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万劳工赢得一个胜利者席位，却没有战利品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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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万劳工赢得一个胜利者席位，却没有战利品 | 短史记

马克·奥尼尔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14

作者丨马克·奥尼尔

编辑丨吴酉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雇佣了大量外国工人。其中，中国人是最大的群体，人数超过了印度人、南非黑人、埃及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为英国军队工作的94400人加入华工军团，其余4万人为法国工作。这部分人中，有约1万人“借”给美国远征军协助作战。

这些工人约有3000名亡故，至少700人还未到达欧洲，就死于德国潜艇的袭击。本文讲述的，就是这些华工的事迹。

一、梁士诒的盘算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新生的共和国还不满3岁，虚弱不堪。租借地有27处，还在向8个国家支付庚子赔款，算上利息，总额将近10亿两白银。

中国如果加入获胜一方，能够收复租借地，尤其是山东那些被德国占据的土地吗？中国参战能够减少巨额庚子赔款吗？诸如此类的盘算，在梁士诒灵活的头脑中打着转。此人是总统袁世凯的高级幕僚。他确信英法俄联盟会赢得战争，竭力说服中国领导人加入协约国，以便从这一潜在的胜利中获益。

♦ 民初政治人物梁士诒

战争爆发不过几个星期，梁士诒就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提议，双方动用5万中国军队，联合进攻山东胶州湾——德国自1898年便占据了该地。朱尔典拒绝了这一设想。英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是日本。1914年11月，日本采取快速果断的行动，进攻并夺取了德国人控制的青岛。

1915年初，梁士诒再度向英国人建议，派遣工人和士兵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提议再次被拒绝，阻力在于日本以及英国工会的强烈反对，后者不同意输入中国劳工。两度受挫之后，梁士诒再退一步，提出了向欧洲派遣工人而非士兵的设想。

1915 年初夏，北洋政府提议向英国和法国派遣总共30 万工人，执行非战斗任务。北洋政府希望本国工人的对外援助，能在战争结束时的谈判桌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前租借地，它们业已被日本攫取。6 月，法国决定接受这一提议。

二、德国的恐吓

此时的中国，尚属中立一方。为了防止德国人指责破坏中立，梁士诒等人成立了惠民公司管理招工，维持业务属于私人行为的假象。在后来的几年里，该公司招收了总共近3.2万人，按每名工人100法郎向法方收费，其中50法郎交给应征者的家人。

提供人力时，中国政府开列了三项条件：这些人不会参与作战，他们得到的权利与自由会与法国工人相同，以及中国保留派出外交人员去保障工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尊重。

♦ 惠民公司因办理一战华工事务为相关人员请求奖励，见1918年《政府公报》

法国方面与惠民公司达成的是五年合同。第一条指明，为了维持中国的中立，华工不得参与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事务。但它没有明确提出他们会被隔离于作战地区之外。合同承诺他们享有法国工人享有的周日休息和其他权利，并与法国工友同工同酬。重要的是，华工被赋予服务结束后留居法国的选择权。

法国雇用了5万名工人，主要来自中国北方各省。他们将隶属于由法国陆军部指挥的殖民军。7月，第一批华工在天津乘船出发。这些工人愿意远赴他乡，主要出于简单的经济考量：向他们及其家人许诺的工钱，比他们在国内挣到的多。对于这场战争及其起因，或者欧洲战场对人类生命的可怕屠戮，他们几乎全无所知。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人员，注意到了去法国领事馆签订合同的工人数量。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回应道，这些人受雇于私人承包商，不意味中国破坏中立：本国公民如果愿意，寻求国外工作是他们的权利。

德国人开始在招工站散发传单警告应征者。传单上说，“你们将蒙受天下最残酷的打击，沦为游荡沙场的鬼魂。你们将永远找不到回乡的路，永远无法安葬于故土之中。”传单也被放在去欧洲的轮船上，威胁道：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巡逻的德国潜艇，会击沉协约国船只——包括非武装船只——而不加警告。

威胁于1917 年2 月17 日落实。当时法国轮船阿托斯号（Athos）在距马耳他海岸200 海里处被德国潜艇击沉，导致754 人丧生，包括543 名中国人，他们成为这场世界大战最初的中国牺牲者。

悲剧发生后，运送工人的轮船不再取道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改为越过太平洋到达加拿大，乘火车穿越该国，再登船越过大西洋，由反潜巡逻舰艇护送；另一条路线为经新加坡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北上西非海岸，过直布罗陀到马赛。两条路线都把旅程增加到3个月。

