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五眼联盟”曾计划对苏联发动战争吗？

源济

1985年， “五眼联盟”曾计划对苏联发动战争吗？

历史D学堂  2022-04-15 10:33

 导读：

五眼联盟是“二战”中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组成的秘密情报共享系统。冷战时期，该组织演变为对抗苏联的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伴随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五眼联盟国家在诸多领域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关系。

《五眼联盟》根据内部情报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完整讲述了五眼联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全书追溯了情报联盟的起源、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五国合作根基与情报行动，梳理了五眼联盟在冷战时期、“9·11”事件以后、网络技术和数字革命阶段发生的重大转变，从中呈现五眼联盟如何从特殊的情报合作网络演化为情报安全同盟。

五眼联盟:

来自苏联的挑战

文｜艾伦·韦斯特

来源｜《五眼联盟》

▲ “五眼联盟”起源于英美在二战中的情报合作，后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续加入。图源：互联网

 1   “五眼联盟”海军的基础架构

在情报发展史和英美特殊关系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或许就是“五眼联盟”各成员国海军之间的情报关系。英国的“二战”史学家、皇家海军上尉斯蒂芬·罗斯基尔（Stephen Roskill）曾经告诉我，如果没有美国、英国以及英联邦盟友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整个“二战”期间掌握的情报，那么“二战”的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他说规划、政策和行动至关重要，但情报的价值比金子还珍贵。

我的导师哈里·欣斯利爵士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欣斯利是研究“二战”期间英国情报工作的官方历史学家，共写了五卷相当出色的著作，由英国文书局资助出版。欣斯利爵士在“二战”期间效力于布莱切利庄园。1998年去世的时候，他被视为英国情报工作领域的先驱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我曾与欣斯利教授在国会广场附近一处毗邻外交部大楼的地下室共事。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大量从各个渠道搜集的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时间跨度覆盖了20世纪30年代、“二战”期间及战后。

在冷战的压力下，“五眼联盟”成员国不仅需要持续评估同北约对抗的苏军级别、部署、能力以及作战模式（这种模式可彰显其战术、技术和程序），而且越来越需要在技术上领先苏联。为了达到技术领先的目标，“五眼联盟”成员国不仅需要更好地了解苏联的工业基础和研发动态（这是技术创新和保持优势的必经之路），还需要防止苏联通过间谍活动和其他手段窃取“五眼联盟”的秘密。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一方采取某项行动之后，另一方采取对抗措施加以反制，前者继续采取反对抗措施，进而要求双方政府追加投入充分的资源来维持领导地位，以确保海军在最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占据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军备竞赛也是“五眼联盟”成员国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每个国家最后都愿意同其他国家分享本国最好的技术和情报产品。

“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之间设立了一系列完善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不断发展，意味着无论各国海军的组织架构如何更迭，海军之间高度机密的合作项目依然能够岿然不动，而且它们有特殊的安防措施，阻止那些不断变换的官员获取无权得知的内部机密，而且可能会抑制国防情报机构及其他情报机构的接密人员范围。外部人员的访问受到严格限制，而且严格执行“按需知密”原则。这些项目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从而具备了独特的生命力。在“五眼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中，领先苏联的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最为紧迫，当时苏联和华约组织尚未解体，美国海军拥有600艘战舰，部署在美苏对抗的前沿地区，不断挑战苏联及其盟友的海军，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部指挥下的第二舰队就曾多次前往苏联舰队防守的北部海域开展军事演习（比如代号为“北方婚礼”的演习），并得到英国皇家海军、加拿大皇家海军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海军的大力协助。在太平洋水域，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海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采取了类似的演习行动。这类行动的驱动力就是各个成员国联合搜集、分享可靠的情报。

