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军士兵与日本警察斗殴的真相 | 腾讯新闻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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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海军士兵与日本警察斗殴的真相 | 腾讯新闻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7-02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出品：腾讯新闻短史记

说一说1886年的“长崎兵捕互斗案”。

“长崎兵捕互斗案”是清廷的用词，立场较为中立。日本方面当年将这场冲突称作“长崎清国水兵暴行”，其中存有浓厚的敌意。

冲突的大致情况是：清廷海军定远、镇远、威远、济远四舰，在日本长崎港短暂停留，期间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严重流血冲突。据安岗昭男的统计，日方死亡2人，中方死亡5人；日方负伤29人，中方负伤45人[1]。日方认为，冲突起因于清廷水兵因海军强大而产生的傲慢；清廷则认为，冲突源于日本激烈的排华情绪。

其实，丁汝昌当日率海军前往长崎港，实出于无奈。

♦ 水师提督丁汝昌

购入铁甲舰时，德国船厂曾告诫清廷，“铁船每年必入坞一次上油”[2]，也就是每年至少要维修一次，刮去船底附着物，检查有无损伤并重新上油。但清廷没有配套的船坞——按计划，北洋海军的船坞要到1890年才能交付使用。巨舰1885年启程来华，到1886年必须例行检修时，只能依赖别人的船坞。当时可供选择的船坞，只有香港与长崎两处，前者是英商的地盘，后者是日本海军的地盘。

借用别人的船坞做检修，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还涉及到军事机密会否泄露。丁汝昌就很担忧这一点，一再强调“船图似亦未便轻与人看”[3]。但李鸿章更担忧“铁船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4]。两害相权取其轻，检修终归是要做的。

原本的计划，是去香港的英商船坞。但香港船坞传回消息，说修理不了镇远与定远这种巨舰。眼看检修期已过，李鸿章只好指示丁汝昌将军舰开往长崎港，“酌量进坞”[5]进行油修。既然李鸿章说了“酌量”二字，丁汝昌便决定只率数艘军舰前往长崎“刮油船底”[6]。于是，该年8月9日，定远、镇远、威远、济远四舰，来到了长崎港。然后便引起了流血冲突。

♦ 镇远舰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86年8月13日。当天是周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与岸上日警发生摩擦，造成日警一人重伤，中国水兵一人轻伤。关于斗殴的起因，当日的报道众说纷纭，已很难弄明白。《申报》记者发自长崎的消息说，是日本警察“毫无理由地命令他们（清军水兵）停止（购物）”[7]引发了冲突。当地英文报刊《长崎快报》则说，是清军水兵喝醉了前往妓馆寻乐造成纠纷引来警察，事情过去后，这些水兵不服，纠集了六个人“前往派出所论理”[8]，然后变成了斗殴。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两天后。日方针对8月13日的事件，要求清廷海军限制水兵登陆。中方也有此意，故周六全天所有水兵都未被允许外出。到了周日，水兵以天气炎热为由，集体要求请假外出。丁汝昌坚持不允，但副提督琅威理替水兵说情，丁汝昌只好给了水兵半天假期，且不许他们携带武器上岸。结果，当晚八九时左右，清军水兵与日本警察再次发生斗殴，混战长达3个小时，双方死伤80余人，清军的伤亡数字，约是日警的两倍。

关于第二次冲突的起因，中日双方各执一词。中方认为是日警预先设计故意挑衅，上千人将街巷两头堵塞，逢中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中国水兵存心报复，先夺了日本巡查的警棒，继而将其围殴致死，才引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

总之，直到今天，两国历史学者也未能就冲突的起因达成共识。日本学者安岗昭男，便高度信任日本警方当年出具的报告书，认为冲突始于清军水兵主动闹事：

“下午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下午6时）阪本半四郎巡查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清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时左右）3名清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清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查的警棒。福本巡查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查扑去。福本巡查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查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9]

台湾海军史学者王家俭则对日本警方的报告出持高度怀疑立场。其理由是：

（1）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中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

