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

源济

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①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邰丰顺

2021-04-08 13: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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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动、植物毒素走向战场 

病毒与细菌不同，细菌是有细胞壁的，可以独立存活在空气和土壤中，因此传播非常广泛。抗生素可以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前提下，攻击细菌的细胞壁，阻止细菌的繁殖。而病毒没有细胞壁，因此病毒都是寄生在活细胞中。这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都需要寄宿于宿主体内才能存活，一旦离开了宿主就会在短时间内死亡。这也是病毒和细菌最大的不同，这也使抗生素对病毒基本无效。人体无创皮肤能阻挡绝大部分病毒的入侵，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眼睛、口腔进入人体来感染。

正因为病毒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针对病毒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最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段就是疫苗，也是就是将病毒的毒性降低之后，注射入人体内，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细胞，从而对病毒产生免疫。

天花病毒。

但是，病毒和细菌都可以成为生物武器。根据生物学特性，生物武器可分为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四类。细菌性的生物武器包括炭疽芽胞杆菌、鼠疫耶尔森菌、布氏杆菌等；病毒性的包括天花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黄热病毒等；真菌性的包括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毒素性的包括肉毒毒素、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B等。

形象地来说，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史就是一部不断和细菌、病毒搏斗的历史，当人类开始相互争斗时，自然也将细菌和病毒作为武器加以运用。而在使用细菌、病毒作为攻击手段之前，人类还将自然界中可见的动、植物毒素运用于作战。curare（毒箭）一词源于圭亚那印第安人土语中用植物中提取涂箭头的毒物。由此可见将动植物提取的毒素用于作战是古今中外皆通用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公刮骨疗毒”。正史《三国志·蜀志》中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百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度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问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答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不过动植物提取的毒素无生命并且也不能繁殖，而且受毒素感染的人又不会在人际间形成传染。因此，毒物作为军事攻击手段，其军事效能过低。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利用细菌和病毒作为攻击武器时，生物战才算是拉开真正的大幕。

生物战初露端倪

公元前1325年，位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人城市麦拿。采取了散播兔热病死者血液和染病绵羊的办法。腓尼基人不明就里，把病羊牵回家中，这样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最终使得麦拿这座城市暴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对于这场人为导致的瘟疫，意大利医学家特雷维萨纳托称之为“赫梯瘟疫”。而在赫梯遭到领国阿尔扎瓦王国进攻时，一些绵羊神秘的出现在阿尔扎瓦的街道上，当地居民抓来绵羊食用之后，兔热病随即便蔓延开来了，阿尔扎瓦王国对赫梯的进攻也就结束了。

而在中国史学家班固的汉书中也有类似载。当时的汉朝武帝举兵进攻匈奴时，“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显然这些被“诅”过的牛羊，推测就是被处理过的原始生物武器。汉军触碰、食用这些牛羊，以及饮用这些牛羊污染过的水源后，汉军中大规模流行瘟疫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受限于远古时期人类知识水平的局限，那时的生物作战样式还比较原始，并且史籍记载也语焉不详、含混不清，难以考证当时生物作战具体效能如何。古代典籍中被广为人知，并且记录详细的生物战史则是公元14世纪初的鞑靼人围攻卡法之战和1763年的英国军队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发动的天花战。

鼠疫杆菌。

英国曾对印第安人展开天花战

卡法城现在是乌克兰境内的西奥多西亚，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当时属于金帐汗国、居无定所的蒙古人(又被称作鞑靼人)部落在迁徙过程中来到了卡法。蒙古人的到来，与居住在卡法的意大利人时常发生冲突。不久，这种冲突发展成战争状态，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围攻卡法便成了常事。而鼠疫暴发一事被来自意大利的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德·梅斯给记录了下来，他写道：“卡法是热那亚人建立的港口城市，始建于1266年,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港口城市。蒙古军东征时曾围困这座城市长达一年之久，直到1346年的后半年,蒙古军中鼠疫暴发了。

