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华博士，去非洲建水坝、在俄罗斯种地，把优绩主义当病治

源济

我，清华博士，去非洲建水坝、在俄罗斯种地，把优绩主义当病治

原创 自PAI 自PAI

 2026年3月19日 23:59

这是《自拍》第528个口述故事

@尖峰苏打 的履历，放在任何语境下都称得上“光鲜”：省理科第七，从清华一路读到博士，30岁前成家结婚。他曾经是标准的“别人家孩子”，如果按照社会时钟，也可以过上一种光鲜的“一线中产”生活。

但，他选择脱离这条既定轨道——

毕业后，他去非洲援建水电站，主动选择了一种“又苦又累”的生活；调回国后，他又辞职去俄罗斯种地，赔钱但很快乐；现在，他给古建筑拍照，在自媒体账号@尖峰苏打 上，分享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观点。

在播客《精选奇遇记》中，他说，这些看似“乱七八糟”的人生选择，都有一个无比清晰的主线——逃离优绩主义。

他说，优绩主义是一种病，有病就要治。于是，这篇逃离者的自述，也是一个病人的康复手记：关于如何逃离“本应该”的人生，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奥德赛。

我是曹丰泽，今年32岁，黑龙江大庆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活在“完美生活”的框架内——中学时，是学校内成绩最优秀的一批；高考后，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深造至博士，研究生期间和爱人成婚。

如果按照“常规”继续过下去，我想我的人生大概是：找到一份体面且稳定的工作，成为标准的北京中产；背上几百万贷款买房，再努努力买辆车；周末带着老婆孩子去商场“遛娃”，去京郊“度假”……

但那不是我的人生剧本。毕业后，我去非洲援建水电站；回国后又辞职，跑到俄罗斯种地；现在，我在为古建筑拍照，还有了一个被更多人熟悉的名字@尖峰苏打，成为一名抖音精选创作者。

人一旦摆脱优绩主义，就会离优绩主义越来越远。在这许许多多的身份标签里，重要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而生活，总是无法概括的。

我在俄罗斯的田野上。

非洲和北京，生活的两端

讲非洲，还是要从北京讲起。

先讲讲我在北京的生活吧：18岁那年，我考上清华大学。那是一个“内卷”一词还没被普及的年代，但我已经有了深入了解——大学里，有着一种为了竞争而存在的竞争文化。获胜不是为了什么，获胜本身就是目的。学习成绩、社团活动、科研项目、学工学时……作为一个大学生，所有你能触及的生活，都有一个评价指标。甚至有一次，我在宿舍楼的楼道里看到了一张各宿舍的卫生打分表，而两名学生正盯着它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目前对我们有威胁的宿舍是108B。”

生活中更加具体的痛苦，无需多言：恶劣的交通、高昂的物价、没完没了的人山人海……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会因为阶级跃升而改变。这一切会给人带来窒息感，物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

在北京当“卷王”的日子里，世俗意义上被称作“优秀”的生活，和内心无法回避的冲突和痛苦，它们在我身上共存着。

读博时， 我已对无穷无尽的竞争感到厌烦。

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逃离，或者说，暂避——在确定了以后不会在北京买房后，我把大部分积蓄花在了旅游上。学生时代，我只身去了很多国家，甚至一度前往切尔诺贝利的禁区。那里只有一家小旅馆和一家餐厅，售卖的胡萝卜汤里混着某种尝起来像树叶的蔬菜碎，以及仿佛掺了造纸纤维的干巴面包。我在冰冷的小旅馆里躺了一夜，然后回到北京——或者，不是“回”，我已经很难有可被称为“回到”的地方。

既然无法返回，不如继续出走。

2018年，我在赞比亚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实习，援建当地的大坝。项目地在一个没有黄昏的矮山上，距离最近的城镇还有一小时车程，施工方建起一应俱全的营地，俨然像一座封闭的小城。

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如何控制凯富峡大坝的开裂。但很快我就发现，大坝所用的材料已经满足标准，不需要再额外进行冷却通水等新工程；于是，我剩下的时间，大多是在观察当地人和当地华人的生活，以及享用中国大厨烹饪的超大「麻辣小龙虾」——小龙虾在凯富埃河泛滥成灾，一麻袋只要人民币7、8块钱。晚饭时间，我扒过的虾要用“盆”来计数，好吃不贵。

赞比亚的超大小龙虾，常驻项目的人已经吃腻，但我吃得很快乐。

这六周对我来说是一次快乐的旅程，但在落地首都机场、坐着出租车从机场前往市区时，这种快乐戛然而止了——窒息感再次将我包围，我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开。我又回到了属于优绩主义和内卷的世界。

所以在博士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北京，重新踏上非洲。

2021年，入职老东家之后，我前往坦桑尼亚，援助斯蒂格勒峡水电站建设。坐上国际航班的时候，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只有六周半，而是会有相当一段长时间不能回国，甚至比我能预测得更长。飞机起飞时，无数念头在脑海中盘旋：我会平安吗？我会变强大吗？我会变富有吗？我会如愿搞清楚我所好奇的、这个世界更深层的运转规律，还是一无所获地回来，不得不接受我已放弃的那种生活？

