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官场,到处是明枪暗箭。宦海暗流涌动、风云多变,稍有不慎,轻则罚俸摘官去爵,重则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元代政坛有着封建官场的一贯风貌,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也有着自身特色,所谓“钩考”即是其中之一。在元朝,特别是元初的官场中,“钩考”可是个要人命的词儿。蒙汉色目官员,可谓是“畏钩如虎,人人谈钩色变”。所谓钩考者,又称理算,意即现在所谓的审计制度。依据钩考的结果,可以当即问责处罚官员,又有现在纪检巡察的性质。审计巡察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上计”、“大计”、“勾复”、“磨勘”是也。但元朝的钩考理算,结合了蒙古从波斯学来的“忽尔扎”(特别法庭)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着其背后有错综复杂的政治路线斗争,规模和残酷程度可谓空前,以至于钩考时“州县别置监狱,逮捕人,昼夜鞭挞,械系者相属于道”。上图_ 元朝(又称大汗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
据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考证,最早的钩考可能是在元宪宗四年(1254年)春天,蒙哥汗派遣耶律铸、帖木而忽秃赤到燕地区核算钱粮,七月份又有“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谷”。这些钩考理算规模小,还未掀起大浪,真正有元朝特色的大钩考,还是发生在宪宗七年(1257年)的阿蓝达尔钩考。阿蓝达尔钩考的缘起本身就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时,元宪宗蒙哥作为蒙哥大汗,坐镇漠北和林,作为大半个欧亚大陆的主人,统领大蒙古帝国全局。他委任他弟弟忽必烈,也就是后来的元世祖,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同时负责对南宋作战。忽必烈为统治好中原汉族地区,重用汉人,身边围绕着窦默、姚枢、刘秉忠、郝经等汉族大臣,以汉法治汉地,恢复经战火洗劫的中原经济。此外,忽必烈在军事上也立下赫赫战功,宪宗四年(1254年)秋,忽必烈统军南下,攻灭大理国。把云南并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上图_ 孛儿只斤·蒙哥(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大蒙古国的大汗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忽必烈的所为很遭到了嫉恨。首先,他推广汉法触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对其“得中土心”颇为不满。便向蒙哥检举忽必烈,说他“王府诸臣擅权为专利事”,蒙哥汗是个专断的人,他也担心忽必烈威望太高,威胁他到他的位置。于是便对忽必烈安排了一次钩考。此次钩考,由丞相阿蓝达尔、参知政事刘太平主持,设立“钩考局”(相当于巡查组),钩考对象为忽必烈主管的陕西宣抚司、从宜司、河南经略司等。钩考目的清查忽必烈王府擅自截留征收的钱粮税赋,并强制其立即清还。蒙哥汗还赐予钩考局便宜行事的权利,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可以立即处置,明正典刑。此次钩考相当严苛,执法也十分严酷。“虐焰熏天,多人迫与死”。忽必烈手下大量亲信官员,廉希宪、赵良弼等都被钩考局“双规”“留置”,不少人被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忽必烈为避灾祸,听从谋士姚枢的建议,交出权力,亲奔漠北向蒙哥谢罪,事情才由此作罢。忽必烈用切身经历,体会到了“钩考”的厉害。在他上台以后。就把钩考,作为一项好用的政治工具给常态化,制度化,钩考十分频繁。至元八年(1271年)钩考川陕行省罢免平章赛赤典、至元十年(1273年)又钩考川陕行省钱谷、至元二十一年,“理算江南诸行省造征日本船隐弊”等等等等。并以阿蓝达尔钩考为蓝本,推出一套钩考的标准化流程。先是遣使(派遣专员主持工作)、之后置局(建立巡查组或审计组)、然后检覆帐簿、阅遍吏牍,发现亏空之后 追征逋欠。最后对涉事人员进行问责,必要时可以现场执法、逮系官员。忽必烈执政时最大的一次钩考,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由尚书省左丞相桑哥主持的七省大考。此次钩考的对象是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湖广七省的州府路县官员。声势浩大“敲榜便于郡县”,钩考目的在于“理逋负,复欺隐”,按桑哥的话说是“外省欺盗必多”,也就是要清查追缴地方积年以来应征未征的税款,还有稽查官员在征税时的侵贪之事。钩考发现了欠账,钩考局便要官府补缴,官府就向百姓强征,于是“榜掠号哭之声相闻,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无责,责偿亲戚邻里”。此次钩考对于官员的问责也是相当峻刻,乃至于一些钩考人员为了业绩,逼迫官员承认贪赃。某路总管被逼得把自己的老婢卖掉,得到钱交给钩考局说是赃款。最后竟也因此“赃款”被罢了官。钩考是对官员的考核惩办,自然会成为了官场斗争中整治政敌、打击异己的绝佳武器。就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一事来说。