三、十三万华工赴欧

起初，英国人拒绝中国提供人力。然而，到了1916年中期，英国已抽不出任何白人劳力来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每名壮丁都是战场需要的——这年7月，历时141天的索姆河战役打响，当月就有近18.7万名英国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

7月28日，英国陆军议会接受了中国的提议。

英国人认为，身量不高的广东人不适合做重体力劳动，强健的北方人最符合要求，能够适应法国北部与比利时寒冷潮湿的严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欧洲的中国工人总共约13.5 万名，其中8 万人来自山东，那里绝大多数男性人口从事农业，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

工人签订的文件比法国合同简单，只有一页，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它讲明工人签约出于自愿，职责将涉及“铁路、马路、工厂、矿务、船坞、农田、森林等处工作。绝不派作战斗之事”。报酬仅为每天1 法郎，另外国内家人每月收到10 块中国银圆。作为回报，他们将每天工作10 小时，每周7 天。一个工头管60 个人，每天会得到1.5 法郎，家人则每月15块中国银圆。熟练工人挣得多一些，每天5法郎的最高薪俸属于口译员和会说英语的职员。在死亡或全残的情况下，工人家人将收到150块中国银圆；部分伤残的，数额会达到75块中国银圆。这份合同为期三年，比法国合同的五年期限短，并可由于工人一方的行为不当或工作不力而随时终止。虽然华工是作为平民招募的，也不会穿军装，他们却须服从军纪，可能受到军法审判，乃至处决。

以英国标准衡量，他们的报酬是低的。不过一连三年的有保证收入，这在华工看来就是很好的薪资了。有别于法国合同，英国合同规定所有中国工人均将被遣返，这主要是迫于英国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压力。中国政府密切参与了合同起草。

♦ 赴英华工在威海卫接受训练，引自《英语周刊》1918年第131期

英国的招募工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遍布城乡的殖民网络。传教士是最有效的招募者，他们生活在普通中国人中间，并且使用这些人的语言。

到1917年4月末，英国人已经把35000名华工送到欧洲战场上工作。1918年3月，最后一批近2000人离开中国，英国人已经招募了94400名华工，远远超过法国人招募的人数。战争期间法国人将运送大约4万人，这个数字比巴黎起初设立的10万人目标少了一半多，主要是由于缺乏船只。

出发后，华工被安排住在甲板下拥挤而通风不良的货舱里，与船上的欧洲乘客分隔开。工人们以前几乎都没出过海，更别提跨越大洋，许多人饱受晕船之苦。

他们经过三周航行，越过太平洋到达温哥华时，情况并未改善。加拿大不欢迎中国工人，坚持对进入该国的人征收500 加元的“人头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10 年工资。为了不支付税款，华工被迫在温哥华外围的威廉黑德（William Head）拥挤的船上等待。他们得耽搁上让人难受的好几天，有时是好几个星期，才能被送进火车车厢，登上穿越该国的旅途。一旦起程，火车要经历8 天8 夜，中途停车时不允许工人们下车，即便是活动一下也不行，以确保他们路过加拿大而没有“进入”，因而无须支付人头税。

1917年3月至1918年3月，共有8.4万名华工乘火车穿越加拿大全境前往欧洲。在东海岸的哈利法克斯，华工们下车后便进入一个营地，四周是带刺铁丝网，有武装士兵把守。他们从那里登上运兵船和政府接管的客轮，穿越大西洋，闯过漫长旅程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由反潜巡逻舰艇护送。

两段漫长的海上航行和拥挤不堪的旅途条件，对于工人们是极大的折磨，尤其是在遭遇风暴，浪高数米的时候。有些人无法忍受晕船和痛苦，投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 华工乘轮船启程赴法，引自《东方杂志》1918年第6期

四、在不同国家的遭遇

英国人将华工完全用于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支持英国军队作战。法国人则把这些华工安排到本国的工厂里工作，去帮助制造军火、舰船、飞机、金属制品和石油化工产品，在港口和仓库卸载货物，在矿山里劳作，在田野里和森林中苦干。

华工的居住条件和食物很差。华工的合同规定他们会与欧洲工友同工同酬，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薪酬由雇主和工人直接商定，每天从1 法郎到5 法郎不等。1916 年到1918 年，华工卷入了25 次罢工或暴力示威。他们自己也有争端，通常事关赌博，还与其他外籍工人产生冲突。1917年1 月，在巴塞斯（Bassens）的一家火药厂，与阿拉伯工人的斗殴造成两名中国人死亡。几天后，在贝尔热拉克（Bergerac）的一家火药厂，500 名中国人攻击250 名阿尔及利亚人，1 名中国人被杀，60 人受伤。

