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航
编辑 | 王一然
奇女子
我关注到彝族结拜姐妹，是因为一场葬礼，更准确说，因为一个叫伍甲莫的女人。
在我长大的凉山彝族村庄，伍甲莫是一个奇女子。在村里，她总是浓妆艳抹地出现，又不时溜到城里玩，显得无拘无束，村里人称她为“腊人”，意思是不受礼俗约束的混子。
伍甲莫出生于1978年，18岁那年，她失踪了。一同失踪的还有3个女孩，都是村民口中的“腊人”。当年，她们的失踪显得理所当然，在村里早早被判定为离世，成为教训后辈洁身自好的案例。
谁也没想到2003年，25岁的伍甲莫回来了，带着丈夫和5岁儿子，人们才知道她当年被拐到了河南。伍甲莫是被拐者里第一个返乡的，她没有再跟着丈夫回河南，而是留在了家乡凉山。
因为被拐、生育经历背负的污名，她后来嫁给邻村一名贫穷的汉族男人。尽管伍甲莫为人豪爽，在家支各类集体活动中，总是大方招待兄弟姐妹，但始终难以被人们承认。直到2019年，伍甲莫二叔的葬礼上，这个奇女子又一次让所有人震惊。
老人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几个侄女的奔丧队伍成了当天焦点。（注：葬礼是争夺荣誉的竞技场。按照当地习俗，女子参加娘家葬礼，展演队伍来自夫家家支成员。）中午12点前，其他侄女儿奔丧队伍陆续出场，无论奔丧人数还是抛洒礼物，围观者都十分满意。午后，当众人认为仪式高潮已经过去时，有人传来消息，说伍甲莫的队伍正在集结。
原本退回院子里的人们重新躁动起来，纷纷往门外走去——十几名身着彝族服饰的女性缓缓走来，领头者正是伍甲莫。女人们后面跟着几名男性，队伍最后是一辆大车，拉着一百箱啤酒，走进人群后，队伍大量抛洒礼物。
●葬礼上结拜姐妹的舞蹈比拼。讲述者供图
原本人们对伍甲莫没抱任何期待，觉得汉族夫家肯定不会为她组织队伍，但眼前的宏大场面，在场围观者都感到震惊。
这天，伍甲莫的结拜姐妹们卯足了劲，尽情舞蹈，赢下了主人家准备的最高奖金，也赢得了众人赞赏。有人说：“还是这些闯过社会的阵仗大，懂得人情世故”。
这次经历让我关注到“彝族结拜姐妹”的现象。后来我知道，伍甲莫的姐妹中半数以上都有被拐、丧偶这样的经历。当地人总是以“腊人”贬低她们，“天天在一起喝酒、厮混、逗男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当下的彝族社会，女性结拜也不仅止于边缘群体。差不多每个成年女性都有结拜姐妹，包括我的母亲，五十岁多了也有结拜姐妹们。除非外出上学的，又或者到了60岁以上才可能没有。
博士阶段在凉山做田野调查，作为论文一部分，我专门关注了结拜姐妹群体，参加她们的结拜活动，观察她们在各类仪式上的展演。我想要搞清楚，她们为什么结拜？结拜姐妹彼此负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结拜对女性来说改变了什么？
结拜姐妹
外界对彝族的一个看法是，男人一天到晚在喝酒，女人不停在田间劳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污名化的评价，来自于对彝族历史的不了解。
彝族两性“分工”确实更为明显，男人们总是将社交之事作为大事，而家庭事务往往被认为只需要女人出马即可，它有历史上的原因——彝族长期面临生存危机，处于半军事化集体状态，男性被视作一个武士，肩负着战斗职责；女性则负责后勤，照顾家庭。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来临，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的妻子开始需要独自生活，结拜姐妹由此而生。
结拜仪式就像彝族平常办酒席，人们一起凑钱杀只小猪，邀请近亲、邻居参加和见证。主桌当然是女人们，通常会有一个带头大姐，举起酒杯说今天大家成了结拜姐妹……之后，她们也会在整个村落里宣扬结拜关系。
传统彝族女性情感非常克制，参加葬礼都不能大声哭，而是以低声吟唱的形式。但结拜姐妹的聚会上，她们纵情饮酒舞蹈。每年，结拜姐妹群体都会组织一到两次的集体聚会，条件好的去西昌，白天游玩夜间烧烤KTV，条件差的就在村子里买些简单的零食、啤酒，展现出支配自我生活意识和能力，完全不同于传统彝族女性形象。
●彝族女性引领的奔丧队伍。讲述者供图
对结拜姐妹而言，一项重要义务是婚丧仪式上彼此站台。就像伍甲莫和她的姐妹们，大家会定制专属的彝族服饰，现场展开舞蹈比赛。最近几年凉山彝族服装生意因此十分火爆。
每次仪式，结拜姐妹要集体凑礼金。彝族人重视人情，比如我母亲，如果参加结拜姐妹父母或者岳父母葬礼，按照约定，每个人要出3000块，相比收入而言非常高。也有人因为礼金负担太重，托借口不参加，几次下来就会被驱逐出结拜姐妹群体。类似地，如果出现今天（帮忙）种了你们家的地，后天我们家种你出去打工了，也可能被驱逐出结拜姐妹团体。
结拜姐妹刚兴起时，大家觉得人越多越好，我见过最多有二十多人一起结拜，后来大家发现人多了不好管理，会有人赖账，认为七八人是最合适的。
据罗木散论文整理：中国历史上，女性结拜多发生在底层或“被污名化” 的群体，比如宋代市井娼妓组成了“香火姊妹”，清末至民初闽、粤一带的“金兰会”（被认为有女性同性恋现象）。她们被排斥在主流道德话语之外，有许多相互倾诉的情感共鸣，作为边缘群体“抱团取暖”，成为一种必要的策略。
县城妈妈
如今，随着人口流动，彝族夫妻分工依旧存在，只不过形式发生了变化：男性出去打工，女性留守照顾家庭成为新的主流。