（2）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丁汝昌又命亲信武官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

（3）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应是遭遇突袭逃命时被伤及。

此外，13日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便派了船只在军舰附近监视清兵的活动，长崎警方也大规模调集人手。15日针对清军水兵的攻击中，长崎的日本市民被动员参与，许多商家更是提前打烊……据此，王家俭认为日警设计诱发此次冲突的嫌疑较重。[10]笔者也倾向于认同王家俭的判断。

其实，即便上述关于冲突具体诱因的争议没有结果，也不妨碍对事件真实发生逻辑的还原。

1886年的清日两国，民间情感极不和睦。维新后的日本竭力谋求扩张，先吞并了清廷的藩属国琉球，然后又入侵台湾。中法战争期间，日本又欲借机将势力扩展至朝鲜。这些事均激起了清朝士绅的普遍愤慨，有些人甚至要求朝廷跨海东征踏平东京。镇远与定远等军舰上的水兵文化程度较低，但多多少少也会存在一些类似的愤慨情绪。

日本方面，民众同样对清廷怀有极深的怨念。清廷始终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日本将势力扩张至台湾和朝鲜。许多日本民众据此已将清廷视为其强国之路上的绊脚石。这种怨念与反感见于诸多史料。如明治十一年（1878年），清廷派余㼇担任驻长崎的首任领事，余刚刚到任，在当地谋生的清朝百姓便来诉苦，说日本警察对待他们的态度极为恶劣。稍后，余㼇本人也“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余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11]。

在这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的支配下，镇远与定远等军舰进入长崎港，便成了日本民众眼中刻意的耀武扬威。他们认为，四舰入港检修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说辞，实际目的是向日本朝野示威，“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12]。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日本民众眼中的清国水兵，一举一动便都成了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13]云云，便是这种有色眼镜下的产物——至于坊间所谓“嫖妓引发的血案”云云，不过是想要吸引读者眼球，并未窥见冲突真实的内在发生逻辑。

♦ 琅威理与北洋海军部分官兵

如前文所言，据李鸿章与丁汝昌的电报往来，可以确知清廷在1886年毫无对日炫耀武力的想法，军舰前往长崎港，只是迫于检修之期已到，而列为首选的香港船坞又无法提供服务。但日本朝野无法体察到这种无奈，在他们看来，定远，镇远等巨舰自海参崴出发一路来到长崎，唯一的目的便是示威。冲绳县（日本在琉球所设）知事甚至认为舰队来到长崎，是要逼迫日本放弃琉球，作为应对，他“立即带领几十名警察赶回县里”。日本国内还出现了日清两国断交、“清国军舰大举来袭”的流言。

此次流血冲突，最终以中日两国互相抚恤的方式了结。日本向清廷支付52500日元，清廷向日本支付15500日元。清廷所得较多，是因为清军水兵的伤亡更惨重。

冲突结束，余波未了。长崎事件让许多日本人深受刺激，福冈玄洋社本是一个以倡导民权为宗旨的团体，事件发生后却发表声明称：“欲保持日本帝国之元气，不可不依靠军国主义，不可不伸张国权。曩日之民权论，弃之如敝屣也。”[14]明治天皇也趁着民族情绪高涨之机发布敕令，称“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号召有志之士为日本的海军建设捐献金钱，仅半年便收到了203万日元。

但对清廷而言，长崎事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事发次月，慈禧太后便启动了颐和园的重修工程。（来源：腾讯新闻）

[1]（日）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2]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李鸿章：《致醇邸 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丁汝昌：《致德璀琳》，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5]李鸿章：《寄译署转呈醇邸》，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辰刻。

[6]丁汝昌：《禀清帅》，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7]《北华捷报》所译之1886年8月27日《申报》，第224页。

[8]《北华捷报》1886年8月27日，第225页。

[9]《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37-138页。

[10]王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交涉（1886-1887）》，《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77年第5期。

[11]《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34页。

[12]《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35页。

[13]《世外井上公传》第三卷，第719页。转引自《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34页。

[14]《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