♦ 一名在西欧战地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引自《诚报》1917年第5期

1917 年8 月中国对德宣战后，法国人觉得将华工移至更接近前线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以执行与战争相关的任务。在前线附近工作的华工，许多由于战争而备感摧残——永不停息的轰炸、掠过头顶的飞机、卡车和火车没完没了的噪音。这些人适应了山东和直隶乡间艰苦繁重的劳动生活，但对靠近前线度日全无准备。

1915 年底到1922 年之间，也有大约20 万华工到俄国做工。跟在法国的工人一样，他们由私营公司招募，以维持中国的中立表象。在俄国，许多工人饱受经苦难。俄国雇主和中国中间人不履行合同，致使他们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吃不饱穿不暖，也拿不到许诺的回国路费。他们在严冬里修建摩尔曼斯克铁路，当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时，许多人冻死了。1917 年的俄国革命和随后的内战让他们难上加难。许多背井离乡远赴俄国的中国人一去不归。

♦ 华工为英军修筑铁路，引自《诚报》1918年第60期

美国军队也在使用华工。当美国要求法国支援5 万名工人时，法国提供了1 万名中国人。到1918 年8 月，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近1.2 万人。这些华工的主要任务是搬运弹药和挖掘战壕，他们一直为美国人工作，直到1919 年5 月才重归法国人支配。徐国琦在《一战中的华工》中写道：“在三支军队（英国、法国和美国）中，中国人看来最不愿意为后者工作，他们认为美国人比法国人吝啬，相信美国人让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对于管理这支外国人大军，美国人根本没做过准备。美国军官对待华工态度恶劣，不得人心。

英国的情况不同。1917年4月初，当招募的第一批华工抵达时，英国军队业已准备好一套体系接纳他们。英国人选择于滨海努瓦耶勒设立华工军团总部。这个大型营地虽然有些偏僻，但由于附近有铁路线，离前线并不算远。在距华工即将做工的地点更近之处，英国人也设置了大量临时营地，每个营地可容纳多达3000名工人，住在营房或帐篷里。

英国人还为这些中国人建立了4所医院。以滨海努瓦耶勒的最大，有1500张病床，设备齐全，配备了说汉语的医生和中国护理员护理病患。中国工人得到与英国士兵相同的关心照料。医院的设施包括X光透视机和手术室、专门的沙眼病房、一个传染病隔离区、一个很大的因战争压力而精神失常患者的诊疗区。这里还有一个拘留中心。为了营造家乡气息，每个病房都养了只金丝雀，大门旁还耸立着一座仿造的宝塔，有好几米高，以鸣锣报时。虽然远离中国上万公里，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人医院。

♦ 1917年8月12日，中国劳工在英军军官的监督下将粮食装车，引自维基

华工的生活和工作受军纪约束，住在四周是带刺铁丝网的营地中，还有武装士兵把守。作为非战斗人员，华工没有武器。他们睡在营房或大帐篷里，每个房间50张床。他们不允许与英军士兵共用厕所，主要是为了防止沙眼传播。华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7天，传统的中国节日除外。

华工提供体力劳动，设立卡车—摩托车修理点、锻制—油漆坊，为前线的英军服务。在1917年11月20日到12月7日的康布雷战役中，他们对维修坦克起到了重要作用。挖战壕是他们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英国人总计有9600公里长的战壕，中国工人比印度工人或英国士兵挖得都快。只是，由于不允许他们上前线，那里的战壕由英国士兵挖掘。

华工每天两顿饭，上班前和下班后。饭由中国炊事员做，食物有大米、肉或鱼干、蔬菜、茶叶、胡桃油、盐、面粉和人造黄油。工头和口译员多为学生出身，比普通工人吃得好一些。大多数工人用钱仔细，英国人为他们开设了一间储蓄银行。银行一直营业到1918 年8 月，吸纳储蓄超过1400 万法郎。

英国军队积极地防止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产生任何联系。华工离开营房时须持有通行证，并且不允许与外部任何人有社会交往。在营地外，他们必须穿统一服装、戴帽子，以便于辨认。华工受到严格的军纪约束，包括要是罢工就会遭受体罚和监禁。如果迟到、旷工或辱骂上司，他们还得支付罚款。在英国人看来，战事吃紧，为了尽最大可能有效地使用华工，这些管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从行政的观点看，把工人们关在封闭的营地里，是管理工人最划算的手段。

