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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完整交流实录
01 聊个人经历 方三文：这个用户问了个特别无厘头的问题，你是如何度过平常的一天，比如说今天？ 段永平：打球、运动。 方三文：天天如此吗？ 段永平：差不多吧，在不同的球场打球。 方三文：唯一变化的是这个球场的地点，还有打球的伙伴？ 段永平：伙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方三文：有一个叫“读书匠老张”的用户想问你，小时候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成长的环境跟你现在的性格、成就有没有关系？ 段永平：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是在南昌出生的，六岁左右跟父母下放到江西安福县，在安福县搬了五、六个地方，一直在农村，再搬回南昌旁边的石岗。确实吃过苦，回石岗的时候就上中学了，从石岗考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了几年读了一个研究生。然后去了广东、佛山、中山、东莞，最后就来加州生活了。 方三文：我觉得可能这个用户他是想问得细一点，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对你施加了怎么样的教育？ 段永平：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大意思。我在哪条河里摸过鱼，对他能有什么帮助？我很难讲清楚。我有哥哥、有妹妹，我们性格也各不一样，父母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简单讲，我觉得我父母确实对我们都挺好，不像现在很多父母就很卷，逼小孩这个那个。我爸妈好像不太怎么管我，没有太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很多东西我自己是可以做决策的。我从小就很习惯自己做决策，我觉得这点可能跟我的父母有很大的关系。
方三文：你是有充分的自由的，你认为这个是好的对吧？ 段永平：对，我觉得我父母对子女是有充分的信任。 方三文：现在你也是父母，你也是这样对你的子女的吗？ 段永平：是的，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不要求小孩。他想玩，我那时候也想玩。但是，我发现小孩他们都挺自觉的，该做作业他做，该怎么样怎么样。边界的东西要告诉他，什么东西你是不能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天天就抓着小孩去训他。我觉得对小孩来讲，给他们安全感很重要，没有安全感的话，人很难理性。 方三文：设定边界，充分信任？ 段永平：是的。 方三文：在你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过什么人生的目标吗？ 段永平：我没有什么目标，我这人一直胸无大志，我觉得自己就是普通人，能过好小日子就挺好。 方三文：那也可以描述为，这个目标就是把生活过好？ 段永平：我甚至都没有那么想，我不是说自己非要干点事情、成就点什么，我还真没有那个想法，我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较开心。 方三文：在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没有人这样描述过你，说你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段永平：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说，段永平，你不能像他们那样不学习，光贪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师会这么讲，他可能觉得我读书还不错，我确实读书还不错。我后来考大学的时候，一突击就上去了。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人是考不上大学的，所以那个老师可能是对的，但我也没辜负这位老师，我考上了大学。 方三文：他是觉得你至少在学习能力方面可能比别人强，所以他对你有一定的期望？ 段永平：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是一位英语老师，我英语一塌糊涂。为什么会觉得我学习能力强，我完全一头雾水。我的英文是上大学以后才学的，中学完全没有学。但是那位英文老师说我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有人说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记住的。 方三文：但至少对你是个激励。 段永平：只是记得这件事情。我没有觉得这个事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不说，我早忘了，你一说，我就想起这事来了。 方三文：你本科学的是工科类的专业，后来你又去读了个研究生，应该说是叫商科。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自己的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 段永平：其实没有。首先我要强调，我读的不是商科，我读的是计量经济，实际上是经济类的，我认为也是工科，是一个很讲逻辑的学科。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然后在干部科帮忙，帮了半年多，后来去了教育中心，当了成人教育的老师，教了两年多数学。然后就觉得没太大意思，有个机会考研，就考上了人大，也是想换个口味。因为我对我学的工科的东西不是那么有兴趣。人是在探索、想办法找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人大对我还是有帮助的。 