发，小松原的想法也没有大错。

要说明这个因素，得讲一下从7月5日第23师团步兵团回渡哈拉哈河以后的实际战斗结果和炮兵团提出的作战方案了。

从7月4日以后，陆续回渡的第23师团步兵团就接续被打残了的装甲团在哈拉哈河东岸展开。这个展开真是用一寸土地一寸血的代价进行的。没有炮火装甲和飞机掩护，连饭都吃不了，水都喝不上的日军步兵们确实称得上是一流的士兵。

日军采用的战术是最拿手的“夜袭”。因为晚上飞机飞不起来，大炮看不见目标，坦克也动不了。所以日军都是乘晚上摸上苏蒙联军阵地，而到了白天苏蒙联军再反攻，就这样的拉锯。在这种拉锯战中，日军在缓慢地前进，苏蒙联军则在缓慢地后退。大内参谋长在回渡时被炸死以后，第71联队的冈本德三大佐胜任第23师团参谋长，第八国境守备队的长野荣二大佐接任。苏军在胡鲁斯台河南岸的仁台附近有两条浮桥，被日军称为东渡和西渡。这个长野支队居然在7月14日炸掉了西渡，并且占领了东渡以后渡过哈拉哈河，在河西两公里处展开。须见大佐的第26联队也前进到了日军从开战以后一直在朝思暮想的河又的苏军桥，正准备渡河。

当然损失很大，关东军的阵亡数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五千人了。

而且关东军也不知道对面的朱可夫在干嘛。朱可夫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我们需要运输6500吨空军弹药，15000吨油料，4000吨粮食，7500燃料和4000吨其他物资。运输这些物质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罐车，而我们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罐车。

8月14日以后国内调拨了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罐车给我们，但我们还缺526辆卡车和113辆油罐车”。

朱可夫在犯愁没有卡车，他不知道他是多么奢侈。关东军包括出了故障不能开的卡车在内一共就只有750辆卡车。

所以在没有准备好最后进攻的准备以前，朱可夫只能和日军打拉锯战。而苏蒙联军的步兵质量是远不如日军步兵的，所以苏军只能节节败退。虽然日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这时候的战场应该说是日军占了上风。

就在这种有利局势下，关东军居然要求步兵后退。

源济

纵 火 草 原（十一）

要求步兵后退的理由是皇军炮兵打起炮来没个准头，步兵不后退保不准炮要打到步兵头上。不管这个命令是怎么荒唐，步兵也只能服从。因为“皇军”是天皇的军队，应该听天皇的命令，而上官是天皇的代言人，上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岂能不服从？所以日本军队里是没有“抗命”这一说的。当然这是现在，后来就有了，英帕尔作战里面就有了师团单位的抗命行为。

步兵退了回来，当然苏蒙联军也跟着又回来了，这边炮兵也做好了准备，7月23日早上6点半以后在苏军炮兵的例行炮击以后，先由航空兵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以后日本重炮兵开始炮击了。

炮击的效果怎么样？当时日军驻诺门罕的炮兵分为两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由三个重炮兵联队组成，其余火炮归第二炮兵群。我们来看看第一炮兵群指挥官，后任诺门罕炮兵团长畑勇三郎少将的纪录吧：

“殷殷炮声惊天动地，震撼着蒙北沙漠。第一线的步兵们，看见盼望已久的威力重炮兵的连续隆隆齐射和敌军阵地上升起的滚滚尘烟，不由得欢腾雀跃，拍手叫好。

炮兵首先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效力准备射击。目的达成后，八点开始效力射击，经过预定的两小时以后还认为（效果）不理想，又追加了一小时。

终于对敌炮兵的战果呈露了出来，敌炮兵被我压倒，沉默了下来。11点开始步兵勇跃地进击。炮兵主力在压倒震骇步兵面前的敌人阵地的同时，继续保持对仍在喘息的敌炮兵阵地的强压，帮助步兵能够一意专心地进攻。

敌人炮兵阵地在我集中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人员作鸟兽散，停止了射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复活了火力，或者观察到从其他阵地开始射击。

