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超越自己而非美国

源济

达巍：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超越自己而非美国

Original 报姐talk 全球报姐 2023-12-14 05:15 Posted on 河北

文/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采访整理/徐亦凡

编辑/漆菲

过去的一年，中美关系再度经历峰回路转。

2023年伊始，双边关系原本处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带来的暖意中，却被一个意外的气球事件所冲击。此后数月内，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状态，直至5月双方陆续开启高层接触，创造了重启交往的氛围。到了年末，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吸引全球关注，它不但让中美关系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升稳定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赴华府寻求支持，但美国政府内部对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意见不一。

与此同时，美国内政外交也面临压力。通胀高企、持续加息，俄乌与巴以两地战火未熄，年末联邦政府还因拨款法案未能成型而持续面临停摆压力。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拜登政府算得上成绩可观，降低通胀水平，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在外交层面，拜登政府除了对华政策保持稳定，在军援以色列和乌克兰等问题上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分歧。

◆军援以色列还是乌克兰给拜登政府带来较大压力。

2024年，美国将迎来难以预测的大选，这场选举不仅关乎美国国运，中美关系走势乃至国际地缘政治关系，都将因此而改变。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于稳定

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双边高层的整体交往愈加密切，两国元首于同年11月15日在旧金山面对面会晤，这样的交流和对话节奏大概率会保持下去。除非再出现“流浪气球”这类偶发事件，正常情况下，目前关系应当能维持较久，至少本届拜登政府之内会是如此。

◆中美元首时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

旧金山元首会晤推动了不少交流合作。比如人文领域，中方提出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需要抓紧落实；双方还应该尽快优化各自从签证到入关的手续，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之间要互相协调；此外还要打消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的安全顾虑，比方来华做调研的安全顾虑；其他标志性项目也应该考虑恢复，比如富布莱特项目；以及应给对方国家媒体记者多发签证。

除了人文领域以外，中美在芬太尼问题、气候领域的合作都富有成效。但在经贸问题上的矛盾相对难解决。比如降低关税对中美都有好处，毕竟美国通胀率整体还是较高，但受到选举影响，美国不太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有示弱似的举动，科技领域更不可能有所放松。

◆中美气候合作料将产出更多成果。

诸如两军、经贸等领域，中美会有一系列对话，这也可以称之为进展，尽管不一定马上产生结果，但是对话在持续进行。

短期来看，到2024年下半年，美国总统的议程会比较偏重国内，不太会制定新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会做太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情，但也不会有很多坏事出现。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趋于稳定，只是还会制定新的个别政策。比如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现在是在补他们眼中之前留下的“漏洞”。事实上，中美在这些领域已经脱钩，产品上限制封锁、技术上不能转移、资本不能流动，这些都已经做到。

至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生物医药等领域，脱钩的可能性不大。拜登政府现在没碰的行业可能不会再调整，已经调整的行业也许还会有完善动作，但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假如2024年拜登连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延续性会更强。延续性强，意味着中美关系更可能出现“新常态”，或者称之为“常态化竞争”。

所谓“常态化竞争”，指的是两国关系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竞争远大于合作、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的对峙状态，但这一对峙的烈度和广度能得到控制。两国不至于由对峙走向热战或美苏式冷战，对峙不会导致某一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出现致命性、系统性崩坏，不会导致美国在全球优势地位的快速终结以及中国崛起空间的完全消失。

这当然不是中美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却能给两国继续发展并解决各自内部困难留下一定的外部空间，或许是两国都可接受的状态。

其中，台湾问题仍是中美之间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定于2024年1月13日进行，不论最终谁胜选，在执政前两年料想不会有何动作。即便绿营上台，也会希望稳定，而非立刻与大陆对抗。

麻烦在于，若是赖清德当选，两岸互动可能会变得很僵。由于中美关系受台湾问题影响较大，因此预计双边关系也会变得紧张。假如不探讨统独这类问题，若两岸关系能在2024年缓和下来，恢复交流，中美关系也会随之有一定程度的松弛。

