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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印度派出120万人参加一战,最后得到了什么?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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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2 08:0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印度派出120万人参加一战,最后得到了什么? | 短史记

 徐国琦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5-27


印度卷入一战,主要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属国。


对德国、奥匈帝国的宣战声明,是由印度总督哈丁觉(Hardinge)爵士签署的。开战之初,英国没有想过需要印度的帮助。但很快英国人便意识到,若想取胜,就必须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


一、印度参战的对价,是印度的自由


为了确保印度的支援,英国政府口头答应最终会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印度人。


印度精英热诚地回应英国人的求援召唤。布彭德拉·巴苏(Bhupendra Basu)在1914年写道,战争爆发以前,印度内部纷争不断:


“然后,这场欧战爆发了。突然间,所有的怀疑和犹豫、所有问题都一扫而光;只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在目前英国的危急存亡之秋,印度要与英国同舟共济。一个巨大的机会已经来临,即印度要借此机会要求在帝国内的平等地位,并证明它值得拥有这一平等地位。


印度人愿意在战争中做出牺牲。著名政治家、印度国大党主席辛哈(S.P. Sinha)在1915 年说:


“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战,这场战争给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他希望英国能够因为印度做出的这样大的牺牲而准许其自治。有些印度人甚至走得更远,宣称在这次战争中,“印度的心和灵魂都与大不列颠在一起了”。


1914 年12 月,战争爆发仅仅数月,印度国大党即通过决议,向“英王陛下及其人民”转达他们“对王室的无限热爱,对英印关系坚定不移的忠诚,以及面对所有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与帝国共进退的决心”。


几乎所有著名印度政治家都支持为参战进行的军事招募。一个最出人意料的支持者是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当时年近五十,刚从住了二十年的南非回来。在那里,他为当地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争取平等公民权利,赢得了斗士美名。当战争开始时,他刚好经过伦敦回印度。甘地决定“为祖国和大英帝国效力”,并率先在英国印裔居民中间组织了一支救护车医疗队。回到印度后,他主动要求为印英军队招募士兵。他曾给殖民地政府一位官员写:


“我打算做点真正的战时工作。我想,假如能让我担任您的招募机构主管,我保证士兵会源源不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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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


英国官员并没有把甘地的招募计划当一回事。虽然甘地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支援行动,但他对英国战事表现出的热忱十分明显。当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要求甘地支持她的印度自治运动时,甘地的态度很清楚。他拒绝了请求,并说:


“你不信任英国人,但我不认同这样做,我不会在战争期间参与任何反英活动。


甘地对一战及大英帝国的态度,反映出他满怀希望与幻想:“如果印度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印度将会得到一个自治政府。”


甘地并非唯一这样想的人。印度人巴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也认为战争是通向自治的大道。这位“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人”曾被关在曼德勒监狱六年,于1914年6月获释。他致电英王,保证全力支持战争。


像提拉克一样,很多民族领袖都全力支持招募印度人入伍,因为他们看到这是证明印度人对帝国的价值及忠诚的机会,进而能确立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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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提拉克


战争爆发后,印度的自治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运动的组织者安妮·贝赞特宣称:“印度忠诚的对价就是印度的自由”。为了推动自治运动,巴尔·提拉克首先在1916 年成立了自治联盟。提拉克与贝赞特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策划者,目的是为了从英国政府获得实质性的政治让步。安妮·贝赞特在其《印度的忠诚

与英国的责任》一文中说:


“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毫不怀疑女王会在她的胸前佩戴‘在帝国范围内自治’的钻石奖章,作为对印度光荣地保卫了帝国的奖赏。”


许多印度人相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人肯定能够“合法地参与到自己国家的行政管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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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贝赞特(1847年生于英国伦敦)


二、禁止英国女护士接触印度伤兵


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印度人奔赴海外,去帮助宗主国打一场重要的战争。


对在法国的印度士兵及劳工来说,生活是不容易的。1917年12月27日,一位印度劳工从法国写信说:“你问冷不冷?下次见面我会明白地告诉你法国的寒冷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只能说,大地是白色的,天空是白色的,树是白色的,石头是白色的,泥巴是白色的,水是白色的,吐出的痰都会冻成一团白色的小硬块。”