♦ 一位为英国工作的华工，于闲暇时制作了一艘海船模型，引自《诚报》1917年第5期 

这些中国人被公认为优秀的工人。1919年11月，劳工总监向总军需官写了一份报告，说印度人难以忍受法国北部的寒冬，南非黑人则不能用于危险地区。“如果运用得当，华工无疑是最能干的。假如没有华工军团的出色工作，1918年敌人进攻时，我们在后方所组织的广泛的防御系统是不可能完成的。”在1918年8月的《华工纪事》（下发给英国军官）里，劳工总监也写道：“这些苦力之能干令人惊讶……（6人）一组挖掘，进度为每人每8小时230立方英尺白垩与燧石，加上约1英尺厚的表土。”

但华工在工作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其中一个困难是口译员的长期短缺， 一个4200 人的营地只有5 名口译员。因误解导致的事件不胜枚举。当中国工人抱怨而英国军官或士兵听不懂时，英国人的回应可能是处罚，有时军官还会开枪。这导致愤恨、受伤甚至死亡。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一份报告披露，有个管理1000 人的中尉据说打工人耳光，对他们连踢带骂，工人们则诅咒他，最后发起罢工。警卫开了火，4 名工人被杀。

另一个困境是，尽管合同承诺不得将他们用于军事行动，许多华工却发现自己处于与士兵无异的风险中。1917 年9 月4 日和5 日，在德军对敦刻尔克和布洛涅的轰炸中，中国人有15 名丧生、21 名受伤。1918 年5月18 日夜，至少50 人在德军空袭中遇难。罢工与哗变常与此有关。布赖恩·福西特（Brian Fawcett）的著作《中国军团在法国 1917—1921》（Chinese Labour Corps in France 1917—1921）记载，哗变发生过多次。1917年10月10日，对纪律产生争执之后，有5人丧生，14人受伤。1917年12月16日在莱丰蒂内特（Les Fontinettes），由于英国军士欺凌而发生哗变，1名武装警卫打死4名中国人，打伤9人，还有1名加拿大士兵丧生。那些被判定犯有哗变和罢工罪行的人被处以1年或2年苦工。

♦ 1918年6月，华工在营地表演中国传统戏曲，英国人隔着铁丝网观看，引自维基

五、战争结束之后

1918年11月11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签订停战协议。这场导致16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人类史上最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士兵可以解甲归田，可是华工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的三年和五年合同尚未到期。战争结束6个月后，华工军团有8万人尚在工作；迟至1919年10月，仍余5万人。

在协约国眼中，中国劳工在战后跟在战时同样可贵。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大片地区满目疮痍，犹如月球表面。没有建筑物留存，没有公路、铁路或电报线杆，没有可以耕种的农田。乡野战壕纵横，52个月的战斗残迹遍地——人和动物的尸体、子弹壳、未爆炸的炮弹、带刺的铁丝网、锈蚀的汽车和破铜烂铁，一片狼藉。

在英国，由于工会反对，重建工作没有雇用华工。法国人将70% 的中国劳力调到前线，从事回收和重建工作。中国人被用于搜寻并标示未爆炮弹（法国专家随后会来引爆），移走带刺铁丝网和动物尸体，填平战壕，修复土地和重建房屋。他们还开挖沟渠，为农田引回河水，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为那些生活在原来德军防线后面的人都已几成饿殍。另一些人在农场或工厂中做工。清除弹药，其中有些可能爆炸，是件艰难而危险的工作。工人们没有受到专门的培训，有些工人炸死炸伤。

几个月过去，中国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流亡于法国各地的人们赶回家乡，急于重建家园和防止他人劫掠或占据。他们想要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厌恶如此众多的外人存在。然而时世偏偏就不是正常的，他们处于无政府状态下。文官政府的支柱，包括警察，都没有到位，公共服务即便存在也质量很差。有些中国人利用这种无政府局面入室盗窃，有时还向居民勒索金钱或攻击他们，当地媒体极尽其详地报道这类案件。对中国人的另一种抱怨，是他们在房屋附近施放烟花和引爆弹药的习惯，这使住在房子里的人心惊肉跳。