没有抽象的排名，只有具体的烦恼

直至今天，我还仍然清楚地记得项目上的第一顿饭有多么的糟糕。

坦桑尼亚没有麻辣小龙虾， 那天的主菜，是一道红烧肉炖萝卜。红烧肉几乎全肥，还粘连着密密麻麻的猪毛，肥厚的猪油里有股隐约的洗洁精味。吃到一半时，营地停电了，而我沾满了猪油的碗还没刷。

我在黑暗里呆坐着——我想过环境可能会艰苦，但从未想过苦恼是如此具体，甚至有种荒谬感。

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荒谬的烦恼遍布了我的生活：洗澡时经常突然断电断水，身上的泡沫只能用提前准备好的水盆冲洗；网络时断时续，冬奥会期间连开幕式录播都下载不了；没有双休、没有法定节假日，上班间隙回宿舍躺一躺是唯一的休息……

坦桑尼亚雨季时，暴雨经常到来洪水，冲垮道路，导致物资运输困难。

一月，雨季到来，大雨总是突然而至。一天深夜，暴雨突然降临，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房间形成共鸣，发出炮弹爆炸般震耳欲聋的声响。我被雨声惊醒，转头看向爱人，她的嘴在动，可雨声大得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我们被暴雨剥夺了听觉，只能呆呆地望向天花板。就像第一天来这里时那样。我想起，她和我一样，如此厌恶大城市所谓的“中产生活”，于是我们踏上了这条近乎于“流亡”的旅途。

但对流亡的准备永远是不足的。此时此刻，后悔和不后悔都不能造成一丁点儿改变，我们只能像承受猪毛红烧肉时那样，承受这场大雨。

我想起第一天晚上，我在黑暗中坐着坐着，想起北京的人海和生活，又莫名鼓足了一些勇气——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当时不也是这样的“天崩开局”？当初，我只知道自己不想过循规蹈矩的生活，但对所谓的“另一种生活”并没有概念。现在好了，生活扑面而来，没得选，那就意味着最终一定是赢。

但在这场“流亡”中，痛苦的另一面也是具体的。不多时，我跟项目上的大哥学会了在后厨“偷”食材开小灶，一年下来厨艺突飞猛进；还有一次，作业处长为了犒劳我们，用自制的铁皮炉做起烤全羊。非洲羊的肉质细嫩，在闷炉里烤一会儿，就变成了酥脆的质感，那种鲜美的味道我回国后始终没能复刻成功。还有，习惯了毫无征兆的停电后，我会走出房门，旷野上没有城市光源，那是一种厚重的漆黑，以及城市中无法见到的、极其清澈明亮的月色与星光。赤道的月牙是躺着的，两个尖角向上弯曲，寂静而又慵懒。

坦桑尼亚营地的夕阳。

坦桑尼亚大坝的项目完工后，我回国休假了一段时间，又先后前往莱索托、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和刚果金等地任职。再然后，我被调回国内机关工作。这是2024年，当我肉身回到熟悉的生活，优绩主义的幽灵也重新浮现。

坦白说，非洲的工作虽然艰苦，但你常常能获得一种意义感。坦桑尼亚大坝开闸放水那天，我无穷尽的痛苦、疲倦和烦躁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的平静——整整一年甚至几年，你掏出了身体的一部分出来，造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并且确实有用的物理实体。

但在机关工作是没有这样的成就感的。它当然有诸多好处：没有猪毛红烧肉了，想吃什么都可以点外卖；下班后就能去商场逛街，周末还能来个短途旅游；家里很少停水停电，东西坏了可以立刻喊上门维修……可是，对工作的无意义感始终缠绕着我，甚至让我产生了躯体化症状。于是，我决定辞职了。

出来混，首先要出来

辞职后，我又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开始了下一份工作——去俄罗斯种田。

说去俄罗斯种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赚钱吗”。我直说吧，赔了，大概赔了20%。但这事儿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钱去的。

听起来有点怪，但我一直觉得，学种地，这是件“重要不紧急”的事——我这辈子总得知道粮食怎么从土里长出来吧？这是一种朴素的求知欲。作为一个大庆人，我从小就对田野和土地无比熟悉。我知道，现代农业早已不是想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也不是田园牧歌和世外桃源；但我仍然不知道，粮食，这种我们每天摄入占比超过50%的食物，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说来也巧，我跟一个在远东种地的大哥认识了很久，他是在俄罗斯经营农场的中国人。辞职之后，我有了时间，就想：现在可以把这件事搞懂了。于是，我向大哥租了1200亩地，借他的设备、借他的经验，把整个流程走了一遍。

