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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内塔尼亚胡,成为国际社会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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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3 09: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塔尼亚胡,成为国际社会弃儿

 倾听远方的 凤凰WEEKLY国际 2024-05-30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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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胡毓堃
编辑丨漆菲

“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正变成国际社会的弃儿(pariah)。”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主流媒体、智库和各界分析人士不约而同做出了如此论断。

随着国际刑事法院(ICC)、联合国国际法院(ICJ)先后对以色列采取措施,挪威、爱尔兰、西班牙等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声音与日俱增,以政府正陷入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困境之中。

面对日益孤立的国际环境和摇摇欲坠的战时内阁,内塔尼亚胡下一步如何抉择,自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目前来看,加沙地带特别是拉法尚无偃旗息鼓的迹象。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个人生存压力、军事行动的现实困境、持续右转但呈碎片化的政治生态犬牙交错,加剧了这种骑虎难下的处境。至于“两国方案”的前景,则显得更加遥不可及。


急剧恶化的外交形势


近来的一系列事件,印证了外界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处境的判断:

5月10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以143票赞成的绝对多数优势通过了阿联酋代表阿拉伯集团提交的决议草案,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而包括以色列在内投下反对票的,只有九个国家;

5月20日,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表示,他已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和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布逮捕令,其中针对前二人的理由,是他们对至少从去年10月8日起在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

两天后,挪威、西班牙、爱尔兰等欧洲三国先后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三国的决定均在5月28日生效;作为回应,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三国大使,并在5月24日进一步宣布“切断”以色列及其控制地区的西班牙外交机构与巴勒斯坦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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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后,爱尔兰议会大楼外升起巴勒斯坦国旗。

5月24日,联合国国际法院第三次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加沙地带南部城市)的军事行动,部分回应了南非政府5月10日的请求。早在去年12月29日,南非便向国际法院提交诉讼,指控以色列违反国际公约、侵害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国际法院于今年1月26日第一次发布针对以色列的临时措施。

此外,土耳其于5月初重申不会在巴以停火前恢复与以色列的双边贸易(年度总额高达70亿美元),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日前受访时明示“我们可以实施制裁”。巴西总统卢拉5月29日宣布,永久撤回巴西驻以色列大使。

种种迹象表明,密切关注冲突走向的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对以政策,针对以色列的国际制裁越发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实质杀伤力。

自去年10月7日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以色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之中。这让内塔尼亚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近两年的遭遇高度相似,唯一区别是普京已被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发令逮捕”,而内塔尼亚胡仍有待该法院法官做出最后决定。

随着巴以冲突进入以军“反守为攻”、深入加沙地带的阶段后,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国际压力一边倒地针对以色列。仅相关伤亡数据足以说明这一点: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方面252人被劫持、超过1500人死亡,而加沙地带有超过3.6万人死亡、超过1万人下落不明、近万人被拘禁,更造成约19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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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以军空袭的地区。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

当然,在道义制高点之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并不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就会陷入牢狱之灾。且不说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确认罪行证据是否充分、同意签发逮捕令需要漫长的流程(需要几周到数月时间),即便逮捕令真的下发,已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以色列不会承认,全球124个缔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也无需履行逮捕义务。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反而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刚好救了内塔尼亚胡。”此时的以政府内部突遭分裂危机:5月18日,战时内阁核心成员、以色列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本尼·甘茨发表电视讲话,提出关于加沙冲突及后续事项的六点方案,要求内塔尼亚胡接受,否则他便退出战时内阁;三天前,战时内阁另一核心成员加兰特也就这一问题表达了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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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4日,内塔尼亚胡召开战时内阁会议。

但申请逮捕令的声明,让以政府内部的分歧暂时偃旗息鼓。同被纳入逮捕名单的加兰特怒斥此举是“可耻”的,甘茨则发文指责卡里姆·汗“把决心反恐自卫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和热衷杀戮的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以色列最大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不仅认为这一声明是“灾难性”的,还寄望于美国国会对此予以谴责。

多数以色列人认定,国际刑事法院不只是针对内塔尼亚胡,而是针对以色列及其“自卫”行动,这只会在客观上巩固内塔尼亚胡的国内地位。

相比于国际司法压力,对外关系的逆转和潜在的国际制裁,或许是对以色列更具杀伤力的威胁。尽管此前有143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多数西方国家仍与以色列站在同一战线,而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七个欧盟国家大多来自前苏东阵营,只有2011年冰岛和2014年瑞典的外交承认被视为来自西欧世界的突破。如今挪威、爱尔兰、西班牙三国官宣,意味着巴勒斯坦获得三分之一欧盟国家的承认,据悉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也在考虑跟进。

