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更容易教育出“逆子”？

源济

中产家庭，更容易教育出“逆子”？

新周刊

2026年1月20日 05:09

为什么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变得这么难？为什么在这个看起来最富足的时代，年轻人却总感到匮乏？许多年轻人看似拥有了更多选择，却没有选择的底气。

年轻人错过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父辈们得到过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作者 | 方富明

编辑 | 钟毅

题图 | 《小欢喜》

有些疑问，正在反复出现在年轻人身上。比如“如果不结婚、不买房、不考公，我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吗”，比如“父母口中那个‘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世界，为什么我看不见”。

它们并不总是被完整地说出口，更多时候以犹豫、回避与沉默的方式，渗进日常生活。

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前后的年轻人，成长于物质条件快速改善、互联网与全球文化同步涌入的年代。在公共讨论中，他们被视作“富足一代”，既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受益者，也逐渐成为发展过程中某些问题的承受者。

父辈困惑于“你们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不努力”。同在屋檐下，两代人共享资源，却越来越难以共享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显示，青年网民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十年间显著增加了108.6%。

2021年，许多年轻人在知乎的一个帖子里讨论：为什么父母越来越难以理解我们？

这个问题下至今仍躺着六千多条密密麻麻的回答。有人写，自己只是抱怨工作强度过大，但父母的回应永远是“没有人工作不累”“还不是你不够努力”；也有人试图用尽全力向父亲解释，自己的工作坐在办公室不只是吹空调，却只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娇气”；还有人坦言，他们并不指望被理解，只是希望父母能承认“你们面对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每一个回答背后，似乎都坐着一个在饭桌前陷入沉默的年轻人。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点，媒体人、非虚构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开始了对“富足一代”的长期观察。两位作者从“这个社会，对年轻人是不是太好了？”这一并不讨巧的问题出发，深度访谈了多位1995—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及其父辈，记录他们如何理解努力、公平、成功与失败，又如何在彼此的目光中逐渐变得陌生，以及更重要的，探讨两代人理解的可能。

最近，他们的访谈成果《富足一代》出版，我们借此机会与两位作者聊了聊。

《富足一代》

 伊险峰 杨樱 著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12

我们试图厘清：为什么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变得这么难？为什么在这个看起来最富足的时代，年轻人却感到匮乏？为什么拥有了更多选择，却没有选择的底气。

 

年轻人错过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父辈们得到过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如何定义“富足一代”

新周刊：在写作之初为什么会选择“富足一代”这个说法？“富足”主要指的是什么？

伊险峰：一开始并没有“富足”这个概念。这源于我们第一章提到的感觉：“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大概在2017、2018年或更早，社会上有一种普遍观感：年轻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互联网和消费供给高度契合他们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在《好奇心日报》）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这是我们探讨的初衷。

 

“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意味着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源，隐含的判断是：这代年轻人至少在物质层面是丰裕、不缺什么的。这是“富足”的起点。但我们的思考不止于物质。精神层面则复杂得多。例如《张医生与王医生》里王医生的女儿，生活优渥，但在精神层面上和父亲的预期或想象存在巨大代际差别。

 

最初我们直觉认为，上一代可能更信奉新自由主义，而年轻一代不那么在意。但在采访中发现，物质与精神的落差展现的面越来越广，表现的点越来越多。整个采访过程也是我们不断丰富认知的过程。

杨樱：“富足”更偏向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社会进入了富足时代，他们承接了社会提供的各种便利，但落到个人体感上，真是千差万别。即便书里的采访对象，我觉得他们大多也是比较孤独的。

 

伊险峰：每个人对财富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有两小时以上的面对面深入聊天，可能会互相举例说“你就是富足一代”，因为对比从小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充分交流后，他可能会接受这个看法。

 

新周刊：书中说采访对象找得很不容易，你们在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有什么标准吗？

 

杨樱：这个选题其实有点像个雪球，是一点点滚起来的。最初我们想了解年轻人的政治立场由哪些标签构成，标签背后是什么。但直接按标签寻找很困难。询问身边人时，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打开局面是通过原《好奇心日报》的一个读者群。一些读者自愿成为“志愿者”，又陆陆续续地介绍了其他采访对象。虽然不是预期中身上有那些标签的人，但是年龄层次都在最初划定的范围内。随着采访深入，催生出新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几个人、几种人，还是根本不该用标签去划定？后来我们认为，这些特征或许能标记一个时代。这本书就是在不断提问与回答中探索，也没有最终的答案。

 

伊险峰：开始的时候可能走了弯路，直接将某类标签贴给人，会让人警惕，因此很难找到愿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网上是活跃的“键盘侠”，现实中也没人愿意被陌生人这样定义。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跳出单纯的1995-2005年龄层，将问题置于两代人的关系中考察。

 

