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
20年前因为“小红人”一炮而红，
成为中国最标志性的雕塑艺术家之一。
去年初，疫情全国封城期间，
他在福建老家拍的一组照片又吸引了眼球。
他用光头顶着各种“破烂”：
菜叶子、鸡毛、猪头、牛粪......
看似随性幽默的行为，
实际是他在绝望中找寻生存的缝隙。
疫情的重压之下，
他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和身边人
想让全国人民喘口气。
这个艺术界有名的“拼命三郎”，
常常在创作上不计后果——
早年卖掉房子做雕塑；
花百万元做一件收藏前景并不乐观的作品；
患病后也没有放缓节奏......
无论是他丑陋的光头、被欺压的童年，
还是死里逃生的经历，
都成为了创作的灵感来源。
他说，“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次是25年前，他和女友在鼓浪屿海边遭遇三名歹徒持刀抢劫，他冲上去赤身肉搏，被刺20多刀，手腕动脉被割近乎丧命，成为震惊当地的头条新闻。另一次就在2014年，医院诊断他患了鼻咽癌。原本他长发飘飘，渐渐秃了头，起初他也想尽办法去植发，后来索性剃光了。于是陈文令在近几年只要露面，都戴着一顶窄边黑色毡帽，即使后来他已完全康复，头发也没有留回来。2020年疫情期间，一组照片让他把帽子摘了下来，露出一颗光亮的头。
这是他的新创作《每日一顶》——一组带有行为概念的摄影作品。疫情爆发前，他20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个展刚刚在北京开幕，就因为疫情被迫中断，他心情沮丧地回了福建老家，没想到就被困在了这个叫安溪的小县城里。封了村，每天和家人唠家常、烤地瓜，日复一日地循环，让人抓狂。
当情绪表达找不到出口，创作的欲望也得不到宣泄时，他感到“差一点就要抑郁了。”
在死亡笼罩中寻找生的缝隙，仿佛是陈文令最擅长的事。“既然老天让我没有头发，那作为艺术家，我就用我丑陋的头顶做展厅。”
他开始走出家门，看到什么就放在头顶顶着，让人帮他拍照，自娱自乐、自我疗伤。第一天他将一个竹筛子顶在头顶。安溪盛产茶叶，他看到很多茶农在用竹筛过滤茶梗，竹编的网格密密麻麻的，“有一种仪式感”，他便叫一个茶农阿姨帮他拍了第一张照片，前两次都没顶成功，第三次终于成了。第二天，他睡到日上竿头，母亲养的一只母鸡还眯着眼在一旁打盹。他悄悄地抓起一把鸡毛压在头上，将母鸡举起，被惊了神的母鸡突然展翅，像鹰一样，想要冲破束缚获得自由，“跟年初疫情那时候的我们一模一样”。他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共同经历着最绝望和无助的日子的朋友们，都好像被这张幽默的照片触碰了，“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他觉得缝隙中终于照进了一点光。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两个多月，他用头顶顶了两三百个物件，一朵花、一头猪的标本、牛粪、神像、奶奶的照片、母亲种的菜花……顶他爱的东西，他有所感触的东西。固体的都被顶完了，他就开始倒、洒、挥，有时顶十几遍都不成功，也有一点危险，经常头顶被砸破，但疫情期间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被填得满满当当。1969年出生的陈文令，小时候家门口有一条小溪，中间一排石跳墩帮助村民往来。可每当春夏两季，常有小洪水淹没了石跳墩。他和同学们就自创了一种“竖泳”，把衣服脱光，两手扶着衣服和书包顶在头上，两脚在水里用力地蹬腿游过去，上岸后抖一抖身上的水就和小伙伴玩去了。这个近四十年前的儿时往事一直在他做《每日一顶》的时候浮现在眼前。如今在他看来，身体是底座，支撑起“光头”这个“展厅”，他在人体中最小也最为尊贵的位置，一日又一日地展示着对这个世界的期许，及对人类灾疫的同情与怜悯。“每日一顶”后，他感到生命都澎湃了起来，对待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人间是没有垃圾的，只要放对了地方，都是宝贝。”
一个月前，我们来到北京采访陈文令。他渴望抓住时间，常担心我们会错过最好的拍摄日光。一米八几的个子，一口浓厚的闽南口音，出口即文章。拍摄当晚北京突降大雪，当走出餐厅时，看着漫天飘雪，陈文令借着一点酒劲丢了帽子脱了鞋，团了一把雪顶在头上，我们架起机器，用慢镜头帮他留住很快就融化了的瞬间。拍《每日一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即使在如此令人沮丧的特定时期里，你也不要怕，寻找一种你能够起舞的方式。现实里面，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充满了一种对自己命运冒险性的反抗。我们家原来的成分不好，我记得小时候一直被歧视、被欺压，后来也跟贫困反抗，也跟自卑反抗。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从农村到了厦门，那时候整个厦门都在发展经济，空气中都能闻到钱的味道，而我死活就是要搞艺术。在厦门市政府上了两年班后，我辞了职，去中央美院进修雕塑。那个时候我天天在给人家干体力活，帮雕塑家放大雕塑，活得像一条野狗一样，到处混，天天都在想，下个月怎么生活。2000年的时候，我一口气做了几十个小人雕塑。它有点像我的自传体，一个孩子，身子瘦骨嶙峋。我把它们一股脑全搬来了北京，找了好多著名的批评家、美术馆到处跑，跑了七八天，最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没有钱，也没有人脉，谁会搭理你陈文令？一周之后我带着一鼻子灰回到厦门，一整个月没有说话，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了。但你看这些小人的精神状态，并不苦难，他也在大笑，他的悲痛里是有希望的。我就想，有谁规定一定要在美术馆、在白盒子里、在体面的地方才能展出作品？一定要去北京做展览才能出道、被世界认知？我把所有的小人喷成红色的，搬到海边，放在船上、沙地上、树上、灯塔上，遍布整个珍珠湾，像火山爆发一样。成就成，不成也就拉倒，人活着就要活得很够、很透，不是吗？100多个小红人放在野地里展览，当时在国内是史无前例的。市长来看了，厦大的教授也来看了，艺术青年、市民、乞丐、流浪汉都来了。
