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伦周刊》撰稿人马修·克莱因(Matthew C. Klein)
编辑｜彭韧
亚当 · 图泽（Adam Tooze），53岁，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谢尔比 · 卡洛姆 · 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讲席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他也是多本著作的作者，最新的一本是《崩溃: 金融危机十年如何改变了世界》。目前他正在撰写《关停: 2020年全球危机》，计划将于2021年出版，和《碳排放》 ，计划将于2023年出版。
《巴伦周刊》 : 这场流行病带来了哪些大的投资机会？亚当 · 图泽: 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高科技公司的故事: 如果没有科技平台的奇迹，我们不清楚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个困境。问题在于，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传达出的力量，是否会引发反垄断和监管方面的反弹。我们已经在欧洲和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巴伦周刊》：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亚当 · 图泽：千头万绪，最明确的一点就是控制疫情，然后确保美国摆脱目前遭受的巨大经济打击。这是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必须抓住的唯一一件事。但在那之后，如果新冠病毒是人类世危机的结果(非官方的解释，人类世是指在当前的地质年代，人类活动对气候和地质的影响最大)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当务之急。这些将导致什么下一步动作取决于1月份之后的政治环境，可能会是监管、国际外交和投资。我忍不住想说，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问题，而不是政策挑战。大多数美国以外的政府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角色。《巴伦周刊》：在疫情爆发之前，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变，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书。据我们所知，这种病毒是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中感染的。这符合你的想法吗？亚当 · 图泽：2020年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情是：新冠不是一只黑天鹅。新冠疫情的流行是可以被普遍、持续和反复预测的。事实上，人们所预期的情况比新冠病毒还要糟糕。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已经变得不平衡。其中一个方面是气候变化，另一个问题是对“新出现传染病”的担忧，这是当更多的人进入以前没有人类的地区，开始与动物互动并感染新病毒时所得到的结果。典型的例子是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但你也可以看到还有来自鸟类和猪的新型流感病毒。与此同时，技术大大加速了疾病的传播。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开始担心“喷气机时代的旧瘟疫”。人们担心的不是新的疾病，而是世界某个地方爆发的旧疾病最终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些地方一般都非常贫穷，所以以前有限的交通运输条件阻止了这类疾病的蔓延，但是现在可能有人在武汉感染，24小时内就把疾病带到欧洲和北美。人们早就知道所有这些危险，并且已经有越来越详尽的灾难风险模型。但我们在2020年看到的是，这些风险管理失败了。我们可以把过去20年的历史重写成一系列险些错过的事件。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曾经出现过一种禽流感病毒株的危险，这种病毒株的传染性与新冠病毒相当，但死亡率却高达30% 。当时的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但是后来它停止了蔓延。疯狂的事情是，你需要投入的资金是如此之低。资助世界上所有已知的疫苗前体到第三阶段的资金只需要1300亿美元，与这场大流行病所造成的价值损失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问题的规模和我们的支出之间异常不成比例。这实际上也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地为生物技术、制药等等提供大量资金。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我们需要许多从事先进研究的人。许多人批评美国在医疗保健上花了太多钱，因为这是浪费，但总的来说，在照顾人上多花点钱似乎是个好主意。《巴伦周刊》：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我们偶然发现了如何通过关爱法案来消除经济衰退：只要给每个人足够的钱，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能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政府应如何应对经济衰退吗？亚当 · 图泽：我正在写一本关于2020年的书，这就是最基本的教训。关于如何实施宏观政策，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非常基本的知识。美国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如何避免经济衰退的道路ーー不仅如此，如果你希望的话，还有如何避免贫穷！问题在于你想用这些知识来做什么。这是我的一大主题: 实现法币体系力量的50年旅程。最初，对20世纪70年代的回应导致了向控制通货膨胀、独立的中央银行、推行货币紧缩等等政策的转变。2020年开始了下一个伟大篇章，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关于如何做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去做，以及我们应该为谁来做这件事。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问题，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可能并不容易解决。它对于中间偏左派和对于中间偏右派一样具有挑战性。当杰罗姆 · 鲍威尔和纽约州参议员亚历山大 · 奥卡西奥 · 科特兹就法币创造的力量和各种约束的不相关性达成一致时，这是个政治选择就变得更加赤裸裸了。现在，如果我们允许美国人贫穷，这是一种选择。如果我们能够给人们提供足够收入，即使失业率很高，也能够让他们度过这样的危机，那么当我们不去这样做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选择。金钱和财政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制约力量，预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作是法律惯例和权力结构的分配。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率，这些原则都没有约束力。看似是经济必需条件的东西，往往只是先前存在的制度性权力结构的后果。我们可能会选择忘记这些知识，就像我们在2008年推行紧缩政策之后所做的那样，但它们并非不可或缺。最后，你总是会回到政治上。但是，我们不要对于当我们取消预算限制后会发生什么太过于天真。如果现在的政治是关于我们是否关心他人的生死，那么政治就会变得更加有害。假设你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确信你会成为赢家吗？既然这是一个如此痛苦和爆炸性的辩题，你可以说你只有那么多钱能花来限制争论。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的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比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希望通过实施本质上是虚构的财政约束来限制政府能力。他们可能对英国的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但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希特勒。2020年暴露了其中的复杂性。美国不是一个为了让人们高效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即使我们可以确保没有人破产。《巴伦周刊》：最后，一旦新冠疫情结束，你想去哪里旅行？
亚当 · 图泽：我渴望回到欧洲。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生活取决于我能到达什么地方。（图泽是英国人，在西德长大）我想念欧洲，我怀念欧洲的一切。
《巴伦周刊》：谢谢你。
翻译 | 小彩
版权声明：
《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英文版见2020年12月4日报道“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sn’t a Black Swan Event. Why We Must Prepare for More Outbreaks.”。（本文内容仅供参考，投资建议不代表《巴伦周刊》倾向；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12-27 05: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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