在英国历史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英国殖民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给情报机构合作带来了很大方便，因为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关系和设施意味着这四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仍然可以在一些地点和领域继续合作，并且在许多地方还保留着特殊的、秘密的掩护设施。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信号情报和电子情报领域，还存在于人力情报领域。在美国发展扩大其空间情报系统和能力的同时，其他四国也在合适的领域低调地实施了扩张。五国之间实现了互惠互利的全方位情报合作，美国空间情报有能力给其他四国提供情报，而作为回报，其他四国遍布全球的情报站点网络以及来自无数秘密渠道的人工情报产品也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利益，其中许多情报渠道和产品是这四国特有的，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美国情报机构，尤其是中情局，一直无法全盘复制。比如，英国能够将其国内、国外多个重要的情报站点开放给美国使用。好几代美国人在回顾冷战的时候，都记得自己曾被派遣到英国国内一些地点，那里有非常敏感的情报设施，在执行任务时高度保密，而且当地居民通常不了解在安全围栏后面发生的敏感活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被派遣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情报站点，成了当地社区的一员。

“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目标一直是超越苏联及其华约盟国的海军，在战争规划者们设想的各种场景中保持技术层面和行动层面的优势，无论在哪个关键领域，都不能被它们超越，并在其他各个方面一直保持数量上的优势。

 2   苏联海军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苏联迅速意识到海战（当然是全球范围内的海战）的结果可能取决于潜艇战的输赢。攻击型核潜艇装备有威力强大的鱼雷以及反舰巡航导弹（后来，潜艇还可以装备对地攻击型巡航导弹，美国海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首次利用潜艇发射这种导弹）。潜艇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攻击距离远、速度快、隐蔽性强和适用范围广的特征，不仅能够摧毁重要的商业船队（这种船队承担着全球商业物流），还能摧毁价值高昂的水面目标，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两栖舰艇和补给船。换句话说，如果部署了足够多的潜艇，那就足以具备摧毁整个舰队的能力。一旦苏联开始建造一艘威力强大的潜艇，“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就知道它们也必须朝着同样的方向付出巨大的努力，并投入足够的资源。具体而言，需要满足哪些关键要求和获取哪些关键参数呢？

在大多数时候，这不仅仅意味着“五眼联盟”必须清楚地知道造成威胁的潜艇究竟被部署在哪个点位，还意味着必须能够近距离定位、跟踪和观察苏联海军潜艇，并搜集有关作战和技术的情报。我们一直迫切需要确切地了解苏联新型潜艇的设计参数和技术性能。水面舰艇更易于观察，掌握并分析其关键参数和性能也比较容易，但要掌握苏联潜艇部队的情报则比较困难。“五眼联盟”不仅需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密切关注苏联潜艇部队的部署位置，还必须提前了解有关的发展规划。事实上，往往需要提前好几年了解有关规划，比如苏联的潜艇设计部门制定了哪些规程，它的造船厂计划生产哪种型号的产品，生产规模如何，以及打算部署到哪支舰队。苏联潜艇的研发、设计、建造和生产组织情况错综复杂，信息量非常大，要获取这方面的情报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重重挑战里面，一个核心挑战是获取关于潜艇的声学情报（ACINT）。“五眼联盟”的五个成员国里有四个国家拥有潜艇，有能力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新西兰是例外，因为它没有潜艇。

潜艇消音技术，或者说降噪技术，决定着某个级别或个别潜艇的噪声水平，消音是潜艇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要求。有噪声的潜艇会被敌方探测出来，然后遭到跟踪，甚至会遭遇最坏的情况，即被一艘非常安静、操控得当的敌方潜艇摧毁。潜艇噪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潜艇螺旋桨及其他机械运转时产生的声音，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潜艇在水下航行时，甲板上凸起的围壳产生的湍流导致的水噪声，潜艇外壳的设计和形状，包括表面材料，都对这种噪声产生很大影响。

即便一个最为次要的机械装置，如果设计或安装不当，都可能发出致命的噪声，从而导致潜艇暴露。如果潜艇的泵喷推进器没有正确地安装消声材料，或者内部设计特征导致某些关键频段出现噪声，那么即使配备了良好的武器或训练有素的船员，在海上航行期间也会产生致命的声学缺陷。简而言之，了解某个级别的苏联潜艇以及该级别内的每一艘潜艇的噪声情况，就相当于了解潜艇的DNA一样，其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关键缺陷，即哪些因素可能发出导致其暴露位置的噪声。“五眼联盟”必须分析苏联每个级别或每一艘潜艇的声学指标，并预测下一代苏联潜艇的设计方式和噪声水平。这种分析对于海战的成败的确至关重要。