小红人之后，我本可以春风得意、吃穿不愁，结果我又把跑道换了，来了北京。二三十年来，我执着于用公共雕塑来表达自我和对社会现象的反思。那时候流行的是客厅尺寸的雕塑，但我就是不顾一切地执着于做大型公共雕塑，因为我希望我的艺术不挑观众，能将它们放在天地之间，欢迎所有人。所以我的作品大多表面具象，但重组在一起并不写实，而是超现实，一种荒诞的魔幻。《平庸之恶》中，我构建了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极其渴望晋升，又善恶不分的“功臣斗士”。我借鉴了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概念，她认为极权主义统治下，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罪恶，是比天性残酷更可怕、更具毁灭性的。
《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中，我让庞氏骗局的主角麦道夫被一头放着爆炸屁的牛顶在墙的中央，这个“牛屁”，不仅暗喻了过度贪婪的悲惨结局，也意味了泡沫经济的危险。那次被歹徒袭击差点丧了命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面对那段经历。直到2011年，我才想着应该做一件作品，来梳理和升华这个生死悠关的劫难，就有了《悬案》。它描绘的是一个生物链，环环相扣，每一个生命都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只有放下和宽恕了才能获得自由。这件作品展览过后，我回到了那三个罪犯的村庄，以匿名的方式资助了案犯的家庭，也把《悬案》获得的30万奖金捐给了当地的一所劳改犯的子女学校。我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得到爱，不去仇恨，不去犯罪，不再拿着屠刀伤人。中国有2800多个县城，我想那里的观众根本找不到欣赏作品的入口。其实真正大师作品的普适度极高，比如齐白石、张大千、梵高、毕加索、卡普尔，都有广泛的观众基础。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可能更阳春白雪，但你一下让中国的观众接受这些是很难的，我就连在家乡做一个关公像都很难，会有人跳出来，让我在关公旁边刻一只蟾蜍（寓意致富），说“你这关公能文能武，但不能帮我赚钱又有什么用？”所以阳春白雪的审美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下里巴人，按理说，中国的“下里巴人”还更多。很崇高，但又很卑微。我从小从农村走出来，在农村、城镇、一线城市都待过，我知道人的审美和人性的复杂程度，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让北京人看得懂，也能让我们那个小县城看得懂。如果能让一个普通阿姨都能看到表面那一层，我的艺术理想也就实现了。
疫情期间困在老家，我还定制了两把拖把一样大的毛笔来写字。一把沾着红墨，一把沾黑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冲突四起，天下并不太平，曾经的黑夜随时可能再度降临。红色是我们国家的图腾色，中国人也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这一笔写出来，我有一种家乡个体和世界命运关联在一起的亢奋。我已经离开家乡36年了，疫情期是我回家待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福建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北京则是鸟一多什么林子都有，文化、艺术圈层很丰富。直到今天工作室拆迁了很多次，但我依然没有离开北京。年轻时的那些经历，让我把生命看得更重，也看得更淡。尽量不辜负自己的良知，开心、充盈、饱满，每天起舞。
现在每天我给自己规定一定的阅读量，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速写本，想到什么就写两行字、画一个图像。因为我相信沉淀是在万里路之中的，要不断转换视角，才有可能杂交，进而优化，我交朋友也是这样，喜欢认识很多除艺术家之外的有趣的人。我已经是半百的人，说实话，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肯定没有年轻时那么强烈。但依然还在想，有什么硬骨头要挑战，有什么边缘很值得一试？但跟现实不是硬碰硬地干，我在找一种更温暖、更柔软、更动点脑筋的出口。就像我们闽南语有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内容讲的很好，但我不赞成标题的两个字，首先如果都是要靠“拼”来度过这一生，那太苦了，《每日一顶》天天顶，其实嗨得不得了，那不是多苦多拼的事。而努力了之后，也不一定要“赢”。人生常常是输在眼前，赢在远方的。
鸣谢：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3 01: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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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4 02:3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