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宋史学者虞云国新著《水浒寻宋》，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
一、宋代男性以簪花为时尚
《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日本宋史学者佐竹靖彦注意到蔡庆簪花的现象，但他认为，在宋代，“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刽子手在其鬓发上插上一朵花以为其送行，蔡庆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的”，故而“一枝花”的绰号比他哥哥蔡福的“铁臂膊”更可怕。
但从前引小说里交代蔡庆绰号来历时，只说他“生来爱带一枝花”，则佐竹的论点虽可以聊备一说，但似乎过于穿凿。至于为死囚犯在处决前簪戴纸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发饰习俗的人性化举动，就像给死刑犯送上断头饭、永别酒那样，是让他享有做人最后的权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规则。
之所以如此解释，关键还是因为，在唐宋两代，簪花并不只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有权染指的。
图：明代陈洪绶《水浒叶子》中簪一枝花的柴进
宋代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
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到幞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
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花，分为三品：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恭谢、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一般官员雅集，也有簪花的风习。
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另据王观说，扬州也不论贵贱“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与观赏鲜花，于是，就引发了诱人的商机。
图：辽代佚名《散乐图》，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伎乐男子也都簪花
花圃原来是作为达官贵人庄园的附庸，到了宋代，种花业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新兴农业，甚至出现了一种叫作“花户”或“园户”的种花专业户。
马塍在南宋已经成为临安城花卉种植基地，“ 都城之花皆取焉”。由于马塍一带“种花土腴无水旱”，即便“园税十倍田租平”，花户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据叶适说，这些马塍花户深知“高花何啻千金直，著价不到宜深藏”，没有好价钱是绝不出货的。而且，有的花户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户，不愁卖不出去。
不仅杭州，苏州东城与西城“所植弥望”，扬州种花的专业户也是“园舍相望”，就连陈州（今河南淮阳）的园户也是“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与此同时，都市卖花业也红火了起来。除两宋都城外，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其喧闹程度以至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扬州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芍药的身价有时比洛阳牡丹还昂贵。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以海棠花为胜。洛阳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开时开张。在宋代都市，卖花人也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卖花声成为一首悠远的协奏曲。
簪戴鲜花固然时髦，但一来有时令限制，二来花销不菲，因而仿制生花就开始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襭，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图：南宋李嵩的《夏花篮图》（上）《冬花篮图》（下）
二、扈三娘的“一丈青”究竟何意
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鲁智深之所以称“花和尚”，乃是身上有花绣刺青之故。至于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胜收，“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于他”。
不仅《水浒传》，作为其雏形的《宣和遗事》，对绿林好汉们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笔墨的。日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佐竹靖彦，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叫作“刺青团伙”。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绣、文绣、刺绣、锦体等别称，有时也叫雕题、雕青。雕青包含的范围较广，而雕题则专指面部的刺青。
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的泰伯、虞仲，据《史记·周本纪》载，他俩为让位给弟弟季历，流亡荆蛮，“文身断发”。文身原是南方的风习，据学者应劭解释，因南方人常与水打交道，故而断其发而文其身，“以象龙子”，意在模拟同类之形，以“避蛟龙之害”。
唐代以前，史书所载的文身习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区域，也就是柳宗元诗所说的“共来百越文身地”。唐代以后，内陆人文身就时见于文献。据《酉阳杂俎》，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而且来个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