苏联同时设计和建造了多个级别的潜艇，包括核动力与非核动力潜艇，从而加剧了“五眼联盟”在搜集情报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其他进一步加剧挑战的几个问题包括：苏联从事潜艇研究工作的机构很多，而且各个机构开展的研发工作都至关重要；建造潜艇的船厂也很多，分布在不同位置；不同型号和不同级别的潜艇具有不同的设计机构；苏联海军从不同的造船厂采购潜艇的过程也非常复杂。针对美国的高空侦察能力，苏联迅速做出了反应，修建了完全覆盖在掩体之下的大型潜艇建造基地，从而使新潜艇的建造情况完全被掩盖了起来。

如果等到一艘新潜艇从位于圣彼得堡的海军造船厂浮现出来时再去进行研究和描绘，那就太迟了，因为这种潜艇可能带来了重大的技术变化，在作战中给西方国家构成挑战。“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需要提前几年知道苏联在设计何种潜艇以及可能具备哪些性能。“五眼联盟”要满足这种复杂的情报需求，必须持续掌握苏联潜艇研究、设计、性能和生产规划等方面的动态，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图像情报、信号情报、电子情报、人力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以及声学情报，并动用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情报搜集技术和分析工具。为此，美国把最精密的卫星送入太空，侦察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苏联设施，这确实至关重要，但要保持领先，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卫星数据虽然很好，但还无法面面俱到。

与苏联海军的潜艇部队相比，“五眼联盟”的潜艇更具优势，能够通过性能卓越的声学情报装置去搜集苏联潜艇的声学特征。早期，这种情报几乎都是由美国和英国的潜艇以执行特殊任务的方式进行搜集的。后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奥伯龙”级柴电动力潜艇给英美提供了支援。冷战后，澳大利亚的6艘“科林斯”级潜艇和加拿大的4艘“维多利亚”级潜艇（前身为英国制造的“支持者”级2400型潜艇）也能执行这种任务。

不论是在北大西洋、挪威海最北端，还是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封闭水域，又或者在太平洋，这种声学情报搜集任务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苏联潜艇进行定位、跟踪和搜集情报是“五眼联盟”在冷战时期的成就之一，使西方国家能够保持领先地位。要规划这样的行动，需要事先汇总各个渠道的情报，确保采用合适的技术设备，以期改进情报搜集过程，降低这类任务执行者所面临问题的难度。“五眼联盟”的潜艇在近距离搜集苏联潜艇的声学情报时必须非常谨慎，以保持自身隐形和声学优势。

从这类行动中获取的数据为后续行动打好了基础。当一艘苏联潜艇的声学特征被搜集和存储之后，意味着西方国家知道了在大洋深处、近海海域或潜艇基地附近如何描述、听到、找到和追踪自己的对手。当西方国家的潜艇获得定位能力时，苏联人的潜艇无异于彻底曝光了自己的行踪。

搜集了苏联潜艇的声学情报之后，“五眼联盟”就相当于掌握了非常好的“先验知识”，从而能信心十足地实施其他的情报搜集活动。比如，如果其他情报显示苏联计划在北方舰队的重要基地北莫尔斯克港开展一系列新的水下导弹测试（尤其涉及苏联计划用潜艇向堪察加半岛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那么“五眼联盟”在掌握苏联潜艇声学特征之后，就能够对航行中的苏联潜艇进行描述、定位和追踪，从而跟踪到测试区域，观察整个测试过程，获得关键的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和导弹遥测数据。这些情报对“五眼联盟”海军的行动具有难以置信的重大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事先获得卓越的声学情报，后续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3   “五眼联盟”曾计划对苏联发动战争

