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被骗之人往往喜欢诉苦，一遍一遍不厌其烦，似乎这样能让他们解压，暂时缓解被骗痛苦。
2024年6月中旬的一天，值班室打来电话说，有位中年妇女来所求助，她做兼职交了三万多的代理费和加盟费，对方承诺十天内发货，现在过了七天，但她感觉不对劲，不想做了，求助我们帮她把钱要回来。
值班室是位60多岁的大爷，有群众来，由他首先接待，根据情况分流——他能判断属于纠纷，会给予求助人答复，求助人理解，离开；求助人不理解，他告知带班民警。大爷继续说，我一听这就是经济纠纷，双方约定的十天还不到，对方有权不退钱，我一直跟她解释我们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让她们自行协商，她死活不肯走，非要见带班民警。
听完后，我感觉此事可能另有蹊跷，我们一直在宣传：刷单、兼职，让先交钱就是诈骗，这位大姐很可能遇到诈骗了，只是她本人还没有意识到。
我安排完手头活下楼，看到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坐在大厅长椅上，穿着被日晒略显褪色的绿色T恤，短发，肤色发黑，一圈赘肉挂在腰间，像外挂了个泳圈。
“你把钱交给谁了，线下还是线上？”我已了解事情大概经过，当下最急需做的是核实我的预判，所以我没有浪费时间让她再慢慢叙述一遍。很多被骗之人往往喜欢诉苦，一遍一遍不厌其烦，似乎这样能让他们解压，暂时缓解被骗痛苦。
“蒋勇。”妇女说。
“谁！”我吃了一惊。
“蒋勇。”
“蒋家庄的那个蒋勇？”
“是的。”听完她的回答我心中的侥幸破灭了，我让她跟我去受案室直接记报案笔录——我敢百分百肯定是诈骗。
蒋勇今年38岁，未婚，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来源，两年前我和他打过交道。
她坐定后，看我在盯着她，有些不好意思问道，咋了，警官？
“你是不是和他发生性关系了？”妇女这才态度端正起来，低下头，沉默稍许，点了几下头。
“你是被诈骗了，这是蒋勇一贯套路，他之前是骗色不骗钱，我们拿他没办法，你……”我没有继续往下说。
2022年9月底，我们接到一起被强奸的警情，报警人称自己在某小区东面路边自己的红色小轿车里，强奸者去前面超市给她买喝的了，让我们穿便服赶快去，不要开警车，等对方回来能直接逮住他。那天是我带班，强奸是大案，我们立马按照报警人的要求赶到现场附近，我和报警人保持手机联系。
我们在车里蹲守了10多分钟仍未见嫌疑人回来，我下车走向报警人，告诉她对方肯定早走了。
从车里下来一个女子，称自己叫王婷，30岁，生孩子后一直在家带小孩，两年没工作了，就想找份兼职，于是在网上浏览，发现网上一则组装成人用品的兼职，组装一件30元，一天很轻松就能组装10件。这对王婷来说极具诱惑力。对方把王婷约到这里，王婷按照约定时间到后，对方说自己正在收货，马上过来，让王婷等待。
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一男子，挎着一个单肩包，身高一米八多，偏胖，穿着长裤T恤，短发。王婷立马下车，不等王婷开口对方先说刚才在收货，验货时发现组装的成品都有毛病，没一件合格，所以耽误了时间，来晚了。对方说得很客气，表现得也很有礼貌，就是说话有些大舌头，吐字有些含混不清。
王婷这才知道原来组装完后还要验货，只有验货合格后才行。对方继续说，他虽不是老板，但是跟着老板干了十多年了，老板年纪大了，不想操劳了，因为很相信他，就让他当厂长管理着工厂。
疫情原因，之前很多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为了让工厂正常运行，他就留下了生产配件车间，让组装车间工人出去另谋出路，兼职干组装。找到新职业的既有兼职工资又有固定工资，没有找到的，他就多送些配件，这样也能保证生活需要。因为他设计的兼职模式很好，既节省了开支又保证了供货，还保障了厂里的正常运行，老板很赞赏。
现在疫情形势好多了，订单多起来了，他决定继续沿用兼职模式，所以就在网上发布兼职信息，已经有三四个人干兼职挣了三万多了。他拿出手机给王婷翻看他的微信聊天记录，他划得很快，看到关键词就定住给王婷看一眼，然后继续划。
王婷说，里面确实有一些转账，有时是转500元、800元不等，还有的转2000多，有七八天转一次的，也有半个月转一次的，转的数额有多有少。他说那是因为干兼职虽然轻松自在，但是质量往往不合格，导致真正能拿到钱的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一旦熟练了，每天轻松完成10个不是问题。