方三文：你觉得大学里面的学习对你以后的人生影响大吗？ 段永平：我觉得大学里最主要是学到了学习的方法，怎么去学习，建立了一个信心，碰到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可以学会的。这样的话，你对未来的恐惧就会少很多，不然你什么都害怕。我确实见到很多人，用智能手机有时候打个字都不会，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以前也不会打字，学一下很快就学会了，自己也养成了学习的习惯。研究生我觉得其实就等于换了一个行当，多了一些不一样的知识，眼界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最主要的是从原来的地方出来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穷学生，你想出去看一眼都没钱的。我去读了个书，又换了个新工作，在这过程当中，都是在学习，当然也会吃很多苦。 方三文：你觉得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是没那么重要的？ 段永平：方法和态度，我觉得是有点作用。方法和你能够学会东西的信心很重要。你碰到什么东西不会害怕，会想着去学习，而不是感到恐惧。我觉得很多人是恐惧的，我让我妈妈学怎么用iPad， 20年前就让她学，现在她肯定也不会学了，我妈已经100岁了。70多 、80多岁的时候我让她学，她是坚决不学的，她就认为她学不会。其实那个东西很简单，跟年龄没有关系。 方三文：你研究生毕业南下广东了，当时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段永平：我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有两个单位要招我。后来刚好碰见有个广东的企业在中关村招人，我就去了，但去了以后也没那么理想，所以后来又换到了中山。 方三文：南下广东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你是投奔了市场？ 段永平：不是，我们其实是走投无路，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就是去尝试一下。那时候还年轻，试一试总是好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遇到不合适的东西要赶紧离开。北京对我来讲是不合适的，我待着不舒服，广东怎么样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待在一个不想待的地方，这不合理，所以我就要离开。我还曾经考虑过去海南，但了解海南后，觉得不如去广东。 所以我想，如果你的决策是基于很长远的，你的未来到底想怎么样，那决策可能犯错误的概率就会低一些。很多人说，你去广东将来养老怎么办？我说现在这年龄我养什么老，我得先出去看一看。当然你可能说，那是我运气好，走对了路。实际上，中间很多决策都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环境不舒服，必须要离开，包括我到了广东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三个月就离开了。我觉得是走对了路，但是进错了门，所以我又离开了。然后去的中山，后来就做成了小霸王，小霸王做得那么好，但是由于机制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合适，我还是离开了。 方三文：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机制的不合适，具体是怎么样的？ 段永平：最早开始做的时候说我们是有股份的。最早大老板说三七开，后来改二八，再后来说一九。我招人，我跟弟兄们都是有承诺的，最后我发现没办法兑现这个承诺，因为一九将来也是会没有的。到1994年、1995年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不行，我就决定不干了。 方三文：不干了我理解可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你希望有股份的激励，第二是你跟他之间希望是有好的契约关系？ 段永平：不是说有没有股份激励，因为一开始是有的。你没有契约，你就不可信了，你跟我讲什么都是不可信的。你有一次两次，难道还要有第三次吗？就像你刮那个瓶盖，刮出“谢”了，你还继续刮完它吗？两个字你刮出一个字，肯定就不往下刮了，我就是刮到那个字后觉得肯定不能再待下去了。我离开的时候是30年前，离开了小霸王之后到东莞去创办步步高。 方三文：你创办步步高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清晰地解决了类似小霸王那样的问题？ 段永平：小霸王的问题并不是它没有股份制，而是它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大家一直合作得都挺好。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大家很放心，彼此有很高的信任，我想原来那个大老板也是后悔的。 方三文：你再回头看，如果在小霸王当时的那个架构下面，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治理状态？ 段永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没有。怎么才能够理想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我并没有因为利益的问题离开，而是因为信任的问题。其实我那时候收入就已经很好了，财富自由了。当时分成也是分的，只是它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办法建立股份制，有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它这个机制是保障你的？