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基本上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据《太平寰宇记》说，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并根据身上花纹多少“以别贵贱”，豪富者多，贫贱者少。《岭外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礼上，就置酒会亲友，由女伴为她在脸上亲施针笔，刺出细巧的花卉飞蛾，在其间空白处衬上淡栗色的底纹，美艳动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却没有这样绣面的资格。
大约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职业兵的文身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才迫不得已去吃军粮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将帅，也难免有一种自卑感。
到宋代，军队里文身更是司空见惯。宋初，有个姓张的军士，“其项多雕篆”，人们都叫他“张花项”。入元不久，蒙古军看到汉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认定文身者即原来吃军饷的士兵，就“刷充为军”。这一误解，也说明了刺青与宋代士兵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也许因为雕青率先流行于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给人以一种剽悍难缠的恐怖感，因而在北方，迟至北宋中期，刺青还是被视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侧目。不过，大约到北宋后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滨海或落后地带的区域性习俗，也不再是军伍士卒低贱身份的象征性标志，而逐步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时尚，开始受到追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风尚在南宋依旧长盛不衰。南宋都城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
图：《水浒叶子》中的九纹龙史进
最值得注意的是，刺青风尚已经传染到了宗室阶层。尽管朝廷明令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然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宋代刺青的花纹五花八门，据《事物纪原》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据《萍洲可谈》，“在乡间见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其法就是“刺墨为眉”，也许是把眉毛刺染得浓黑吓人。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名闻天下，他自称“青狮子”，人们则叫他“花六”。而据《梦粱录》，当时都城临安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作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文笔匠、针笔匠或文墨匠人，他们往往“设肆为业”，开出了文身的专业店。宋元之际，马可·波罗到泉州，居然发现印度旅客特多，原来他们“特为刺青而来，盖此处有人精于文身之术”，其手艺居然名扬海外。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的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当时人对男性形体美的一种审美观。
《水浒传》以燕青为典型，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柱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
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师师观看燕青文身的描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刺青，虽在底层民众中渐被接纳，却依然为士大夫与正人君子所不齿。据《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官员有子孙荫补，“无雕青剪刺”也是附加条件之一。绍兴末，有个韩之纯，平日里自称“浪子”，喜欢游娼家，好说黄段子，“又刺淫戏于身肤”，身上还刺着房戏图，酒一喝高就裸裎示众，“人为之羞，而不自羞”。他尽管做到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但《三朝北盟会编》下笔就说其“轻薄不顾士行之人也”。而据《梦粱录》，士子参加殿试入东华门时，必定要“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能放行。据《宋季三朝政要》，有个名叫李钫孙的举子，少年时喜欢在大腿间雕一种摩睺罗的图案，这是当时一种土木做的婴孩玩偶，类似后来的福娃。结果“事闻被黜”，快到手的功名泡了汤。
对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女子刺青基本上是绝少可能的。唯在《青楼集》里有一条记载，说元代有个艺名叫平阳奴的女戏子，“四体文绣，精于绿林杂剧”。四体文绣，即在双臂与双腿上雕青，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更好地塑造那些绿林好汉的彪悍形象，招徕观众。从梁山泊的故事里，确也不难发现刺青与绿林有着这种瓜葛。
顾大嫂与孙二娘尽管冠以母大虫与母夜叉的外号，却绝无有关雕青的描写。而对扈三娘的最初介绍只说：“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叙其出场也仅诗云“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对其诨名“一丈青”却一无交代。但就是这个绰号留下了刺青的蛛丝马迹。
佐竹靖彦从唐代找到了一条材料，《酉阳杂俎》记崔承宠自少从军，“遍身刺一蛇”，自右手指尖开始，沿手臂过脖颈，蜿蜒下至腹部，再沿着大腿至小腿而止。据估算，这条刺青蛇的长度大约在一丈左右，佐竹因而推断“一丈青”应该是指一丈长的青龙或青蛇的文身；而扈三娘身上刺的则应是青龙，与矮脚虎王英恰成青龙白虎之配。
图：光绪刊本《水浒人物全图》中扈三娘与王英画像
三、李师师的真实命运
在《水浒》中，李师师绝对是引人注目的角色。她在宋江受招安中起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就因为她是“天子心爱的人”。
李师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与宋徽宗也真有过一段风流情。但《水浒》中的李师师基本上是小说家的虚构。关于李师师，除了宋代笔记野史里的雪泥鸿爪，最集中的材料有两种。一是南宋平话《宣和遗事》，一是清初著录的《李师师外传》，两者都是与《水浒》相去不远的小说家言。
