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有人非要和元宵节过不去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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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有人非要和元宵节过不去 | 短史记

Original 隋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2-26

作者丨隋林

编辑丨吴酉仁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说一说元宵节。

在古代，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和灯节。至晚在隋唐时期，便已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节日。朝廷一般会放假多日，如唐玄宗时是三天，宋太祖时是五天，宋理宗时是六天，明成祖时是十天。然后，皇帝、官府、佛道两教与普通百姓，都会在节日期间举办或参与各种庆祝活动。有人将之称作“古代的狂欢节”，可谓恰如其分。

古人之所以重视元宵节，除了正月十五这个日期特殊，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望日”（即月圆之夜）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宵节期间，朝廷会放松权力管制，解除夜禁，允许民众通宵达旦玩乐。

夜禁是中国古代王朝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基本手段。目的是最大限度控制民众在夜间的活动，以减少治安事件，保护皇帝和政府机构的安全。自汉唐至明清，古代所有州县城池都存在夜禁，其中又以都城执行得最为严苛。

以唐都长安城为例。长安城有三重城门，分别是外郭城门、宫城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它们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将整个城市割裂为三层封闭结构，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如坊内之人便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与之配套的夜禁政策则是：（1）“坊正”负责管控本坊百姓，不许夜间外出，有违反政策者，将追究“坊正”责任。（2）城门坊角设“武侯铺”，配备武装兵士值班。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乃至当场杖毙。

明清两代同样存在夜禁。《大明律》制定的惩罚相当严厉，“在京城犯夜者笞三十，在外郡城镇犯夜者减一等，笞二十”；如果是二更三更四更这种深夜时分犯禁，“在京城则笞五十，在外郡城镇则减一等，笞四十”。若是犯了夜禁还拒捕，则要“杖一百”；将巡夜之人打伤则“绞”，也就是吊死留个全尸；将巡夜人打死则“斩”，亦即砍脑袋尸首分离。

略有变化的是宋代。北宋的开封城打破了坊市格局，百姓的住所直通街道，不再被围墙圈禁。这加大了夜禁政策实施的难度。皇权也一度让步，允许城内某些固定区域存在合法的夜市。在开封做官或生活过的文人墨客，还留下了不少关于夜饮夜宴的诗词。但整体而言，夜禁的法律条文仍在，普通百姓在开封城，仍有犯夜禁被抓的风险。《宋史·张观传》里，便有“（张观）知开封府，民犯夜禁”的记载。

♦ 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开封上元节

如此，便不难想象，在每年元宵节那三至十天的假期中，朝廷解除夜禁政策，允许民众突破高低贵贱的界限，通宵外出游玩，观灯猜谜看焰火，将整个城市玩个底朝天，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这其中，又以京城居民最为盼望元宵节。古代的市内交通不发达，都城规模往往又因朝廷追求体面而极大，遂导致许多城内百姓在平常时日，没有办法痛痛快快地前往娱乐场所玩乐。无夜禁的元宵节，则成了弥足珍贵的例外。

仍以唐都长安为例。其最具娱乐功能的地方，是东西两市，市中可以买到各种商品，酒楼中还有戏曲杂耍可观可听。城内的贵族官僚，往往因此选择在两市附近置办住宅。然而，两市的规矩是中午开市日落闭市；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那些无力在两市周边购房居住的普通长安人，平日里便没有办法前往两市愉快地买买买与玩玩玩。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逛，必须早早出门跋涉赶往两市，又必须早早离开两市跋涉回坊，以免被金吾卫抓住，当成犯夜禁者打个半死。唐传奇《李娃传》里，李娃与情人相会，不得不在“鼓声四动”的时候匆匆分手，便是因为男方住在“延平门外数里”，必须赶在夜禁启动之前回坊。如果适逢连续数天无夜禁的元宵节，李娃与她的情人，便可无忧无虑地你侬我侬了。

♦ 唐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

皇帝们之所以愿意在元宵节大施“恩典”，不但放假还解除夜禁，主要是因为他们将元宵节当成了一个展示“太平盛世”的重要舞台——夜禁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治安，解除夜禁意味着朝廷对自己的社会治理很有信心。许多皇帝喜欢参考前代的元宵节放假时长，然后下令往上加码——如前文所说，唐玄宗时是三天，宋太祖时是五天，宋理宗时是六天，明成祖时已变成了十天便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治理，要比前代君主更加成功。不过，到了清代，元宵假期又缩短至五天，这大约是因为清人入关后对汉人心存疑惧，不敢过于托大。

除了放假，皇帝们也喜欢在元宵节搞各种欢庆活动。比如隋炀帝爱好放灯，曾“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招待所谓的“万国来朝”之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场面极为壮观。唐玄宗也喜欢用蜡烛来放灯，把皇宫弄得与白昼一般无二，还命宫中工匠制作了12间高150尺的灯楼，“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极尽奢华之能事。北宋的皇帝们，会在正月十五、十六这两天，公开出现在宣德楼上观灯，让百姓有机会见到天子真容。清朝皇帝则会在元宵节这一天，召集藩属和内外大臣观看大型歌舞（表演者可多达3000人），保留节目是唱“太平歌”、以人墙排出“太平万岁”四个大字。

♦ 明《上元灯彩图》，展示的是晚明南京人过元宵节的情形

进入民国后，元宵节的地位开始下降。

这种下降，可以分为民间和庙堂两个层面。对民间百姓而言，夜禁已然不存，“元宵假期可通宵达旦自由活动”的珍贵性，自然大不如前。对民国政府而言，他们也已不必再借元宵节来展示执政成就。相反，为了彰显自己是现代文明的热情拥抱者，新政府先是下令禁止使用旧历，然后又决定抛弃旧历节日，将它们统统转移到公历上来。