这次鼠疫的起源地至今无法确认，它是流行于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土拨鼠和地松鼠之间的地方性疾病。鼠疫在人类间传播是因为被寄生于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叮咬的结果。鼠疫的效果在卡法战役中是极具戏剧性的，整支军队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下，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这极大打击了鞑靼人的士气，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失去了作用，只要一出现高烧并伴随着腋窝和腹股沟出溃烂症状就意味着死亡。鞑靼人不断地死去，整支军队笼罩在传染病带来的恐慌中，不知道何时才能逃脱。他们对攻城完全失去了兴趣，但是上级命令他们将染病死尸投入城内，希望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可以给城内的人带来死亡的威胁。尽管基督徒们把很多尸体投入大海，但他们仍然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尸体很快腐烂并污染了空气和水源，同时还不断地发出恶臭。

天花已经被人类消灭，图为世卫组织宣布天花被消灭的期刊封面。

这次生物作战的后果除了造成卡法城内大量人员死亡之外，更为严重的是鼠疫先从意大利开始蔓延，然后传遍了整个欧洲，最终形成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仅1347年至1352年间，欧洲因感染鼠疫而丧生的人数就达6200万。

1763年的英国军队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发动的天花战是一场主观目的很明确的主动生物战。在1763年6月，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爵士在写给当时已在俄亥俄及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一名部下亨利·博克特上校的信中询问道:“能不能设法把天花引入那些反叛的印第安部落中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各种计策去征服他们。” 博克特7月13日回信说:‘我们将一些可能落入印第安人手里的毯子带上天花传染过去，并留心不使我们自已患病。”然而在6月24日,皮特堡的埃古叶尔上尉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出于我们对他们（指两个敌对的印第安人首领）的关怀，我们把从天花病院里拿来的两条毯子和一条手帕送给了他们,我希望这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几个月后，天花在俄亥俄地区的各印第安部落中流行起来。

由此可见古代人类生物作战是原始的，且不受控制（进攻的具体对象、时机、气象条件等）。生物武器的使用都是在不明白不了解细菌和病毒治病机理的情况下，尝试直接利用带有细菌和病毒的物体，意图给敌方造成杀伤。并且由于是尝试性的，所以也没有后续的改进和更新作战手段（生物武器）和作战样式（投送方法、投掷手段等）。同时也受制于科学知识及技术的局限，生物武器都是就地取材，寻找带毒带菌物体，徒手或者借助其他工具投掷向对方，或者故意遗留在敌方途径的区域造成感染和传染。随着人类对自身及自然认识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生物作战手段和样式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世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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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②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邰丰顺

2021-04-09 06: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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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时至20世纪，这阶段的生物战与此前生物战有了很大区别，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微生物学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微生物学发展推动生物战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对微生物生理学的研究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其进一步证明不同微生物种类各有独特的代谢机能，各自需要不同的生活条件并引起不同的作用。科赫对新兴的医学微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首先论证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接着又发现结核病和霍乱的病原细菌，并提倡采用消毒和杀菌方法防止这些疾病的传播。首创细菌的染色方法，采用了以琼脂作凝固培养基培养细菌和分离单菌落而获得纯培养的操作过程，规定了鉴定病原细菌的方法和步骤。1860年，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应用药物杀菌，并创立了无菌的外科手术操作方法。1901年，细菌学家和动物学家N.N. 梅契尼科夫发现白细胞吞噬细菌的作用，对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世纪后期微生物学的进步改变了生物战的方式。随后科学家能有机会和能力分离致病菌株。1880-1900年20年间，传染病的微生物病源被发现，每一种人和动物的传染病都被识别和研究。其传染机理的被阐明，在识别不同微生物各自独特代谢机能的基础上，培养细菌作为生物战剂，完全摆脱了此前从自然界获取带菌物体作为武器的原始局面，能够识别和培养多种细菌战剂，研发出各种投撒工具和方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此可见，除了生物学的进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也是生物武器发展的推动因素。

20世纪上半叶发动生物战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启动生物军备的国家有德、法、日、英、加、美、苏等国家。这些国家除加拿大外，其余既是生物科学发展较快且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又都是主要的参战国。这一时期的生物战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各国普遍认为生物战是一种不道德的战争手段和行为。1925年6月国际联盟通过《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不过条约没得到有效履行。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部分人员合影。本文图片来源：《731部队的真相》纪录片截图。