新周刊：访谈集中在2020—2021年，但动笔在2023年。这中间的环境变化，是否会影响你们对当年访谈的理解？如果现在再做同样的访谈，会有什么不同？

 

伊险峰：我们基本上没有用后来的思维去解读当时的材料。比如书中张心怡谈论“饭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乒乓球的“饭圈化”成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社会话题；但在2020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还都是新鲜的。即便从现在看，她当时对饭圈的理解也已相当深入。后来当然出现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为，但在写作时，我们并没有用后来的例子去套当时的观点，而是尽量依照他们当时的想法来呈现。

这中间其实有好几次大回转式的起伏，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观察的视角锚定在2020年。

（图/《killing eve》）

杨樱：环境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具体事件也一波接一波地涌现。但我觉得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有程度的变化。比如从“举报”到“开盒”，这就是很明显的递进。当时我根本预料不到“开盒”这种情况会出现。

再比如大环境以及对个人的影响，都比2020年时更为复杂。如果把这些新变化全都纳入书中，要探讨的内容就过于庞杂了。因此我们觉得，不如回到最初发现并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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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战争

新周刊：父辈最难理解“富足一代”的是什么？反过来，年轻人对父辈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杨樱：父辈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条件这么好却不努力？大家很爱谈这一代“躺平”，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好的学位、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省钱、做长远的生活规划？往大了说，是对这代年轻人整个人生安排的不理解；往具体了说，就是对他们的金钱观、职业观、成长观都很难认同。

 

伊险峰：如果只是泛泛地讨论“这一代人”，父辈可能会很严肃地认为“现在的人不行”或“这代人有问题”。

但一说到自己孩子，想法就变了。他们会想：我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一点吗？所以很多年轻人反映父母对自己其实挺放手。比如书里的老秦，他也希望女儿生活得轻松一点，当谈论整个社会时，他才会流露出忧心忡忡的一面。

 

杨樱：年轻人对父辈，我觉得谈不上“最大误解”，因为他们还在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连初步理解都没有达成。他们往往要自己经历一些事情，才会对上一代有基于经验上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共情。当他自己还有很多抱负要实现时，父母的观念很难介入他的认知体系。所以与其说是误解，更像在摸索这头“大象”的头和屁股在哪儿。

 

伊险峰：我没那么乐观。年轻一代对父辈的机会和时代条件，其实比父辈自己有更鲜明的认识。父辈通常觉得“我一辈子是奋斗的结果”，孩子却认为“你那辈子不过是机会多”。有些父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从年轻一代角度看，这个坎儿能不能跨过去还是个问题。如果父亲能力极强、资源远超常人，子女通常不怎么叛逆。真正感受到孩子叛逆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的父亲。

 

杨樱：还有个有趣的点，至少对我来说，“富足一代”和我们很大的不同，是会用一种“个人成长”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视角，去审视父辈。他们在评价父母的这些私人生活时，比如看待父母的婚外情、中年危机，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仿佛在评价一个与之无关的局外人。不是一两个人这样，几乎是所有人。

 

即便他们承认父辈“借了时代的东风”，也会用优绩主义的口吻：“你看我爸其实也躺平”“他对钱就那样”“可他中年危机就是过不去”……不管对错，这种评价角度是我从没用在我们的上一代身上的。

 

因为他们首先把这套标准用在自己身上——“自我”和“想要什么”是核心议题。当把自己和父辈都看作独立个体时，把这套价值观平移到父辈身上就很自然而然。所以我觉得，将社会中的各种组成部分视为独立的个体，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概念。

（图/《伦敦生活》）

新周刊：第四章标题是“两代人的战争”。为什么会采用“战争”这种比喻？你们如何理解这种在资源与情感上高度绑定，却在价值与认知上日益分裂的代际关系？

 

杨樱：我们使用“战争”这个词，意味着“我与你有势不两立之处”。我觉得“战争”不是说非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因为有巨大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某种利益。虽然他们共享资源（家庭财富、人脉等），但在观念这件事上，确实无法共享。

 

在我们举的周子亮和张心怡的例子中，他们对上一辈其实还挺礼貌的。像张心怡，她主动远离了父母，但在父母想介入自己心理治疗的时候，还是表示了巨大的反抗。仅仅一句“你没事儿，只是不开心”，就会让她感到巨大的愤怒。而周子亮，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让他下跪，也能为父亲解释，但他心里是有贬义在的——你作为一个在丛林法则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是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觉得这里面的价值分歧很深。

 

伊险峰：“战争”是有点俗气的比喻，但论残酷性可能不比真实的战争弱。我倒觉得，新一代人要更决绝，或者说更残酷地往前走，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新周刊：在你们看来，两代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冲突这么多的情况下，他们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共同点？

 

