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9 年发生的悲剧。
哪怕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乡民们仍然记得那个残酷的画面：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记录此事的沈宝媛说：“即使是在现在，思想还不甚开通的乡人看来，那做父亲的心，也未免过于狠毒了。”
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个不起眼却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乡场。
那里住着一户雷姓人家。男主人叫雷明远，虽然只是一个佃户，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当地袍哥的副首领，或者叫“副舵把子”，并非等闲之辈。这时，他的女儿淑清已经出落成少女了。念完私塾以后，没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她就一直在家做女红。做女红是对传统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哪怕已经快到1940年代了，父亲仍觉得，读书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那年，家里请来一个年轻裁缝做衣服，裁缝边干活，边和淑清闲聊。两人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时间一久，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他们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反正流言开始在“望镇”传播，“有人甚至还在传说着他们曾干过不名誉的事”。
流言传到雷明远耳中，他暴跳如雷，发誓要将这对恋人活捉严惩。雷的妻子——我们不知道她的本名，就按照资料记载的说法，叫她雷大娘——知道事情不妙，偷偷将淑清放走。其实淑清并不是雷大娘的亲生女儿，而是雷明远的原配黄氏所生。黄氏不住在“望镇”，而是在相距不远的另一个叫“全店”的小乡场，侍奉雷明远的父亲。
这对年轻人逃到成都，躲在小裁缝父母家中。雷明远带着他的袍哥小兄弟们，气势汹汹地赶到城里，闯进小裁缝父母家，强行将二人押解回乡。他们被绑回“望镇”，并被枪逼着走向河边。雷明远铁青着脸，虽然恐惧让女儿的脸变为青白色，那个年轻裁缝也直哆嗦，但是他们“依然倔强的沉默，未替自己作丝毫的辩护”。可能他们了解雷明远的脾气，知道无论怎么辩解和求情，也不能挽救自己；也可能他们完全被恐惧笼罩，已经无力申辩。
父亲要杀死亲生女儿，很多人不敢出来看“这一幅悲痛的场面”。有人在家中偷偷地哭泣，默默地祈祷；也有胆子大的好心人赶来，试图拦阻这杀气腾腾的父亲。然而他却怒吼道：“妈的，那〔哪〕个要劝老子就连他也一齐开刀，我的手枪是不认人的啊！”就这样，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干着急。尽管很多人对他这种非理智的行为气愤不已，但也不敢再言语。他们唯有静静地在河边看着一场杀戮开始，“因为大爷凶狠的脾气是街坊们常常亲身领受到的”。
人们远远地目送着那一队人，一男一女被绳子绑着一步步迈向河边，步履沉重，死神就在眼前。逼着他们走向死亡的，就是紧跟其后那提着枪的父亲。雷大娘也跟在后面，一边拿着蜡烛和纸钱，一边哭泣着。性情泼辣的雷大娘，此时似乎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继女就要被自己的丈夫、女儿的亲爹处死。雷大娘停止了反抗，在暴虐的丈夫面前，失掉了抗争的勇气，承认继女的死已是无可挽回。此时雷明远的小兄弟们跟在雷大娘后面，时刻准备听从大爷的命令。
临刑之前，父亲告诉女儿：“大女，没事就不要回来啊！”
“是。”女儿回答。
父亲又说：“不要回来把屋头弄得乒乒乓乓的呵！”
“是。”
“你要报仇就去找那个害你的，不要找我！”
“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声回答。
看来这残忍的父亲还是怕女儿的魂灵回来找他算账。过去人们总是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死人的魂灵会回到原来的家，躯体死亡、毁灭了，灵魂还存在，生者和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魂游来实现。杀人不眨眼的雷明远还是害怕女儿的鬼魂回来骚扰他。但是这种迷信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女儿的决心。
显然，女儿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生存的希望。她了解自己的父亲，知道他不会因为骨肉之情而改变主意。维护面子、名声与权威，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此时，她没有祈求，等候着最后那一刻的来临。也可能现在的她，也想一死了之。因为她不知道，如果不死，余下的生活又将怎么过？每天怎么面对这个暴虐的父亲？怎么面对乡民们异样的眼神？怎么面对那些风言风语？如果她真的爱那个年轻人，他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何尝没有想过，死也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呢？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沉默，可能是她所能做的无言的反抗。这样的私刑，她也并非闻所未闻，在宗法制度严格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悲剧在乡村社会中不是反反复复地上演吗？
众目睽睽之下，“砰”的一声，枪响了，小裁缝首先被击中，倒在浪花里，鲜血在水里扩散开来。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女子应声倒下，也一头栽在了河里。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地呼叫：“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来。
然而，随即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目瞪口呆：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奔腾的河水中，“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的往水底压着”。女孩挣扎着，不一会儿便没有了动静，他们松开手，尸体很快随着波浪漂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河滩上的死刑就这样执行完毕。女儿的死，似乎仍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怒气，雷明远第一个愤愤地离开，留下悲伤的雷大娘痛哭流涕，为不幸的继女烧纸钱。村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回家了。河滩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河水哗哗地流着，带着浪花滚滚而去，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
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雷明远杀女的悲剧发生六年以后，才被进入这个袍哥家庭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21 岁的女大学生沈宝媛记录下来。她来到成都西北郊区的“望镇”，和雷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录了她所了解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并于次年（1946 年）4 月完成一篇2 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的毕业论文。这篇调查报告共46 页，外加2 页的摘要。“望镇”是她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杜撰的一个地名，它的真实位置是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
如果不是沈宝媛，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被随意地杀死了。
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这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二、女大学生拜访袍哥大爷
“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 多人了。抗战全面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 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 年，已有70 多万。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
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
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 年12 月8 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未关，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 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1926 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 年前，“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本文的主角——雷明远大爷。
图：1929年《成都市市政公报》明文禁止成立哥老会，一般认为哥老会即袍哥。
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沈宝媛下乡一个星期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了。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雷家所住的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
图：袍哥隐语，民国《海底》手抄残本盘《海底》诗文，引自《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
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拜访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
作者在这项调查中，很少用他的名字“雷明远”，而更多地使用“雷大爷”，估计是遵循他家里人和当地人的叫法。一般在四川农村，对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叫“大爷”，算是一种尊称；另外，袍哥的首领，一般也被称为“大爷”。我想，人们叫他“大爷”，可能这两种意思都包含了进去。
三、是佃户、是副乡长，更是袍哥舵把子
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
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
其实，并不仅仅是“望镇”，这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
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
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图：《周末观察》1948年第7期对“成都袍哥”组织结构的报道
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
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作“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不了了之。
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20 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
图：1949年《泰山》杂志第2期谈“四川袍哥”
抗战全面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所谓的“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
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雷明远为何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他要巩固自己作为袍哥大爷在地方的声誉，于是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
而重提这场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80 多年以后了。
本文节选自《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略有删改。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王笛：生于四川成都，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著有《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3-15 03:14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