寒冷的天气固然是个挑战,遍布欧洲的种族歧视更让人难以忍受。


印度人在前线深受英国军官的种族歧视及不公平待遇的折磨。士兵因不吃牛肉或其他习惯而受到讥笑。英国人普遍认为“印度人天生低劣”,军官轻蔑地对待印度劳工,并用“黑鬼”“黑怪”等蔑称招呼他们。下级军官对印度人的蔑视极少得到制止。


英国的步兵多半“从联合王国最贫穷的地区招募而来,65% 的人没有达到一个11 岁英国男孩应有的标准教育程度,以至于一名当时的精神科医生称他们为‘废物和傻瓜’”。他们随时用暴力对待印度平民,声名狼藉。甚至德国人也落井下石,在宣传机器中大肆攻击英国人在一场白人战争中使用了“殖民地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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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印度士兵练习使用防毒面具


驻法印度劳工团团长顾问安普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曾努力想要把印度劳工归为士兵(军事人员),好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以一个光荣的身份工作,也提醒公众记住印度一直是欧洲战场的一分子,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安普希尔强调他们工作负荷过重,非常需要休息,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付出做出肯定。他还报告了印度人在家信里抱怨:


“(我们)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完全没有人关心……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过称赞。”


到1918年初,大部分印度劳工都无意延长合约,只想回家。但他们的归国行程被推迟了。劳工很不乐意。1918年3月到12月间,印度劳工团队伍至少有十二宗罢工记录。集体抗议行动的主要诉求是拒绝续签新合同。他们力求让更多的人站在他们一边,支持他们回家的要求。


在英国,印度士兵一到达,马上就有命令下达,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以及与异性接触,白人女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确实有很多印度男性和法国妇女亲密交往。目睹印度士兵与西方妇女的浪漫关系,英国人担心这是对白人声誉的威胁,“(女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体”的性关系,暗示着“欧洲人的堕落和道德败坏”,会“危及欧洲统治的声望和精神”。所以政府及军队都特别限制印度人与白人社会接触。


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英国当局认为印度人和英国女工性欲都很强,可能会因此相互吸引,违背家庭及民族价值观,造成异族混血儿的出生,并最终导致种族退化。


为了将印度男性与白人女性隔离,除了少数例外,英国当局禁止英国女护士接触受伤的印度军人。政府规定负伤的印度人只能到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特定医院区医治。但人们对那里是否要雇用白人女性护士争论起来。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女护士只能担任监管职位,并规定印度人去伦敦必须通过参加高度组织化的库克旅行团。英国白人士兵则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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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英国布莱顿休养的印度伤兵


三、在异域对故乡有了新的认知


基督教青年会获准为印度劳工和士兵组织娱乐活动。


根据1915年11月5日基督教青年会官员的报告,当印度人到达法国时,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他们极度想家,几个人一群地挤在一起取暖,凄楚地谈论敌人力量之强及前线最新的伤亡消息。与家乡失去联系、极少通信来往,自然使他们的情绪消沉低落。


在法国寒冷的冬天,为防止他们在马赛找妓女,基督教青年会每晚在营地放映印度传统的马拉地语舞台戏(tamasha),400 到600 名士兵聚在一起,一边围炉取暖,一边欣赏骑兵奔驰或旅行景色的影片。其中也有热情的法国谐星麦克斯·林德(Max Linder)的喜剧,他的法式幽默似乎很令印度人满意。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印度人对自己正在参加的这场战争所知极少,头脑中对欧洲地理也一片空白,地图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据印度民政事务部的沃尔特·劳伦斯(Walter Lawrence)的近距离观察,印度人“对于敌人是谁或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也帮劳工写家信、给他们读家里的来信。印度人是书信高手,在1915 年3 月间,除非因为战斗或行军的耽搁,印度人一星期写了一两万封信。有空的时候,劳工会一整天都聚集在基督教青年会搭建的小棚子外,请印度干事在里面帮他们写信。


