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那段经历时,陈盈用得最多的词是“必须”。教室里画架必须对得齐整,“就算教室后有很大的位置,画架中间也必须没有空隙”。水桶、颜料、笔杆必须干净。速写笔则必须往下削出两厘米。“不能像正常的铅笔,也不能用削笔机,必须手削。”画完后,所有画具则必须收好。比如,画板和画架一天得收两回,一次是在下午五六点吃饭时,第二次是晚上放学时,必须放到教室最后排,而个人物品如书籍、颜料、调色盘、画笔、桶、炭笔,“很多很杂的东西都得带回宿舍,不能放在那儿,要挨骂的。”
每天早中晚上课前,班上要喊一次口号,像是刻进了DNA,陈盈到现在还能流利背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加油加油,必胜必胜必胜!”
上大课时,所有人必须坐得像军人那么直,不直就挨骂。学生们还要轮流值日,如果班级扣分,就罚一张速写,再在上课时间回去重新值日。
更多的崩溃来自作业。午饭建立在“作业合格的基础上”,如果作业不合格,大家中午必须继续补画作业。到集训后期(十月以后),一组三十人一般只有十人以内可以通过作业,陈盈基本上没有吃过午饭。有一次,甚至全班没人合格,大家重画了两张双人速写,没有吃饭也没有午休就直接上课。
老师会一直催促,如果画得不好,则会被骂“废物”,“说画得像粑粑一样。对女生也不手软。”陈盈说,老师也会被骂。她有次见到专业女老师被速写主管“骂得狗血淋头”。
陈盈在小学接触过两三年画画,会挂在墙上被老师夸奖,也因此对画画有兴趣。但在培训班,到了瓶颈期,她每晚的作业几乎都不合格,一次还被单点出来站到电视机下罚站,后又被叫到操场,“十一月的北方,搬着画架子在操场的路灯下画。”
陈盈变得悲观,被老师骂时在底下偷偷哭,老师也不安慰,反而觉得她太软弱,“(老师)说既然选择了这儿,就别在那儿掉眼泪,就坚强一点。”
在陈盈记忆中,每天的个人时间特别少,连衣服都洗不了,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管别人的事。情绪低落时,她会想象结束集训后回家的场面,“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但直到集训完回家,她依旧感到压力很大,“对爸妈控制不住地,经常性地情绪崩溃,会难过会大哭。”
唯一庆幸的是,她最终收获了自己满意的结果——联考成绩在河北中等偏上。“如果不来这里(培训),可能会和在其他机构集训的同学差不多,就一个中等偏下的成绩。”陈盈说,“虽然过程很痛苦,但结果是好的,就值得。”
学习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学文化课,还是学艺术。被老师掐着表吃饭时,佩佩也想过“死都不会再艺考第二次了”。她在河南农村长大,后考入县城一所重点高中,直到郑州一家艺考培训机构去学校宣传前,佩佩都不知道有艺考这条路可以走。艺考前佩佩的文化课能考400分左右,但她想学设计专业,这个成绩考不上好大学,便开始从零基础尝试艺考。
说服思想保守的父亲用了近半年时间。父亲反应激烈,认为这是“邪门歪道”,母亲则比较开明,见邻居家的孩子通过艺术体操以300来分考上大学,帮佩佩说服了父亲。
大概五个月时间,集训的课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最后两个月冲刺阶段,时间则从六点持续到了十一点,画完作业则常常到了凌晨。佩佩记得,最夸张时老师会在旁边掐着表,“十分钟吃饭”。
佩佩还曾遇到过一个“变态”速写老师,“经常吼学生,好多女生被吼哭过。”对方也会用戒尺体罚学生。“没有新闻那么夸张,但打手打得很疼。每个人都被打过,有人能连着挨几十下。”为了防止学生被打后留痕,这位老师会将两根戒尺绑在一起,“打的时候戒尺会弹一下,把手伸平,打完特别疼,但又不会肿。”
“起初我也是想把艺考当捷径的,但艺考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那么短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光是)联考就相当于高考一次了。”佩佩说。
也许是因为肖肖从小就有绘画基础,她集训的回忆“比较美好”。每次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按时按质量完成,没有出现被罚的情况,父母也十分支持她的选择,害怕她联考前压力过大,从不额外施压。
“我没有那种欲望,也没有被卷到,一直比较自由。”肖肖不理解那些因为受不了就退学的人,她仅有的难受是后期少了休息时间,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画室画画让她感到厌倦。结束集训后,她有近九个月没再拿起画笔。“再喜欢,也不能一直画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