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中的解放军军服的演变

老亥

烽火岁月中的解放军军服的演变

　　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人民军队因陋就简，以弱胜强，他们大部分时间里穿着制式不统一的粗布军装，但也有一些高级干部穿过呢子军装，还曾有两支部队穿过苏式军服。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军服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起义部队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沿用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服式样，军服颜色为青灰色，布料以棉布为主，上衣为中山装，官兵均戴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穿草鞋或布鞋。为和旧军队区别开来，起义部队每人系一根红领巾。同年9月，湖南爆发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大部分由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组成，当时穿各式服装，佩戴着红布袖章，以此象征是一支红色的军队。

　　1927年10月中旬，南昌起义部队1000多人开到广东惠阳（今惠东）高潭区中峒整编为红二师后，东江特委用从南丰织布厂没收来的灰色棉布和蓝色棉布，为每个战士裁制一套军服，一条子弹袋和一副绑腿。中峒红军军装厂就是在这期间为适应创建红军部队的需要，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装厂建在中峒乡，很快发展到上百名工人，缝纫机也增到20多架。军装厂不仅做军服，还制作红军战士宿营用的被褥、军毯、蚊帐等军需品。为了适应南方气候多雨的特点，军装厂还接受了生产军用油布雨衣的任务。

　　红军创建时期，革命根据地地域狭小，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条件异常艰苦。当时红军的服装主要靠自制以及从敌人手中缴获而解决，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式样。直到各苏区红军组织生产了军服，红军军服式样才大体上逐渐趋向一致。被服材料一是依靠当地商会来收购；二是在没收委员会的同意下，通过打土豪或没收大商行的方式获取。加工问题有时依靠工会出面组织解决，有时由部队直接出面组织解决。

　　1928年5月上旬的一天，永新县官僚资本家邱西美从吉安运来两船布匹。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决定，从敌人手里把布匹夺过来，以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5月8日，红军在五斗江大败白军八十一团，第二天乘胜攻占永新城，将邱西美刚进仓的300多匹白漂布全部缴获。之后，从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群众中抽调了30多人，在宁冈县桃寮村张家祠，利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建立起桃寮被服厂。不少资料说桃寮被服厂是红军第一个被服厂，实际上红军最早的被服厂应是中峒红军军装厂。1928年3月，中峒军装厂遭到敌人摧毁。桃寮被服厂的建立，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1928年7月，红军被服厂由宁冈桃寮搬到茨坪李家祠（现茨坪南山路2号）。红军在遂川缴获了几台缝纫机后，被服厂才由机器基本上代替了手工。工人们用菜籽壳、黄橛子、牛眼籽作染料，把白布染成灰色，缝制军衣、军帽、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由于工人们的努力，1928年冬，许多红军指战员穿上了自己被服厂缝制的冬衣。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制式服装。但当时对红军服装式样、颜色、用料等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各地红军被服厂也因条件的限制，生产的军服式样也不完全一致。红军服装多是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3个口袋。5粒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打绑腿。有的穿着列宁式服装和中山装。红军帽子的式样，也不尽相同，有的部队戴八角帽，有的部队戴六角帽，还有的部队戴学生帽，但都缀红五角星。衣领佩戴红领章。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志。军服用布，主要用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蓝色。当时的服装厂条件艰苦，做衣服的土白布是用灰靛染色，有时连灰靛都没有，只好用茶籽壳等土办法来着色，缝衣线也是工人自制的萱麻线。

　　1930年秋，红军打进吉安城，为解决部队急需的冬装问题，部队派人四处宣传，征集了200多名缝纫工和100多台缝纫机，并推选出负责人，与部队接洽，商定由部队负责监督剪裁、分发材料、验收成品，议定计件付酬。在红军占领吉安的45天时间里，共筹款13万元，缝制了上万套军衣、军被，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作了物质准备。

　　从1931年初起，红军不断发展壮大，逐步设立了自己的被服工厂，使红军的被服供应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材料供应问题主要由部队打仗收缴、上级统一调拨解决，有时亦托当地商会到白区代购，或由我们自己用收缴的黄金、白银等，去各地购买解决。根据地广大妇女们也大张旗鼓地做衣、做鞋支援红军。

　　