德国大范围发动生物战

德国是20世纪第一个发动生物战的国家。近代以来，普鲁士、德国几次成为战争策源地，如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等一些被禁止的武器也首先在德国开始研制。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处长鲁登道夫就在《总体战》中写道“世界大战与近150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德国生物战是战争走向无差别攻击的又一个表现，也是德国总体战思想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在一两年内持中立立场。但是没过多久，德国意识到一些中立国的资源和生产力可能转向协约国，遂决定予以破坏。破坏行动由德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领导，这其中采用细菌感染中立国的军马是破坏计划的重要部分。从1915年到1917年结束，德国先后在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挪威和阿根廷等国，用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感染运往协约国的军用骡马，生物袭击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

1941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军医处处长克莱恩曾在报告中提到：“一战时我国间谍将培养菌带入敌国，制备成液态。执行任务时，将细菌涂抹在牲畜口鼻处。”不过与德国化学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泛解密、公之于众的情况不同，德国政府至今没有解密生物战的档案，对有关情况讳莫如深，德国生物战战后也并未受到追究。造成如此结果是因为攻击行动未造成明显的伤亡，遭生物袭击的中立国家没有意识到受害。美国被生物战攻击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被揭露。又如，1916年，英国从美国购买的军用骡马有一部分感染了德军散布的传染病，造成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物资供应短缺，但也仅仅是迟滞英军4天的行军进度，对战局未造成更大影响，甚至这些感染是否为生物袭所致，也难以证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都没有再实施生物袭击行动，并且与英、法、美、苏、日等国相比，德国生物军备水平在这一时间段都是最低的。

731部队曾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

疯狂的日本

与德国针对后方基地和军事运输线为打击目标不同的是，日本在战争中的道德束缚最少，战争手段更为残忍，其生物战的作战目标自始至终以取得最后胜利为目标，因此，其对作战对象的打击是无差别的。日本的生物作战准备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到1945年战败时为止。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731部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日本生物军备是在比欧美落后的生物科学基础和工业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只能依靠残忍的人体细菌实验，取得了其他国家难以取得的战剂研究成果。并且其鼠疫跳蚤炸弹在各国生物战剂武器化进程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境内多次实战中使用生物武器，使日本成为继一战时期德国使用生物武器后的第二个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

日军细菌战由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各战略集团负责组织和指挥。参谋本部负责细菌战筹划和重大行动的指挥。1945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责成“731部队”加紧准备细菌武器，时任“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接到此指示后，在部队高级军官会议上宣布，“向美英两国进行细菌战是决不可免的”。

日军最早研发的生物武器是细菌炮弹。1937年以装填毒气的“H”弹进行实验，结果不仅细菌无法存活，且其弹道无法满足生物战的需要。其后再以75-80厘米的“S”弹做实验，以细菌的浮液代替火药，但亦因结果不佳而放弃。1939年，为准备对苏蒙诺门罕战争细菌战而再次研制细菌炮弹，不过出于战术考虑，日军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不主张使用细菌炮弹，认为如果用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的炮兵阵地必然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日军件地上爆炸，使日军自身受到危害。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战后，美军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员秘密接触并对日本731部队进行调查和交易。图为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在二战结束后接受美军审讯时表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以前的小量生产，主要用于实验，也有部分用于实战，例如1940年的浙东细菌袭击等；第二阶段是1941年后的大量生产，因为对苏作战备成为当时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大本营向细菌战部队发出了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指令。第三阶段是1945年的疯狂生产。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败退之后，对美英盟军的细菌战准备也开始成为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任务，这大大增加了生产量需求，由此进入一个疯狂的生产阶段。在以上三个阶段中，日军投入批量生产的项目分别是菌液生产、鼠疫跳蚤生产和石井式陶弹生产。其中菌液生产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鼠疫跳蚤的产量最大，而石井式陶弹的生产则是日本军部最大的期待。

日本在使用生物武器的次数、菌种、散布装置等方面都远远超过纳粹德国，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亡也远大于德国给各中立国造成的损失。在现有证据中，有大量日军进行细菌攻击的证言、陈述，包括许多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攻击方式、使用的细菌战剂种类等信息，而且有许多证言可以相互佐证。目前，可以明确的几起生物战中，1939年日军在内蒙诺门罕布撒伤寒杆菌、赤痢菌、霍乱弧菌和马鼻疽杆菌，1940年日机在浙东衢县、宁波、金华、玉山播撒鼠疫杆菌，1941年日机在湖南常德上空播撒鼠疫杆菌，1942年日军在浙赣地区地面布撒霍乱弧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及鼠疫杆菌，这些都是“731部队”所为。