但是敌人的十五加农炮部队完全没有转移阵地，而且从一直在连续射击上看，可以做出这种缺乏移动性的火炮肯定被十分坚固的共事所掩护了起来。”

扣掉一开始的吹嘘就可以看出，动用了精锐重炮部队进行的所谓“新战法”，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三个小时是皇军打得最奢侈的了。一下子把所有五个基数大约一万发的炮弹全打掉了，从此开始又没米下锅了。辻政信回忆说：“步兵的欢呼声未落，敌人炮兵的还击开始了，我们打了一万发，敌人那天还了我们三万发，步兵刚刚开始进击，就遭到了从未有过了猛烈炮击。”

第64联队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的手记是这样记载的：“敌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在三万米左右，能够从哈拉哈河左岸地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有效射击。而我炮兵的射程只有一万五千米左右，炮弹无法命中敌炮兵阵地，在中间就掉了下来。所以用望远镜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敌人炮兵阵地上炮兵在操炮时甚至光着膀子，没有任何掩护。

敌人弹药十分丰富，能够密集地破坏战线，使我军炮火沉默之后破坏我军步兵阵地再出动装甲部队陷我军于形同全裸之境地。

我炮兵有效射程如能与敌匹敌，弹药丰富，绝不会输于敌军。但是我军炮兵无法继续补充补给，除第一天一万发之外，每天每门就只有15发的弹药。”

金井塚身边每天有几个名为“直协炮兵队”的炮兵军官来联络步炮协同作战，早上九点钟来上班，下午三点钟回去。让他们加加班也不干。一天，金井指着正在换防的苏军装甲部队对炮兵军官说：“现在是好时机，请你们帮帮忙。”

回答是：“今天的炮弹全打完了。”

除了火炮的性能质量之外，航空兵的对于苏军炮兵阵地的侦察和观测的可靠性根本就不能指望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侦察机的飞行员质量本来就很可疑，再加上现在连这些可疑的飞行员都快没有了，整个第二飞行集团都快没有了。

诺门罕战役中是关东军首先使用航空兵力的。早在5月13日第二飞行集团就从海拉尔起飞轰炸了哈拉哈河东岸的外蒙古军队，后来又轰炸了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战果都不错。

和装甲部队一样，日本陆军对航空兵力的态度也很奇怪。1932年6月6日才成立关东军飞行队。可是1931年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就以12架轰炸机轰炸过锦州这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人以为那就是“关东军飞行队”干的，其实不是。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爱国将军”张学良刚刚送给关东军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张爱国少帅学良将军吓得拉了一裤裆，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关内。

关东军航空兵的诞生和成长壮大，充满了“爱国将军”张少帅的滴滴心血。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在1935年12月2日“关东军飞行队”改称“关东军飞行集团”，接着从1937年8月2日开始又改称“第二飞行集团”，后来从1942年4月15日开始改为第二飞行师团。

“第一飞行集团”一个多月以前的1939年6月1日才刚刚成立，所以当时的第二飞行集团是日本陆军仅有的飞行集团，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属119架作战飞机。面对苏联航空兵的151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

和装甲兵炮兵一样，关东军的航空兵也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但和装甲兵炮兵不同的是关东军的航空兵处于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飞机的质量还是飞行员的训练质量。开战初期，关东军航空兵是连战皆胜。空袭达姆斯克基地是如此，空战也还是如此。

但是和粗鲁蛮硬的外表相反，老毛子的战略战术其实非常柔软。初战的失败立即引起了苏军统帅部的高度重视，从莫斯科派来了48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鸟飞行员和机械师分析原因，指导改进，参加作战。老鸟们找出了菜鸟们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不足，长机和僚机不能配合，基本上是单独行动。而单独行动时单翼的I-16比日本的97式速度快但是回旋性能不好，而双翼的I-15回旋性能好但速度太慢，于是提出了I-15和I-16配合的作战方案。

关东军航空兵除了拥有数量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补充数量。日本军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军工生产方面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始终不能在可以控制质量的条件下进行大批量生产。要么干脆生产不出来；要么生产的东西不错，但无法大量生产，零式战斗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不知道质量控制的意思是保持质量的稳定，而不是仅仅追求精雕细作。

