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校对者，只是妇孺的差事吗？

源济

中世纪欧洲的校对者，只是妇孺的差事吗？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9-15 07:16 Posted on 北京

本 文 约  5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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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场里的校对人员

幽灵在近代早期欧洲印刷史和人文主义学术史上游荡。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幽灵。他们通常被称为校对人员，负责准备好等待印刷的写本，审读校样，还时常向其中自行添加新的素材。在印刷的世界里，他们无处不在。

校对者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是一种因印刷而诞生的现象，是在印刷创造的全新书籍之城中土生土长的稚子。显而易见，是新技艺创造了新任务。印刷商在市场上有许多竞争对手。他或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某一特定产品优于竞争对手。于是，他们很快作出决断，方法之一便是在书末版权页（后来是在扉页）强调：本书文本已经过博学之人的校对。在意大利和德意志，15世纪印刷的书籍均承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文本，而且是经过特定学者“勤勉修订”“谨慎修订和审阅”或者“最为勤勉和精准地审阅”的文本。雇用别人来校对文本——许多不曾请人校对文稿的印刷商也声称这样做了——是一种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合理且有效的方法。

校对：妇孺的差事？

1576年，约翰内斯·艾尔提乌斯写信询问珀尔曼，关于普朗坦的女儿们 “不仅能读写拉丁文，还能读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传言是否属实。珀尔曼回信称，他知道好些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女性——尤其是英格兰人约翰·克莱门特的妻女，以及安特卫普商人约翰内斯·霍维乌斯的女儿们。

与她们相反，普朗坦的女儿玛格达莱娜“虽能通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却不解其意”。

根据上下文，此处的动词“通读（legebat）”只可能有一种含义：表示“大声朗读”的“读”。显然，玛格达莱娜所做的是“阅读者”的工作，即在校对者检查校样时大声读出底稿。普朗坦本人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最年长的四个女儿自幼便学习阅读。从4、5岁一直到12岁（他认为到这个年纪便不再适宜与男人共事），女儿们帮忙参与了多种语言的书籍校对工作。

史料证明，珀尔曼和普朗坦所言不虚。1572年的《安特卫普多语种合参本圣经》是普朗坦最具雄心的项目，普朗坦出版社至今还存有一份后期校样。校样的页边空白处既有证明它曾出现在排字房的点点墨迹，也有编辑贝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与校对弗朗西斯库斯·拉费伦吉乌斯讨论问题的笔记，其中涉及格式和字体大小以及校勘学的专业要点等多项事宜。特奥多尔·东克尔格林从中发现了一条蒙塔诺用希伯来文写下的笔记，字里行间的怨气溢于言表：“告诉要来这里的那个女孩，让她每天早点过来，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了；还有，我跟不上她的速度。”毫无疑问，蒙塔诺在此使用希伯来文的原因是，即便普朗坦碰巧看到这句话，也不会明白这是在批评他的女儿。

与普朗坦的女儿不同，年轻男子希望从朗读者晋升为校对者。与其他所有复杂的职业一样，校对活动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从业者很快开发出这一行独有的术语和行业惯例。

举例来说，他们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校对符号，这些符号在今天的德语和英语世界中仍可见到。更重要的是，校对开始被视为需要特定类型人员的工作。普朗坦在举荐女婿弗朗西斯库斯·拉费伦吉乌斯的推荐信中生动刻画了理想的校对者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他对任何事物的兴趣都不如对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迦勒底文、叙利亚文和阿拉伯语言（用这些语言与之交流的人 断言，他绝不是才疏学浅的学者）以及人文科学那般狂热；他忠实、严谨、诚心诚意地校对托付给他的一切。他从未动过在别人面前卖弄学识的心思，因为他不善交际，而且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一丝不苟。”

至少在理论上，校对工作需要对细节细致入微的关注和专业的语言知识，还要求校对人员完全没有思想：简直是斯达汉诺夫式人物的天堂。

而在实践中，校对者经常犯错。同早期化学家的助手一样，他们只有在导致灾难性后果时才会被地位更高的人士重点提及。比亚图斯·雷纳努斯既是饱学之士，也是技艺高超的校样和印版匠人，他负责监制伊拉斯谟编集的1515年版《塞涅卡作品集》。扉页着力宣传该版本在校勘方面所下的功夫，宣称伊拉斯谟修订了书中的每一处错误——至少修订了许多处错误。这本以全新形式问世的图书将反过来修正读者的观念，读者们将以适中的价格收获丰富的道德教诲。

但是，书中却灾难性地收录了一批古典时代晚期精心创作的伪作，即所谓塞涅卡写给圣保罗的拉丁文书信。在众多假托塞涅卡之名的作品中，这是唯一在文艺复兴时期比真正的塞涅卡作品拥有更多读者的伪作，这一点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编辑们尽管心存疑窦，却仍选择将它们收录其中。伊拉斯谟坚称，在这个令人反感的版本的制作过程中，他本人根本不在巴塞尔。他强调说，谁也无法想象他会将塞涅卡主动提出寄给圣保罗一本专著，以助后者积累拉丁文词汇的信件视为塞涅卡本人的手笔，这简直匪夷所思。长期与之合作的比亚图斯承认，这全是他的错。伊拉斯谟不得不等到1529年才能见到又一个新版本的面世。可即便是这一版，也还是将数篇塞涅卡的伪作收录其中，只不过将它们单独归为一节。