日军进行的人体细菌实验留下的大量数据、标本和报告，而且试验的手段极其残忍，违背伦理。试验中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后也留下了长久的遗害。细菌人体试验，使3000-4000名被试者死亡。而细菌武器野外试验遍及中国20余省，采用飞机布撒、地面布撒等方式，投放了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赤痢菌等多种细菌，造成大范围疫病流行，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加上疫病蔓延和炭疽芽孢长期存活等遗害，死亡和患病人数更是难以计数。在日本战败时，绝大部分资料和数据被销毁。一部分则被石井带走后交给美军，被保存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遗憾的是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细菌战犯，包括石井四郎在内，全部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日本生物军备则靠着人体细菌实验获得的数据，日本取得了后来美国生物学家认为美国需要20年才能获得的成果。

生物武器的攻防边界模糊

而几乎同时英、法、美、苏和加拿大等国，由于工业基础和科技研发水平优于德日这样的后发工业国家，因此在生物作战方面也有较为先进成熟的技术和成果，但在实际作战使用中主要是预防敌对国家施行生物战为主要目的。即使拥有进攻性的生物作战武器，也多用于受攻击后的报复反击。

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加拿大人班廷为例，世人广为传颂的是其在医学领域同他人一起从动物胰腺中提取可供临床使用的胰岛素，为糖尿病人临床治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因而获得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从中获益，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和寿命。但是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心任主任时，意识到德、意、日轴心国可能已开始研发生物武器作为战争手段，他便热切主张英国建立生物战能力，以便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他在为加拿大起草的一份形势分析报告中提出对报复、防卫生物战威胁的意见。他曾告诫人们警惕由昆虫传播的疾病以及对水源的攻击。

1939年，班廷来到英国，目的是说服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相信开展生物战研究计划的必要性。他主要对可能制造生物武器的媒介进行评估，并且开展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警戒委员会”，用于侦查、跟踪可疑的生物疾病，并向公众警示和指导防范相关袭击。随后他又劝说美国参加生物武器计划。正是在他的鼓动下，加、英、美三国开展了相关生物武器及防御的合作。

这一时期与古代相比，近现代的生物武器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借助于人类科学知识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开发首先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率先掌握，而生物武器的毒物（素）也从自然界中获取，转变到工业化制备和生产。在这一时期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等还未进入到大规模实用的程度，使得生物武器成为当时一种相对比较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手段。不过这一时期基因遗传等手段还未发展起来，因此与一战时期大规模实战的化学武器比较起来，生物武器的实战使用还比较少，实际作战效果还较为有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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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③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邰丰顺

2021-04-10 07: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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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世纪上半叶研发的生物武器最关注其致死性和传染性，意在寻求和探索一种大规模杀伤效果的武器。而在20世纪后半叶因为核武器的问世，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转向了失能性和非传染性的作战效果，以实现特殊的作战目的。

生物武器技术快速发展

从生物武器的研发历史来看，20世纪上半叶研发的生物战剂以细菌战剂为主，而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相比，生物武器技术大幅提高，生物武器生产和储备规模大幅增加。并且随着多种疫苗，如抗结核病疫苗、抗百日咳疫苗、抗黄热病疫苗、抗伤寒病疫苗、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的研发上市，许多20世纪上半叶研发生产的老生物武器的作战效果大为降低，因此促使原持有国研发新的生物武器。40年代后纯菌发酵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细菌来生产疫苗和抗生素，也让科学家们有机会利用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将人类病原体的繁殖技术用于军事用途，促成了生物战剂的大规模生产。更重要和更可怕的是，70年代以后遗传密码的破译、基因重组技术的出现，为战剂的基因改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让科学家有机会利用基因控制来制造更具威胁的病毒。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二战后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争是由美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首次使用生物武器发生于1950年12月。当时为掩护撤退，美军被指在平壤、江原道、黄海道等地区撒播了天花病毒。从1952年起，美军加大生物战力度。同年1月28日，美军战机在中、朝阵地后方，撒播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毒虫。其后，美军又在铁原地区、平康地区、北汉江地区撒播大量苍蝇、蚊子、跳蚤、蜘蛛、蚱蜢等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昆虫。