我的下一个重大任务是在“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中与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员约翰·安德伍德并肩作战。正如这一节的标题暗示的那样，这个海战研究项目的参与者是一大群有着不同背景、精于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来自国防和情报系统的不同部门，目标是研究和明确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在1985年对苏联发动一场海战，并在不升级为核战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严重影响“五眼联盟”海军未来的作战体系、军备采购、舰队部署以及推进这些行动的总体战略。进行这种研究的关键是从大战略着手，细分到战术、技术和程序等细节。这项任务伊始必须有最好的情报作为支撑，以确保后续各种分析的大前提是可靠的，并确保分析各种情况、剖析苏军作战能力、拟订行动计划与细节的分析人员能够掌握很好的情报。我和约翰·安德伍德以奉献精神和充沛的精力着手这项任务，并得到一帮非常能干的参谋人员的辅助以及所有渠道的情报支撑。

“五眼联盟”从各个渠道搜集的优质情报对于研究是否对苏发动“1985年海战”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类情报将构成我们的思维框架，并为大批作战分析人员和军事演习人员参与这场海战提供支持。1977年，美国拥有600艘军舰，但海上优势对遏制苏联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美国海军部都没有人对此两眼放光，白宫更不会因此展露笑容。然而，“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组和“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开展的工作为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促使人们普遍认识到维持海上优势的迫切需要，这种优势将对遏制苏联做出重大贡献。当我、安德伍德以及那个规模很大的“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组在1977年着手这项研究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但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即强大的、领导有方的“五眼联盟”海军有能力抵抗苏联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必须知道和理解多项关键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

数十年后回头来看，当年的形势就显得清晰了。但在那个时候，从苏联大战略的方方面面，到它们的能力、行动、训练、人员以及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等细节，再到将苏联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的通信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有一些内在缺陷），我们并没有收到大量详细情报，所以可以说这个大型研究项目一直在黑暗状态下推进，几乎相当于一个猜谜游戏。

苏联军事组织、情报组织和军事行动的最薄弱环节在于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是由苏共和苏联政治、军事体制的特性决定的。在“五眼联盟”看来，这种缺陷的利用价值非常大，因为苏联人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等方面存在严格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等级结构之外，他们展示的主动性非常有限，因此，他们的规划和作战都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开展。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同他们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一样，苏联领导者的想法通过苏联海军、空军和陆军的指挥结构逐级向下传达，具有高度结构化及可预测性的特征，不会突破西方情报分析人员可以理解的范畴。

对于苏联人在不同的情景下会采取什么行动，从最高级别的苏共政治局，到具体的作战级别（比如苏联潜艇指挥官如何采取战术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可靠的假设。在我看来，这个结构中不仅存在着苏联的内在弱点，也存在着冷战期间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弱点。我坚信苏联之所以解体，根源在于自身的制度缺陷以及对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始终无法摆脱内在缺陷的束缚。在我离开华盛顿以后，“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就结束了，但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在8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里根总统及其强硬的海军部长约翰·雷曼（John Lehman）领导着拥有600艘军舰的美国海军。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发展海上战略的黄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压迫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

 4   “五眼联盟”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在冷战期间，“五眼联盟”具有比苏联优越的信号处理能力，这种优势体现在各种类型的被动声呐上，包括固定的圆形声呐阵列、侧翼声呐阵列以及后方拖曳阵列。水听器技术越来越先进，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而且潜艇上配备了性能强劲的计算机，运用越来越先进的数学算法，加上“五眼联盟”一代又一代的声呐专家不断为声呐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美国和英国制造出了核动力攻击潜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拥有了极为安静、操控性极佳的柴电动力潜艇，苏联人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势不可当了。此外，在空中，由于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持下）拥有功能强大的被动声呐浮标，可以探测苏联潜艇，因此，空军可以根据探测信息空投威力强大的反潜鱼雷去攻击苏联潜艇。

