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赞郁的新片《无可奈何》,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维斯雷克的小说《斧头》。无论发生在原著中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乡村,还是影片中近几年的韩国,指向的都是男主角失业后别无选择的杀戮。然而,他真的别无选择吗?
阳光正好,洒在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上。拥有高薪的造纸工程师柳万秀和美丽的妻子美莉、一对儿女正在他们的三层大别墅前度过休闲的周末,两只活泼的大狗不时与孩子嬉闹,一家人沉浸在小确幸当中。
这是朴赞郁新片《无可奈何》的开头,一幅美好的中产生活图景:专业的成就、优渥的物质、和谐的家庭、高雅的品位,像极了暖色调的房地产广告画面。男主柳万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道:我拥有了一切。
一家人在大house面前幸福合影,房地产广告的绝佳示范。(图/《无可奈何》)
然而这一切很快被打破,柳万秀发现自己被裁员,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也开始崩塌。更大的讽刺是,这个自认为别无选择、无可奈何的一家之主,决定通过暗杀跟自己投递同一个岗位的竞争对手来获得下一份工作。
从故事梗概来看,这部新片很难不让人想到前几年爆火的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只是《寄生虫》里是穷人用极端的方式实现阶层上升,而如今,人们的心态已陡然变化,更为普遍的是人人自危的晚期资本主义景象,被技术替代、失业的恐惧笼罩在心头,在《无可奈何》里则表现为中产以极端甚至荒谬的方式对抗阶层跌落。
芝加哥大学学者豪道斯·魏斯在人类学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提出,“中产阶级”是顺应资本主义而生的伪概念,与其说它是一种经济处境,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人人只要努力奋斗,即可过上有钱有闲的中产生活。
殊不知,永远追求高效剩余价值的资本,在不断革新技术的同时,也要求每个雇员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随着工作效率的提高,公司只需要更少的人就能完成生产,随之更多的人开始承受失业的压力。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
2024-01
朴赞郁用他风格化的黑色幽默将这种内卷的特征推向极致,一旦向上的链条断裂(也必然断裂),为了维持中产幻觉,人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便是抽刀向同类,以期绝处求生。
中产的存在主义危机
中产,是当下社交媒体语境中最时髦的主语,经常会有人因为“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吵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它意味着稳定的高薪、自有房产、私家车、定期的家庭旅行、为子女支付优质教育的能力。当然,它还附带着诸如欣赏艺术、热衷收藏、注重健身等一系列高雅的趣味。
柳万秀无疑是这套标准的成功典范。他的三层大house拥有开阔的庭院和阳光房,几年前,作为匠人的他重新设计并改造了这座童年祖屋,院子里还有一个精心搭建的绿植温室,造纸的本业之外,他的业余爱好是侍弄这些盆栽。
孙艺珍饰演的妻子美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太太形象,她优雅从容,不必再为生计奔波,日程表上排满了网球课和舞蹈课。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上着最好的学校,学习大提琴这种积累文化资本的乐器。
这套生活方式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被系统性地建构和推广的一套进步的生命叙事。在《我们从未中产过》的作者豪道斯·魏斯看来,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优绩主义,它向甘愿投入的人不断给出准入的承诺:人们只需要通过教育投资自己,成为“人力资本”,勤奋工作,谨慎理财,持续消费,就能获得安全、体面且不断向上流动的人生。
影片也很快交代了万秀的奋斗轨迹:他原本只有高中文凭,在认识妻子美莉后决心改头换面,上远程大学获得本科学历,又戒掉了酗酒的毛病,勤勤恳恳地积累技能,成为造纸行业的专业人士,其收入也随着行业的兴起水涨船高。
万秀的经历,也是他并不让观众感到厌恶的原因。(图/《无可奈何》)
万秀的整个人生,建立在一个看似坚固的逻辑上:我的成功是靠优秀的技能换来的,我的技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我的收入是稳定的,我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但他未曾料到,自己建立在纸张之上的生活也像纸张,看似平整柔韧,实则脆弱不堪。作为技术员工,他并不掌握生产资本,也不像底层一样“没什么可失去”,一旦市场波动、技术革新或者资本流向改变,这份体面便荡然无存。
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维斯雷克的小说《斧头》,讲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个员工失业后杀人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今天的人们又处于另一重危机中,万秀为之奋斗半生的造纸公司在AI技术的发展下面临结构调整,被美国公司收购,他赖以生存的25年造纸经验变得一文不值,被裁是和他一样的技术人员的宿命。
而他的别墅,那个中产梦想最坚实的物质图腾,在他失业后也从家园变成了囚笼。为了改造房子欠下大额贷款,房子里的两条大狗、孩子们的教育支出,都会变成巨额的负债。正如魏斯在书中犀利地指出的那样,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主要资产(特别是房产),在当代经济中往往非但不是安全垫,反而是焦虑和债务的源头,是将其牢牢锁定在过度工作轨道上的枷锁。
美莉虽是家庭主妇,却担负家庭的经理人角色。(图/《无可奈何》)
被裁后,万秀开始紧锣密鼓地找工作,并接受了这套系统提供的心理援助。这一幕被拍得荒诞好笑:一群失业的男人西装革履地盘坐在温馨的治疗室,治疗人员教他们用手指敲击脑袋,将“不要灰心,继续奋斗”的信念植入他们的身心。在这里,现代心理治疗体系也被冷不防讽刺了一下,心理疗愈体系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心理问题”,似乎问题出在人们的心理调试能力上,而丝毫不提及这种裁员背后的不公与不义。
悲剧的是,强调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通道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也成功地将系统性风险转化为个人的道德责任。失业后,万秀感到的不仅是经济恐慌,更是深刻的羞耻与自我怀疑。
因为失业意味着“失败”,是不够努力、不够敏锐、未能及时“提升自己”的过错。
现代心理疗愈看起来更像是内卷制度的配套工具。(图/《无可奈何》)
失业也给万秀带来存在主义危机。他的前半生靠“纸”建立起身份和尊严,如果不继续从事这个行业,那自己又是谁?如果不能用“中产”的方式建立家庭,那一家之主、男子汉的尊严又何去何从?
美莉当机立断地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卖掉房子,把大车换成小车,其他不必要的支出统统停止,其中就包括她的网球课、舞蹈课和孩子的其他补习班,反而是作为养家之人的万秀不甘心放弃这一切。
于是,他宁愿每天穿着西装出门,在街头游荡,也无法接受去从事那些“有失身份”的体力工作,包括美莉建议他从事自己爱好的“园丁”的工作。
在短暂从事理货员工作后,万秀选择离开。(图/《无可奈何》)
因为在那套中产脚本里,超市理货员、园丁之类的职位,是对他过往所有人生投资的否定,是对他“是谁”的根本性摧毁。他所恐惧的,不只是贫穷,更是跌落出“中产”这个叙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