飞机是这样，飞行员也是这样。关东军确实拥有一批技术高超的老鸟飞行员，但是俗话说：“众手打死老师傅”，关东军的飞行员技术再好，架不住连续出击带来的疲劳，因此从6月22日以后日苏的空中优势逐渐就翻转了过来。

更加重要的是，关东军航空兵在作战指导哲学上的落后。

源济

纵 火 草 原（十二）

日本陆军喜欢拚刺刀，陆军航空兵是陆军的一部分也染上了这个毛病。飞机和人拼不了刺刀就和飞机拼刺刀。第二飞行集团的作战始终以苏军的航空兵为对手，而苏军航空兵则在整个的战斗过程中始终是以扩大地面部队的战果为作战目的。就是说当时的菜鸟苏联航空兵已经是一支有现代化意识的空军，而关东军航空兵则还沉醉在单独打斗的“武士道”迷梦里。这样从数量，补充，哲学上一比较，双方高下立分。到日本重炮兵粉墨登场时，关东军已经没有了空中优势了。

到了8月2日，将军庙机场受到约50架I-16的空袭，前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飞行第十五战队长安倍克己中佐被当场炸死。关东军现任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请求参谋本部许可再次空袭达姆斯克机场。

这次手续齐全，8月7日第336号大陆令（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本营陆军部就是陆军参谋本部，大本营海军部则是海军军令总部）以天皇的名义许可关东军攻击苏军达姆斯克空军基地。

可是这个大陆令没有得到执行——已经没有可以执行命令的飞机了。

日本重炮兵的阵地比苏军阵地低，观测苏军炮阵地和校正弹着点都要靠侦察机。第二飞行集团的12架侦察机到7月20日为止已经全部被苏军敲了砂罐。关东军没办法，只好使出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办法——升气球。

升起来的气球，成了I-16的极好猎物。

于是在7月25日，关东军不得不把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其实还是个哑子的重炮兵撤出战斗，不打了。

对了，7月5日从哈拉哈河西岸撤回来以后，辻政信一直在些干什么？

7月5日撤回将军庙以后，因为要协同步炮问题。一直随步兵团行动的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少佐就和从新京（长春）赶来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交换，回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去了。

辻政信走到哪儿，哪儿就出怪事。他刚刚离开诺门罕，7月16日晚上，据说一架苏联轰炸机轰炸了富拉尔基的嫩江大桥，扔了八颗炸弹。桥是没炸坏，但是炸到了边上白俄人的民房。

辻政信在早上三点钟收到的电报。但《关东军作战日志》记载的却是三点三十分有一架飞机仍了一颗炸弹。飞机还没开始投弹辻政信就已经收到了电报？那电报是谁发来的？守桥的伪满警察能在半夜里联系到关东军参谋部？明眼人一看就是阴谋，苏联《真理报》在7月23日发表塔斯社声明，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是苏联飞机的话，来回航程超过2000公里！

辻政信想干吗？这几天哈拉哈河边的战斗又给辻政信打了强心针，他没有意识到苏军的沉默只是在忙于积蓄力量准备大举反攻，他以为日军最拿手的夜袭近战战术奏效了。他想扩大战果，想忽悠关东军司令部出动齐齐哈尔的第七师团和佳木斯的第四师团把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联军全部消灭。

关东军也有此意，7月18日应召去东京的关东军矶谷参谋长和参谋本部的中岛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参谋本部的意思是出动两三个师团当然可以消灭现在面对的苏军，但是苏军进一步增兵怎么办？展开日苏全面战争？现在不是三十年前打日俄战争那时候了。从中国内地抽师团回来打？那蒋介石和共产军会不会也一起赶到满洲来搞观光旅游？皇军还过不过日子了？所以坚决不许再增兵，不许过哈拉哈河。空中只许打苏联的越境飞机，不准轰炸蒙古内地（当然这个不许后来也成了空话，但是关东军却倒也是没力气去轰炸了）。还告诉矶谷说已经让外务省想法子找苏联人谈判去了，可能会采取划定非武装区的办法。