关于校对者的社会和文化起源，仍存有许多问题。他们工作时需要哪些知识和技术工具，遵循怎样的形式惯例，对自己的任务作何感想？他们的知识资源又从何而来？关于校对者令人瞩目的事实之一也让人难过，过去和现在皆是如此：尽管他们的劳动十分有用，但他们收获的愤怒、怜悯或嘲弄往往多于感激。早在1534年，祖伊谢穆斯在介绍弗罗本的店铺时就曾提到那里的首席校对耶莱尼的吉克蒙德·赫鲁比。祖氏看到他担任这样的职务，感到非常惋惜。他解释道，赫鲁比“学识异常渊博，值得远胜于此的待遇”。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作为一位自豪的校对者，同时也是一部校对技艺教科书的作者，霍恩舒承认他本人投身此行是为了避免另一项更糟糕的职业——家庭教师。而他的大多数同事但凡条件允许，“都会头也不回地逃离这个出卖血汗的工场，靠他们的才智和学识谋生，而不是靠双手”——这显然证明校对者不是茨温格所设想的“理论”工作者。约翰·康拉德·策尔特纳于1716年出版的著作至今仍是关于博学的校对人员的生活与实践的最全面研究，就连他也意识到，校对者的地位是一大问题。

举例来说，在1700年前后席卷“文人共和国”的论战中，许多辩论者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论据便是此人年轻贫穷时曾当过校对者。策尔特纳辩称，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但他消除偏见的努力恰恰证实了偏见的存在。遗憾的是，他在书中回顾的许多校对人员明显受到贫穷或性情的掣肘，只能毕生低头检查校样，同时抱怨某些比他们著名的作家或编辑的无能。弗里德里希·西尔伯格便是其中一例，除了晚餐前散步的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工作，每天皆是如此；斯特凡·贝格勒是另一个例子，他主动选择与世隔绝的生活，避居在莱比锡的书香门第弗里切家族最高的阁楼里。难怪只是提起他们的职业，都可能在社交场合导致狼狈不堪的尴尬局面。

校对者有充分的理由感觉自己受到了压榨。诚然，前已述及，他们的名字在弗罗本—埃皮斯科皮厄斯商号的工资单中名列前茅，但他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并不高，低于排字工和印制工的最高薪资。普朗坦印社丰富的档案记录了拉费伦吉乌斯和科内利斯·基利安为雇主勤恳工作的漫长年月，他们显然对报酬很满意。但是，档案中还保存了关于一位名叫斯特克的人的记载，此人不想按校对者的惯例在普朗坦印社吃住，也无力承担每周2弗罗林的费用在安特卫普另寻住处，因此只得离开。

普朗坦写道，“我已提前告知他这一点”，还指出他们分别时仍是朋友。奥利维耶·费恩的情况更令人难过。细账记录了13年间每周支付给他的费用。突然，到了1593年，“他感到不满，不告而别”。“钉耙下的蟾蜍知道，耙齿扎下生死难逃。”普朗坦的校对人员对自己的贫穷心知肚明，也很清楚该责怪谁。一份名为《康考迪亚》的档案公文记录了他们计划在1664年举行一场年度盛宴的协议，还记录了他们见面闲聊时所流传的窃窃私语——如果不能称其为奔走呼号的话——“我，菲利普·雅克·诺扬经常听人说起，尊敬的德克莱因从凡德威登师傅那里听说，尤赫尼姆斯·德·布拉维约也从他那里听说，校对者从前在这里工作满两年就能涨薪一次。前面提到的诺扬和德克莱因也都经常听人提起这种说法。”其他记录还回忆了被不公平解雇的同事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些设法谋得有俸圣职之人的名字，后者就此摆脱了耗费三四十年从事校对工作的人生。

换言之，博学的校对者所承受的典型命运有时仿佛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宿命：古典教育赋予其鉴赏的品味，却也让其沦为识文断字的可怜鬼。与在他们身旁满头大汗、满手墨迹做苦工的劳动者相比，他们既没有更丰厚的报酬，饭碗也没有更安全的保障。

更让人咬牙切齿的是，校对者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与其财务状况一样堪忧。许多校对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只是缺乏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手段和健康的身体或性情。有些校对者同时也是手工业者。珀尔曼喜欢将他的工作场所称为“书房和漂洗工场的组合”。显然，他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一篇序言，同时向读者告别。［“再见了，漂洗工”，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在他那本书的页边空白处这样写道。］1563年在弗罗本印社准备复本、审读校样并编制索引的巴托洛梅乌斯·瓦罗勒原本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排字工，他一有机会便回去从事报酬更高的排字工作。

