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几乎是一面欣赏着他，一面仇恨着他；一面理解着他，一面一次次觉得他无可救药。当我终于“告别”了父亲，我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才开始变得自然、适意。
阳光下，七八岁的我手上拿着父亲为我制作的一把桃木宝剑，被罚站在众人围观的目光中。父亲一面用他的方式爱着他的孩子——高兴时给他做玩具，一面却喜欢用人前教子的方式树立他的权威。如果用这幅记忆中的画面，来定位我成年之前与父亲的关系，或许是恰当的。
以社会学的理论看，这当然带有明显的规训意味。幼年的我，同样在反抗。更小的时候，我会哭到脸色发紫，直到背过气去。再大一点，大概四五岁时，我竟会打他耳光。出人意料地，当他看到我打他耳光，竟会突然发笑，没有对我施加想象中的惩罚。我心里也感到好像获得了某种奖赏。换句话说，父亲成功用他的方式，把我塑造成他心目中的样子。
1982年，我出生的西北农村，还是一个改革开放前的封闭的熟人社会。小小的村落里不过二十来户人家。虽然我们有着共同的姓氏，却因为农村那种最为常见的祖辈累积的小小仇隙，俨然分为两派，大人们和我们这些孩子，总喜欢用“前头家”来称呼另外一派。
那是一个充满暴力与厮斗的世界。道理，似乎总需要拳头才能得到捍卫。我那影影绰绰的记忆中，时常浮现出一些至今难以磨灭的画面——两派村人的男人和男人在打架，女人和小孩则在对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母亲似乎脸上有血，躺在奶奶家的长椅上，父亲疯狂地砸碎所有的碗；母亲抱着已经哭到背过气的我，回到十里之外的外婆家，我不止一次听到她说：“亮亮，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和你爸离婚了。”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母亲成为我一生中最为柔软的一面，我无法接受任何人尤其是父亲伤害她。但幼年时，我对于父亲更多的是出于敬畏的尊重。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同样希望我变得强悍起来。
父亲在村里受人尊重，他自己在我们跟前津津乐道的故事，也多是这样的情节。譬如说，我的大伯，把一个女儿订婚给邻村的一户人家，反悔之后，对方来了几十口人堵门，把我大伯揍得鼻青脸肿。据说父亲一个人挺身而出，用一把铁锨把领头闹事的人砍翻，镇住了整个场子，挽救了整个家族的脸面。还有一次，他把村里处事不公的蹲点干部，压在土炕上揍了一顿——当然，他的脑子不笨，让人控制住这个干部之后，自己跑到公社书记那里说明情况，面对拿着手铐的公安，也没有慌乱，反而据理力争。总之，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最终的平息，显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威望。
父亲的这些英雄事迹，似乎淡化了他有时近乎无理地施加在家人身上的打骂，甚至让幼小的我对他充满一种不可企及的敬畏——或许因为遗传了生性善良懦弱的母亲的性格，我在少年时代英勇的事迹乏善可陈——只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照看果园，村里一个非常强悍的“前头家”的小伙子没有看好牛，牛跑到果园开始大肆破坏。我怎么也赶不走它，就用䦆头朝牛背猛砍了一下。那个小伙子找上门来，对着我们一帮小孩厉声质问：到底是谁砍的？我站出来说：是我，谁让你家的牛乱跑，赶都赶不走。对方或许慑于我父亲的威名，就说：你砍的，那就没事了。我至今仍忘不了，当我向父亲讲述这件事时，他投向我的赞许的眼神。
如果说在乡村的世界里，我还能在父亲的庇护下，偶尔扮演一次英勇的角色，当我在10岁那年，搬到县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我开始渐渐了解自己原本脆弱的本性。那时的我，不会做广播体操，被拉到队伍的外面看着大家做，仿佛就像被父亲罚站的无助的孩子。上美术课的时候，我没有水彩笔，上音乐课的时候，我没有笛子，也都经常处在罚站的位置。我还记得，有一次放学路上，一个凶狠的同学追上来打我，我在快到家门口时，喊着父亲求救，无比狼狈。
尽管我的聪颖还有天性中的豪气，让我很快在新环境里收获了友谊还有老师的关注，但不像父亲那样的强悍果决，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一种成长的焦灼。上初中时，和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玩，其中一个突然猛推了我一把，我跑回家将小学纪念册上他的照片全部撕掉，并和其他朋友宣布不再和他来往。此后多年，我竟一直追问自己：为何不同样地推回去？为何不能痛痛快快地和他打一架？