193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与教育部共同出台了一项新法规。内中称：包括元宵节、端午节等在内的“旧历节日”，从今以后“一律废止”。除中秋节外，所有的旧历节日，都必须改为公历日期，具体来说便是：以公历1月15日为元宵节，以公历5月5日为端午节，以公历7月7日为七夕节……

强制将传统节日从旧历挪到公历，是为了配合1928年颁布的“废除旧历使用新历”的法令。要废掉旧历，首要之务便是不让民众再过旧历节日。所以，早在1929年，福建省民政厅便将“元宵迎灯结队比赛”斥为陋习，指责其“肇祸耗财、遗害尤巨”，要求省内各区公所“切实禁止”。

1930年1月，湖南的《国民日报》又对民众发出警告称：若有人在旧历新年期间贩卖门神纸花，“便赏他一个撕之大吉”，若有人在旧历新年期间玩龙灯狮子，“便请他们尝尝铁窗风味”。2月份旧历新年来到，湖南攸县的县长竟派人持枪闯入县内各商家，勒令他们结束休假正常营业。同月，长沙的邮局部门，还将不下数十万份祝福旧历新年的贺卡，当成违禁品“一律扣留，呈送高级机关”。

挪动传统节日日期的新规颁布后，各省市政府机关再次迅速行动了起来，力求将新节日落到实处。

以上海为例。该市经“各界议决”后，制定了诸多强制措施。其中便包括：（1）在旧历新年前后卖“送灶轿子”，或“燃放炮竹花筒流星等物”，或“举行敬财神者”，由警察没收财物、拘捕罚款、取缔活动。（2）只许社会各界在公历1月15日“举行闹元宵，打年锣鼓，在街市游行”，“绝对禁止在废历年首打锣鼓或游行”，违者没收工具和商品。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还下发通知给上海市各工会，命令他们：（1）必须召集工人切实传达政府的新规定；（2）如有人过旧历年贴春联，须由各工会负责就近销毁；（3）工会必须阻止工人在旧历年元旦元宵期间鸣锣放炮；（4）不热心此事、执行不力者，“由市党部查明议处”。

1930年的公历1月15日，是旧历腊月十六，与月圆之日相近，勉强还能有些“元宵节”的气息。但1931年到1933年，每年的公历1月15日，分别是旧历十一月二十六、腊月初八、腊月二十。此时，天上的月亮要么是小小的月牙，要么是缺一个颇大的角。在这种日子里挂灯过元宵节，自然是别别扭扭，少了许多氛围。所以，在1930年代，民间与政府之间，常常因为元宵节闹出冲突。

比如，1933年旧历元宵节，宁波镇海便发生了民众暴动。据《申报》当年的报道，暴动始末如下：

“镇海居民，向例于废历元宵有迎灯赛会之举，规模极为宏大。但近年屡被当局禁止，故已有七八年未曾举行。讵昨日（十四日）有好事之徒重行发起，预定于十四日起连续举行五天，居民商家一律参加。至十四日晚六时许，全体聚集大教场，预备出发游行，一时观者云集，途为之塞。事为该县县公安局得悉，当即派队前往制止。此时本可无事，讵有一般流民鼓动群众，蜂拥至公安局门前，大肆哄闹，继则实行暴动，将该局长警寝室厨房及拘留所等房屋十一间捣毁，拘留所内之违警犯二人乘机逃走，长警寝室内之被帐衣服箱笼等皆被毁弃，或被流氓劫去，一无所存。嗣由守备第一营赶到，暴徒见势不佳，始纷纷散去。”

♦ 《申报》关于镇江百姓过旧历元宵节被镇压的报道

《申报》的这位记者，显然很赞成以权力强行废止旧历节日，所以在行文中，始终将反抗的民众一概称作“暴徒”。这种认知上的“傲慢”并非个例——1935年，另一位笔名名叫“平凡”的记者，前往山东邹县做乡土调查，同样对该县百姓仍在旧历正月十五过元宵节并玩灯送神，感到痛心不已，抨击“本县民性富于守旧”。

其实，镇海的百姓也好，邹县的民众也罢，都只不过是想在自己认同的日子里，按自己的方式过个节，为自己热闹热闹，让自己开心开心。与“移风易俗”“民性守旧”这类大词毫无干系。遗憾的是，当时的许多有智识者，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权力的触角，伸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①李曼：《唐代上元节俗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

②彭恒礼：《狂欢的元宵——宋代元宵节的文化研究》，《开封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2004年6月。

④江玉祥：《元宵节俗》，《文史杂志》2012年第2期。

⑤陈佳：《文史视野下的元宵节俗》，《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期。

⑥邓云乡:《旧京散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5、246页。

⑦刘浩，《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⑧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⑨（日）小野寺史郎著 《国旗、国歌、国庆 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6—269页。

⑩《内教两部拟定旧历节日替代办法》，《申报》1930年3月9日。《各界议决推行国历新年办法》，《申报》1930年11月18日。《各界集议庆祝国历新年》，《申报》1930年12月17日。《各工会应尽力推行国历新年工作》，《申报》1930年12月19日。《寧波賽會群眾搗毁公安局》，《申报》1933年2月18日。

⑪平凡：《民国二十四年邹县乡土调查记》。

⑫陈先枢：《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470-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