由于在法国的印度人写了大量的信,有时一个月达三万封之多,一位英国检查员终于发出抱怨:“我的工作本来是优哉游哉的,你们这些家伙却把它变得沉重不堪。”这些家信各式各样,但几乎所有的信里都避免发牢骚。它们大都是同一个格式:“我很好。吃穿都不错。天气有些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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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国家的直接观察以及给家乡人写信,帮助身处异国他乡的印度人思考他们的身份,思考印度是什么国家,并使他们对自身和故乡有了新的认识。一个士兵写信给家乡的朋友:


“告诉女人们要像男人一样勇敢。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人这么漂亮,竟然比男人更振作、更有胆量。她们甚至准备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我的母亲和妻子也应该这样有勇气。”


另一个印度人认为缺乏全民教育影响了印度并对之抨击。他意识到法国拥有文明的优势,因为:


“这个国家的习惯是,当孩子五岁时就送他去学校……他们看起来比我们优越完全是因为教育。学习有极大的好处。此外,我们让用人做粗活的习惯也毫无益处。这里的人亲自做粗活,不会因为劳动而感到任何羞耻,而我们的人则会陷于要命的耻辱中不能自拔。如果我们所有的事都由自己来做,不论对自己还是对政府都将有极大的好处。”


同欧洲相比,印度的生活在很多士兵心中都是一种打击。有些人在家信中表示在战争结束后更愿意留在欧洲,也的确有许多人最后留居在了英国。印度人对法国社会的观察,迫使他们对自身的生活做出反省。一名锡克士兵发现在法国丈夫和妻子的地位更平等,便写信给祖父:


“我很清楚在我们国家一个女人不会比一双鞋更值钱。正因为如此,印度人低人一等。我观察欧洲,不禁为印度深感悲哀。在欧洲,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受过教育。男人打仗,女人工作……你应该让女孩也像男孩那样接受教育。”


一封来自布赖顿医院的家信里这样写道:


“在自己家里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服务,就算是贵族也不可能。牛奶,肉,茶,苹果、梨、橙等水果,甜品,还有尽善尽美的床铺,简直无法形容。这些都不是梦,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个国家就是天堂。”


远赴欧洲的印度人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东西方文明有了新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印度政治和社会的转变——这原本可能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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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火车站的印度军队


四、120万印度人投入一战


在亚洲人当中,只有印度人与越南人直接参加了欧洲战场的战斗。虽然印度处于大英帝国成员的最底层,官方文件中常以“自治领及印度”并称,但事实上,印度为英国战事提供了最多的人力,也比其他殖民地和自治领贡献了更多资源。


在整个战争期间,1069名印度医疗队军官、1200名护士、2142名外科医生的助手及副助手,以及97名随从被派遣到不同的战场。约120万印度人——其中80万人是战斗军人——在法国、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与殖民地主人并肩为帝国而战。


随着战争的延续,帝国加在印度经济上的负担也不断加重。印度人要承担海外驻军的费用,包括提供军服和装备。据官方统计数字,直接投入战争的现金是1.462 亿英镑,而间接支援的金钱和物资数额同样庞大。举例来说,印度运送了172815 头牲畜、3691836 吨物资。印度也发售战时债券,募集了数额庞大的资金,并全数交给英国政府。战争不但消耗了印度大量的人力、财政及物质资源,也带来了沉重的征税、战争负债以及高压政策。


英属印度军队在世界各地,包括法国、比利时、加里波利、塞萨洛尼基、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红海沿岸、索马里、喀麦隆、东非、伊朗、里海东部和华北作战。印度一共为英国的战争投入提供七支海外远征军。仅在法国的战斗部队便有85000 人,分别由1500 名英国军官指挥,另有26 000 名印度非战斗人员直接为他们提供服务。


印度人一加入战争,就引起许多英国人对其军事价值的质疑。有些英国作家及军官认为,没有白人军官的带领,印度士兵“便如失去牧人的羊群”。首相劳合·乔治就怀疑印度人永远没有能力管好自己。他从未到过印度,对它也没有多少了解,但以他那个时代不假思索的成见,认为印度人与其他棕色皮肤的人种一样是劣等民族。一名英国军官认为,从种族事实出发,印度人是西线战斗人员中的渣滓。