上述这些硬件设施是情报工作流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这一流程的其他环节也同样复杂。比如，如何确定苏联流体力学研究所（一个重要的潜艇设计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如何确定莫斯科的潜艇采购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且不提苏联下一个设计方案的细节和可能做出的性能改进，如何确定苏联造船厂的生产计划？

要获得这些情报，离不开间谍活动，但在任何情况下，间谍活动都不容易。美国或英国的特工或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在这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他们负责说服一个外国公民向其透露自己国家的机密。冷战期间，苏联及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反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华约组织成员国内部的安全机构都制定了严格的、高压的管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那些无比憎恨苏联政权、有意为西方国家充当间谍的人也很难成功地同“五眼联盟”特工或代理人进行持续、定期的接触。

苏联人则可以不用耗费太多力气就能搞清楚“五眼联盟”驻苏联大使馆里面有谁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间谍活动。苏联监视和跟踪“五眼联盟”外交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能力令人惊讶。比如，无论官方外交人员名册上怎么写，即便能力最差的苏联反间谍机构也能很快弄清楚谁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情局驻苏联的情报站站长，以及他（或她）的下属工作人员都有谁。冷战期间，苏联24小时监控“五眼联盟”外交人员的活动、对外联络和旅行，从而导致那些在外交掩护下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人员的日子非常艰难。

与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工作人员相比，“五眼联盟”成员国驻苏联的海军武官更有可能目睹或探听苏联海军的发展和活动，因为虽然他们经常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但可以在满足特定要求的前提下正常旅行，比如他们可以公开前往圣彼得堡，尽最大努力去访问苏联海军的一些场所，看看里面的情况，或者可以访问苏联海军的一些船坞，公开会见苏联海军官员，公开搜集一些数据，而且如果在访问之前没有受到苏联官方限制，他们还可以拍照。

当然，即便苏联限制拍照，也不妨碍这些武官秘密拍照或搜集一些他们偶然邂逅的东西。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有一位武官在苏联某个重要船坞附近的地面上，偶然捡到了一块从卡车上掉落的钛焊片。这个焊片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当时苏联制造的“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承压船壳就是用钛这种材料制造的，这种材料非常轻且坚固，再加上采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液态金属核反应堆，所以苏联的核潜艇在水下的航行速度非常快，而美国、英国的情报技术部门可以根据这个钛焊片分析苏联制造工艺等方面的信息。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在大使馆或领事馆掩护下开展秘密情报行动，那么成功吸引、说服或腐蚀苏联公民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性非常低。事实上，最有可能成功的情况是苏联人主动上门投靠，以及通过大使馆鸡尾酒会或其他外交场合偶然邂逅有意投靠者，因为有这方面意愿的苏联人会在这些场合主动献殷勤，主动跟“五眼联盟”成员国的外交人员搭话。这是他们愿意从事间谍活动的早期迹象，但事实上，这类情况不会经常发生。

成功的传统间谍活动更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实现，比如代理人、工商业联系、学术联系、旅行者、游客以及训练有素的长期内线（这些内线可以由“五眼联盟”在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情工负责安插或维护）。“五眼联盟”的代理人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这些国家通常与苏联保持中立或友好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有更多的机会自由旅行，而且往往具有良好的掩护身份，比如专业职位、商业身份，有时还有外交身份（比如供职于联合国某机构）。“五眼联盟”以外国家的企业界人士，尤其是那些真正同苏联国防机构有生意往来的人，以及前往苏联参加各种会议和贸易博览会的科学家、学者和访客，都属于理想的代理人。

