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的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隔一年，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交流。
◆11 月 15 日，中美两国元首在会面前握手。本次峰会是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后再次会晤。
会晤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成果是多方面的，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基础上，探讨了各领域对话合作，并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20多项共识。
拜登则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迄今为止最具建设性、最富有成效的讨论”。拜登还说：“中美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我的责任是使这种关系合理化、可控化，从而避免冲突。找到一个我们能走到一起、找到共同利益的地方。”
中美元首会面前夕，《凤凰周刊》与美国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进行了视频通话，他评价了这次元首会晤并对中美如何管控分歧提出建议。现年86岁的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他被认为是世界上国际关系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并因创造国际关系领域“软实力”一词而闻名。
“元首会晤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凤凰周刊》：你如何评价中美元首时隔一年的这场会晤？它为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传递了哪些积极信号?
约瑟夫·奈：我认为，两国元首会晤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信号。两国元首一年多以前在巴厘岛见面后就再未见面，所以这次会晤本身就很重要。尽管媒体报道称不要期待能有重大外交突破，但也指出双方会恢复军事交流等。即使这次会晤只迈出了一小步，但我认为，它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凤凰周刊》：中国最关切的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对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美方则希望能恢复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合作打击芬太尼等。你对双方各自的关切有什么看法？
约瑟夫·奈：我认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我不认为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的立场会有变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警告说不要对华脱钩，但也表示在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可能会有选择性的脱钩。他称之为“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其中的“小院”就是半导体市场中具有重要安全和军事影响的那一部分，我认为美国人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市洛杉矶港的海运集装箱。
《凤凰周刊》：自今年5月以来，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但不少学者认为，双方给彼此的定位还不够清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中美关系难以回到多年前的“蜜月期”，但至少进入了“脆弱稳定期”。你如何定位眼下的中美关系？中美竞争的态势会有变化吗？
约瑟夫·奈：眼下的中美关系被各种不同术语所描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之为“竞争共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之为“有管理的竞争”、我曾称之为“合作竞争”。但无论你使用哪种术语，都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竞争，另一方面是合作。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模式，我们将继续看到这种情况。如果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不合作，都会失去太多，但与此同时，双方又都进入了一个竞争的时期。
◆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期间，在京与一群中国女性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共进午餐。
《凤凰周刊》：你多次提到反对滥用历史类比，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的说法形容中美关系，持这两种论调的人或许更担忧未来双方滑向战争的风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曾警告，“我们正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典局势。”你认为双方可以管控好分歧，避免滑向战争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美可以管控好分歧。我最近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写了一篇题为“并非注定一战”的专栏文章，我认为，当我们谈论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时，其实是在误导自己。美中关系和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并不相似，当前美中之间有更多的相互依存。不仅是经济相互依存，还有生态相互依存，像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这样的议题是跨国性质的，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解决。
所以我认为，这些是导致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不同于美苏关系之处。此外，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还有关于核武器限制、核军控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则多次表示，无意参加核军控谈判。尽管如此，与核稳定相关的问题——如指挥和控制（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对指挥和控制（核武器）的影响，我希望美中可以就此展开讨论。总的来说，战争并非注定，但我们必须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战争不会发生。
《凤凰周刊》：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双方如何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冲突?
约瑟夫·奈：台湾问题可以追溯到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达成的协议，当时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分歧。毛泽东曾说，我们甚至可以等待100年再解决这个问题。1972年中美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达成解决方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意味着美国排除了支持“台独”的可能性。美国也提到，台海两岸的关系不应该通过武力来解决。我的观点是，美国应该重申其接受或保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同时反对使用武力，这将有助于确保（台海）稳定。
想减少“妖魔化”，要加强人与人的联系
《凤凰周刊》：今年10月，你在疫情后首次访问北京。这次来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约瑟夫·奈：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基本从疫情状态恢复到正常，我注意到，室外很少有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表了演讲，学者和学生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我自疫情暴发以来还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今年10月，全球化智库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约瑟夫·奈正在发言。
《凤凰周刊》：你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软实力与中美竞合》提到，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助长了对中国的“妖魔化”，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你也论证了中国距离美国的具体实力差距，认为无需对“中国取代美国”一说过度反应。大选来临前，如何能让普通美国人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约瑟夫·奈：在竞选中，很容易出现一种局面——每个候选人都希望比对手表现得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所以我觉得，我们正经历一个难熬的时期，但我始终认为，当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联系时，想要“妖魔化”对方就会更困难。我对过去一年来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以及内阁官员频繁访华的现象表示欢迎，我认为这是健康的做法。当然我也承认，选举年中，政客们总是想比对手表现得更强硬。
《凤凰周刊》：你在新书中还提到，“如果中美两国都能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有吸引力，两国之间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减小。”但现实是，双方对于对方的软实力都表现得很警惕，特别是涉及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在这种情况下，软实力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约瑟夫·奈：我认同这一说法。和十年前相比，当前的国际环境更不利于施展软实力。我在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合著的书中，谈到了中美软实力的问题。我们认为，当前氛围下，如果两国想要避免冲突、同时提升在对方国家的软实力会显得更困难，因为人们会担心意识形态差异。
但两国依然有一些工作可以一起做，这就体现出合作的重要性。气候变化固然是一个重要议题，让科学家们共同应对未来的流行病也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比如中国可以再把一些大熊猫送到美国（注：如今在美国的大熊猫所剩无几），利用“熊猫外交”开展民间交流，它们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很好象征。
◆11月9日晚，旅美大熊猫“美香”“添添”“小奇迹”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工作人员观察大熊猫状态。（来源：新华社）
《凤凰周刊》：通常来说，当全球经济增长时，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来突出软实力，但如果出现经济下滑，安全和经济发展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议题。在当前环境下，软实力如何发挥作用?
