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日本的「过劳死」风潮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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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日本的「过劳死」风潮 | 短史记

原创 林汣琰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1-08

作者丨林汣琰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过劳死”这个日本舶来词。

1987年，43岁的中年男子八木俊亚，在东京一家中型广告代理公司上班。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家。这年2月的某天，他比往常早了一个小时回到家中，给女儿辅导完功课后即上床睡觉。午夜时分，八木俊亚感到身体疼痛，未能等到急救车就去世了。后来，妻子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今天‘繁荣的日本’，奴隶般的工人，实际上生活得比过去的奴隶还要悲惨。”

同年8月，一位叫做安田真司的汽车引擎设计师，在公司的食堂里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37岁。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世之前，他已连续三年持续高强度、超时长工作，早上7时离开家门，次日2时回到家中，也没有节假日。悲痛中的长子说，父亲将自己活活累死在公司，实在是“太愚蠢了”。

八木、安田们的死亡，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对“过劳死”（Karoshi）的关注。媒体开始频繁报道此类事件，律师、医生与工会组织也行动起来，举办“过劳死学术研讨会”、“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合会”，开设面向全社会的“过劳死”免费咨询服务——1988年4月，大阪率先开通“过劳死电话咨询服务热线”，由律师与医生来回答员工本人或其家属关于“过劳死”在法律援助和生理预防方面的问题。热线极受欢迎。于是，同年6月，又成立了全国性质的“过劳死电话咨询服务热线”。

法律界与医学界，还试图对“过劳死”这一术语的涵义，做出学术上的界定，将其变成一个具备法律与医学意义的“社会性疾病概念”。比如日本国立公众卫生院的医生上畑铁之丞，曾提供过这样一种关于“过劳死”的定义：

“劳动者在生理条件承受不了的情况下进行劳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其结果是疲劳过度，但仍在进行着过度的劳动，导致高血压及动脉硬化，最后造成致命的崩溃。”

再后来，因无法承受超时长工作而自杀、而诱发哮喘等疾病死亡，也被归入了“过劳死”的范畴。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论文里，上畑铁之丞披露，他咨询调查了203例“过劳死”，结果发现：

（1）男性占据着压倒性多数，共计196例。

（2）死亡年龄最小的只有21岁，最大者是67岁。

（3）只有不足15%的人在发病后被抢救了回来，其余全部死亡。超过半数是在24小时内猝死。

（4）疾病类型以心脑血管疾病为最多。

（5）三分之二的病例每周至少需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半数以上的休息日须用来加班，属于长时间超长时间劳动。

♦ 上畑铁之丞的著作《過労死の研究》

附带一提：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1988年发布的一项“劳动力调查”，当时的日本，长期必须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劳动者，共计有777万人之多，平均每4个男性中就有1个。

此外，198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日本的大公司中，有45.8%的课长与66.1%的部长，也就是中层干部，认为自己有可能会“过劳死”。《读卖新闻》1992年的一篇新闻报道则称，根据他们的问卷调查，有多达48%的职员或他/她的家属在担忧“过劳死”；而且，“从年龄结构来看，可以说对‘过劳死’感到不安，是从35岁开始的。”

总体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这场全民关注，不但让“过劳死”这个概念在日本尽人皆知，也多多少少推动了日本政府对打工人权益的保护。比如：

（1）开始在人口调查报告中发布“壮年期疾病猝死”的数据。

（2）推行一周休息两天的制度。发放由东京医学研究中心编著的《过劳死预防手册》。

（3）采纳医学界对“过劳死”的一些新定义，放宽心脑血管疾病的工伤认定标准，被“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工伤的“过劳死”案例，随之不断增多。

（4）立法跟进。1988年《劳动基准法》修订生效，就雇员的最长工作时限和强度做出了规定，明确了违法雇主的刑事责任。1992年出台了《促进减少工作时间的临时措施法》，将工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至1800个小时。1999年通过了关于“过劳死自杀”的工伤认定标准。2004年实施了《过劳死等预防措施促进法》。2016年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预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

♦ 日本厚生省对过劳死、过劳自杀的工伤认定情况（1999-2004），引自森冈孝二《过劳时代》。

值得深思的是，在引起这场全社会关注之前，“过劳死”这个词已诞生了约十年之久（1978年）。而且，在这个词诞生之前，也已有许多人成为了“过劳死”的受害者。比如，1969年，一位在日本第一大报配送部门工作的29岁年轻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加班后突然中风死亡。尽管当时还没有“过劳死”这个词，但这位打工人的遭遇，已可谓典型的“过劳死”。

于是，很自然地就生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社会关于“过劳死”的大讨论，没有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而偏偏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这背后，或许至少存在着两重原因。第一。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百废待兴，日本人的工作时长虽然自五十年代起即远高于欧美国家，但相对于刚刚过去的、更悲惨的战争时代，这种工作上的“过劳”要显得更容易被忍受。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著作在谈及日本崛起时，常感慨“二战前出生的日本人在工作上更加吃苦耐劳”。

第二。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尚处于增长期，“过劳”或多或少可以有一点物质补偿，受不了“过劳”后另谋去处的机会也要多一些。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下行，所谓“失落的十年”到来，“过劳”很难有物质补偿，放弃“过劳”也很难寻到更好的新工作机会。当“过劳”变成一种难以遁逃、只能无奈接受的东西，关于“过劳死”的忧虑，也就空前弥漫了开来。

♦ 日本媒体关于“过劳死”的报道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有媒体关注，有律师和医生提供帮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过劳死全民关注”中，打通热线电话前去向专业人士咨询“过劳死”问题的，却大多数是职员们的妻子，而非深陷“过劳困境”中的职员本人。这些妻子们告诉调查者：

“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回到家也要一直打电话，直到半夜。节假日也要去公司加班。每天都忘我工作，但也曾说过有点累。我想，他去世的主要原因还是压力过大和睡眠不足”；“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铺垫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睡觉。虽然我是他妻子，却不知道他在单位具体做什么……”；“他每天都加班到夜里12点左右，1点才能到家。公司有一百多名员工，都没有加班费，夜宵就是一碗拉面。他总是很疲惫，死前不久还抱怨说‘已经到极限了，非累死不可’，如今只剩下我们母女两人……”

丈夫们的沉默，或许是因为他们身在局中，未觉察到自己已深陷“过劳”，或者虽然觉察到了，却寻不出解决之道，也不认为打通热线电话能获得多少真正的帮助。毕竟，世人慌慌张张，唯图碎银几两。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万般惆怅。

①程极明：《日本的“过劳死”》，《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1年第8期。

②上畑铁之丞：《所谓过劳死的背景》，《日本医学介绍》1992年第13卷第1期。

③《十有把人关心“过劳死”》，《读卖新闻》1992年2月13日。

④（日）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过劳时代》，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6页。

⑤陈素凤等：《日本对“过劳死”问题的研究进展》，《经济师》 2019年第12期。

⑥郭晓宏：《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