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郁含，「一起长大」项目发起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很多家长会认为，有质量的互动是很难的，需要家长有很高的学历、厉害的技能，或者很多的物质资源。但是在接触了很多不同背景的家庭之后，我发现有质量的互动往往也是平凡的、日常的互动。这也是李钧雷老师在对我工作的辅导中教会我的东西。
大家好，我叫钟郁含，是「一起长大」项目的发起人，「一起长大」的工作是支持乡村家庭的远距离亲子互动。
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乡村的父母因为出来工作，不得已要和自己的孩子分开生活。然而，亲子之间长期和短期的分离并不是乡村家庭独有的经历。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的就是，当父母和孩子处在分离的情况下，怎么样跨越时间和距离的挑战，形成情感上的互动。
“你明年还来不来？”
我之所以会做「一起长大」源于2012年开始的支教。
2012年的1月，我从老家西安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贵阳，接着和我的支教伙伴一起坐了五六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位于黔南州大山里的一所乡村小学。
我们白天给学生上课，下午就去学生家家访。我们很多学生要么是和一位家长生活在一起、另一位家长出去工作，要么就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工作了、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看到我们来，家里的大人总是激动地叫孩子摆凳子，几乎每一家都要留我们吃饭、还要杀鸡给我们吃。他们养的鸡很珍贵，平时自己都不会轻易杀来吃，所以我们常常是说完话就往外跑，生怕他们去抓鸡了。
其实我们只是一些短期的志愿者，可是这些家长一听到我们是大学生、是老师，本能地就想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
就这样，短短五天的支教活动很快就到了尾声。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贵州，第一次住在乡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我觉得这几天的支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特别有意义，很为自己完成了这件事感到高兴。
临走前，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幻想着晚上可以去县城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去跟孩子们告别时，我的轻松和开心却和他们的眼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孩子已经在这五天的上课、聊天、玩耍、一起回家的种种互动中和我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突如其来的分别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小娜的左边，平时她非常爱说话，但是她现在是哭得最厉害的一个。她用两只手缠住了我的胳膊，在抽泣中，她断断续续地挤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过了年再走？”
我告诉她，我过年得回家，而且我们的支教经费也已经用完了。本以为作为一个孩子她会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小娜没有，她又问我：“那你能不能明年再来看我们一次？”
听到她这个问题我愣住了，小娜没有问“下个月”“下学期”，而是“明年”。也许因为她一年才能见到一次出远门的父母，所以她也觉得需要一年才能再次见到我们。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说出“不”这个字，就听见自己说了声“可以”。
走的时候，学校的前任校长，一位黝黑的、精瘦的老人站在村口，举着一根长竹竿，为我们点了一卦火红的鞭炮，我们的学生在后面看着我们的车越开越远。在很响的鞭炮声中，我的心情很激动，我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人对老师、对教育的重视，我很感谢小娜对我提出的问题，因为她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动力，第二年再回来。
第二年我又回去了，还是短短地待了几天，给孩子们上课。走的时候，孩子们又一次问出了这个问题，“你明年还来不来？” 我有一种“我走不了了”的预感，跟他们说：“还来”。
于是，去贵州的那所小学成了我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当我不在那里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借校长的手机给我打电话，我们相互之间还会写信。
我的学生对我非常好，每次去家访，我们都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像出游一样。有一次走到一片村庄，几个学生不见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手里举着一只小狗给我看，他们知道我喜欢狗，就去各家去问，看谁家有小狗，借出来给我看。