一百年已经过去,关于印度人对一战的贡献仍存在大量争论。权威著作《牛津大英帝国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将印度部队视为“失败”。学者大卫·奥米西(David Omissi)指出印度人的贡献从整体来看“不佳”。帕拉迪普·巴鲁阿(Pradeep Barua)描写了“印度部队如何在队伍溃散后逃离战壕的恐怖”。不过格林哈特(Greenhurt)提醒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战争,而印度士兵则是前工业文化(以及)文盲农民的产物”。考希克·罗伊(Kaushik Roy)将1914年到1915年印度人在法国的出现形容为“枝梢末节”。而莫顿·杰克(Morton Jack)则认为,对印度军团不断增多的批评来自“1915年晚些时候就将他们从西线撤离了,因为他们力量太弱,无法再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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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希望人们注意一些与此看法相反的事例。印度军队很早就介入战争,1914年10月23日到11月5日,他们在比利时伊普尔(Ypres)直接加入战斗。从1914年11月中旬到1918年2月,印度步兵的作战任务主要是防守前线。1914年圣诞节前的七个星期,印度兵团在英国远征部队防线最南端的法国新沙佩勒村旁边防守。当英军在1914年开始溃败时,印度军队决定加入战争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寇松(Curzon)侯爵宣称:


“印度远征部队真的是在最后一刻到达。开战才几个星期,各国当局上上下下都公开承认战争的残酷,血流成河,印度军队的到来既挽救了协约国,也拯救了文明。我记得这是弗伦奇勋爵(Lord French)对我特别强调的。”


印度骑兵从1914年冬一直战斗到1916年春部队解散为止。1915年新年除夕,《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一则官方声明,标题为《印度人的撤退—有关他们在法国服役的事实》。报道写道:“他们已经离开法国,带着值得骄傲的记录……事实是(他们)做了所有我们可能有理由期待的事,(并且)他们在最完全的意义上证明了自己是头等兵。”威尔考克斯在1917年很自信地说,“我出色的印度士兵不必担心历史学家笔下对他们的评价”。当然,印度士兵有时会逃走,有时被打败,但正如莫顿—杰克所写的,“印度人逃走不是因为他们是印度人,而是因为和欧洲人或非洲士兵一样的理由:他们都是人。印度人当然不喜欢炮火和战壕战,谁会喜欢呢?”


印度部队被撤出西线是事实。有人认为,重大伤亡、士气低落及对使用非白人士兵决策的怀疑等因素,导致1915 年底将印度人从西线永久撤离。但莫顿·杰克最近指出:“印度兵团被调离西线是因为其他地方需要他们去作战,而不是因为他们在那里能力不够。”虽然经历了许多挫折、艰辛及困难,但印度人确实作战英勇。莫顿·杰克认为,“事实上,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当地军队开始依赖印度军队,相信他们不会失败。也许印度军队没有完全仅靠自己‘挽救’了英国远征军,但他们是整个救援行动中的关键环节,没有他们,远征军和协约国将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根据一项资料,派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士兵共有302199人,其中15652名阵亡,31187名受伤。印度派往埃及的有104419人,其中3513人阵亡,8001人受伤。前文提到,在法国有86382名印度人在西线作战,其中4844人阵亡,16297人受伤。在派往东非的34511人中,2460人阵亡,1886人受伤。在派往波斯湾的24451人中,368人阵亡,210人受伤;在亚丁的17573名印度士兵中,455人死亡,566人受伤。在加里波利及塞萨洛尼基的9717名印度士兵中,1618人死亡,3669人受伤。综上总计,一战期间一共有579 252名印度士兵在各个战区作战,总共有29010人战死,61916人受伤。另一份资料指出印度部队在不同战区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为53486人;士兵死伤人数为106600人,占战前陆军战斗力量的半数以上。还有印度劳工。他们在法国服务到1918 年底,有1500 人死在执行任务中。


欧洲英属印度军队的总司令詹姆斯·威尔考克斯(James Willcocks),1917 年曾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 )上撰文:


