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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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17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溺杀女婴的恶俗。本文再说一说南宋百姓不肯养儿子的问题。

南宋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

“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所谓“不举子”，指的是生了孩子（主要是指儿子）之后不愿养育，将之送人、扔掉乃至直接溺死。由皇帝出面下诏禁止百姓生儿不养，可知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非是个案。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育状况，长期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印象，即认为农耕社会之下，增加劳动力即意味着增加财富，故民众多乐衷于多生儿子。

许多时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如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贡禹，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提到，自汉武帝频繁征伐向民众征收重税，并发明了“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新税种后，汉帝国的百姓便陷入了一种“生子辄杀，甚可悲痛”的境地。他向元帝建议，将“口钱”的征收标准从三岁提升到七岁，以减缓民间的杀子之风。

到了东汉，情况仍未改善。《后汉书》的记载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饱读儒家经典的贾彪去做新息令，便见到该地频繁发生父母杀害儿子的惨剧。发出“母子相残，违天逆道”的悲叹后，贾彪选择违规从官库中拿出钱来资助生孩子的百姓。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里也说，东汉末年的税收政策是“产子一岁，即出口钱”，儿子生下来满一岁便要缴纳人头税（比西汉的标准还狠），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普遍不愿养儿子，生下来或杀害或送人。好在，零陵这地方有一位颇有资产的“里啬夫”（大略相当于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劝告乡民“勿得杀子”，办法是谁家生了儿子，便由郑产替他们缴纳人头税。

贡禹、贾彪与郑产们的能力有限，只能小范围改善一地一时的状况。就整个社会而言，“民不举子”仍是一种长时段里的常见现象。比如，据《南史》记载，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会稽有一个叫做郭世通的人，十四岁没了父亲，留下一个继母。成婚后，“妇生一男，夫妻恐废侍养，乃垂泣瘗之”，妻子生了个男孩，郭世通担忧养了孩子就养不起继母，就把孩子给埋了。事件虽然以“埋儿奉母”的孝道典故装饰了起来，究其本质却仍是生存艰难养不起孩子只好将之杀害。

再如，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也因“常重敛其民”，小到一只鸡一条鱼一枚蛋一只雏鸟都不放过，且向百姓收取沉重的“身丁钱”，导致“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贫穷人家不愿养儿子，生下来或直接抛弃，或卖掉或送给寺院。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吴越国的百姓负担相对要轻一些。吴越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到了北宋，情况也未好转。宋真宗时代，两浙、福建、荆湖与广南等州的底层百姓，仍因沉重的人头税而不敢养儿子，“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

南宋的情况同样糟糕。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说：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现下有许多浙东百姓不肯养儿子。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知道百姓们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便要给朝廷缴纳紬绢，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没有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儿也不养。总之是朝廷赋税太重所致。

本文开篇提到的、宋高宗绍兴八年下达的“禁贫民不举子”诏书，显然与刘大中描述的这种社会现象直接相关——刘大中的描述不是个案，大略同期在处州（也在今浙江境内）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也曾上奏朝廷称，“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人头税收得太狠，所以处州百姓不肯养儿子。

与宋高宗诏书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大意是，乡村人里的第五等，城里人里的第七等（当时的官府按资产多少给百姓家庭划定的等级），这些贫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无力抚养，每个孩子可以找官府，去领四千文“免役宽剩钱”。此外，南宋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举子仓”。这些仓库的粮食，专门用来救助那些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一般标准是生一个孩子便“给米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

到了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应地方官员的奏请，准许自孕妇怀胎的第五个月起，无论家庭贫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杂差役”，好让丈夫可以安心照顾产妇和婴儿。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只是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并未改变南宋百姓养子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到了宋孝宗时代，“民不举子”仍是南宋社会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乾道年间在福建做过提刑官的郑兴裔，有一道给孝宗的奏章，便叫做《请禁民不举子状》，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杀害子女。奏章说：“生子恒多不举”这种风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剑汀邵四州”最为严重，原因是“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郑兴裔告诉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两年了，这两年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父母杀害子女的惨剧，“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他提供给朝廷的对策是，恢复本朝“杀子孙徒二年”的律例，发动民众举报，“告官审实，以犯人家财给之”，若举报属实，便将“不举子”家庭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郑兴裔的办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纳，也可能是采纳了之后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被放弃了。稍晚一些时候，孝宗淳熙年间去福建南剑州做地方官的陈安节，发现当地“民俗类不举子”后，采取的挽救办法，已不是发动民众举报，而是“劝其举者，官赋之粟者三年”——对生养孩子者实施奖赏，由官府连续三年给生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粮食。

据陈安节的墓志铭讲，有了这三年的粮食补助，南剑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的风气，发生了转变。三年粮食补助不是小数目，墓志铭对陈安节治绩的叙述，也许不算夸张。

一个可供比照的案例，是大略同期的严州（在今天的浙江境内）。据做过朝廷谏官的詹元宗讲，严州百姓以耕田养蚕种茶割漆为主业，全家人终年劳作“仅得以无饥”，加上朝廷的种种摊派与苛捐杂税，便活得极为艰难。朝廷为了增加人口，对严州实施了重大的减税政策。该州共计175740人，每年减免14292匹绢，相当于“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如果说以前的税负是十，那现在就只剩四了。大幅度减税的结果，便是百姓们不再杀子了：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可惜的是，严州的减税政策是个特例，并未普及至南宋的其他地区。所以，其他的南宋地方官，仍要继续面临辖下百姓不肯生养子女的难题。如在安庆府做过地方官的余嵘，面对“乡俗不举子”，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设立三所救助机构，“各给钱米药饵”，往机构里拨一点钱粮和药物，能救助一个是一个。另一位在福建为官的赵善俊，则选择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面“痛惩不举子者”，一面“凡产育给金谷”。这些措施往往效果有限，且很容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

所以，终南宋一朝，始终没能解决“民不举子”这个问题。

①《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纪六》。

②《汉书》“贡禹传”。

③《后汉书》“贾彪传”。

④《南史》“郭世通传”。

⑤《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本，第518页。

⑥《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百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第2950页。

⑦《鄭忠肅奏議遺集》，钦定四库全书本，第33页。

⑧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第15页。

⑨《嚴陵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