孩子的家长对我也很好，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我也终于吃了他们养的鸡、熏的腊肉，真的很好吃！我喜欢在乡村做老师，因为那里的孩子、家长、老师、风景给了我很多纯粹的、美好的感觉。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走的时候孩子们已经不会再因为难过和紧张大哭了，我的学生会在我走的早上摸黑到山上去采花，编成花环戴在我的头上作为告别的礼物，我们会挥着手说“明年见”。
从支教转向支持远距离互动
直到2015年的夏天，我和两名队友完成了那一年的支教，正站在一棵树下乘凉。这时候一直非常阳光的四年级女孩小宇朝我走了过来，张开双手拥抱了我。
我心里觉得非常惊喜和温暖，但是她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比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他们不管我。” 我的惊喜变成了一身的冷汗。我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比如“爸爸妈妈太忙了”，她似乎都不接受。
那一次的离开，是我走得最不踏实的。之后的一年我一直在想，小宇是不是一个特例？其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吗？她的家中发生了什么，会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后来，我去到了附近的两所乡村小学，每到一所学校，我会把五六年级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交给他们一人一张卡片，问他们，“你们想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些什么？”
当过老师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学生聚在一起的时候，场面会是非常热闹，甚至是混乱的。但是当我问完这个问题，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了，孩子们开始低头写，那些平时坐在后排的比较调皮的孩子也会安静下来。
当我从他们手中收回卡片的时候，我才知道小宇并不是唯一一个。
我在孩子们的卡片里看到了困惑，他们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出去，比如一个孩子写道：“你出去是不是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更好？”
我也看到了失望：“我想问爸爸，爸爸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吗？每一次你打电话来家里的时候你都不问我吃饭了没有，现在你的过的还好吗？有没有想我，你就问我的成绩现在考得怎么样。”
在他们的困惑、失望、难过的背后，我感觉到他们在内心渴望着和父母有更多情感上的链接。
而他们并不是我身边唯一有这样情感需求的孩子，因为在深圳做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我认识了一些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学生，放学以后，他们不愿意回家，来到办公室里常常谈到的话题也是和父母的关系。
感受到持续而稳定的爱和温暖，是每一个人在成长中都需要的。因为这些经历，我在乡村的工作从支持孩子的学习，到支持他们和父母的远距离互动。
这些沟通困难不是父母个人的问题
其实刚有这个打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虽然支教的时候我接触过很多爷爷奶奶和留在家中的父母，却没有接触过外出的父母。在国内的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中，或者研究留守儿童的学术文章中，我都找不到如何支持远距离亲子互动的做法。
凡事总得有第一步，我于是去到了一家位于东莞的工厂，工厂安排了大约80名孩子在老家的父母，分两场来和我交流。
我和大家分享了我在贵州乡村工作的经历，分享了孩子们很渴望在情感上可以和在外的爸爸妈妈有更深的链接。那时候我看见一些妈妈，一边用左手擦着眼泪，一边用右手在纸上做记录。
在场爸爸们没有太多的反应，我想是不是我说的关于孩子的情感需要的内容爸爸们不感兴趣。结束了第一场交流后，有一位大约50多岁的大哥跟我说了声“谢谢”后离开了教室，当他即将走出去的时候，我的余光看到他又扭头回来了，他站在我的面前，眼睛因为在强忍眼泪而涨得通红，他跟我说：“我的孩子从小留守，现在ta已经20多岁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
还有一位父亲，黄大哥，在离开前把他写给儿子的诗递给了我。
回家
就像每月薪水的期盼，
三百公里的直线距离难以承载亿万公顷的思念。
思绪中，有你牙牙学语遥指相片的呼唤，
记忆里，有你年幼相聚不与相抱的痛伤。
“爸爸，明天回家”也许是你通话中的口头禅，
无论有多努力，
亏欠你童年的美好，
一辈子还不了。
