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威夫特真能左右美国大选？

源济

泰勒·斯威夫特真能左右美国大选？

Original 报姐talk 全球报姐 2024-03-14 05:01 北京

◆有媒体称，现阶段的美国大选是特朗普和泰勒·斯威夫特的“对决”。

文/冯诗豪

编辑/漆菲

美国大选“超级星期二”党内初选这天，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通过社交平台Instagram发布一则声明，号召关注者将选票投给最能代表他们的人。

◆3月5日“超级星期二”当天，泰勒·斯威夫特在Instagram上发表声明，号召大家关注初选，并附上一个含有投票信息的链接。

这不是这位拥有几亿粉丝的超级巨星第一次在选举季作出政治号召。2018年，她公开支持了家乡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候选人菲尔·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竞选参议员，那是泰勒首次公开对政治人物背书。

此后，泰勒在音乐作品和公开表达中呼吁过保护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支持过旨在禁止枪支暴力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2020大选年期间，泰勒在推特上公开批评时任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作为，并直言，“我们将在11月把你投下台。”

作为一个风靡全球的偶像，泰勒的公开政治表达一直被认为会对公众，尤其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体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围绕泰勒对选举影响的讨论不断，其中不乏有关于她与橄榄球明星特拉维斯·凯尔斯恋情的“阴谋论”：一些右翼人士声称，两人的恋情是拜登连任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更多选民支持民主党。一些媒体甚至称，现阶段美国大选是特朗普和泰勒的“对决”。

纷纷扬扬的舆论背后，泰勒的名人效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年轻人的投票？美国年轻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他们又会给大选带来哪些冲击？

公众人物会影响选民吗？

尽管难以衡量公众人物会对选民行为产生哪些具体影响，一些学者还是认为，泰勒·斯威夫特的政治性言论的确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号召力。

西蒙·德里森（Simone Driessen）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艺术与文化系专攻媒体与流行文化研究的助理教授。她在此前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关注名人政治及其对追随者或者粉丝的影响力。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年轻粉丝会欣赏公众人物在政治上的表态。即使后者这么做只是为了给他们做一个投票参考，或者告诉他们该如何投票，又或者表达一种他们重视的价值观。”西蒙向《凤凰周刊》如此解读。

有研究显示，当泰勒公开背书某个政治人物后，美国的选民注册人数出现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可能产生的影响。西蒙说，“名人至少会让关注他们的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议题。”

◆2020年5月29日，泰勒·斯威夫特在推特上公开批评特朗普。

27岁的乔丹（Jordan，化名）是一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的健康教育者。她告诉《凤凰周刊》，对年轻选民来说，公众人物的表达所带来的影响非常重要，但她本人会注意辨别明星就政治社会议题表态的动机。

“如果有一位公众人物在倡导某种政策或声援某位候选人，我会看看他/她的记录。如果他/她的确是一位公众领袖，或者是有着很大公众影响力的人，而且一直在倡导某项事业，我会感兴趣去听听他/她的看法。”乔丹解释说，“但如果他/她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只是突然开始为某个问题或者某个候选人发声，我会警惕这类表态是否是受政治献金之类的因素驱使，而并非他/她本人的意愿。”

谈到围绕泰勒的阴谋论的根源，西蒙认为，这与泰勒此前的形象和她所提倡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有关。作为一个以乡村音乐出道的歌手，泰勒的形象一度是美国保守派白人群体的代表。但当她的政治立场越来越偏向自由派，一些曾经的追随者可能感到遭受了“背叛”。

此外，当美国社会经历了包括疫情在内的诸多动荡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制度（institutions）丧失了信心，不再乐于接受主流叙事，转向政治光谱上更极端的方向，这样就容易陷入没有实证支撑的阴谋论。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不是美国独有的，欧洲也在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右翼保守主义思想激增，极化现象变得严重。有些非常强烈的传统价值观似乎要被再次确立起来。”西蒙分析说。

◆2024年2月11日，堪萨斯城酋长队在超级碗决赛中获胜后，特拉维斯·凯尔斯与泰勒·斯威夫特拥吻庆祝。

从性别视角出发，泰勒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独立女性，也和保守观点里对成年女性需要“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期待不符。不过，即便作为有极大政治号召力的女性艺人，泰勒在过往的政治表达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过与女性主义相关的政治议题。

对此，西蒙强调，这可能来自于公众人物有意识的策略选择。“她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创造的形象，也确切地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所以她会在某些时刻对某些事情发表言论，而在另一些时刻保持沉默。”

美国大选中的性别差距

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截至2023年，40%在18到29岁之间的美国女性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而同年龄段男性的比例只有25%。这是美国多年来该年龄段最大的意识形态性别差距。横向来看，年轻人群体相较于其他年龄层也一直存在更大的性别差距。

卡琳·鲍曼（Karlyn Bowman）是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的资深研究员。她从1970年代开始作公共观点相关研究，并从1982年开始主持着一项仍在进行的选举民意调查。

“美国政治中的性别差距（gender divide）并非新现象。我们最早在1980年的选举中就看到了这一现象，即各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在总统候选人偏好方面存在差异。有些选举年份这种差距较小，有些选举年差距会拉大。但它始终存在。”卡琳向《凤凰周刊》解释说。

在一场角逐激烈的选举中，任何群体的投票倾向都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年轻人选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事实上，由于选举流程复杂、对政治参与兴趣程度不同等原因，不是所有具备投票权的美国公民都会用行动支持自己偏向的候选人。从历史来看，年轻选民的投票率（turnout rate）相较于其他群体往往更低。