许多没有实现的东西，会在写作中得到补偿，我对父亲隐秘的情感也是如此。大概在18年前，我一边瞒着家人考研，一边和几位研友兴致勃勃地组织了一个小诗社。我们在暴雨中的餐厅所朗诵的幼稚作品中，其中就有一首我写的《想起父亲》，里面有这样一段：“雨水里/父亲从夜晚回来/带回一些安慰和疲惫/他还是那样/不脱鞋就上了床/最好别动他/雨水已进入他的梦乡。”
那近乎温暖而抒情的文字，起因不过是看到一张老照片：年轻的父亲开着一辆四轮拖拉机，意气风发。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是一片长着肥硕而浓绿的叶子的烤烟地，坐在驾驶座一旁的我，望着镜头的眼神似乎充满羞涩与紧张，另一旁的妹妹则淡漠地望向一旁。
大学时代，我常常在诗里温柔地写父亲。事实上，这样的温情在我们父子之间极其罕见。有时我也很困惑，我为什么不止一次地在诗中写到父亲，却很少写到母亲？
这种困惑与我对父亲的矛盾情感纠缠在一起：我几乎是一面欣赏着他，一面仇恨着他；一面理解着他，一面一次次觉得他无可救药。
当我渐渐长大，父亲在我们面前津津乐道的他年轻时代的英雄事迹，却多少有些可疑起来。常常是他刚开了个头，我们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哪一段了，于是毫不犹豫地迅速扑灭他的讲述欲望：“听了几十遍了。”
我的不耐烦，多少与整个家庭的现实处境有关。所有亲戚谈起父亲时，大概就是两句话：“那人就是脾气不好。”“常说他能行得要死，光景却过得一烂包！”渐渐地，我似乎生出一种想法，父亲之所以讲述他的那些英雄事迹，似乎只是出于他无法过好自己生活的一种补偿心理。
父亲和母亲都是那个年代的高中生。父亲其实很聪明，多年之后，因为我转学的事情，他还带我看望过他高中时物理老师的父亲。父亲的老师后来考到北大，在所有学生中，唯独给他写过一封夹着照片的信。据说，那位物理老师辞职去读书后，接替的老师水平不够。父亲经常在课堂上站起来指出新老师的错误，结果受到打压，于是自暴自弃。他整个高中的结尾是，纠集几个同学，在毕业前夕把那个老师打了一顿。
父亲当过电工、村里的民办教师，之后是木匠，再之后是无师自通地开拖拉机、汽车，甚至修汽车。他还短暂地做过包工头、汽车修理厂老板、大车司机，更多时候则和我的母亲一起辗转于各个城市，遍尝百业，做过各种无一例外都不算成功的小生意。
父亲大概觉得以自己的本事，过好生活轻而易举，因此他常常盲目地助人为乐。起初是他的兄弟姐妹，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刚有起色的生意全盘交给他的妹妹，然后自己再另起炉灶。他几乎为他的兄弟的每个孩子都操了太多的心，他们学习开车，找工作，找媳妇，似乎都有他的身影。这种义气，经常扩散到完全不相干的村人。
记忆中，我家在县城所开的五金门市店里，父亲身边总是围着一些人抽烟聊天，每当这时，母亲的脸色便不好看。我知道肯定是父亲又在帮一些自觉受了冤屈的村里人，出谋划策怎么打官司。有时为了别人的事情，他索性把店门一关。我有时忍不住问他，别人的事关你什么事？他偶尔回应我一句：太可怜了！然而，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有时候更可怜。
那是我刚刚考到省重点高中的第一天。在经历了家中失火、父亲搞运输翻车、奶奶瘫痪等许多大大小小的家庭变故后，父亲终于没有给我凑够七八百元的学费。那是多么难忘而难堪的一幕，父亲却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我在前往延安的长途轿车上中途下车，到一个堂哥那里借了100元，然后又向初次见面的老乡借了200元，方才凑够我的学费。那时，我并没有怀恨他，直到有一天，我收到妈妈在深夜写给我的一封信，那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给我写的信。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亮亮，夜里十二点了，妈妈睡不着，给你写这封信。你的妈妈是一个没用的人，天天在街上摆摊，也赚不够你的生活费，让你受委屈。今天去你姑姑家借钱，没有借到，还听了人家的冷言冷语……”我后来把那封信，抄在一个作为奖品的笔记本上，只要翻开，就泪如泉涌。
也是在那时，我开始痛恨我的父亲。很长一段时间，他为了给自己两个在农村的哥哥打抱不平，回到村里当村主任，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我还记得，那时母亲总要挑一担苹果，走十几里的路到街上去卖，以赚取微薄的收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的高中。每天早晨起来，我都要帮助母亲将一辆三轮车推上陡坡，然后目送她到学校门口卖早点。