人们还是要通过集体来应对生活危机。2021年在我调研的西昌市G村，留守乡村的妇女形成了7 个结拜姐妹团体，共93人，主要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如果算上在外结拜又或者跟其他村结拜，可以说大部分中年女性都有自己的结拜姐妹。
问起来的时候，大家说结拜出于感性，但在我看来，当结拜成为社会潮流后，女性在考虑加入哪个结拜组织时，明显有了更多理性思考。
事实上，总是处境相似的人们抱团在了一块。农业生产需要协作，一些结拜姐妹就充当了新的生产互助组织。一块在周边打零工、或在相同城市打工的人们，成为结拜姐妹后会彼此分享岗位，集体跟雇主讨价还价。当地一个苹果种植户说，之前每年都会有彝族妇女因为饭菜太简单集体“罢工”。
工作干部的妻子们则是另一个群体，通过“强强联合”成结拜姐妹，谋取更多的利益。
和很多人刻板印象不同，当下凉山彝人非常重视教育，培养孩子成为“工作干部”是他们的最高期待。我做田野调查的盐源县，有着一个庞大的彝人群体——县城妈妈。当地民政部门称，这一陪读群体（包括陪读老人）己超过5000 人。比如我的朋友阿瑟，他有一辆大货车，常年在外奔波，妻子则陪孩子们住进县城，充当监督者角色，不让他们因为留恋县城娱乐场所耽误学习。
●盐源县城广场上的彝族阿玛和“县城妻子”。讲述者供图
在县里有了结拜姐妹，阿瑟妻子有事就可以委托她们照看子女。同时结拜姐妹也是重要的情感纽带，她们每天都会在县广场一起跳彝族特色的“达体舞”，度过无聊的闲暇时光。
县城妈妈依旧会频繁回乡参加各类仪式。有时候我在乡村葬礼上遇到从县城回来奔丧的阿瑟妻子，她的妆容打扮完全不同日常，有种“衣锦还乡”的姿态。
长期住在县城，每次回乡阿瑟妻子都觉得很难得，“只有回去才觉得生活有意思”。她说，在葬礼上跳舞，有更多观众，也意味着攒下了人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只不过这样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要回去照顾孩子，县城妈妈总是来去匆匆，就像赶赴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又马上坐车回城，很少能彻夜停留死者守灵。村里人十分理解她们，也会调侃“县城妻子都是大忙人，能回来哭几句、跳几段舞都不错了”。
苦难叙事以外
过去三十年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生活变化都是巨大的，对凉山彝人而言，这种变化或许更显著。
过去的彝族葬礼上，男人是绝对主角，展示枪支、赛马、摔跤，这些当下要么被禁止，要么会的人少很难展示。对他们来说，原来的荣誉体系瓦解了，外界看来，也许只剩下终日饮酒、看似无所事事的状态。
12月彝族新年之后，阿瑟会留在村里待一段时间，参加各类仪式。阿瑟有自己的大货车，在当地算得上能人，但他也面临着家庭离散——独自在村里的他戏称自己是“空巢丈夫”，如今已经学会放下彝族男人的尊严，熟练地洗衣、做饭、喂猪、放羊。
乡村葬礼上，阿瑟妻子身着盛装走进院子时，阿瑟刻意避开了妻子的目光，扭过头假装没看到与我继续喝酒聊天，然而，只要我没有在跟他聊天，阿瑟又会偷偷瞄向跳舞的妻子，看起来有些苦涩。
跳舞是最近几十年才在彝族社会兴起的。像阿瑟一样，彝族男性已经在葬礼上沦为观众，他们支持妻子结拜，默许她们在仪式上展演。或许也是不得不支持。而且在他们看来，女性的表演都是为了赢得夫家的声誉。
女性在社交场合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不可忽视的是，她们追求自我的过程中，结拜、聚会、喝酒，多数在模仿男人。相比过去，她们的自我意识在觉醒，但如果看向未来，或许女性的文化生活也会跟男性趋同。
就像前面说的，彝族男人们喝酒，来自于融入现代社会面临的无意义感。这是彝族社会迄今仍面临的问题。
相比桀骜不驯的彝族男性，吃苦耐劳的女性或许更“适应”工业化时代。但适应过程中，女人们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伍甲莫就是一个代表。
说起被拐，伍甲莫不愿意聊太多细节，只跟我讲述了大致过程：去外面打工，莫名其妙就被卖到了河南，具体地点连她都不清楚；村里所有人都会监督她们不让逃走，她嫁给了一个大五六岁的男人，一直到有了儿子，又生活了几年，才得到信任回家。
根据我的统计，有290户家庭的G村，在上世纪90 年代有5名女性被拐，4人逃回，1人至今下落不明。
回到故土，伍甲莫和姐妹们因为没有夫家支持，在各类仪式上被轻视。对她们来说，结拜姐妹就成了“救命稻草”，通过抱团取暖，努力地展现自我。
这也是我想记录的真实凉山彝族，不止有苦难的故事，也会有不卑不亢和坚韧品质。伍甲莫的姐妹们，她们也知道仪式结束后自己会面对的残酷现实，但就像伍甲莫说的：“我们是一直以来不被看得起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人多的仪式中争气，让别人瞧得起一回”。
（文中出现的人名引用自论文，论文已化名处理。作者罗木散2023年于中央民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供职于四川省社科院。）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17 10: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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