美国大选带来最大不确定性

未来一年，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美国大选。本身选举年就会有很多杂音，候选人会拿中国当替罪羊，这也许会造成中美间的一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不知道2025年谁会是美国总统。如果白宫换挡，一定会带来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的转变，那就会带来不确定性。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出现变化大概率也是朝着负面变化。

如果拜登连任，中美将走向前文所述的常态化竞争。双方至少能保持正常交往，只是行动可能有一定界限。两国间该脱钩的领域已经完成，不涉及高新技术的普通领域大概会维持合作关系。

到2025年或2026年，产业链在国际上的转移也将稳定下来，部分会离开中国，也许去往东南亚、欧洲、墨西哥，也可能回到美国。这一轮重新洗牌后，产业链的情况预计将归于稳定。

中美自上而下的交流预计也会得到维持。民间交流从疫情以后已经开始恢复。官方对话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会持续，比如高科技领域、产业竞争、台湾问题、全球地缘政治，甚至有时候矛盾比较激烈，但中美全面脱钩以及热战的可能性较低。

这是民主党胜选的前景，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这对其有利，保持现状能让自己在竞争中赢过中国，所谓“净赢”中国。

可如果是共和党上台，现在判断未来政策为时过早。假设是特朗普与拜登竞争总统职位，眼下的争论无非是——2025年的特朗普究竟会更像2017年的他还是2020年的他？

假如他更像2017年的自己，其最大特点就是愿意进行交易。比方说，特朗普当时觉得朝核是个大问题，所以给相关各方施加了很大压力，最终目的是让朝鲜出来谈判，最后他也达到了这一目的。至于类似这样的交易会达成何种成果，他并不是那么在意，就像美朝河内峰会最终没有谈出结果。

◆特朗普施压朝鲜出面谈判，但河内峰会并未取得成果。

类似的事情还有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想借此平衡对华贸易；此外还有签署《美加墨协定》（USMCA）、要求北约增加军费等。

执政前三年，特朗普有一系列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善于交换。在他关注的事务中，有些问题相对重要，比如朝核问题；有些问题比较愚蠢，比如中美贸易不平衡，这并非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另有观点认为，特朗普会更接近于2020年的执政状态。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恼羞成怒，把矛头对准中国领导人和体制，推动高度敌对甚至比较疯狂的政策。

从我的经验判断，如果特朗普2025年回到白宫，他会更接近于2020年而不是2017年的状态。届时这个新政府在美国国内会推动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者说民粹主义政策，对华或将采取非常强硬、毫无理性的举动。

届时，中美关系一定会受到冲击，但受到冲击更大的，恐怕是美国国内以及美国的盟友体系。如果大家是双赢，我方比对方赢得更多，这是一种胜利。但假如我方赢了对方输了，却可能带来双输。比如特朗普上台，虽然美国经受的损失可能比中国还大，但这能否被定义为中国的胜利？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特朗普若回归白宫，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中国不是要跟美国比谁当老大谁当老二，我们的目标是跟自己比。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刚达到1.2万美元，有几亿人没用上抽水马桶、没坐过飞机，而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美元。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里的高收入国家，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不是超越美国。

假如美国人均GDP从6万美元变成5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从1.2万美元变成1万美元，这并非是我们赢了，而是大家都输了。因此，如果美国的政策性延续更强，中国能够从中美竞争当中跳脱出来，更专注在自己身上，我们能够发展得更好。

中美都不应该追求绝对安全

2023年，我曾多次赴美访问。交流下来，我认为美国人在对华态度上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非理性强硬鹰派，比如特朗普政府的部分高官，这些人对华特别不友好。尽管过去对中国也谈不上友好，但现在他们变得非常情绪化，跟他们交流也很困难。虽然这种人数量并不算多，但是声音在美国影响很大。

第二类是理性的鹰派，他们对中国也很强硬，但与中方人士交流不会有情绪化的、针对个人的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可能有很多批评，但总的来说是针对具体问题，比如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规则”，而非针对中国崛起。这批人在政策上也很强硬，但总体来说仍然是讲道理的。