此外，美军不仅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物作战，美军军机一再侵入中国东北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区撒播带细菌的昆虫，对志愿军后方城市进行了生物作战。美军在朝鲜战场及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的生物战剂有近十几种（鼠疫杆菌、沙门氏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及炭疽杆菌等），能传染多种传染病。不过从美军后来解密的档案报告来看，当时所使用的生物武器未能对前线中朝军队和后方运输线造成传染病大规模蔓延。根据中国官方的史料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2年的生物武器攻击中伤亡不到400人。

志愿军防疫人员检查美国投掷的生物武器炸弹。 资料图

而从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来看，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军事阵营长期对峙处于“冷战”状态，因此对生物武器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但美、苏双方又通过采用“代理人”的方式进行着“明争暗斗”，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这一时期的生物战也呈现了“冷战”特色，双方大规模研制、生产和储备生物武器，形成威慑遏制态势。

随着1972年4月10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各个大国不再将生物武器作为常规战争的对抗方式，而是一种特殊作战及生物防护安全的一种手段。不过这种特殊的对抗方式也导致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出现，那就是生物武器及研发技术的扩散。冷战时期的美苏双方同时都向其同盟国大规模提供生物武器及技术。如伊拉克的一些致病菌种和生物战剂研究手段都是从英美国家进口。

生物恐怖威胁全球

生物武器扩散使拥有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增多，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而随着冷战结束后，部分拥有生物武器的国家发生权力真空，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获得了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也就随之产生。所谓生物恐怖就是实施者利用致病生物制剂伤害无辜、寻求制造恐怖以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生物恐怖通过对普通平民和社会大众发动生物攻击，从而谋求组织、阶级、党团、种群利益。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各地开始有关于生物恐怖活动的记载。随着全球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生物恐怖也恶性增长。

以9.11恐怖袭击后发生的美国炭疽粉末恐怖事件为例， 2001年10月4日美国《太阳报》图片编辑史蒂文斯被诊断感染吸入性炭疽热，并于10月5日死亡，成为美国第一例死于吸入性炭疽热的病例。直到10月12日，在史蒂文斯去世后一周，才弄清楚多起炭疽感染事件是由炭疽杆菌信件引起的，那时已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受到炭疽孢子的侵袭。10月12日在纽约发现了一封寄给NBC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装有炭疽孢子的信件。疾控中心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新闻媒体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这之后又在《纽约邮报》的办公室发现了另一封没有封口的炭疽信件。接着发现了两起纽约新闻工作者受皮肤性炭疽热感染的病例。在布罗考的信件被发现之前，10月8日前后，从普林斯顿发出了两批炭疽杆菌信件，两封寄给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封于10月15日早晨在哈特办公楼汤姆达施勒（时为参议院多数派的领袖）的办公室被打开。1小时之内，国会山警方确认粉末为炭疽杆菌。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达施勒信件中的炭疽杆菌被认定是“武器级的”。达施勒的信件被拆开一个星期后，10月17日，在附近的德克林办公楼邮件室里发现了炭疽孢子，那里的信件是寄给哈特办公楼的。各参议员的办公室被关闭，哈特办公楼的去除污染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大众越来越关心基因武器是否会成为人类的新威胁。

截至2001年11月30日，美国国内出现怀疑炭疽和报警达2300起，先后有22人感染炭疽，其中5人死亡。在这22人中，11人感染了皮肤性炭疽，另外11人感染了呼吸性炭疽，5人都是死于呼吸性炭疽 。这一系列炭疽恐怖事件发生突然，暴露人群多，涉及面广，通过污染的邮件和包裹达到了远距离投送和攻击。杀伤人群覆盖了所有年龄组，经吸入和接触途径感染，吸入性炭疽发病率高，病情危重，病死率达45%。

由此可见，生物武器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随着从事生物武器研发的国家大幅减少，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的可能将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将是个人及组织因不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约束而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大幅提升；第二，由于个人及组织一般不具备完备的生物武器研制、生产及储存的条件，因此生物武器的毒性和存活率不高；第三，与大规模生物作战相比，生物恐怖的手段和工具都比较原始，传播工具比较简便，没有经过专门的设计制造，所以投毒效率不高，但因为传播较为便捷，所以对其防范就变得很困难；第四，就目前的技术手段来看，虽然生物恐怖的成功率不高，造成人员的伤亡也不高，但是对人群造成的恐慌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确实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