“我当时挺激动，心想这下好了，一天组装10个，这就是300块呐。”王婷说。
王婷脑子里全是好处，被想象中的好事冲昏头脑，丢掉防备。但是，对方话锋一转说，组装多少就看我送多少配件，决定权在我手里，组装是否合格也是我说了算，我跟老板干了十多年，老板也完全放手让我决定。王婷对对方保持着讨好的笑，不停地点头表示完全认同。
对方继续说，想干这个兼职的很多，但是具体谁能干成，特别是谁能干好就看缘分，你跟它——男子从自己的单肩包内拿出一个未拆封的女性成人用品——有缘，它就能保你月入过万不是问题，你跟它没缘，你再想干也没用。
王婷看到对方把包装拆开，一个赤裸裸的器具，王婷说当时车里就她俩，她一点没感觉到尴尬，她反而有种紧迫感，怕自己和它无缘。对方拆开几个部件后很快就组装起来，对王婷说组装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从包里拿出两节电池按上去，器具开始振动起来，发出嗡嗡声响。王婷就这么看着它，没有一点难为情。
对方说，组装看似简单，但是振动的频率和力道是不好把握的，必须自己亲自试，所以他只找结婚的。王婷马上插话说自己结婚了，也生完小孩了。对方点点头，第二步要自己试，这是一个合格的，我先给你试一下，你感受清楚是什么样子，以后每做一个都要找到这种感觉，才是合格的。王婷点点头表示同意——王婷说她当时已经上头了。
对方继续说，在试它之前必须找个男人先给你试一下，这样才能比较出感觉，感觉它和真人到底有啥区别，以后要找的就是真人的感觉，直到感觉出它和真人是一样的，才能在以后试的时候判断出合格还是不合格。但是不能和自己的老公试，因为买成人用品的都是陌生女人，它就好比一个陌生男人，你老公给你的感觉和陌生男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方说到这开始欲擒故纵，说，你如果想快点挣钱，今天就找个陌生男人和你试一次，之前干兼职的都说找不到陌生人，都找我，你找我也行。王婷心想找陌生人她无法开口，最主要的是还需要他送配件，毫不犹豫地说也找他。
王婷提出到后排，她不好意思下车，从前排挪过去，对方则下车后再到后排。对方让王婷把内裤脱了，王婷说不好意思，就把裙子掀起来，内裤脱到膝盖，王婷采用跪姿，对方完事后体外射精，将擦拭的卫生纸扔到车外的路边，然后用成人用品给王婷试了1分钟左右，告诉王婷很快就会安排给她送配件。说完就急着要走。
王婷不让他走，开始询问送配件的细节，什么时候送？送几件？怎么收货……对方有些不耐烦。王婷也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吃亏了，假称中午请他吃顿饭，想让男子给他个保证，男子就说渴了，去前面超市买两瓶水，王婷看出对方不想负责任，就报警称自己被强奸了。
我们和王婷一起去超市询问，对方根本就没来。但是从王婷的叙述中我也判断出这根本就不是强奸，主要原因是王婷是自愿的，且采用跪姿，根据办案经验，后进入式，女方不配合是无法完成的。只是王婷态度坚决，要求必须调查，称自己是被蒙骗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属于不知反抗的情形，最主要的是她家属知道了她就没法回家了，她丈夫会跟她离婚，她的孩子才两岁，不处理好肯定会闹得家庭破裂。
考虑到性质恶劣，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我不能仅凭自己判断就口头做出结论，这对王婷是不负责任的。我决定先受案，将对方男子抓获后调查清楚再做出相应的处理结果。
我通知法医和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痕迹物证，采集了王婷的人体生物样本，然后给她制作了报案笔录。通过调取周边监控，我们比对出对方名叫蒋勇，家住蒋家庄，经查询，蒋勇因犯诈骗罪于2022年7月底刑满释放，名下无房产。
第二日我交班后带领人到蒋勇家，家中有年近70岁的父母，我未说明找蒋勇的来意，只说找他有点事了解下，蒋母说他基本不在家，一个月能在家睡个三四天，其余全部在外面，她老两口也不知道蒋勇在哪。我问蒋勇有何收入，蒋母说不知道。