伊险峰：共同点还是挺多的。我们这一代在二十多、三十多岁，自己没拿到太多资源，在社会或单位里说不上话的时候，同样会表现出对分配不公的牢骚，对社会有各种看法。

 

再比如，一个年轻人，他既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又没有出路，然后主动选择去考公。那可能这个时候他跟父母的想法（追求稳定）也就比较接近了。出发点可能不一样，但最后找到的方向可能差不多。

 

现在有时候说年轻一代更保守，这表现在方方面面。有一种保守是跟年龄相关的——你看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却像一个五十几岁甚至七十几岁的人：希望稳定，没有波折，生活一马平川。这个层面，就跟上一代人很接近。这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和机会造成的。

 

杨樱：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在人生价值，尤其是生存价值的取向上，大家都是优绩主义者。选择多的时候，奋发进取就成了理所当然，不奋发进取甚至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的年轻人依然希望自己是稳妥的、安全的，还是希望自己有的选择，可环境发生了变化。

 

所以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变保守了，或者好像又回到了上一代最初背弃的那套价值观里去。但实际上他还是想进取，因为他还是想过得更好。从这个底色上来看，我觉得确实大家区别不大。

（图/《马男波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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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通货膨胀”背后

新周刊：“富足一代”频繁使用“资本”“阶级”“结构性不公”等话语来理解自身，但现实中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经验却相对有限。你们如何理解这种表达？

 

杨樱：你提到的那几个词，包括我提过的各种“主义”，其实都像是一种话语通货膨胀。有人呼吁，这类词应该用在更有针对性的场景里。他们更容易看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在各种公共言论空间里流动。而在他真正理解这个词在生活中的价值之前，他已经先学会了这个词，然后作为一种身份感受来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和不会用这些词的人做出了一种区隔，而他本身可能意识不到这点。

 

如你所说，他可能没什么机会真正面对面去理解“资本”在生活中的体现。他压根没想过“资本”意味着什么。他批判资本，也正在享受资本提供的便利，会比较割裂地去理解这些概念。

 

词语仅仅是词语，但需要翻译一下：当他说“资本杀人不见血”时，他在说什么？当他说“结构性不公”时，可能他想说工资有点少。

 

新周刊：有受访者说“年轻人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句话为什么会出现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口中？

 

杨樱：我是这样理解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实隐含着一层对立的含义：他没有什么可获得的。他拥有的东西都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大城市的好生活生来就有，成长环境就是如此。那还有什么真正属于他、需要他去争取的呢？既然本来就没有争取过什么，也就谈不上失去什么。

 

伊险峰：他说自己“一无所有”，指的是机会上的匮乏。比如，父辈从农村或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白手起家买下好几套房，这是他们的荣耀，对儿子说话时也很有底气。但儿子面对这些时，却感到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

 

前几天我们遇到一个美国人，他也说近十来年美国年轻人的观念完全变了。过去以为只有东方人家庭观念强，现在美国年轻人也坦然接受“啃老”，因为在旧金山、洛杉矶根本买不起房，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这其实是一种全球化现象。

 

新周刊：如果年轻人觉得“没有什么可失去”，接下来他更可能走向哪个方向？

 

伊险峰：奥威尔有本书叫《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讲一个左派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最后一章叫“通往威权之路”，其实也在回应这个命题。这章提到的赵捷是个典型的“富足一代”孩子：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家庭教育温和，念国际学校，本科出国留学。但他怎么会往威权认同的方向走？

 

当一个人自认为“没有什么可失去”，是一个“机会的无产者”时，他往哪个方向走，大约有一个注定的方向，也就是通往威权的方向。在探讨赵捷的时候，无论是从虚拟世界，还是他与社会的互动来看，都有这种倾向性。这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陈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

新周刊：书里一位媒体人说，以前信息匮乏时，反而能从书籍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反，现在的年轻人拥有这么多资讯通道，却更加迷茫了。相对于父辈来说，年轻人的经验很多是被高度发达的商业、科技，以及围绕他们发展的娱乐文化所塑造的。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杨樱：作为“大半代”的人，我的经验同样是被商业、科技和娱乐文化塑造的，并非只有年轻一代如此。若论全球范围，商业媒体、科技和娱乐文化的介入时间其实非常早，二战后基本就属于这个范畴了。但在中国可能会晚一些，可能要到90年代。所以我认为80后大体上也在此列。

 

我认为社交媒体可以被工具化。无论权力掌握在何种个人或机构手中，它都可以被用来有意识地放大某些信息、模糊某些焦点，或是制造一个没有焦点，但处处是信息茧房的世界。

 

如果要探讨我们与下一代的区别，可能茧房效应更为明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只是出现得较晚。如何突破茧房，或有意识地走出它，则取决于一个人如何审视和对待自己的信息环境。

 