父亲一向灌输给我们的观念：“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具有责任与担当。”可我痛恨的，就是他始终没有兼顾所谓男子气概的两面：责任与义气。
那时的他，或许也在困顿之中想办法，竟然开始拉黄包车，然而脾气也就越来越糟糕。因为没有钱给我买学习资料，就破口大骂，我真不愧是他的儿子，索性把不喜欢学习的物理资料统统撕毁。
我们的关系，由此停留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的道理不再有效，他的事迹早已陈腐。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懂，却喜欢管东管西。这一切发展到一个高峰，就是他执意要我照他的想法填报高考志愿，当我再次反驳他什么也不懂时，他挥起老拳准备打我。我本能地抓住了他的胳膊，让他无法发力。他突然笑了，就像我在四五岁时打他耳光时一样。那一刻，他似乎明白我长大了。
我将开启属于我的新生活。旧世界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他在火车上，不时地笨拙而怪异地用手按按装在内裤口袋里的厚厚一沓钱，那是他卖了在县城的窑洞为我所凑的学费。
我开始努力地摆脱家庭给我的影响。大学时，我最多同时带四份家教，一个人跑回县城办理助学工程的手续，这样一来，我在大学期间就不用再花家里的钱。然而，我不知道的是，父亲给我的烙印是如此之深，我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就如和他的关系一样，敏感而尖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家人活着，我本身是不重要的。
换句话说，我试图通过某种清教徒式的自我折磨，建立一种近乎自虐式的自尊，因为那时的我，并没有什么可以自傲的东西。唯一骄傲的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不需要别人的安慰，任何柔软的东西，让我觉得软弱无能，任何温柔的情感，让我觉得不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用诗人肖开愚的一句诗描述自己的状态：“面对一切简单，我均觉不配。”
那时，我还在试图理解父亲。在一封写给还在读中学的妹妹的信中，我像灵光开启一样地总结道：我想我开始理解爸爸了，他在我刚刚出生的22岁时，便得了一场大病。年轻的木匠父亲，带着他的徒弟，用一天时间为一位村里刚刚新逝的年轻人打了一口棺材，疲惫加上饮酒，导致突然中风。在条件匮乏的农村，这让年轻的他从此容貌尽毁：半边脸永远没有知觉，口眼歪斜。
我从来没有听过父亲抱怨过自己的病还有遭遇，大概他所有的骄傲都用来对抗生活本身了吧。我几乎是带着一种病理学分析的心态，开始理解父亲，同时看到他的软弱。
父亲老了，他的软弱，也开始自行暴露出来。有一年寒假的早晨，我们在炕上醒来却没有起床，一家人絮絮地聊天，提到他本打算将身体健康的爷爷接来家中住一段时间，结果老人家却猝然去世。说着说着，他突然痛哭起来。我唯一一次见他哭，是在这样的时刻，令我震惊不已。
我看到他粗暴的外表之下掩藏的敏感善良，只是太多时候，他只能允许自己扮演那样强悍的角色。
那么我的自我折磨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不也是一种刻意的掩饰吗？也是从那时起，我忽然明白，人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我开始全面解放天性，抽烟喝酒，唱KTV，包夜机，谈恋爱，尽管这一切不过只是“完成了普遍的生活”，却于我意义非凡。在走入社会的前夜，我终于让自己开始变得舒朗起来。
我不再试图更进一步地理解父亲。我仿佛一只风筝越飘越远，永远地失去了故乡。我工作，辞职，考研，再工作；我订婚，退婚，再订婚，我所有的重大决定，都不会再和父亲商量。他终于不再能参与我的人生。我还记得，当我和已经订婚的前女友分手时，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但也无能为力地说：“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儿了。”
距离改变着一切，时光改变着一切。当我觉得我和父亲的关系，终生也就这样的时候，儿子降临了。也就是说，我也成了一名父亲。许多人都在重复着一种腐朽的老调，认为当你成为母亲，你就会理解自己的母亲；抑或当你成为父亲，你就会理解自己的父亲。事实上，成为父亲之后，我试图将自己父亲推得更远，换句话说，我不喜欢将我们父子的关系，在我和儿子之间重演。