“(不列颠)人民欠印度军人一笔极大的恩情债,……他们在最后一刻到达,没有人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他们从那糟糕的已经收缩的防线进入自己的阵地,为我们勇敢的战士缓解了几乎再也无法忍受的压力。”


威尔考克斯在离开印度军团之前,向白金汉宫报告说:


“事实是,印度人做得非常好,超出了我们所有的期望。他们经受住了长期的考验,永久地标志着他们配得上印度国王赋予他们的这身军服……他们为英国慷慨无私地献出了生命、健康及最宝贵的理想。一个人还能付出比这更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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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威尔考克斯


五、期望越高代价越大,幻灭也就越深


1964年《剑桥印度史》再版时宣称:“要评价一战对印度的影响,可能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厘清的难题,因为这个问题仍未弄清。”五十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不能就一战对印度社会的全面影响写出明确的结论。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一战显然在政治上激励了印度人。一战打开了印度人的视野,使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并允许他们有梦想,开始怀抱崇高的期望


几乎所有杰出的印度政治家都支持英国的战时招募活动,很多人把对战争的支持与取得同大英帝国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一旦战争结束,英国就会报偿印度人,让他们在自己的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战争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思想。


尼赫鲁后来说,印度政治直到1914 年以前都处在“平淡乏味”的状态。然而当战争爆发后,印度国大党主席巴苏宣称“我们的时候到了”,他的目标是自治。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印度政治家辛哈,也敦促印度人追求同一个目标:“唯一能满足印度渴望的自治形式,就是林肯总统简短有力的‘民有、民治、民享’,一样都不能少。”但甘地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他告诫说:“战争仍在进行,不施加压力更合适、更有远见。”


战后的英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他们把每一个印度人都看作潜在的民族主义者或革命者。一战期间,英国的印度情报头子查尔斯·克里夫兰(Charles Cleveland)秘密指示所有印度口岸的移民官员:


“从美国或加拿大回来的每一个印度人,不管他是劳工、艺人还是学生,都必须被当作可能的革命积极分子,或者至少是革命党的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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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英军在印度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造成至少千余人死伤。图为惨案发生地札连瓦拉园内墙上留下的子弹痕迹。


对印度陆军的阿玛·辛格(Amar Singh)上尉来说,一战中的军事生涯给了他“表达自己的荣誉感和民族感”的机会。印度士兵能够与欧洲军队并肩作战使他非常满足。他期待战争的结果是印度的地位得到提升,而这也是印度有识之士对战争的共同看法。1915 年10 月,阿玛·辛格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发生什么,他们(士兵们)一定要看到,印度的光荣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战后印度将得到巨大的优惠,这是她用其他方式所得不到的——至少在未来几年不行。”


战争期间,有几个革命者试图在孟加拉与旁遮普两省组织对抗英国的暴力行动,举行起义,但没有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有力支持。而且,他们的行动很容易就被安全部门挫败了。据一项估计,战争期间有46 名革命者被审判并处死,另有64人被终身监禁。到1919年,尽管自治要求已经深化,但大部分自治运动者的目标仍是在帝国框架内进行改革——英帝国内的印度自治——而非挑战帝国本身的合法性。


战时英国给予印度更多权利的口头承诺,以及协约国的宣传声明,都进一步鼓舞了印度的民族独立梦想。可是当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通过《1919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决定保留主要权力,印度政治家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印度的所得也微乎其微。英国背弃了对自治的承诺,在战后恢复了高压政策。德里出版家昌德在重印的《剑桥印度史》里说:


“虽然印度为胜利事业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但战争的谢幕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


愤怒的泰戈尔在1919年5月30日写道:“人民心中充满痛苦,义愤填膺,……荣誉的勋章在这种上上下下的侮辱中,使我们受到的羞辱格外刺眼。”他因此放弃了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英王授予他的“爵士”称号。


战争给太多的人带来了太大的希望,结果是希望的破碎太过残酷。印度没有得到和平、自由或自治,而是持续镇压的屠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印度人带来了广泛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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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文摘选自《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著,尤卫群/译,理想国出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大小标题系编者所拟。

作者简介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国际史和跨国史学者。已出版多部专著,代表作有:《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中国人与美国人》《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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