我找到办理蒋勇诈骗案的办案民警，民警称蒋勇有个外号叫“飞蝗”，他不着家，吃住全靠蹭，他交朋友快，一面之缘就和别人自然熟，他就这样一个个地蹭，慢慢地他所谓的朋友就都知道他这副德行，不让他白蹭后，他会在餐馆门口等着吃别人剩下的，蹭陌生人的。实在没办法会去劳务市场找个零工干个一两天。要找到他不容易，要么等他回家时立马收到信去逮，要么碰运气。
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王婷催得不是很急的情况下，我联系了村委，让他们留意蒋勇，他回家后第一时间通知我。国庆节后一上班，我收到村委打来的电话，说蒋勇昨晚回家了，我即刻带领人来到蒋勇家，将在睡大觉的他抓获到案。
蒋勇身上的白肉肥嘟嘟，胡子拉碴，一眼看过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他看清楚我们的制服后迷糊着双眼带着哭腔一个劲地哀求：“你们找我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他说话确实大舌头，像舌头短一截，那副紧张害怕的样子显得滑稽。
到了办案区，我告知传唤他的理由，蒋勇一口咬定他什么也没干，我们抓错人了，当我打开他手机，给他展示他和王婷的通话及微信聊天记录时，他立马老实。
他确实骗了王婷，他之前确实跟着一个私人老板干过女性成人用品配送的工作，组装收货都是他一个人干，所以他用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来欺骗王婷，他给王婷展示聊天记录时划得很快，就是怕她看到日期。后来他借了老板和同事八万多，无钱可还被当诈骗罪判了两年——看得出蒋勇刑罚执行完毕后仍不认为自己是诈骗，他认罪心理不足。当初家里为了给他还账，把积蓄都搭进去了——要不是退赔取得谅解，他的诈骗数额是要判三年以上的。
蒋勇学过厨师，在监狱里被分配到伙房，把自己吃得又白又胖，他说在里面的日子除了不能抽烟其他都挺好。
刑满释放后，蒋勇身无分文，他在监狱想了两年的求欢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想了这个主意，结果王婷上钩了——“还挺漂亮。”蒋勇抬着头，露出笑容，一副陶醉的神情。
蒋勇虽然块头大，只是在我看来很猥琐，他甚至不敢和我对视，每次偷瞄我一眼，看我严肃地盯着他，立即露出讨好的表情，继续说下去，以显示他绝对好态度，绝对全部坦白——我想这可能和他刚出狱有关系吧，仍保持的狱中对管教的习惯。所以全程我只需盯着他，他就一五一十全交代。
蒋勇说，完事后他想走，但是王婷很不甘心，一直在问什么时候给她送配件，很急切地想要每天组装十件，他明白王婷是在用身体和他交换，王婷甚至哭了一会，说她对不起丈夫和孩子，她要是拿不到钱就不敢回家，不敢面对家人。
蒋勇感到手足无措，王婷一直不让他走，他看出王婷是在用请他吃饭逼迫他给她个答复，就欺骗说会先给她5000块作为押金放她那，一周内不给她送配件，5000元就不要了，王婷这才放松下来——这一点王婷对我隐瞒了。
蒋勇又说自己没钱，假意发微信和老板要钱——他知道老板的工作微信号已经不用了，然后编个理由说去超市买水偷偷溜了，但是他没想到王婷会报警，他以为王婷怕她丈夫知道不会报警。
这样事实就清楚了，他这种情况属于骗色。当我向局里汇报案情时，大家一致认为蒋勇的行为太龌龊，情节太恶劣，不严惩不足以解恨，特别是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一出来就作奸犯科，如果不给他严厉打击，日后必将成为我们的很大隐患。
只是在大家对他行为进行定性时却犯了难，从事实来看，蒋勇只骗色未骗钱，而他全程除了语言欺骗外，未采取任何过激手段，关键问题是王婷是自愿的，虽是被蒙骗，但她完全有足够的自由阻止性关系的发生，从法理角度说，这种欺诈超出了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管辖范围。
所有人带着不甘心，看能不能找出一条法条，一个相似案例，不能这样便宜蒋勇，让他逍遥法外。
办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准确判断性质，根据情节和造成的危害后果做出决定。最终在事实面前，我们再多的法学理论和义正词严都是徒劳，法律是法律，情理是情理，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但我们都必须接受这一结果。