以外交部长伊斯拉埃尔·卡茨认为,更多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承认,意味着对以色列主权和安全的威胁。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菲莉丝·本尼斯(Phyllis Bennis)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此消彼长”之下,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被日益孤立。随着更多西方世界成员接受“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国家地位,它们更有理由针对以色列当前的举措实施国际制裁。

以色列长期自我定位为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化国家,意味着它在政治上依赖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战略同盟关系,经济上离不开全球自由市场,而二者之间明显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战火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去年11月以央行测算的总体经济损失高达530亿美元,经济增长显著缩水;尽管政府努力控制通胀,但生活成本持续升高、不少商品价格高涨至少10%,显著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

眼下,土耳其的贸易制裁进一步拉高以色列的物价水平,一旦国际制裁范围扩大,只会进一步伤害高度倚仗国际市场的该国经济。如果这种制裁从经济延伸到全方位的国际参与,在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下,内塔尼亚胡政府能否继续稳住民心,将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内塔尼亚胡骑虎难下


国际社会不同途径施压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迫使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尤其是拉法的军事行动,以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从事态发展来看,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无停手迹象:自5月26日夜间起,以军再度对拉法发起袭击,攻入拉法市中心,还与埃及军队在边境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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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凯雷姆沙洛姆与埃及交界。

这让埃及也卷入冲突之中。埃及军方5月27日说,一名埃及边境守卫在拉法口岸的一起枪击事件中死亡。自去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埃及一方面声援巴勒斯坦人,一方面希望保持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又担心会引起国内不满。在以军夺取拉法边境口岸加沙一侧的控制权以阻止其所谓的武器和资金跨境走私后,埃及威胁要降低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级别。埃及还表示,将加入南非指控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罪的诉讼。

对拉法的空袭还殃及当地一处难民营,造成至少45人死亡,这被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为“拉法大屠杀”。当地医护人员说,这个帐篷营地位于指定的人道主义区马瓦西(Maw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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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后,惨遭火烧的拉法难民营。

对此,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实施的空袭造成平民死亡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并承诺将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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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称将调查拉法空袭事件,据其表示,这场空袭杀死了两名哈马斯领导人。

这一轮袭击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刚对以色列发出警告,将全面攻击拉法定性为“越过红线”。可在国际一片谴责浪潮中,美国政府极力避免将以军的行动与“全面攻击”画等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表态称:“我们依然不认为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是必要的……目前我们尚未看到这一情况。”

美方始终留有余地,是内塔尼亚胡坚持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系荣休教授乌里·巴尔-约瑟夫(Uri Bar-Joseph)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足以影响未来几十年以政府的行为决策。不过他强调,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内塔尼亚胡‘我要生存’的个人逻辑压倒了军事和政治战略逻辑”。不同逻辑的交织冲突,成为当前局势“骑虎难下”的主导性基调。

从军事逻辑出发,以军自然不愿被拖入旷日持久的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中。加兰特和甘茨不约而同“叫板”内塔尼亚胡,是基于其资深军人背景和专业军事分析的结果。

以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战斗力早就不可与前五次中东战争时同日而语。巴尔-约瑟夫认为,长期控制加沙地带需要以色列投入三倍于常规兵力的军事力量,这是不可承受的巨额成本,所以自2005年撤出加沙以来,以军方不想重新卷入这一麻烦之中。

以色列为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制定了三大目标——解救被扣押以方人员、消灭哈马斯、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可这些目标要么距离实现还遥遥无期,要么抽象空洞、各自解读,以致于军方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

加兰特提议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非敌对的巴勒斯坦人政府以取代哈马斯,坚决反对由以色列长期军管;甘茨的六点方案则建议(包括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在内)对加沙进行国际民事共管,二者共同点是要让以军从加沙抽身。

以武力长期控制加沙地带,同样不符合政治战略层面的逻辑。加沙地带总面积不过365平方公里,但生活着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七成以上是难民(半数是未成年人),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更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很显然,除了少数狂热的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凡具有正常思维逻辑的以色列人都不会选择返回加沙建设定居点,遑论控制、管理加沙地带。

无论内塔尼亚胡是否被狂热的极右翼思维冲昏头脑,但他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停火或许符合巴以各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期待,但唯独不利于他本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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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防军攻入拉法市中心后,更多当地居民开始逃离。