这两场短短的交流让我看见了外出工作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让我更加坚定了支持父母的念头。他们的眼泪和话语让我很心疼，他们和孩子在沟通上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任何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和孩子有长久的分离，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
至于怎么支持他们和孩子的情感链接，我的直觉告诉我，留守的孩子会有答案。那时我刚刚从哈佛教育学院硕士毕业，成立了「一起长大」这个项目，准备回到以前支教的贵州山区常驻，寻找答案。
发现父母已经做得好的地方
「一起长大」的工作具体怎么做，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李钧雷老师。
当我在他办公室和他谈起来我要做的工作时，我给他复述了早些年我收到的孩子们写的卡片。听了我讲到孩子们的困惑、不满、失望之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些卡片中有没有孩子表达对父母的感激的？”
我当时没有料到他会问这么一个问题，我也不记得有任何的卡片是孩子向父母表达感激的，于是我回答他：“好像没有吧。” 他跟我说，可以回去再看看。
于是回到家，我就找出来了那些已经在我身边好长时间的卡片，想着他说的问题开始再次一张一张地翻看，第一次看到了孩子对父母表达的感激。
“母亲，您好！您想我吗？您肯定想我了吧？这些年不见，我都快忘了您的容貌了。在小的时候，我不识字，您慢慢地教我。您不觉得厌烦，所以，在小时候您所教我的话，我一定会牢牢地记得。所以，我很感激您说的。”
“我想问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舍得给自己买衣服穿，买一双好的鞋穿。”
“我想让爸爸妈妈多陪我一会，但我爸妈必须去打工。因为我哥哥生病那一年，我家借了钱，必须还钱，直到还完。爸妈回来的时候我总会带着高兴的微笑，这样我就会多看到他们了，他们对我非常好。”
那一次，我发现，我以前太关注父母和孩子交流中的困难，完全没有看到孩子们对父母爱的表达。钧雷老师的问题给我提了个醒，想做好支持家庭关系的工作，就要看到全面的现状，而不仅仅是聚焦于问题和困难。
那次的交流中，他也给了我一个回到贵州工作的建议：当我回到孩子身边，要去找到父母和孩子远距离互动中已经做得好的地方。
他说：“即便远距离的亲子互动很难，也一定有少数的家庭已经做得很好了，记录那些家庭是怎么做的，这些做法是最容易被类似的家庭去理解和模仿的。” 他还告诉我：“绝大多数的父母即便在和孩子的互动中存在很多的困难，但也一定有他们做得好的时刻。”
他们希望父母可以去聊这些事情
带着他给我的这些建议，我回到了贵州。
三年的时间，通过讨论、家访和观察，我和同事们记录下了很多父母和孩子交流的话题和方式，这都要感谢和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想法的孩子们。
我的第一场跟孩子们的对话发生在小学，当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跟我坐在一起，我问：你们和父母不在一起的时候，想和他们聊些什么？
然后我的学生就给了我十几个话题，都是关于他们父母在外面工作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
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有：“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台风，有没有地震？” “你在哪里吃饭，是吃食堂还是自己做，自己做的话肉贵不贵？” “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 “你用机器会不会伤到手？”
他们希望父母可以去聊这些事情，分享多一些细节，拍一些照片，而不是不去谈这些事情。因为我想孩子们需要这些细节去幻想父母在外面的生活，也需要这样的细节和对话去觉得自己在参与着父母的世界。
我们把这些内容都拍成了小视频，放在了「一起长大」的公众号里。
我会和学生说，我们的讨论和视频录制就是一起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可以支持到更多因为爸爸妈妈出去工作而分离的家庭。有一次学期结束时，我问初中的孩子，对这一年的工作有什么感受，他们是这么说的：
“在成长中我收获了很多，在讨论问题时同学们都很积极地回答，在讨论爸爸妈妈为什么争吵时，吐露心里话时，我觉得大家都很坚强。”
“能说心里话，不会有人说出去，能把放在心里不敢说的说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在这个工作中我的成长是我知道和父母沟通不只有我一个人很难过，父母出去工作，所以我要勇敢。”
最后这个孩子说的“不只有我一个人很难过”，我当时没有及时去追问一下，ta的意思是ta发现其他孩子也会难过，还是发现了其实父母那一边也会因为交流的困难而难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这个孩子感觉到了ta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感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8-14 06: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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