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和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江淮行省右丞崔斌不合。就想着钩考江淮行者,把这两个人搞掉。所谓“欲加之罪,河患无词”。钩考局查出阿里伯“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应追还宝钞一万二千锭。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性质十分恶劣。大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阿里伯和崔斌被以“欺盗官粮”之罪处斩。有道是一报还一报,阿合马掌权时得罪了太多人,最后被“义士”刺杀。他死后,他的爪牙亲信也都被“钩考”了一回。至元十九年(1282年),浙西宣慰使游显又了钩考江淮行省,查出赃款合计四百余万。江淮行省原先依靠阿合马得势上台的党羽们这可真倒了血楣,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简言之,“钩考”是元朝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体现,也折射出元朝汉法和蒙古法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首先,游牧民族落后的劫掠习俗,导致了元朝财政的超限支用。频繁“钩考”意义在于追征税款,是确保财源的重要手段。游牧民族长期以来通过劫掠手段获取财富。领主也通过分封土地、赏赐珍宝手段笼络下级。这种习俗在元朝国家财政方面得到了延伸渗透。元朝政府无视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竭力搜刮地方财富,以供皇室消费,或用于赏赐功臣贵族。毫无节制、滥行支用的开支,导致了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一年财政赤字就达到白银一百万锭。故此元朝廷任用商人出生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名臣”,通过加税,增发货币、扑买包税等手段获取掠夺民间财富。钩考则是对这种“劫财”手段的补充保证,查一查该征的税是不是都收齐了,税是不是进了国库,还是被下面的贪官污吏吃掉了,现在财政那么紧,大汗要做佛事、那么多王公等着赏赐。今年的下达的创收计划,一定要好好查查没有没落实下去。其次,频繁钩考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的手段。蒙古的传统是实行分封制度,把地封给下属,能按期上贡就行。但随着蒙古政权接手对农耕地区的统治,为适应新形势,便推行“汉法”,设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对地方行省、府路州县进行钩考,正是朝廷为了强化集权,控制地方官员的良策。钦差大臣定期不定期地来检查工作、审你的账、治你的罪,让你整日担惊受怕,只得对上面唯唯诺诺、俯首听命。由于“钩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敛财,钩考局的官员很多“打铁自身不硬”,说是来整饬腐败,自己腐败的要死,借机来吃拿卡要。导致了钩考局所到之处民怨沸腾。郑思肖,通过渔夫鸬鹚捕鱼的比喻,揭露钩考强制追征税款,对百姓的压榨盘剥:“鸬鹚得鱼满颌,即为人所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劳无穷,利甚鲜。”对“钩考”不堪其苦的还有各级地方官员,特别是汉族士大夫们,他们一向对“钩考”持反对态度。反对“钩考”的奏疏不断。说钩考“义肆虐厉民、空其家财”,“剥害生民”,“大家巨室无悉破坏,甚至逼女为娼”。他们说钩考凌虐百姓,自己为民请命,请废钩考。但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上图_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即元世祖钩考在朝野上下得罪人太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主持多次钩考的权相桑哥倒台,全国上下废除钩考呼声高涨。十月,御史中丞玉昔帖木儿上奏:“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回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忽必烈出于安定统治集团人心的考虑,便顺水推舟下诏,罢钩考钱谷,“诏下之日,百姓相庆”,大呼皇恩浩荡。三月后,忽必烈还处死了“迫杀吏民”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名钩考官,“以谢天下”。元初轰轰烈烈的大钩考运动就此收场了。参考资料:
【1】《元世祖钩考钱谷述》 李治安 历史教学 2001.2【2】《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 李治安 南开学报 1994.2【3】《再论中国会计史研究的三个元问题》 杨修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12【4】《究竟是yarghu还是“钩考”?—阿蓝达尔钩考制度渊源探微》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10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