约瑟夫·奈：我也认同这一观点，当人们专注于冲突时，很难想到软实力层面的吸引力。但有时候，即使在冲突时期，软实力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乌克兰以及总统泽连斯基向世界其他地区呼吁，以受害者的形象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乌克兰的软实力得到增加，并让其他国家提供武器等援助，进而增强了它的硬实力。所以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时可以相互促进，有时也会互相抵消，我会将这样的相互促进称为“巧实力”。
《凤凰周刊》：但随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危机和战争威胁加剧，一国会越来越不信任另一国软实力所体现出的意图和价值观，甚至将其视为威胁，反而更倾向于硬实力提供的安全感。如何解决这种不安全感?
约瑟夫·奈：我认为存在一种危险，即如果竞争过于激烈，人们只会考虑冲突，这样就很难看到对方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我依然认为，人际交流的作用很大，更多来自彼此国家的学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以及更多旅游、学术交流（很重要）。当存在人际联系时，你不一定要同意对方，但你会意识到对方不是妖怪，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这会使另一个国家更具吸引力，这就是软实力的定义。所以我非常确信增加人文交流的效果。
如果关注民意调查，会发现中国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下降了。以前多数人对中国持有好感，现在只有少数人保持这种好感。我最近在北京的访问没有看到中国相关的民意调查。显然，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这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但回到之前谈到的这一点，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更多的人与人间的联系可以减轻这一强硬对立，我认为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美中可以合作解决巴以冲突
《凤凰周刊》：2024年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你认为这次选举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
约瑟夫·奈：我认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会使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非常不可预测，非常善变。而且共和党内的许多成员对中国采取了特别极端的立场。因此，特朗普的回归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而如果拜登再次当选，情况基本会延续过去几年的政策。目前的民调显示，这是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我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但我肯定会投给拜登。
◆拜登和特朗普均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凤凰周刊》：最近爆发的巴以冲突让很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有分析称，全球政治格局已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重塑，巴以冲突进一步把世界推向更为对立的阵营，世界因而更加分裂。你怎么看？这又会如何冲击中美关系？
约瑟夫·奈：加沙眼下的局势是一个悲剧。我认为以色列有权利进行自卫回应。但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对平民造成太多伤害。当然这很困难，因为哈马斯与加沙的民用设施一向混在一起。
在我看来，拜登试图做的是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要求）以色列必须更加小心（保护平民）。拜登政府也多次重申，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即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国家。
我认为，这是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如果双方能通过外交协调，表达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将在这一问题上带来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而未来如果美中能通过合作，努力达成巴以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不仅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利，对中美关系也有利。
《凤凰周刊》：近期，“全球南方”一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热度攀升，“全球南方”国家亦成为影响国际变局的重要力量。不少人说，中美都在争取和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约瑟夫·奈：其实，想找到一个术语来描述世界欠发达国家并不容易，但也许我们可以简单地谈论世界不发达的部分，或者更严格地说，我们所说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美中之间存在吸引这些国家的竞争，实际上，其中一些行动可能会对世界有所帮助，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吸引世界贫困地区的国家，这是好事。“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如果美国也通过努力提供基础设施来同中国竞争，这样的竞争对于这些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是有益的。总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变得更有吸引力，它也不一定只带来负面影响。
（实习生方晨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9 03: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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