第三类是比较传统的接触派，比如一些中国通。这部分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现在整体上也不算太满意，但仍然希望跟中国多交流、多接触，而且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对拜登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有不少批评。这些人在过去几年被认为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过去一年他们的声音有所上升，这也是因为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由于前两类人所做的一些事对美国的利益损害较大，接触派也越来越敢于发声。

第四类是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美国普通人不怎么关心中美关系，对中国没有太多好感也没有很强的恶感，可以说是无感。所以不应认为美国都是前两类人，并且后三类人是中方可以接触的。

◆王毅专程赴美与布林肯会面。

中美未来的博弈中，中国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需要特别警惕过度安全化的风险。

界定是否过度安全化是技术性问题，每一项技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行业专家来决定安全的边界在哪。但专家们有时也难以确定风险是否存在，因为人是主观的动物，所以安全问题需要合理化。

眼下，全球各国都在安全化问题上走得太远，有追求绝对安全的倾向。比方说在芯片行业，是否一定需要实现国产替代，非国产是否就意味着不安全，这个问题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有本土品牌当然是好事，全部用本土替代或许实现了安全，但也可能带来脱钩，导致技术上逐渐落后，这同样会带来风险。这就需要寻求动态稳定，允许不同国家的品牌都在市场上占有份额，如果发现存在不安全因素，国产品牌也能作为备选。

总之，在双边关系紧绷的状态下，谁先把安全化的水平降下来，谁的发展就会更好，在竞争或者博弈中才会占据优势。竞争博弈中占据优势的一方，可能不是安全措施做得更好的一方，而是发展态势更好的一方。

假如说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没有人讲相互依存带来的风险、产业链带来的风险，就像回到上世纪90年代或是21世纪初。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安全风险，但大家都愿意强调发展的效率。可一旦当安全问题进入人们的脑海，就很难降低它的存在。

拜登外交政策犯下不少错误

回溯拜登政府2023年的执政情况，他最大的成绩在于经济治理。过去的一年，拜登没有做什么革命性的事情，比如像前两年通过《削减通胀法案》《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等，但2023年美国整体经济上行，并对关键领域进行投资。

虽然拜登没有完全达到目标，目前通胀仍然略高，但整体通胀水平下行，2023年10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3.2%，低于预期。在不断加息的情况下，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衰退迹象，依然比较稳定。

◆2023年美国通胀水平整体下行。

但在外交领域，拜登的治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是俄乌和巴以两大问题造成的影响。起初拜登对于俄乌问题的处理是不错的，成功动员盟友、孤立俄罗斯，有效援助乌克兰。但随着战事时间被拉长，大家确实有疲劳感，加上本轮巴以冲突，拜登的处理受到很大批评，美国国内对此也高度分裂。

如果联系到2022年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拜登最近一两年的外交不仅乏善可陈，甚至犯了不少错误。站在拜登政府的立场来说，只有对华政策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常说美国像千手观音，能够同时处理不同问题。但想要影响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事，很大程度上需要同一只手，那就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可给了乌克兰就无法给以色列，反之亦然，确实导致其左支右绌。

不过，处理这两个问题和处理对华事务不是同一只手，因为对华并非军事问题，解决巴以和俄乌问题也不会影响其对华竞争。当然，这些事务之间也并非完全不相干，总统一天只有24个小时，更多事务会导致领导人精力的分散，决策者的时间分配也是一个问题。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出炉的最新民调，拜登的政治地位处于其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仅有37%的选民对他的工作表现表示认可，约61%的选民认为拜登整体形象不佳。“拜登经济学”是拜登的标志性经济纲领，但只有不到30%的选民赞同这一经济纲领，超过半数的选民不赞同。而在只有两名候选人的一次假定情境投票中，拜登的支持率为43%，较特朗普47%的支持率落后四个百分点。但坦白来讲，虽然拜登得到的评价不高，可是民主党内暂时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

◆拜登民调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