中岛次长最后警告矶谷，在这段时间内关东军无论如何不准轻举妄动在挑起其他事端。

矶谷虽然是一万个不满意，也还是只好把参谋本部的解决意见带了回来。

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要拘束关东军，一定要大命，起码要有正式命令，就这样上下嘴皮一动，就想指挥关东军了？”

当时的参谋总长是昭和天皇的叔叔闲院宫载仁亲王，已经75岁了。那就是一尊菩萨，不管事，也管不了事。1936年2.26事件时闲院宫处理失当，被小他35岁的侄子昭和天皇骂的狗血淋头也就只是嘿嘿傻笑。参谋本部实际权力在参谋次长手里，现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本来就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为了控制参谋本部而找来的一位缺少决断力优柔寡断的主。结果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就这么处于了分裂状态，关东军一马当先地在前进。

矶谷回来了就开始试验那个“重炮战法”了。谁知道不但打不哑苏联人的重炮，定下心来一琢磨才想起来原来前两天辛辛苦苦用五千多具尸体换来的地盘又归了苏联人，这下总算发现吃亏大发了，又要步兵们去夺回来。

苏军在诺门罕这一段相持中有个怪战术，就是夺了阵地以后不去死守，而是实在不行了就撤退。撤退时肯定在阵地上树一面膏药旗起来，本来的目的是为了给炮兵指示目标，后来发现日军看到膏药旗就像西班牙的斗牛看到了红布，马上兴奋起来。于是苏联人就更变本加厉地到处树膏药旗，好在缴获的膏药旗不少，倒也没有不够用的情况。

7月24日就发现了691高地附近有一面膏药旗在高高飘扬，小松原师团长马上命令71联队去把那个阵地夺回来，71联队长长野大佐肚子里嘀咕着“八嘎”就去了。那块阵地原来就是71联队的，前几天说炮兵要开炮了，愣逼着扯了下来，说是三小时以后苏军的炮兵就全没了，就只要再费点脚力拿过来就行了。结果三十个小时都过去了，苏军的大炮照样还在乱叫，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说，师团长的命令还是得执行，长野大佐11点钟刚刚带人上了那个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名称的小阵地，苏军的炮弹就冲着那膏药旗飞过来了。和大佐一起行动的通信小队全没了，长野大佐的左腿也飞走了。撤下来一点数，第三大队村田大队长也没了，速射炮中队的林中队长也不见了。

第71联队再换一个联队长，森田彻大佐。

源济

纵 火 草 原（十三）

更可怜的就是那些皇军士兵们。7月21日第23师团进行了四千多名士兵的补充，还从第七师团把芦塚长藏大佐的第28联队给调来了。第七师团有两个联队在这里，就派了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来了，现在就跟着第28联队行动。

军队里有句俗话：“补充是送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出大的意外，新补充来的兵死的最快，这是因为新来乍到，不能进入情况的原因，而原来活下来了的老兵，因为他们能够适应这片战场，反而继续能够活下去。

偶尔在苏军的炮火间隙中送给养，弹药的汽车回去时把重伤员带回去，但坚决拒绝运死尸，理由是汽车还要运给养，弄脏了没法洗。时间是七八月，死尸就这么堆在阵地上腐烂发臭。重伤员无法全运下去，就在阵地上等死，包扎卫生用品用完了也补给不上来，轻伤员转成重伤员。最让皇军们想不通是吃饭问题，刚刚做得了盛到碗里，那丧尽天良的老毛子他放大炮。就算没打到人，饭碗也成了沙包，还吃个鸟。

这时关东军总算想到要“筑城”了，就是要修筑永久性工事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冬天说来就来，和苏联人耗也要有个耗子窝啊。可是筑城的材料在哪儿啊？这里是大草原，什么没有，背后的大兴安岭上树倒是不少，可是怎么运过来呢？没有汽车先不说他，就算有了汽车，对面的老毛子他就让你拖着木头到处跑？所以那个“外来户”，第七师团来的须见联队长就提出放弃哈拉哈河沿岸阵地，退离哈拉哈河30公里，跑到苏联人重炮射程之外的将军庙去“筑城”。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将军庙的地形比诺们罕高，皇军的重炮如果退到将军庙，就算是还是五短身材，但也能居高临下，威胁苏蒙联军不敢随便到诺们罕来，最后达成一定的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就是这个主意其实也是不可行的。冬天要到了，要解决几十万分散在各地的关东军的冬营问题，连现在在支援第23师团给养弹药的汽车都要抽回去，那还有汽车来帮忙拖建筑材料呢？