　　第一套统一的红军服装的诞生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红军服装是灰色粗布中山装，戴八角帽，缀布质红五角星帽徽和红领章。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红军服装，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整个红军部队的统一的军装。这套军装是在红军学校成立后，刘伯承担任校长之初产生的，时间是1931年底或1932年初。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当时，红军刚刚进行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全歼敌人3万多人。部队虽然疲劳，但士气很高。红军学校的学员们大都是各部队选送来的干部。当时，他们着装很不统一，有穿工农装的，有穿缴获的白军服装的，也有穿打土豪分来的各色服装的。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红军服装。这样下去会影响部队的整体形象。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把设计红军军服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

　　赵品三接到这项任务后，认真研究，精心设计。考虑到红军要经常在山地行军作战，灰布衣服在山区不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红军的军装、帽子和绑腿都选用灰布制作。上衣为中山装，裤子为西装裤。军衣领上缝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但因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赵品三就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缝上一颗红布五角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这样的红帽徽、红领章，很是庄严、威风。赵品三精心设计的军服经过试穿后，得到了刘伯承的认可。刘伯承认为这套服装美观、大方、实用，就指示红军学校总务科科长杨至成给学员每人做一套。当红军学校学员们穿着新军装进行军训和出入瑞金城时，在各部队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服装。当朱德看到部队官兵换上军服厂生产的第一批统一制式军服后十分高兴，他说：“它虽然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真是奇好无比了。”此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

　　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如红二军团的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服厂大都被解散或缩编了，一部分跟随红军主力转移。长征中，红军实施无后方作战，没有固定的军需生产基地，但部队仍配属有缝工班、排、连的组织，承担一部分军服供应。如红二方面军成立了缝工连，有五六十人，两台缝纫机，为部队解决了一些临时必需的被装制作、修补问题，为红军长征时的后勤保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4．6万人。9月12日，又依照战斗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共1万余人。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佩戴“八路”二字的长方形臂章，新四军佩戴“新四军”或“Ｎ4Ａ”的臂章。臂章的标准尺寸为8．5厘米×6．5厘米，白底蓝字。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分单帽和棉帽。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扣在一起，冬季帽围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军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二尺半”。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军大衣为翻领、双排扣、两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无袋盖）、后开衩（军官大衣长开衩，士兵大衣短开衩）。军服颜色，八路军多为土黄色，新四军多为灰色。当时一名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士兵的装具应包括八路军军帽、军衣、鞋、绑腿、子弹袋、手榴弹包、腰带和棉被，一般都是两双鞋。附属的装备还有干粮袋、碗袋。可实际上很难配齐全。干部还能多发挎包或马褡子。

　　抗战初期，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制式服装。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从武汉国民党军后勤部门领回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挎包、军毯等成品。1938年改发服装费和部分材料，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人去西安7家服装店定做军装，在天津购买了部分皮鞋发往部队。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1940年11月完全停供。国民党政府的供应，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部分被服需要，但它对八路军、新四军被服和其他经费物资的供应，不是与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而是“稍次于国民党军队的标准”。

　　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除国民党政府供给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1937年8月，一二○师为解决服装问题，由关向应政委亲自出面，带着宣传部长、供给部长和军需科长到山西临县做工作，把临县商人的布都买了下来，然后发动缝衣铺制作，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一一五师独立团，在胜利完成平型关战役的狙击任务后，11月扩编为独立第一团，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在新收复的山西省灵丘、广灵、浑源和河北省涞源、易县等县城和集镇收购棉花、布匹，由供给处组织当地裁缝铺突击制作两个月，解决了部队的棉衣问题。1938年，新四军军部决定，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去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宣传，结果募捐国币6万元，解决了部队的部分冬装。

　　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生产采取工厂、群众、部队“三结合”的办法。抗战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但由于工厂生产能力有限，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也是被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1939年，第十八集团军的被服厂，每日能生产400套单衣，200套棉衣；织布厂每月织布200匹；染布厂每日染布50匹至100匹。八路军的被服装具厂1939年后发展较快。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全军共办被服、纺织、制鞋等军工厂79个，拥有军工4600人。

　　此外，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被服来自于战场缴获，取之于敌，补充自己。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一一五师每人1件。