如果一个人的国籍不属于“五眼联盟”成员国，又在某个专业领域拥有非常可信的资历，而且能够在苏联开展合法正规的活动，那么经过精心培训和运用，这个人堪称“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的理想代理人。他能够与苏联海军人员、研究机构或莫斯科高层建立直接联系，能够直接参访“五眼联盟”成员国公民禁入的地方，访问结束后再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交给“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这种第一手的情报素材颇有研究价值。同样，如果华约组织内部某个非苏联籍公民出于工作或其他原因必须经常前往苏联海军活动频繁的关键地区，并且在西方国家或苏联之外的华约组织成员国有亲戚，那么这种人也是“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的理想代理人。比如，如果一个来自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的公民在苏联有亲戚，享有前往苏联探亲的许可权，那就可以充当“五眼联盟”的情报交通员，帮那些不满苏联政权、愿意冒险为“五眼联盟”某个成员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人向外传递情报。这些情工必须由“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在苏联发展的“代理人”极其小心地加以运用，确保他们的掩护身份长期严格保密，不被暴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英国人，他们在“二战”前就有几十年的谍报经验，堪称谍报技术的大师。虽然在英国的苏联人严密监视着英国的情报机构，但这些监视者肯定不会看到负责运用在苏情工的英国情报人员进出这些机构。情报文化、操作手法和谍报技术都严格地隐藏在层层掩护之下，这是在冷战时期的间谍活动中取得成功和确保活命的唯一选择。

“五眼联盟”以及整个北约决不希望水下战争的关键技术领域被苏联赶超，特别是在潜艇建造技术和战斗序列方面。北约根本无法承受失去海上霸权的后果。美国必须借助西欧和中欧的力量，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必须保持活力和良好运转。苏联潜艇一度对西欧和中欧地区构成了战略性挑战。类似地，如今在亚太地区，美国第7舰队、美国在该区域的正式盟友（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以及相关的盟国也有类似的担忧，以及面临应对苏联潜艇威胁这类的战略任务。这一威胁可能会对相关地区海上交通线和关键资源的利用，以及重要岛礁的归属构成挑战。

核潜艇与非核潜艇的生命周期都始于实验室、研究机构和潜艇制造基地的研发环节。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苏联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科研中心都为人所知，但要弄清楚这些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中心所处位置非常偏远，而且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相隔数千公里之遥。第二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潜艇设计局和采购部门错综复杂。每个设计局负责整合潜艇研发各个环节的工作，开展潜艇所有关键部件和部位的详细设计工作（包括船体、推进系统、消声系统、战斗系统、武器及其负载、通信和传感器、各种机械和电子系统以及住宿生活区等），然后管理苏联各地多个造船厂的潜艇制造工作。苏联同时规划、设计、建造多艘潜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五眼联盟”开展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它一直雄心勃勃地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使“五眼联盟”情报机构为之担忧了几十年。当苏联正在制造一艘新型潜艇之际，这艘潜艇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升级方案已经出现在绘图板上了，与此同时，苏联还在设计一艘更新的潜艇。美国从未试图效仿苏联模式。英美两国设计和制造潜艇时都经过精心构思，更加注重对某一级别的潜艇进行升级改造，而不是同时研发不同级别的潜艇。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就是英国曾经一边设计和建造柴电动力潜艇，一边设计核潜艇。英国柴电动力潜艇包括“海豚”级、“奥伯龙”级，以及“支持者”级。其中，“支持者”级柴电动力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的最后一型常规动力潜艇，最后低价转卖给了加拿大皇家海军。

要获取苏联的情报，就必须充分理解和渗透这些复杂的程序，并将搜集的关键情报反馈给关键用户群体。如果情报不能为某类行动提供可资借鉴的信息，无法使五国政府中的战略规划者、操作者、设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和预算机构了解实情并做出正确决策去对抗苏联威胁，那么这种情报的价值就是零。五国的政治领导人必须了解实情，获得现有的最佳数据，才能批准和资助对抗苏联的计划。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威胁，比如网络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等。

海洋是初步获取关键情报数据的大平台，从1960年至今，“五眼联盟”共同搜集和分享的作战情报几乎无一例外源自海上的情报活动。简单地说，这需要一艘能力非常强的潜艇去定位、跟踪、识别另一艘潜艇，然后搜集它的情报。“五眼联盟”针对苏联每一级别的潜艇以及每艘潜艇的每个船体都建立了完整翔实的数据库。如果没有这一重要的基础优势，那么“五眼联盟”的海军将处于不同的环境，冷战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改写。

*文章节选自《五眼联盟：50年情报合作秘闻》（中信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