有时候想想也真弄不懂，现在的这个“汽车问题”和四年以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回船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怎么皇军们就不长点记性。

在辻政信看来须见大佐的这个建议简直“在政治上极其错误”，属于右倾逃跑主义，缺乏对敌斗争勇气，长老毛子威风，灭自己志气，这还了得。后来须见大佐为这个倒霉主意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儿还在扯皮的时候，朱可夫开始行动了。

8月1日，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积极进攻的苏蒙联军突然向最左端胡鲁斯台河南岸的第72联队的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轰炸机，重炮的轰击以后是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百名步兵的攻击。

第二天轮到山县联队了。

就这样从8月1日开始一直到8日。日军的三十多个阵地从南到北都受到了苏蒙联军的同一模式的攻击：轰炸机，重炮，然后是坦克装甲车掩护的步兵冲锋。时间持续不长，有几次几乎都可以说刚刚接触就立即脱离。

这是朱可夫在进行实力试探。

辻政信有点扯淡，但绝不是笨蛋。他判断出了苏军要全面进攻，虽然他估计的时间比朱可夫的实际行动时间要晚了四天。但他还是没把苏蒙联军迫在眉睫的进攻当回事。现在他知道苏蒙联军的背后有铁道支援，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苏联人有那么多汽车来运送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他现在知道苏联人在他面前布开了三个师，从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的地图告诉了他一切。

可是辻政信的结论依然是：要么朱可夫只能以一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要么只能以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仅仅为期三天的攻势，因此：老毛子算个鸟。

大本营倒不像辻政信那么轻松，还是干了一点事：8月4日组建了第六军，以荻州立兵中将为军长，配上藤本铁雄少将为参谋长，浜田寿荣雄大作为高级参谋——加强组织建设。

被加强了的就是组织，其他什么没有。第六军管辖第23师团，第八国境守备队和海拉尔的第一第二两个陆军医院。和建军前一模一样，一个兵不多，就多了套官僚机构。这就叫“架床叠屋”，多一套办事机构，多一套文档，多一帮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日本陆军在更大的程度上像个官僚机构而不像一支军队，一切以升官进爵为目的。日军的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在大的作战行动时组织方面军，在方面军和师团中间再编制军一般都是为了照顾某某人的位置。比如这次就是这样，荻州中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武汉战役，据说立下“赫赫战功”，想不出个合适的位置来摆这尊菩萨，正好那边在打仗，你就官升一级，到那边去当军长吧。至于这三位从来没有到过满洲，更不要说看到过蒙古地方的草原沙漠这件事就没人管了。

8月20日早上5点钟开始，苏军轰炸机向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发动了攻击。接下来就是像疾风暴雨似的苏军地面炮火向由于迎战而暴露了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的猛烈攻击，三十分钟以后日军的高射炮全部毁灭。

5点45分左右150架苏军SB轰炸机在14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对哈拉哈河东岸的所有日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6点15分左右轰炸机回去了，地面炮火又来了，这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才停止，到8点45分轰炸机又来了，炸完以后重新开始的苏军地面炮火开始向日军的后方阵地射击。而前方阵地面前是像蝗虫一样扑来的苏军坦克和在高音喇叭里放着的国际歌的伴奏下高喊着“乌拉”向前冲锋的苏蒙联军步兵。

这次的攻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因为辻政信卜的卦是苏军不可能在8月26日以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第六军还在准备第二天对苏军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呢！所以到6点半为止，惊呆了的日军一弹未发。

其实有这么件很大的事情：8月21日深夜，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中将（后来也是甲级战犯）打过一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大使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但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