♦ 华工与英军士兵在营地合作锯树，引自《诚报》1917年第5期

至于华工，他们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十分想在战争结束之际回国，现在却发现自己住得比战时的营地或营房还要糟。他们被安排住进谷仓或受损房屋、弃置兵营或破漏帐篷中，里面的地面是泥土的。没有燃料取暖或做饭时，他们从铁路线上偷木头，或从附近的铁路仓库里偷煤炭。战争期间形成的支持网络撤除了，工作人员也回了家，工人们只剩下有限的医疗待遇。战争期间的严格纪律松弛了，武器也到处都拿得到。

随着华工们相互接触，比较工资和各方面条件，纠纷愈演愈烈。1919年夏末，四五百名工人聚到一起，朝苏瓦松镇（Soissons）进发，要求支付拖欠的一个月工资，抗议对其中一名工人所施行的暴力。武装士兵在镇外严阵以待，得到了开火命令。幸运的是，有人找到了一位会说汉语的上校，他迎了上去，倾听工人们的不满，防止了一场屠杀。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佛兰德斯西部韦斯托克（Westhoek）的农村地区。战争期间，舆论对华工的存在一直是赞许的。然而停战以后，情况变化了。居民和当地媒体传播着中国人犯下的罪行。1919 年4-8 月，佛兰德斯西部的参议员们在比利时议会发表讲话，历数中国人犯下的罪行，要求“所有殖民地部队”迅速撤离。在6 月17日的答复中，陆军部长菲尔让斯·马松（FulgenceMasson）说，1.2 万名华工正在从事有益而危险的工作，将战场恢复为家园。“如果将他们马上撤出，这个任务就得由比利时人承担。所以，让他们把工作做完，对比利时会更有利。”

为了社会安定和取悦舆论，英法政府也许本想遣返中国人，然而两国政府不能这么做——劳工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实在必不可少，又牵涉本国人不愿意承担的任务。1919年8月，在法国北部的几份报纸上，刊登了第一军团司令官诺莱（Nollet）上将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想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离开法国，然而要是实现这一愿望，就不免给解放区的重建带来巨大损害。华工们的清除工作非常有效且极为重要，［法国］地方和军队的工人都取代不了他们。”

♦ 为法国服务的华工居住的宿舍，引自《旅欧杂志》1917年第11期

六、没有战利品

重建工作做完后，华工们才被陆续遣送回国。到1920年9月，英国已经遣返了全部约94 400名华工，其中73人在回程中死亡。为英国工作的华工没人得到准许留在欧洲。1922 年底，法国已经将外籍工人遣返完毕，中国人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工人，3000 人选择留了下来。

为英国人工作的中国人，几乎都带回家一枚铜质的战争纪念章，上面有英王乔治五世的侧面像，还刻着华工本人的多位数军用号码。没领到纪念章的华工，只有那些受到军法处置的人。华工军团留在法国的最后60名成员，被赋予一项令人心情沉重的任务——在墓碑上镌刻死亡华工的名字。

在法国和比利时，华工的坟墓有2000座。这些人死于轰炸、炮击和毒气，死于战后清除未爆炸弹药时的事故，死于种种意外事件和疾病，包括肺结核和致命的西班牙大流感。对最终死亡人数的估计众说纷纭，有些出版物认为高达1 万。最近的研究提出，这个数字约为3000。由于战时死亡原因众多而情况各异，精确的数字很难算出。没有人做过准确的记录。

梁士诒在战争初期的估算证明是准确的，他预见到协约国的胜利，说服两个国家接受大批的援助工人。这些人怀着勇气和毅力服务，为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有26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中国外交部派出62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国代表一心憧憬着一个民主平等的新世界。对于一次史无前例、重绘世界版图的会议，中国的要求是谦和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交还中国，要求终止在其境内的殖民制度——治外法权和外国可以驻军的租借地。这些要求与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 年1 月宣布的“十四点原则”相一致。

但中国代表团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打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说，中国在战争期间未曾“花费一个先令或丧失一条生命”——完全无视华工的贡献。谈判与威尔逊高调宣称的十四点原则牵涉无几，而与胜利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威尔逊总统及其欧洲盟友认为，依照国际法和各项条约，日本应当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义愤填膺的中国代表团离开谈判桌。消息激起舆论沸腾，华工们尤其愤懑难平，他们相信收回山东权利是政府派他们协助战事的主要理由。

梁士诒下注派遣华工，他赢得了一个胜利者的席位，但毫无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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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企鹅一战中国史》，[英]乔纳森·芬比 / 马克·奥尼尔等著，陈元飞译，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

本文作者简介：马克·奥尼尔（Mark O’Neill），曾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Reuters）等，在中国内地工作16年，著有《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