然而，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乡下有句骂人的话：“你大还没死，你就把他的鞋穿上了。”意思是说，无论你在年轻时怎么看不起父亲，渐渐地终于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他。
我发现，和儿子相处时，一些时刻我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譬如说我希望他强悍，就像父亲当年希望我一样。当我看到幼小的他抱着一颗皮球在小区里玩，被别的小孩抢走时举足无措，我就会变得暴怒，我私心里希望他也抢回来，甚至打一架都行。可我的孩子，并不曾接触我当年的生活环境，他也不需要像我当年那样。而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狠狠揍他一顿。如果要说比父亲有点进步，我会选择关起门来，单独教训他。
儿子一天天长大，似乎有属于他自己的处理问题之道，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他的渴望。他也渴望我认同他偶尔的强悍，他也羞怯于提到自己的懦弱的时刻——正如我当年那样。
有一次，儿子和几个同学在另外一个同学家玩“狼人杀”，其中一个同学不按规矩来，儿子指责他时，他站起来踢了儿子一脚。我问他：“你还手了吗？”儿子变得支支吾吾起来，再也不愿意讲述这件事情。当时的事实是，他在发蒙的同时哭了，其他同学已经拉开了那个打人的孩子。我的内心很复杂，我能接受他被别人揍得鼻青眼肿，但不能接受他落荒而逃，然而当年的我，不也是一边跑着回家一边寻求父亲的帮助吗？
那一刻我知道，我并没有走出父亲的影响。我面对现实世界的所有拧巴与较劲，某种程度上来自我和父亲的关系。我渐渐开始接纳儿子，还有当初的自己：人的天性是难以改变的，真正的强者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和整个世界。拳头，在很多时候，也许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勇气。
儿子刚读小学那几年，由于妻子工作也很忙，母亲不得不过来帮忙，关掉县城五金门市的父亲也一起过来。再次处在同一屋檐下，父亲还是父亲，但我已经不只是儿子。
父亲似乎不太理解这一点。一次，因为我和妻子之间的一点小矛盾，父亲竟然和岳母拍桌子吵起来。
那一刻的我，非常无助，只得对他说：“你要搞清楚，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我想，那句话对他的杀伤力很大。没过多久，他搬了出去，独自住在打工的物业公司宿舍。
不久，父母要搬回老家了。我开车送他们回家，并一起参加弟弟的婚礼。由于弟弟是第二次结婚，婚事办得也低调，一切都以女方为主。婚礼那天早晨，我忍不住提醒父母：你们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穿好衣装，出席仪式就行。父亲突然当众暴怒。他撸起袖子，骂骂咧咧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凭什么不让我管！
面对40多岁的儿子，一个父亲还要当众展现他的权威。他该多么敏感脆弱，多么没有自信，而又多么没有边界感。
当天晚上，我独自在酒店房间失声痛哭。我感到终于要告别父亲了：我决定和他彼此尊重，承担责任与义务，却不必再分享情感。
好几年过去了，我和父亲的联络少到可怜。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未必需要那么多爱，比起爱来说，他更需要的是一份尊重。套用尼采的一句话，真正的爱，永远应该包在尊重的果壳之下。
“告别”了父亲，我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开始变得自然、适意。我再也没有对儿子动手。我最关心的事不再是他够不够强悍，而是他够不够独立，我够不够尊重他的感受。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首先只属于他自己。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9期，原标题为《我和世界的关系，即我与他的关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0-11 11: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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