　　八路军军服的式样是大体固定的，但用料和颜色的区别则比较大。抗日战争时期，环境十分艰苦，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就地取材制作军装，而每个根据地所接触到的布料和染色剂都有区别。

　　1937年11月，聂荣臻在指挥部队向敌后挺进的路途中，为解决军服染布着色失败的问题，建议到群众中寻求办法。很快在阜平县南街大槐树下找到几位染布的妇女。她们听说是人民子弟兵要解决军服染色问题，以便换新装后，主动献出了祖传秘方：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和染料拌在一起调匀，这样染出的布色调鲜艳，永不褪色。她们还详细地传授了具体操作技术。经过一番努力，染制黄绿色的军服布料终于成功，部队换上了新装。

　　聂荣臻选择黄绿色寓意深刻。他意味深长地说：“黄色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长青的象征。身着黄绿军装的子弟兵，将象征着如鱼得水，在华北的群山、丛林、青纱帐展开一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殊死斗争。”

　　1940年春，聂荣臻率南下支队开赴晋东南黎城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对南下支队身着黄绿色军装赞不绝口。随后，一二九师派专人去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使黄绿色军装在兄弟部队得以推广，并一直延续多年。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军服全靠自筹、自制

　　

　　1940年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棉花、布匹来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八路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后来回忆：“……被服则全靠自己缝制，每人每年一套或二套单衣、一套棉衣，有的还发给衬衣、帽子、裹腿、子弹袋、干粮袋及被服等，亦做到能够补充缺额，虽然不甚整齐，但亦可保无缺。其余鞋袜手套，战士亦能做到自给，夏天则打草鞋，冬天则用毛织，特别是后方部队，更为普遍。”

　　这期间，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式样、颜色和用料，不够统一，一般由各大战略区决定。式样上，多数部队继续沿用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式样。1944年，冬服开始分1、2、3号和特号，按身高配发服装。1945年，又分为男军服、女军服。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颜色以青灰色、草黄色居多。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分灰、蓝两种；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等。用料以粗布（土布）为主，也有部分细布（洋布）。此外，还用呢、毛、皮等做军服材料。1943年后，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服用料较前统一，单衣为“半洋布”，衬衣为“纯洋布”，冬衣为“纯土布”。冀中军区由于开展“打狗”运动，部队曾以狗皮作为冬服材料。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的冬服，除用粗、细布做面料外，1944年还曾配发以皮革为材料制作的皮短衣。

　　各抗日根据地部队需要的被服材料，除根据地供应外，八路军、新四军需要的相当部分被服材料，还要由政府贸易部门和军队供给部门到敌占区获取。具体办法是：在一些敌我边缘地区设立采购站，收购军需物资；委托商人或派人化装潜入敌占区采购。截至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军需工厂总数达到248个，较1939年增加了2倍多。抗日根据地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为八路军、新四军缝制被服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即是当时的代表。前方后方团结一致，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种种困难。经过2年的努力，布匹自给率达到70％以上，基本保证了部队的供应。

　　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标准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双，每年换发部分大衣、棉被等。1939年以后，由于日军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价上涨，修订了标准，改为每人每年只发单衣1套，两年发棉衣1套，不发大衣、衬衣。1943年12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决定将原来供给制度改为包干制度，服装标准也作了修订，1944年不再发军帽，后方机关排以上干部每人发1套单军衣，其余人员发1件上衣、2条单裤；1943年发的棉衣1944年再穿一冬，其余发皮短衣；除1944年补充的新兵外，其余人员按1／5的人数发棉被。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也不是都能保证。因此，八路军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军服多很破旧，加之武器装备简陋，被日寇和国民党军称为“穷八路”、“土八路”。这里还有一个日本鬼子冒充八路军弄巧成拙的故事。1944年4月，山东东平的日军偷袭八路军某部，日伪军化装成八路军，百十号人清一色的八路军灰军装，装具齐全。可是地方武装见惯了穷八路，富八路着实没见过，马脚一下子就暴露了。八路军正规部队赶来，劈头盖脸一顿手榴弹，这伙日伪军几乎被全歼，上百套崭新的八路军军装也就“物归原主”了。

　　