就像你看到有一些公司给股东分红都好像是恩赐一样，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给股东分红就是股东本来就该拿的，员工拿到的分红就是员工该拿的。就像我们发奖金的时候，有人说“谢谢老板”，我说这话不合适，因为这是按契约发的奖金，你不需要谢我。虽然大家顺口觉得拿到钱应该谢一下，但这个谢的方向是不对的。 方三文：在创办步步高的时候，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创造你喜欢的企业文化？ 段永平：企业文化跟创始人有很大的关系，你找到那些认同你的人，认同你的文化的人。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大家都认同了这个文化，大家一起待下来了，不认同的人慢慢就会被淘汰掉，会离开。并不是说我从一开始写了一张和企业文化有关的纸，照本宣科，让大家一点一点执行下去。我们很多文化也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停的进化，包括我们的“不为清单”也是一条一条加上去的，不能做的事情是要通过很多血的教训才知道这个事不能做，我们以后就不做了。我们公司从我离开以后，我不做CEO20多年了，那确实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很厉害。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其实也挺厉害，小霸王的时候我们就挺厉害。 方三文：你说的逐步形成的企业文化，因为现在也积淀了很多年了，你能够把它简单的概括一下吗？ 段永平：你看我们一直讲本分、诚信、用户导向，我们的东西其实都很大白话的。我们的愿景叫做更健康更长久，不健康不长久的事不做，就是很平常心的东西。 方三文：有一个用户说，你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想到了本分文化，有这个事吗？ 段永平：大三的时候我是无意中看到德鲁克的一句话，叫“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对我触动很大。一下就把是非的东西给拿出来了。你发现凡事只要花五秒钟，想一下这个事情，一辈子会省好多事。我们公司如果说坐下来要讨论一个业务有没有钱挣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叫“这是不是件对的事情”，如果感觉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停止；如果你只是考虑有没有钱挣，你就会发现很复杂，很多事情你事先并不知道；但是有些不对的事情，你可能很早的时候是会知道的。当然有些事情你是事后才知道，也没有关系，以后不做就行了。 我可以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做代工，这个不是什么原则，因为做代工也可以挣钱，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不擅长做这个。有一次郭台铭跟我聊天，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们有个不为清单，他说举个例子，我说我们不做代工，他问“什么意思”，我说“我要做代工，打不过你对不对？”他说那倒是。但是我们做品牌做得很好，企业也不比他们做得小。不是说代工不行，只是代工对我们来讲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停止，任何人来找我们做代工的生意，我们就很简单，就不做。 方三文：你们有一个是非的价值观在前面，后来才是怎么做的方法论？ 段永平：是的。因为学习是有代价有曲线的，你可能会犯错。你在做对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做了错的事情带来的恶果，那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明知是错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呢？当然你说你事先不知道，那下一次可以不再做。这样几十年积累下来，就少犯很多错误，也不会在原地折腾。 方三文：有个叫“学习机器”的用户，他问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主要是培养出来的，还是选择出来的？ 段永平：选择出来的。 方三文：步步高里面优秀的人才，是不是不一定是刚工作的时候就被你认出来，可能是长期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被熏陶出来的？ 段永平：大部分人跟我都差不多，都是普通人。大家有认同的价值观，当然也受过大学教育，学习还可以，后面的东西都是慢慢的学习积累下来的。但是价值观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要是相互不认同，这事没法干。大家都各打各的小算盘，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我们三十周年庆回去公司，好多老同事都在，一直到退休，有些还在工作的。 方三文：按你的说法，做对的事情，找对的人，选择还是更重要？ 段永平：找对的人也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找对的人你分两种：一种是不对的人，你慢慢把他淘汰掉；还有一种是他善恶都有，他认同了你的文化之后，他慢慢的就跟着你走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有两种人，一种叫同道中人，一个叫同行中人。他认同你了，他虽然搞不清楚，但是你让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这些人他有时候不小心还会出点娄子，但他也能够回来。