按法律规定，可以传唤蒋勇24小时，这期间我对他普法了、警告了、呵斥了、痛骂了，蒋勇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流露出可怜又委屈的小眼神，口口声声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蒋勇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嫌疑人的惯用伎俩，在被我们抓获后，因为作奸犯科他们确实心虚，于是他们的良知会暂时让他们惭愧，甚至忏悔，他们也习惯了在我们面前表演出这种悔恨，但是热度似乎只有那24小时，一旦传唤结束，欲望的本性又会立刻攻占他们的良知，让他们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看着蒋勇离开的背影，就能感觉到他嘴在出所的那一刻就咧开了，我知道他是不会悔改的，迟早是个祸害。
而我要做的是做好王婷的解释开导工作。在我的耐心解释下，王婷无奈接受这一现实，在不予立案通知书上签了字。
我本打算让蒋勇给予王婷一定赔偿，可是蒋勇身上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按他的话说，他吃饭的钱都没有。为此，王婷也放弃了民事起诉他侵权的念头，就算胜诉了也获得不了任何赔偿，何况一旦起诉，她的家属就会知晓，这是压迫在王婷心头的一座黑褐色的巨型山体。
蒋勇经历王婷事件后，送过外卖、干过快递员，全没干长，后来在包装厂找了个干包装的活。
被蒋勇既骗色又被骗钱的妇女叫陈阿梅，在包装厂附近的路边卖早餐，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准备出摊，一直干到中午一点才收摊。
蒋勇常到陈阿梅摊上买早餐吃，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认识了。日复一日只言片语的交谈中蒋勇知道了陈阿梅有个儿子毕业后在外地打工，没有结婚，家里还没给他买上婚房。
蒋勇懂得陈阿梅这种底层渴望赚大钱为儿子买上房的心理，加上她小学文化，认知低，思想单纯，很容易受蒙骗，于是故技重施。果然，陈阿梅上当了，蒋勇在陈阿梅家中的床上和她发生了性关系。
“你骗色就算了，为何还要骗她钱？”我问蒋勇。
“她跟王婷差远了，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更像是她占了我便宜，我不解气，就想骗她钱，反正我说什么她都信。”看着蒋勇那不知廉耻的无赖样子，我心里充满鄙视，不禁哼出一声冷笑。
蒋勇这次套路比之前多了，他开通了三个微信，一个冒充他老板，一个冒充客服，一个冒充他下游。
他拿捏住陈阿梅后，蒙骗她说组装受限于生产车间，一个月顶多干十来天，还会出现不合格的问题，导致白干，不如干加盟，加盟后不用自己干，光找人干就行，他俩合伙，加盟后从工厂直接给她发来配件，他负责找人做兼职，她白天摆着摊，晚上还可以自己组装。加盟后能从兼职人那里每个器具提成10元，配件在她自己手上，她想组装多少就组装多少。他有个下游加盟商，一个月赚了四万，比摆摊一年的钱还多。
蒋勇拿出自己和客服的聊天记录和下游加盟人的聊天记录——全是蒋勇自己和自己不同微信号的聊天记录，让陈阿梅相信他是有依据的。就这样，陈阿梅三次转给了蒋勇三万元的加盟费和四千元代理费，蒋勇称十天内就会用小货车给她送配件来。
陈阿梅是用支付宝给蒋勇转的钱，而蒋勇的支付宝是实名注册，这说明蒋勇根本就没把陈阿梅放在眼里，就是明晃晃告诉她“就是我骗的你”。
蒋勇和陈阿梅睡了三次，陈阿梅都是言听计从。蒋勇不知是因为放松了警惕还是为了取得陈阿梅的信任，竟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了陈阿梅。
“你诈骗陈阿梅的钱都去哪了？”
“全还网贷了。我今年才找的工作，之前在五六个网贷借了钱，要不是到期了，我也不会去骗陈阿梅的钱，她那么大年纪。”
陈阿梅给蒋勇的这三万四是她和丈夫积攒半辈子的所有积蓄。陈阿梅丈夫在建筑工地干，二人起早贪黑地干，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一天掰成两天地过，终于将儿子供完大学，这两年才攒下这点钱。陈阿梅腰疼，但舍不得去医院治疗，就只在村里的卫生室针灸、吃止疼片缓解。
“你就不怕十天到期了，没法跟陈阿梅交代？”一般来说面对诈骗，嫌疑人都会隐瞒自己的身份信息，并且诈骗成功后会“消失”以躲避追债，但是像蒋勇这样不慌不忙，将自己底细向被害人坦白的确实不常见。