伊险峰：社交媒体对年长一代影响也很大，我在地铁里看到全是岁数大的人刷抖音。信息差异的问题我觉得和书的关系倒不那么大。这类反应很像当年电视刚出现时，人们觉得天塌了一样。

 

我以前就读过反思美国“沙发土豆”（注：指沉迷电视的人）的文章。以前45分钟是一个注意力集中周期，但因为电视广告大约每15分钟插播一次，他们的注意力就变成了15分钟。而现在大家说注意力只有1分钟了，甚至就几秒。“慢”未必是目标，但注意力集中肯定是好事。

 

杨樱：我认为世界观塑造的问题，关键不在于信息源多少，或谁的声音最大。而是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越来越碎片化之后，人很容易沉浸其中。信息是碎的，但你花出去的时间却是整块的。所以迷茫的根源，或许不在于社交媒体本身或信息过多，而在于你从未有机会花时间仔细思考任何问题，是社交媒体切割注意力的方式造成了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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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按钮

新周刊：有帖子说以前的大学生一看就很成年人，现在的大学生即使进了职场，还是很像小孩。这引申出了年轻人是否经历“隐形失权”的讨论。

 

伊险峰：就业年龄肯定推迟了，以前高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大学开始扩招后，差不多22岁本科毕业进入社会，现在可能25岁才进入的也不少。社会技能培训时间加长，总就业时间变短，这似乎是一种趋势，从欧美到中国都一样。

 

父辈一代有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毕竟永远有叼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当时有一个相对平等的机遇。比如罗老师（注：指书中父辈受访者）在提他和同学时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些人机会确实更好，但如果放在30年的时间跨度里看，这一代人的机会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能只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机会窗口。这十年里差异确实存在，就像罗老师当年在山沟当部队教员，而他同学在加州伯克利留学，但30年后，差异可能会被一点点抹平。

 

我们无法判断30年后是什么情况，但从父辈的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贡献感，是建立在30年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觉得自己对社会毫无贡献，自认社会地位很低，就不会谈什么责任感。

 

杨樱：80、90年代的大学生能更早获得责任与社会角色，因为他们真有社会责任感。他们认为知识和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精英意识，因为那时能获得大学教育资源的人是少数。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推崇知识阶层的语境下，加上个人学历的含金量，他们有“对社会说点什么”的意识是很自然的。

 

现在念硕士甚至博士，好像很难获得实际的求职资本。加上大学教育越来越与职业分离，现在哪怕是博士，也很少有人自称“社会精英”。Ta只是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会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在其他领域用不上。

 

要对社会发表评价，很多知识要从头积累，Ta心理上可能就没有“我对社会负有责任”的自信。其次，巨大的社会分工后，社会也不要求你承担什么责任，只要你能把技能成功“货币化”，就是一个好公民了。

 

我觉得不是只有现在的“富足一代”才有具体的反抗对象。难道欧美战后一代反抗不具象吗？他们反抗性观念、时尚观念、社会等级、战争……每一代人都有具体的反抗对象。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新周刊：父辈在讨论年轻人的立场时，常以“你还年轻”“等你经历多了就明白了”来回应。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过来人姿态？

 

杨樱：有些时候他是真诚的，因为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来回答。但有些时候，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很难把一些复杂问题用自己的方式解释清楚时，就倾向于模糊化处理，这可以说是一种偷懒或敷衍。而且不是只对年轻一代，很多父母对小孩也是这样。当“真诚额度”用完了，就会拿出这类话。

 

书里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一个父亲说，他儿子的种种问题，“在他点不到外卖的时候就都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只要他被社会捶过，就会转变立场。

 

相比那种单纯的“你还年轻”“你就是闲的”这类说法，我更警惕这种观念。明明是父辈有责任用真诚去和下一代进行信息交换，但他其实把责任推给了所谓的铁拳、环境或社会。那你在交流中做了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在这点上交流失败了？相比泛泛地评价下一代，那种“你点不到外卖的时候自然就变了”的态度背后的犬儒主义是我更难以认同的。

 

新周刊：结尾提到“灰色的按钮”，具体指什么？

 

伊险峰：比如你要同意某个条款，如果不勾选同意，那个“确定”按键就会是灰色的，你也就无法点击进入下一步。这个“灰色的按钮”就在这里，但它无法点击。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没有满足某些前提条件。这在PC网页上很常见，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后退，或者放弃。

 

但这个灰色的按钮本身，不是让你确定并向前走的东西。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事情其实都这样，你没办法简单地“确定”然后一路前进。

（图/AI辅助生成）

新周刊：这本书在探讨“富足一代”如何具体反叛父辈。他们反叛的究竟是什么？是父辈这个群体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伊险峰：这种反叛往大了说其实极其简单——这个世界是我的，我要拿回来。或者说，那世界早晚是我的，但我等不及了。

 

杨樱：可能同时是价值、是情绪，也是方式，可以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