待得时间很长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像我们的代理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也都很好，大家对文化的认同还是很强的。 02 聊企业经营 方三文：我再问一个企业具体经营的问题。可能对步步高系来说，它有个非常大的变化是后来做了智能手机，原来做过别的电子产品，做过功能机，后来做了智能手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决策过程，好像最开始你是不赞成的？ 段永平：对。 方三文：后来是怎么变成又做的？ 段永平：因为他们是CEO，我赞不赞成不影响他们做不做决定。大家也是走投无路了，我们做电话机，一年两年就做到全国第一了。后来觉得这个市场再做下去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前景，然后手机来了，沈炜觉得我们应该做手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做手机可能做不过松下、索尼、摩托罗拉等。 方三文：这些是功能机时代的事情？ 段永平：功能机时代。然后他说，阿段不是的。他最后说服我的，是说手机其实是个性化非常强的东西。我原来是认为它跟家电一样，别人规模比我们大，我们很难打得过别人。我说，如果你认为它是很个性化的东西，那我们就有机会，我们能够做出差异化，我们能够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在有的地方可以做得比别人好。加上我们做企业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我们公司的规矩就是这样，不管我反不反对，CEO做的决定就是他们做的决定，结果也是他们自己来承受的。他不能说阿段反对，所以我没做，我没有责任。我只是作为一个顾问的角色。很多人不太理解，以为我是个老板，其实我在公司早就不是，我甚至当CEO的时候就不太管，都是让他们做决定。所以他们接过去也是很顺，放权是要很长时间的。 方三文：从做功能机到智能机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决定？ 段永平：那个不是什么决定，是被逼的，功能机卖不动了，我们差点都死在上面了。虽然我们功能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智能机来得非常的凶猛，就那么一瞬间，把市场基本上占了。我们那时候手里还有好多功能机，所以三十年（庆）的时候，大家也是很感慨，我们渡过去了。我那时候还专门回去过，因为我们存了很多物料，当时的现金消耗得非常快，我记得账面有七、八十个亿的现金，看着往下掉，掉到最后就快到底了，又开始回来了。因为那时候智能机已经出来，我们出智能机一代两代差不多，就缓过来了。中间有一年的时间，2012年到2013年，我们亏了不少钱。当时我回去就说，如果我们要倒的话，不要倒得太难看，也看过别人倒，倒完了以后就是一地鸡毛。我说这不行，不能让供应商吃亏，也不要让员工吃亏。当然我这么说，我是有一点底气的，因为我投资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动，就相当于我们的后备役部队一样，一直都没有上，最后也没有上，所以还挺好。反正弟兄们也真的是很争气。 方三文：从功能机往智能机转的过程中，其实比从做电话到做手机要面临过更大的危机？ 段永平：因为规模太大，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失误的，就是不够敏感。因为在功能机上做得很好了，我们其实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但是那一次确实亏得也挺多。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缓过来也挺快。 方三文：没想到它的销量会下滑得这么厉害？ 段永平：是的。降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曲线认为它是慢慢降的，其实我们早就在开发智能机，也知道这个趋势，但是功能机还是下了很多单，总觉得有一个过程。没想到它一瞬间就过去了，像现在的AI一样。 方三文：新技术推动新的产品，它的这种普及程度比想象中快？ 段永平：你也可以这么说。主要是新的产品确实很好，它一下就把老的产品完全替代了，而且智能机出来以后，你看多少东西被替代：相机没了，像我们做的电子词典、复读机、学习机，基本上都被手机替代了。 方三文：因为智能机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了。我回想起我的一些经历，我看过摩托罗拉一款手机叫6188，其实已经有智能机的雏形；后来有一个诺基亚的E71，它也是智能机的一个雏形？ 段永平：它是弱智机，诺基亚做那一款我印象非常深，我拿到了很兴奋，但是发现用起来好弱智。以前我们用诺基亚手机用得很习惯，它把界面全改了。我拿起来不会用，你想我一学工的人，在那折腾半天都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诺基亚最后倒了一点都不意外，我觉得这公司的文化肯定是烂掉了。 方三文：但是我觉得它毕竟在那个地方走出了一步，虽然最后没成功，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许它那个企业里面也有人对产业、产品的趋势有一些相对正确的判断？ 段永平：产品趋势都没有问题，谁都看得见，但是它的文化很重要。 方三文：他们没这个能力？ 段永平：他们太注重市场占有率了，太注重生意，不太注重用户，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miss，而且它后来又miss了一次。其实安卓出来的时候，谷歌是去找过他们的，希望诺基亚转安卓，他们不干，他们要守住自己那个东西，终于把自己给守死了，所以这个没办法。 方三文： 至少像摩托罗拉、诺基亚，曾经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企业，他们曾经在管理方面很有经验？ 