俄罗斯的田野。

在大哥的“科普”下，我算了一笔账：生产成本除了地租和种子，最重要的是耙地、撒药、除草、收割过程中的人力和机械成本，以及粮食储存、运输的成本。

而粮食的价格波动是有限的。它不像奢侈品，可以通过一番精美的包装、动人的故事，用翻倍的价格卖出去；盈利的方式只有降低成本，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率。所以，现代农业的盈利，必须依靠规模化生产。

而1200亩地，耙地、播种最多需要三天半，收割也只要两三天，连一台收割机的产能都吃不满。这样的体量基本相当于“闹着玩儿”，我也做好了交学费的准备。

俄罗斯的农业种植，依靠的都是大型机械。

另一个反常识的观点是——“种地”这一年里，我其实只去了俄罗斯三次：租地一次、春种一次、秋收一次。

粮食是会自然生长的，以为“种地”会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田里打个卡，这其实是被工业社会规训的思维。实际上，农业生产的节奏可以分为两个——“农忙”和“农闲”。机械化耕作不需要很多人力，我只需要在春天和秋天分别去一次，每次半个月，在田里监监工就好。

秋天收获时，我和大豆合影。

所以在种地之外，我还有余力再找一份主业工作：为古建筑拍照建模。这是与几个朋友合作的创业项目，我的任务就是带队拍照测量数据，这也是一个飞来飞去的纯体力活。但“出走”本身就是快乐的，每次踏上出差的旅程，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快乐的猎人。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又一个信息差被抹平了——比如俄罗斯的黑土土质与一江之隔的东北显然不同，或许是多年来农业耕作方式不同导致的；比如在远东地区盈亏平衡的线大概是13000亩，否则就会像我一样亏钱……我学到这些知识、去过很多地方，就像在游戏里开启了一个个没啥用的支线任务，对主线没多少帮助，但会获得一个“全图鉴收藏进度+1”的小徽章。

当然，优绩主义的幽灵从未走远，它依然会成为世俗目光的审视——“从清华出来，就干这些吗？”

但我知道，从非洲开始，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出走”，不会再被这种想法规训。所以当你问我，我也饱受“内卷”的痛苦，该如何逃离这种没有尽头的生活，朋友，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

我想看到，世界的参差

这些感受与经验，都被我记录在了抖音账号@尖峰苏打 里。我被评选为精选作者，在前段时间的抖音播客《精选奇遇记》中，我也与主持人聊了聊：如何逃离优绩主义，解决人生的存在主义危机？

自媒体，是我开启的另一个人生支线。我的表达欲一直很强，遇到一些事情就一定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前些年，我做文字工作，也把去非洲的经历写成了书；现在，看视频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我把创作平移到了短视频平台。

在@尖峰苏打 的抖音号上，我探讨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抖音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清华读书时，我几乎只有一种人生样本——那种师兄师姐们都在过的“中产”式生活，在年薪、房价、车型、子女教育问题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审视；而到了非洲，项目工地虽然闭塞，开放性却更强，也更加参差。

抖音也拥有这样的参差。关注我的人里，有迷茫的大学生，他们也被优绩主义所困；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职业，他们分享自己行业内的社会现实；也有被我的话题吸引来的、纯粹好奇的人。在这种参差里，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你无法想象的人生处境，而这些处境，会生出完全不同的立场、想法。

在《精选奇遇记》播客中，我和主持人聊了聊逃离优绩主义自救的故事，也探讨了AI时代的“众生平等”。

每一次采访，我都会反复引用罗伯特·海因里因在《时间足够你爱》中写下的话：“一个人，应该能够换尿布，策划战争，杀猪，开船，设计房子，写十四行诗，结算账户，砌墙，接脱臼的骨头，安慰濒死的人，服从命令，发布命令，携手合作，独立行动，解数学方程，分析新问题，铲粪，电脑编程，做出可口的饭，善打架，勇敢地死去。只有昆虫才专业化。”

我的人生目标也是这样。这种世界的参差和多元，自始至终，都是最吸引我的事物，也是我逃离优绩主义的最大武器。

当你知道世界上不只有一种人生——除了那种“中产式”的生活，你还可以对这世界上无数的事情感到好奇并抱有激情。于是，生活到底够不够“体面”，也就无关紧要了。

“只有‘卷’出重围，才能反对内卷”，以前我也被这样的悖论所困。但现在我觉得，其实不用想那么复杂。你每天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上班开不开心，这些事你自己知道。如果现在的生活让你难受，那就是病了。

对我来说，优绩主义已经是一种病，读书时让我感到心理痛苦，工作后又带来躯体化。这与一块病灶、一种炎症没什么不同。病了就治，一天治不好治一年，一年治不好治两年。总归会好转。

现在，我偶尔还会做梦，梦见自己回去高考。醒来一身冷汗。但这比十几年前好多了——那时候几天做一次这种梦，现在两三个月一次。这说明什么？说明病还在，但已经在好转了。

至于那些问我“怎么治病”的人，我还是那句话：出来混，首先要出来。

*本文由曹丰泽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权提供。

曹丰泽 | 口述

趣多多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528个口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