“每四年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即年轻人将成为普选的主要群体之一。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会实现。一些选举中，他们可能会占据较大比例，另一些选举则不然，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选票权重。”卡琳说。

年轻人的选票眼下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能体现一些社会方向性议题。

卡琳表示，虽然目前难以断定本届大选是否会呈现更大的性别差距，但有些议题很可能会在选举最终阶段拉大这种差距。“最近的一个原因，显然是关于堕胎权问题的讨论。”

2022年，以保守派法官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意味着美国宪法不再保护堕胎权，实质上造成堕胎在多个州面临被禁止的局面。这一变化在美国社会激起剧烈震荡，并在之后的选举中成为一个区分党派观点的分水岭式议题。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美国最高法院前的抗议人群。

卡琳同时指出，关于“年轻女性比年轻男性更加自由主义”这一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调转。基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对入学新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在1970-80年代的美国，年轻男性其实更偏向自由主义。

卡琳坦言，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真正根源是什么。但在她看来，除了堕胎权问题，通过2017年兴起的“MeToo”运动也能发现，年轻女性更容易在社会中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而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年轻女性在政治光谱上整体更偏向自由派的原因。

“当年轻女性在学业和事业方面取得空前成就之时，年轻男性反而更少去探索面向社会未来发展中的问题。”卡琳说。

年轻选民关心哪些议题？

◆2024年3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只狗在旧金山市政厅投票中心等待主人完成初选投票。

很多人觉得，两个老人参加竞选，年轻人会有天然的排斥感。但事实上，年龄大并不意味着会使候选人处于劣势，也不会阻止其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现年82岁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年岁已高，他在大学生当中仍非常受欢迎。

很多美国年轻人指出，年龄本身并不是淘汰候选人的理由，在年轻人所关心的问题上缺乏政治行动力才是。那么，哪些议题能够在选票层面撬动年轻人呢？

凯泽家族基金会（KFF）是一个长期关注美国重大医疗政策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在其三月份的一份最新民调中，12%的问卷参与者表示堕胎权是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一半选民（52%）表示，堕胎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并非最重要”。

卡琳认为，堕胎权已成为当前美国选举中最重要的“单一议题”（single issue vote），会在选举后续阶段成为两党候选人议政和拉票的重点。拜登竞选团队可能希望以此议题来动员年轻选民，尤其年轻女性。

3月7日，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如果可以继任，他将恢复美国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同时表示这一议题有可能帮助他在2024年的大选中锁定胜局。

即便从历史数据上看，12%的美国选民将堕胎权作为投票的唯一重要考量，算是一个相当高的权重，但很多研究者指出，本届大选中更受广泛关注的议题仍是经济和移民问题。

对于居住在尔湾市的乔丹来说，她最关心的议题依次是学生贷款减免、降低纳税负担以及控制通胀。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堕胎权在乔丹学生时代曾是一个优先级次序非常高的议题。但她发现，即便在联邦法律发生重大转向的情况下，她所在的加州政府仍然可以保护本州女性的堕胎权。相比之下，债务和经济问题则更为紧迫，且与她的生活有着更直接的关联。

乔丹在本科期间修读政治学，原本希望通过参政来创造一些积极改变。但她后来意识到，当参政者在社会阶序中攀登得越高，对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产生的影响则变得越少。

“我仍然喜欢帮助人，并且喜欢做对政策产生影响的工作。但我不再想从顶层开始，我想在底层产生更多影响。”现在，乔丹在一家受到州政府资金支持的机构从事公共健康教育工作，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社区为居民们普及一些健康知识。

与此同时，虽然美国人普遍对海外事务关心甚少，但是持续数月的加沙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还是成为一些年轻选民的首要考量。这一次很多年轻人在初选时投出了“不表态”选票，正是表达了对拜登政府的抗议。

◆2024年3月6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千名巴勒斯坦支持者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要求结束加沙战争。图为抗议者在该校的盖泽尔图书馆外拉开横幅。

一位年轻选民向《凤凰周刊》表示，他最在意的问题是在加沙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以及两党候选人对此事的沉默态度。“虽然这不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是人权侵犯，尤其是种族灭绝，不应该被西方世界的领导人遮遮掩掩。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选择通过沉默或资助以色列以支持种族灭绝，这些领导人就不配得到我的投票。”

马文·米歇尔（Marvin Michel）是纽约的一名房地产销售人员，他有着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思路，能够确定投票时应该重视哪些议题。“我的最高优先事项其实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民主规范。我希望获胜者会维护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而不是让它陷入毁灭。”

马文向《凤凰周刊》举例说，特朗普取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领导权之后，开始大量解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将对其忠诚的政客推向党内高位。

3月8日，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春季会议上，前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迈克尔·沃特利（Michael Whatley）和特朗普的儿媳拉拉·特朗普（Lara Trump）分别被任命为新主席以及联合主席。特朗普的高级竞选顾问克里斯·拉西维塔（Chris LaCivita）则被任命为新首席办公室主任。

“这种行为是危险的。”马文说，“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我关心的所有其他优先事项，无论是气候变化、经济，还是社会运动，都无从谈起。”

“这有点像，你必须先有一个大框架——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一个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经济环境，一个不会毁掉整个世界的气候环境。当有了这个大框架，你才能更详细地去讨论诸如医疗、住房等社会议题。”马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