段永平： 管理救不了一家公司，他们在战略上、在文化上出问题了。 方三文：我记得你曾经是比较推崇松下的管理，后来是不是这个看法也有些变化？ 段永平：松下还是蛮厉害的一家公司，但是我觉得日本这种大文化，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最早我去找过松下，想跟他们合作做手机。我跟陈明永、沈炜两个人去松下，一直从科长、部长，见到了中村社长，他们就问我们的来意，我说我们其实是觉得，当时我们对自己不是说太有信心，对技术、对资金的来源，对后面的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有点不太有底的，就觉得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合作，说不定会更有机会。我跟他们讲，以我们的实力，合作的话，我们在中国市场两年做到前三名、三年做到前两名，都是很有可能的。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所以我离开松下我就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信任你，松下这方面很官僚，包括我见到社长，社长跟我讲“当我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就想着松下老人站在我背后会怎么想”，我心想完蛋了，因为松下老人早就不在了。 乔布斯跟蒂姆·库克讲，你当CEO就是你做决策，你不要想我乔布斯会做什么，这就对了。我也是这样跟大家讲，他们是CEO，他们做决策，一定不要想阿段会怎么做，你要那么想，我们早就完了，不会等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松下的文化确实是出了问题。 方三文：它可能把自己过往的体制、成就，可能看得太重了？ 段永平：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关心过发生什么事，我就觉得它那样不对。尤其是一个社长跟我讲，他在做决策的时候想着，老社长站在背后怎么想，我觉得他们背了很重的负担。因为你的眼睛是要看到用户的，他们的眼睛是看倒后镜的。等时间足够长，一定是会出毛病的。 方三文：按你刚才的描述，首先你建立了很好的授权机制，很早的时候就让合作伙伴自己去决策，然后你也很早的退出了，这种经营管理的安排好像在企业家里面并不常见？ 段永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常见的企业家。我并不关心别人想干什么，我想打球，别人想打球他们也可以到处打。最主要的是他们干得比我好，我觉得他们比我的动力要强。我觉得我该干的事我都干过，然后我还有其他享受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待在那个地方？而且我很信任他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也不怕他们犯错误。 方三文：但是我看到的很多的企业家，他希望自己一直在一线？ 段永平：这跟我没有关系，不在乎他们想什么。 方三文： 一个叫“路边边走”的用户问，他说创始人老板离开公司，他有什么办法判断可以离开了或者条件成熟了？ 段永平：他觉得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但是很难，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难在哪里？难在他不想。他要想的话总是能找到办法。这个其实无可非议，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些人他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喜欢让弟兄们做，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不选又想羡慕我的生活，你又想享受你的生活，那做不到啊。有些人是喜欢工作的，我是真不喜欢。 方三文：一方面，我觉得人很敬业，一直在工作，好像是一种好的品质；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能力是会下降的，是不是总的来说，还是得承认人对企业，即使是创始人对企业的贡献，他也是阶段性的？ 段永平：我不认为可以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巴菲特90多岁了，人家做得也挺好，刚刚退休。他为什么退了我不知道，可能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我前两年去见他，他带我们参观办公室，是带着我们一堆人走的，走了50多分钟，所以那个时候他身体还不错，最近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开股东大会其实还OK，他是觉得也许确实该交班了。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他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他就一直在做。 你为什么非要因为年龄就退休呢？我不觉得年龄一定是一个障碍，但自己要对自己有个评价，你要自己都啥也记不住了，做个决策也是晕晕乎乎的，当然如果是你自己的公司，你愿意，其实别人也没有可说的东西。其实我在当CEO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多自主权了，所以我交给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很少在办公室，我要么就去打球，要么就去打球。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14 03: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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