普朗坦印社的一些排字工也会为了挣钱去审读校样，这是他们工作的自然延伸。按惯例，排字工会对他们排出的第一版样张进行校对。这些文本往往充斥着文字和技术上的错误，不会让作者或印社雇员之外的人看到。要进行下一步更全面的校对，只需排字工进一步发挥他们已基本掌握的技巧。然而，此举对校对者显然是一种威胁：文化维系着校对人员不堪一击却至关重要的自豪感，现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却再也无法将其与干粗活的工人区分开来。

校对者对自我工作的认同体现在何处呢？

校对哥白尼的著作

1543年，精明的纽伦堡印刷商约翰内斯·佩特里乌斯推出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作者身在远方又疾病缠身，无法亲自监督这本书的出版印刷。因此他只提供了底稿，校样则由 富有出版和印刷经验的格奥尔格·约阿希姆·雷蒂库斯和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进行审读。同许多校对者一样，格奥尔格·约阿希姆·雷蒂库斯也是印刷商佩特里乌斯的代理人，为其搜寻新的作者和手稿。他们没有让这本书原封不动地出版。在19世纪《哥白尼全集》出版后，文献学家们发现佩特里乌斯版的细节与其存在数百处差异。自然，他们设法还原了哥白尼本人所写的文本。除了修改文字以外，还有大量更深层的改动，有些改动记录在随附的几册勘误表里，有些则是在佩特里乌斯的店里用笔修改的。不过，文献学家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修改事实上是对书本的改进。就科技类书籍而言，这一点相对容易确定。其中很多修改想必出自哥白尼本人之手，他一定是在提供给印刷商的现已不存的书稿里进行修改的。而另一些则是——如今看起来应该很明显——校对的结果。

《天体运行论》书影。来源/维基百科

奥西安德有一处格外激进的修改一直为人所诟病。哥白尼相信自己发现了关于宇宙的真理，他将所呈现的成果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这种理念让他的书对自然哲学和天文学的总体结构提出了直接且激进的挑战。而奥西安德为这部作品添加了一篇匿名人士致读者的序，其中声称哥白尼在书中阐述的只是一种“理论（theory）”而非“真理（truth）”，只是一种旨在引出讨论的“假设（hypothesis）”。

通过这种方式，序言为本书的激进思想提供了缓冲。从1543年到今日，奥西安德的做法令无数哥白尼的仰慕者勃然大怒。雷蒂库斯扬言要收拾他，并且真的将他和佩特里乌斯告上了法庭，只是没有胜诉。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约翰·开普勒、威理博·斯涅尔和其他人发现了这篇序言收入书中的经过，他们在给书作的评注里记录了自己的愤慨之情。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奥西安德的做法完全与哥白尼明确表达的意图背道而驰。

然而，奥西安德的决定有利于让哥白尼的著作顺利流通。《天体运行论》一经问世便引起尖锐的批判，有些审查机构曾试图查禁它，至少曾试图阻挠它的销售。但除了在伊比利亚遭到一定程度的封禁外，它从未真正成为严格镇压的对象。欧文·金格里奇曾对数十份保存下来的书稿作了仔细检查，这一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做法表明，这本书不仅 得以在市场上销售，还吸引了许多读者，他们在书中空白处写满页边注，令哥白尼的著作成了标准版文本。正因如此，到了16世纪末，哥白尼学说已经像从盒中逃出的巨灵一般，再没有任何镇压行为能将它打回盒中封印起来，即便是对伽利略的迫害也不能。

就其行为来看，奥西安德的做法的确胆大妄为。即使放在文艺复兴时期校对方法的大背景下，此举似乎也有争议——一位渺小的人将自己的小心强加于一位比他伟大得多的人。但这也不失为校对者在实践中付出的一种谨慎而巧妙的努力——而且，学界在16～17世纪也不乏类似的做法。校对者是一幅如今正在消失的时代画卷中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作者期待他们的印刷商或缮写者改善自己交付的作品。同样是那个时代，很多作家都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合作的产物，而非个人的成果。在数个世纪里，校对者一直充当着作家与读者间的中间人。他们不仅是现代文献学家的遥远先驱，也是为打造重要作家的作品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现代编辑的遥远先驱。在20世纪的美国，T.S.艾略特、托马斯·沃尔夫、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理查德·赖特和雷蒙德·卡佛的作品都经过博学友人的重塑，其中大多数是文学界的专业人士。所有这些作家的成功都有提出修改意见的校对人员的一部分功劳。在作者身份和编辑活动流传千年的历史上，许多有力的线索贯穿始终。这些事实在学术史——学术编辑史——上所引发的后果仍有待全面研究。但有一点很清楚，每当作者对文稿编辑、教授、编辑或代理人大发雷霆时，每当编辑抱怨作者无法欣赏他们的劳动时，他们都在重演一场深深植根于古典传统的戏剧。

本文整理自《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

作者：[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

END

作者 |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