“我让她加客服微信了，到期了我假冒客服让她继续交钱，理由有的是，反正她掉进钱眼了，一时半会出不来，加上她也不敢让她丈夫知道，我觉得一时半会是安全的。”
蒋勇虽然大舌头，嗓音偏混，说起话来显得人憨憨的，但他毕竟是在监狱改造过的，面对各类犯罪的狱友，耳濡目染，对人性的拿捏有一定的深度——根据办案经验，我认为诈骗是最难的犯罪类型之一，因为让他人自愿交出钱财谈何容易，之所以会成功，都是因为拿捏住了他人的人性。
蒋勇厚颜无耻地利用陈阿梅对自己、对世界的不觉醒，利用她对社会运行规则、致富基本规律的不开窍，利用她对儿子成家立业担忧的人性特点，硬生生将她拖入沼泽。陈阿梅越挣扎越下沉，如果有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她或许还能得到解救，但是蒋勇在她和丈夫的床上做的事，她丈夫知晓后怎么理解和支持她？！
“蒋勇那么低劣的诈骗手段，你怎么就能上当呢？这都什么年代了，天天刷手机，你还有什么事不懂得？”我一脸无奈问道。
蒋勇涉嫌诈骗的事实已查清，他没有偿还能力，陈阿梅请求我帮她把钱要回来的事我无能为力。这次让她来是告知她这一情况的。
“警官，俺脑子笨，转不过来，也没经历过这些，哪知道这些骗人的事？”
“蒋勇的手机里只有十几块钱，他把诈骗你的钱全还网贷了，他一点赔偿能力没有，你如果想要回钱，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等他出狱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我用淡淡的语气，而非同情语气，主要是怕她纠缠。担心她承受不了，我还有一句话没说——拿到钱的前提是蒋勇有钱可供执行，要不然拿到手的就是一纸胜诉的判决书。
陈阿梅听我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背靠着门框坐下来，嘴里嘟囔着，你们不给我要回钱来我就不走了，我就要钱，其他我不管。顿时她让我觉得既可怜又可恨。
无奈，我只能开导+安慰。陈阿梅还算听劝重新坐回椅子。这回我必须听她诉苦——似没帮她要回钱我理亏一般，因为经实践检验，让被害人发泄情绪是安慰最有效的手段，然后我们再顺势开导。实际这么做也是为了社会稳定，避免被害人因想不开激发更大社会矛盾。
陈阿梅说她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上学时还动不动请假在家里帮忙干农活，现在也就识几个字。她一辈子务农，七八年前，她和丈夫的村被纳入合村并居工程，村里的山地和农用地被征了——一部分修路了，一部分盖商品房了，一部分盖厂房了，总之是失地了。她家获得将近十万的补偿款。工地优先使用她们村的村民，她和丈夫就到工地干，但是她腰疼，干不来。两口子开过一段时间小餐馆，结果赔了三四万。那段时间儿子上高中、上大学，到处都是用钱地方，两口子的积蓄乍一看还算殷实，真正用起来却哗哗流。但那时，她干得有劲，没忧愁，因为全村都相信用不了几年就能住上楼房了。
可事实却事与愿违，一年年过去，眼看着合村并居的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竣工、验收……但是她们村却始终无动静。村里都在传是她们村人口密集，户数多、村屋多，又处在开发区与城区的交界，搬迁成本大，盖厂房影响城区，所以就孤零零剩下她们村不上楼。而前年，她们村竟然天然气免费安装到户，这就更意味着不会拆迁了。
“地没了，村不拆，这算什么事，拿我们当土鳖这不是。”陈阿梅由委屈变愤怒。
更可气的是房地产公司占有了她们村的山地盖了商品房，二期都建好了，每平五六千的价格，销售火爆，她一家三口每年只能从开发商手里每年拿一千多元的地钱。
都是给他人作嫁衣裳，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老百姓能怎么办，两年前我就知道没希望住进楼房了，儿子的婚房只能靠我俩一点点挣了。”陈阿梅又委屈起来。
开餐馆失败后，她改为卖早餐，她丈夫继续到工地干。但是陈阿梅从上午十点收摊改到卖早中餐（下午两点收摊）。代价就是腰累得直不起来，因为她从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准备，算下来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基本是全部站着。