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个人生存的前提是政治生存,即保住总理大位,这样他才能以公职身份豁免困扰自己的三项刑事指控(受贿、欺诈、背信)。而为了继续担任总理、避免大选,他需要维系联合政府(而非战时内阁)的团结。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能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卷土重来,靠的是与极右翼联合、组建“史上最右政府”,而本届政府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极右翼代表。加兰特和甘茨先后向内塔尼亚胡发难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呼吁后者将甘茨和加兰特免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长期保持军事存在,并进攻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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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茨在最近的电视讲话中向内塔尼亚胡发难。

极右翼政客们坚持不彻底消灭哈马斯决不罢休,为了这一目的甚至禁止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而他们这么做的底气在于:甘茨或加兰特退出、战时内阁解散不会导致政府的瓦解,可一旦极右翼退出,将迫使内塔尼亚胡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内塔尼亚胡试图达到一个理想状态——既要避免政府解散、稳坐总理大位,又不能被其他势力绑架,还要兼顾国内民意和国际社会的观感。但这显然很难。

5月29日,以色列战时内阁观察员加迪·艾森科特指责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彻底失败”,并呼吁在年底前举行大选以更换政府。艾森科特来自国家团结党,曾在2015年至2019年担任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艾森科特于去年10月加入以色列战时内阁。

艾森科特称,内塔尼亚胡正使用“全面胜利”的口号误导以色列民众,“任何说我们会在拉法消灭三个营,然后就可以把人质带回来的人,都是在散播虚假的幻想。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事实是,我们需要三到五年来稳定加沙局势,然后需要很多年来建立另一个政权以取代哈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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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难民营遭遇空袭后,内塔尼亚胡虽然认错,但誓言继续战争。


遥遥无期的“两国方案”

面对看不到头的本轮冲突,尽快落实“两国方案”成为国际社会的呼吁,但巴以各自内部对“两国方案”的态度却并非这般明了。

巴勒斯坦研究机构“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3月在巴内部做了民调,前一次显示在没有严肃谈判的前提下,只有34%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后一次表明如果有安全保障、成为免遭占领的独立国家,50.4%的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两国方案”。

致力于解决巴以冲突的民间组织“日内瓦倡议”今年1月在以色列做的民调亦显示,51.3%的以民众支持“两国方案”,这一数字比2016年的民调高点有所回落。不过,这部分民众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达成放还人质协议、未来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与沙特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

综合多种民调数据来看,尽管巴以双方有多数民众能有条件地接受“两国方案”,但难言是绝对主流民意。而且在实现“两国方案”的条件上,巴以两国的民意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以色列民众把安全视为巴以谈判的首要关切,即巴勒斯坦国的“非军事化”;而巴勒斯坦“社会与经济进步研究所”今年3月的调查显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有74.1%和42.6%的巴勒斯坦人不接受“非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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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多数巴勒斯坦人不接受“非军事化”。来源:巴勒斯坦“社会与经济进步研究所”

巴尔-约瑟夫清楚这种实质上相向而行的双边民意,在他看来,问题根源在于巴以从政府到民间都“相互怀疑”。不少以色列人认为,投入巴勒斯坦的资金不少都流入“恐怖分子”之手,成为资助后者袭击以色列的工具。然而常年遭受占领、承受了历史创伤的巴勒斯坦人有着更强的生存危机感,自然需要自我防卫。

到了政治决策者层面,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近年来哈马斯领导人多次提及可以接受“两国妥协方案”——哪怕只是暂时性的。但他们的言辞含糊,只谈“停战”(truce)、不谈“和平”(peace),也拒绝表态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层更是表示,看不到与现任以色列政府就“两国方案”进行谈判的可能,但愿意和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展开谈判。

在“史上最右”的以政府内部,“两国方案”的声音随着巴以战火的持续燃烧而销声匿迹。以战争为借口,内塔尼亚胡不顾国际社会包括美方的敦促,多次重申“需要确保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全面安全控制”,这无疑完全否认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在根本上与“两国方案”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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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法遇袭地点的巴勒斯坦人。

内塔尼亚胡近年来的动作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方案”的进程。巴尔-约瑟夫直言,内塔尼亚胡2009年上台之后,以政府的政策与手段始终如一,即持续弱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法塔赫,同时在客观上与哈马斯“配合”,让后者“做大”,导致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形成联合、统一的代表力量。如此一来,借助“安全威胁”和“巴勒斯坦没有代表性力量”两大理由,以色列不断拖延“两国方案”的谈判。巴尔-约瑟夫判断,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根本不想要“两国方案”。

遗憾的是,为了一己私利和个人愿望,内塔尼亚胡正在绑架以色列的国家前途和巴以两国上千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如今以色列正加速被国际社会孤立,被劫持人员、百万难民、前线战士看不到平安回家的希望,人道主义危机频发,“两国方案”的前景也显得愈发暗淡。(作者系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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