相对说来，后者是明季伪作，自不足以征信；倒还是《宣和遗事》，因说本朝史，总得有基本史实作为敷衍故事的背景与骨干，去伪存真，还可以沙里淘金。
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里开列了“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的群芳谱，其中“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李师师排名第一。崇、观指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是徽宗第二、第三个年号。徽宗即位时年十九，大观末年是二十九岁。而这时李师师小荷才露尖尖角，应是“娉娉袅袅十三余”的年龄。
然而，人们发现在此以前也颇有关于师师的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词人张先，他的词里有一首《师师令》，从“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花蕊”，受赠者显然也是一个歌妓。有人因此认定：《师师令》所赠的就是李师师。张先死在元丰元年（1078），时年八十九岁，就算这首词是他临死那年的风流遗作，师师即便还是个豆蔻年华的雏妓，那么到宣和年间（1119—1125），她至少应该年逾五十，比徽宗将近大二十岁。有研究者就以此为据，试图否认徽宗与她的罗曼史。但倘若换个思路，倒不难推出另一个结论：当时有相去一辈的两个师师。
图：《听琴图》中弹琴者，一说即宋徽宗的自画像
据《李师师外传》，李师师是汴京染局匠王寅的女儿。在襁褓时，她的母亲就死了，父亲用豆浆当奶喂养她，才活了下来。当时东京风俗，父母疼孩子，就将其舍身佛寺。王寅也让女儿舍身宝光寺。到佛寺舍身时，小女孩忽然啼哭起来，僧人抚摩其头顶，她立即止住了哭。她父亲暗忖：“这女孩还真是佛弟子。”俚俗呼佛弟子为师，父亲就叫她师师。师师四岁时，王寅犯事，死在牢中。因无所归依，隶籍娼户的李姥收养了她，就改姓了李，也入了勾栏娼籍。长大以后，李师师色艺绝伦，名冠诸坊。她的歌喉是众所公认的，南渡初年朱敦儒有诗云“解唱《阳关》别调声，前朝惟有李夫人”，说的就是李师师。另据南宋刘学箕说，她似乎还有一个艺名，叫作白牡丹。
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可见政和年间（1111—1118），李师师已经走红。当时，诗人晁冲之正值年少，每有会饮，经常招她侑席。其后十余年，冲之再来京师，李、崔两人“声名溢于中国”，而师师“门第尤峻”，像他这样的人已无缘叫局而一亲芳泽了。
据史书记载，政和六年（1116），“微行始出”，“妓馆、酒肆亦皆游幸”。从此，徽宗经常乘上小轿，带几个贴身内侍，微服出行。还专门设立了“行幸局”，来为微行张罗忙碌和撒谎圆场。大约宣和元年（1119），有一个叫曹辅的耿直谏官，已在给徽宗的奏疏中挑明：“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这个“某娼”，显然是指李师师。由此推断，宋徽宗与李师师的关系开始在政和六七年间，到宣和初年已是路人皆知了。
《宣和遗事》还说，宣和六年（1124），宋徽宗“册李师师做李明妃，改金钱巷唤做小御街”。前者绝无可能，因为册妃大事，不能不载诸正史。后者则可能是民间的反应，以小御街来称呼徽宗微行必经的金钱巷，虽是对事实的描述，也隐含着对天子狎妓的一种嘲讽。《水浒》与《李师师外传》还都说徽宗由地道私幸师师家，这也不可信。从史料来看，徽宗“微行并不避人”，完全不必再修地道暗度陈仓。
图：左，明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传》版画《月夜遇道君》，描绘了宋徽宗夜访李师师遇见燕青的场景，案边坐着的就是李师师。右，明万历容与堂刊本《忠义水浒传》版画《燕青月夜遇道君》，表现的是同一内容，但构图却让李师师亭亭玉立在道君皇帝的身边。
数年之后，金人的铁蹄腾踏在东京城下。宋徽宗仓皇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宋钦宗，自个儿当上了太上皇，自顾不暇，也不可能再顾及李师师。师师的命运也因宋金战争而急转直下。
野史笔记里颇有关于李师师在抗金战争中的传说。张邦基的《汴都平康记》勾画了这位名妓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说李师师“慷慨飞扬，有丈夫气，以侠名倾一时，号飞将军。每客退，焚香啜茗，萧然自如，人靡得而窥之也”。
据《李师师外传》，当时河北告急，她向开封府表示，愿将徽宗前后所赐金钱“入官助河北饷”。她还辗转托人向太上皇请求“弃家为女冠”，徽宗给她安排了开封城北的慈云观。但不久金军就攻破了东京，金军主帅挞懒声称金国皇帝也知其名，“必欲生得之”。大索数日不得，最后还是傀儡张邦昌派人找到了她，献给了金营。李师师大骂：“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说着拔下了头上的金簪，猛刺咽喉，不死；折断了金簪，最后吞金自杀。这是《李师师外传》安排的结局。
图：瓦舍勾栏歌乐图
但据《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1126）正月，尚书省奉钦宗圣旨，对李师师、赵元奴等曾侍奉皇帝的倡优之家和其他艺人“逐人家财籍没”。这次籍没，是为了凑齐金帅所勒索的巨额金银。徽宗赐给李师师的金银财货，主要应在这次根括金银中被籍没的。当然，以其任侠的个性，主动拿出一部分用于抗金义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次年二月，东京城内包括嘌唱在内的各色艺人一百五十家，被开封府押往金营，“哭泣之声，遍于里巷”。《李师师外传》记她怒骂张邦昌，就在这时。
但有足够史料说明李师师并没有自杀，其后还活着。
据《墨庄漫录》说，靖康中，李师师与赵元奴等“例籍其家”，师师“流落来浙中”，由于她的名气与色艺，“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而，国破家亡的打击，颠沛流离的磨难，她已“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刘子翚《汴京纪事诗》有诗史的价值，有一首写到李师师：
李师师在籍没以后，就飘然出京，南下流离，飘零在吴越湘楚之间，谋生的手段依然是“缕衣檀板”，执扇唱曲，却已无复当年的神采与风光。
其后，李师师不知所终。灾难与动乱将她也湮没了。
作者简介：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南宋行暮》《南渡君臣》等专著；学术论文结集为《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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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9 09: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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