陈阿梅的腰早已腰肌劳损。小时候她就是家里的老大，早早辍学像个男人一样不顾惜自己地干，累得一身病。为了生活自己硬扛，只能等到儿子成人（结婚成家的意思）自己再少干点。
陈阿梅说她活动半径很小，一辈子没出过市。我理解她，像她这样的农村妇女，要想去远的地方，只能是儿女成家后，有条件了，领着她们出去转转、看看，要不然基本上就是围着自己的村镇生活一生。
“我们天天宣传，让先交钱就是诈骗，你能怪谁？说起来还是你自己的贪欲造成你的损失。”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陈阿梅知道这是她自己的责任，这一后果只能由她承担，她无权转嫁社会。
陈阿梅连续地叹息，带着懊悔语气说：“警官，俺一辈子没干过坏事，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怎么知道他会骗人，要是知道打死俺也不会给他一分钱。”然后就是一顿对蒋勇这类诈骗犯的诅咒和谩骂。
“你就是光想好事了，一听有钱赚就头脑发热，一点风险意识也没有。幸亏你被骗的不是很多，相比那些被骗几十万的你还算是幸运的。”
“警官，俺知道是俺的错，现在后悔死了，以后保准不会再上当。”陈阿梅信誓旦旦。
认知决定了一个人对事务的处理方式，听了陈阿梅的讲述，我也懂得了她思想单纯，在重大利益面前头脑一发热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没有一点防备心。
心理学上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记录和认知，偶然事件和环境会发挥很大作用，它们会迫使我们打开心扉、冲破防线，跟随当时的情景重构自我。
陈阿梅的生活环境和她的家庭状况决定了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蒋勇的出现是个偶然事件，他从她需要钱的软肋——这是所有底层困苦群众的本性——突破，她自然就跟着他的描述重构自我，然后打开心扉、冲破防线，从而被骗。
我曾问过陈阿梅，她丈夫知道她和蒋勇的事怎么办？她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把钱要回来就行，只要钱回来我就能瞒住我丈夫，我和他上床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说的，烂肚子里。
我再问，万一你的钱要不回来怎么办。陈阿梅仍然抱着希望，语气变得急切和激动，不会的，你们是警察，你们跟他要他不敢不给，你们说只要他还我钱了，我什么也不追究他，把他放了就行。
可蒋勇没钱，审查期间，在征得蒋勇同意的情况下，我联系了他父母，让他父母去借钱退赔陈阿梅，可他父母更是身无分文。
他父亲说，蒋勇快40的人了，没有固定工作，诈骗进去了两年，现在亲戚朋友、村里人都因此瞧不起他，怎么会有人借钱给他。
老两口对自己的儿子充满着焦虑和牵挂，一直在大厅等着不肯走，中午我拿饭给他俩吃，二老一口不吃，一个劲地说谢谢我，问我蒋勇什么时候能出来。
蒋勇因涉嫌诈骗罪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七日后，他被检察院依法逮捕。两个月后，蒋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直到判决生效，蒋勇仍旧未归还陈阿梅一分钱。
我将判决结果告知陈阿梅后，她说自己腰疼的已经没法摆摊了，天天在家躺着，腰疼她就吃止疼药忍着，关键是她丈夫知道了她被骗钱的事——是她主动说的，她丈夫在家揍了她好几次，她连针灸的钱都没了。夏天本来是工地活多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工地上动不动停工，一个月干不了几天，家里吃饭都困难。
面对陈阿梅的遭遇，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俩沉默着，最后她自己提出要走，临走前她说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她想回去告诉她丈夫她和蒋勇上床的事，憋在心里快把她憋疯了，“大不了我再被砸几次，我活该，只要他能解气，砸几次都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8-27 02:03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