　解放战争中，各大野战军的军服不尽相同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1945年至1947年的这段时间里，解放军的服装式样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即中山装，上衣为4个兜，干部为西式裤，战士为中式裤（以后也改为西式裤），只是不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多在小的标志上作些改动。当时各解放区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虽然军服基本式样大致相同，但在服装用布、颜色、尺寸和工艺技术要求等方面，差别较大。如服装材料大部分地区规定用粗布（土布），但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华中军区，夏服用灰细布（洋布）；晋察冀军区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服装用粗布，营以上干部用细布。在军服尺寸方面，普遍都比较长，尤其是棉上衣更突出，仍然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二尺半”的老样子。在军服颜色上，大部分地区都规定用土黄色或草绿色，但因染料不能保证，有时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夏服为草黄色，冬服为灰色。

　　解放军军服颜色和制作中存在的这些不统一，在全军统一编组野战兵团并进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时，影响部队整齐划一，也不便于识别。

　　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军需工厂已初具规模，并接管了一批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工厂，提高了军服生产能力，为全军统一服装式样、统一生产、统一供应提供了物质条件。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全军野战部队按新的编制统一排序。12月，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对全军的军服式样、颜色、尺寸作了统一规定。1949年解放军军服颜色确定为草绿色，材料为棉平布，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这种帽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帽”，佩戴“八一”红五角星金属帽徽。军服分为干部、士兵、步兵和骑兵军服，士兵军上衣肩部加增强补片，炮兵和骑兵的军裤为马裤式，裆部、膝部加增强补片，标志符号由臂章改为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黑字白底红边的布胸章。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服装式样和色彩。

　　

　　解放军历史上曾有两支部队穿过苏式军服

　　

　　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时期解放军曾有两支部队穿过苏式军服。

　　第一支是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杨靖宇和周保中等领导的抗联部队，起初并没有统一的军服，队伍原本就是由杂牌的抗日力量拼凑而成，不少抗联战士穿着自制的服装，而缴获日伪军军服更是成为抗联军服的重要来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为适应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也为了更进一步表明在沦为殖民统治的东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比较正规的军事力量在抵抗，所有抗联部队才统一了着装。抗日联军的军服和八路军的军服一样，看上去官和兵没有多大区别。那时抗日联军的境况十分艰难，南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根本运不过来，尽管就近能得到苏联的接济，但毕竟处在日本人的监视和围堵之下，运输渠道也不通畅，缺吃少穿，无弹没药的事常有发生，所以更换起军装来，也着实让一些将领头疼。尽管杨靖宇在黑龙江的依兰县等较大的宿营地建立了兵工厂和军服厂等基地，此外像刘少奇曾开展过工作的奉天纺织工厂等，也暗地为抗日联军队伍服务，但原材料毕竟还是紧缺。这次统一大规模地更换军服，可能也是东北抗日史上唯一的一次。

　　1940年初，东北的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了残酷的讨伐，东北抗联伤亡惨重，从建军时期的10万余人锐减到3000多人。为保存中共在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战略转移，除留下少数部队在东北坚持战斗外，其余大部分部队陆续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至1942年前后，在海参崴以北26公里处与伯力东北方向70公里处，分别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南、北野营两个训练基地。

　　1942年7月，苏联同意将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以及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部队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并委任周保中为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另授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称中国旅），对外代号为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全旅1500人。

　　8月1日，由东北抗联部队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组建完成。教导旅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应，服装按苏军陆军服装配发，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士兵军衔，凡正排长以上者按苏军军官标准发薪金。但在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

　　既然抗联教导旅纳入了苏军编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苏军的规定给各级官兵授予军衔了。于是，抗联的领导人肩上便有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杠”的军衔标志。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红军迅即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参加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抗战胜利后，教导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官兵的军衔也随之取消，但是，苏式军服暂时继续穿用。

　　第二支穿过苏式军服的部队，是新疆民族军。

　　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任副总指挥，玛加诺夫任参谋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辖8个团又4个营共1．5万余人。7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援助下，向塔城、阿尔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噶尔腹地。9月下旬，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13个团共约3万人。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民族军从组织上到装备上都得到苏联的帮助，穿苏式军服，并实行苏联军衔制。

　　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军在伊宁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共1．3万余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

　　民族军被改编为第五军后，不再实行军衔制，但苏式军服仍穿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军服式样。

　　

老亥

时光飞驰，英雄安否？

shyla

有图就好了

nok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