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支持外蒙，西藏独立内幕和论述---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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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经由公民投票独立。8月25日国民参政议员与蒋介石在重庆聚餐﹐与会年长者对于外蒙问题多认为痛心之事﹐并说西藏不可再令其如此也。蒋介石却告诉他们「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这些参议员听了莫不现出「惊骇之色。」（详见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之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当年为何赞成西藏独立？他的想法﹐对今天中国处理西藏问题有无启示意义？这些都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谈西藏问题之前﹐应该先回顾当年国民政府同意外蒙独立的背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中国表明「苏俄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俄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而同意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言之﹐国民政府是想藉著同意外蒙独立﹐换取苏俄出兵抗日﹐并确保东北与新疆主权完整以及孤立中共。

国民政府有此想法﹐还与《雅尔达密约》有关。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二次大战末期的国际情势。1945年初﹐德国败相已露﹐2月12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等美英苏领袖在黑海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皇宫集会﹐讨论击败德国的联合军事计划，以及有关联合国问题和战后欧洲政治等问题。 三国首脑并达成一项秘密协定（也称雅尔达密约）﹐要求在德国投降后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之二或三个月内，苏俄应即参与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当时罗斯福与邱吉尔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斯大林看穿他们的心理﹐于是趁机要胁﹐提出「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恢复俄国被日本侵夺的权益﹐包括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予苏俄、恢复苏俄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特权﹐以及 千岛群岛将割让交苏俄等等﹐作为出兵的条件﹐罗、邱通通都答应了。 三国并确认对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铁路之各项协议，须征求蒋介石主席之同意﹐以及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 。会后罗斯福总统即据此要求蒋介石委员长接受三强领袖的协议。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线结束。但亚洲的日本仍负隅顽抗。为了及早解决远东战争﹐美国于是强迫中国接受三强协议的内容 ﹐中国不得不开始与苏俄磋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时中国政府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此乃丧权辱国之约﹐不可轻易签订；一派则主张外蒙已实质独立多年 ﹐东北现状亦非中国所能掌握﹐如能藉此换得苏俄出兵击败日本﹐则东北、新疆主权亦可确保。后一主张占了上风﹐蒋介石于是指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与俄方磋商缔约事宜。

由于日本坚不投降﹐美国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人员伤亡﹐于1945年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但日本仍拒不投降。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再投向长崎。同一天苏俄出兵攻打满州国﹐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记载：今晨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喜参半。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亚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慄恐惧乎哉？」可见他内心之戒慎。

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隔天的日记写道：「今晨接获敌国无条件投降﹐正式覆文以后﹐唯有深感上帝所赋予我之恩典与智能之大﹐殊不可思议也。」「在静默中即听及日本投降之播音﹐此心并无所动﹐一如平日。」蒋介石尽管「此心并无所动」﹐但影响中国命运与今后世局的关键枢纽已经发生。当天下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方签约代表临时由宋子文改为王世杰﹐乃因宋子文知道签这个约可能「遗臭万年」﹐他不想当曹汝霖第二（1915年中日廿一条款签订人）﹐蒋不得已改派王世杰为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下条约。

中国与苏俄在日本投降的同一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蒋介石形容为「奠定我国基革命胜利之一日」（8月18日日记）。然国民政府所有对签约的利弊盘算﹐都需靠著苏俄忠实履行合约才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俄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然而苏俄显然别有居心﹐这使得蒋介石不能不心起疑窦。在8月17日的日记上他写道：「俄军已由外蒙古进占我多伦与张北﹐看其是否再回南进展。共匪吕正操等由冀北向热察挺进﹐期与俄盟军连成一气乎？」

苏俄不仅把大军开进东北﹐从外蒙进窥华北﹐还在新疆制造动乱﹐作为入侵的借口。事后观之﹐俄方所有的举措﹐目的无非暗中扶植中共壮大。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后，以苏俄「违约」为由，1952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并经大会决议通过。1953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回到西藏问题。蒋介石决定签订中苏合约﹐同意外蒙独立的过程已如前述﹐到底他对外蒙与西藏问题的真正看法如何呢？在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觉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才会令他们「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所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 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然审时度势本即做决策者所应为﹐对照今天中国政府处理西藏的做法﹐如果威胁（武力镇压）利诱（经济挹注）都还无法停止藏人的抗争﹐则同意达赖提议的给予西藏「有意义的自治」﹐未始不是釜底抽薪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