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海贼王”

源济

中国最后的“海贼王”

原创 最爱君 最爱历史 2020-12-20

乾隆自称创造并延续了中国的盛世，但他临死时，却把自己的儿子、大清帝国皇位继承人爱新觉罗·颙琰（即嘉庆皇帝），按在了火药桶上。

坐在火药桶上的嘉庆，面对帝国事故频发，一刻不得消停，心累啊——

好不容易，隐忍了3年，终于扳倒巨贪和珅；

谁知川楚白莲教起义，一触即发，酿成了清朝中期最大的一次内部战乱；

期间，在紫禁城内，遭遇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刺杀，差点连命都丢了；

后来，又有一股天理教徒，在太监的接应下冲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不仅如此，来自帝国边疆——华南的海上力量，同样让这个带有悲剧性宿命的皇帝，显得十分焦灼。

1805—1809年，4年内，两广总督先后换了四任；

1805年左右，一年之内，广东换了三任水师提督；

1808年，广东总兵林国良被杀；

一年后，1809年，另一个总兵许廷桂被杀（有的说自杀）……

这一切，都与纵横华南海疆的海盗联盟有关。

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乾隆死后嘉庆亲政的探索十年，也是延续了300年的明清海盗最后的黄金十年。

当时没有人想到，帝国与海盗的这场终极较量，将深刻改写这个国家的近代宿命。

嘉庆皇帝

1

嘉庆开始亲政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100多年没有出现能与朝廷对抗的大海盗了。但他没有料到，帝国海疆貌似风平浪静，其实深流暗涌。

中国海盗黄金时代的第三次高潮，酝酿其中。

按照史学家的划分，大约从明朝中期1520年起，中国海盗经历了长达300年的黄金时代。而这300年间，形成了海盗发展的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明朝中期，特别是嘉靖年间（1522—1566），被认为是海盗腾飞的时期。这一时期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海盗人数激增，并组织起强大的海盗集团。在官方的定义里，这些海盗都被称为“倭寇”，但实际上，“倭寇”除了少数的真倭（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与海商。

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这些海盗大多亦商亦盗，游走在违法外贸的边缘，期望得到朝廷的接纳。最著名的大海商非汪直莫属，汪直拥众十余万，旗下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净海王”，鼎盛时期是东南海域、乃至日本海一带的海上一哥。他在1559年被朝廷诱捕，随后处死。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明清易代之际。东南海盗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在明末重新崛起。这时候的代表人物，是郑芝龙、郑成功家族。郑氏父子俩建起了庞大的海上帝国，在福建、台湾一带，没有郑氏的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出海。

清朝入主中原后，感受到郑氏集团的极大威胁。从清初就颁行了一系列严厉的迁海政策，强迫福建、广东的大部分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摧毁所有的房屋和财产，坚壁清野，切断海盗的陆上供给。这些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使得清朝与海上世界划上了一条再难弥合的裂缝，但郑氏家族的海上势力几乎未受影响。直到1684年，康熙发动战争收复台湾，才算彻底扫清了郑氏势力。

嘉庆对于海氛宁静的错觉，正是源于曾祖父的这次强力行动，使得东南沿海在此后的100年里，无风无浪。曾经显赫一时的海上大盗，似乎销声匿迹了。

不仅嘉庆这样想，他的父亲乾隆，在晚年还曾得意地说，“广东现无紧要事件，其海洋盗匪，节经福康安搜拿整顿，渐已敛迹”。

乾隆说这话时，是1793年。仅仅数年后，中国海盗就迎来了黄金时代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高潮。广东海盗甚至喊出了“红旗飘飘，好汉任招，海外天子，不怕天朝”的口号。

乾隆已经去世，无法看到这打脸的一切，但嘉庆却实实在在心塞得很。

在皇帝眼里小打小闹的海盗，怎么突然间就崛起为危及帝国海疆的强大势力呢？

华南海盗与清军交战

2

曾任两广总督的倭什布说过，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前，广东无大海盗，也未发生海盗胆敢与官兵对抗的事，有的只是沿海的贫穷渔民和疍户，几个人纠合起来，伺机对过往商船进行抢劫而已。

也就是说，当时的海盗还未职业化，他们大多生活在良民的边缘，具有双重身份，时而渔民，时而海盗，通常只是为了贴补家用才铤而走险。

然而，1790年以前，海盗虽然只是小打小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却越来越多。一个根本原因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后的40多年内，广东人口激增。统计数据显示，1769年，广东人口约683万，到1812年，飙升到了1890万，40余年间增加了1200多万人。

人口激增导致人地关系紧张，历史学家梁方仲测算，嘉庆年间广东人均耕地面积约1.6亩。这是什么概念？清代学者洪亮吉说，人均4亩地才能维持生计。广东的人均耕地，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导致省内三大族群为了争夺土地，关系日趋激化。

生存斗争的结果，是把更多人往水上赶——靠海为生。这些人被迫离开土地后，只能世代以船为生，而且往往兼具双重身份：渔民和海盗。

据统计，清朝中期，单是广州附近水面，就生活着大约8万名船上居民。

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众多天然的海港，无数的大小岛屿，这些都是海盗的最佳藏身之处。位于大清钦州防城和越南万宁州之间，有一个叫“江坪”的边境小镇（1885年后划归中国）。因为远离两国行政中心，江坪处于无政府状态，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广东和越南的商人、渔民和逃犯，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海盗。中越两国水师在缉捕过程中，担心产生越界问题，使得江坪更加沦为无法无天者的乐土。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滋生华南海盗最大的巢穴。

用历史学者穆黛安的话来说，中国人去江坪时是渔民，出来时便成了海盗。

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使大量的小股海盗有能力对抗政府官兵。当时的广东官员在反思华南海盗骤然坐大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越南一场历时30年的动乱——西山农民起义。

从1770年代开始，越南爆发了以阮文惠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到1787年，西山军攻入河内，阮文惠得国，乾隆封其为安南国王，并改名阮光平。不过，西山政权建立后，越南政局并未稳定，南方的阮福映在法国人的支持下，与西山军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西山政权国用匮乏，遂奖励海贼，四出劫掠。栖居江坪的华南海盗与西山政权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向西山军提供劫掠来的物资，把西山政权变成他们销赃的大客户；另一方面，海盗们开始作为海上军事力量，加入西山军，共同战斗。中国海盗后来几乎参加了西山军所有的海战。

作为回报，西山政权阮光中向海盗首领提供船只和武器，并赐予他们招兵买马时封官许愿的权力，给他们颁发了一堆通行证和印信。

这样，长期活跃在华南海域的海盗们，一夜之间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返回中国，完成劫掠后，来到越南，向阮光中缴纳战利品，而阮光中则向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港和可观的分红。那段时间，东南沿海的大小海盗都知道，越南有个光中皇帝，是“大老板”。奉光中皇帝为“大老板”，他们就能在海上攫取更大的利益。

背靠越南西山政权，华南海盗在这个历史契机中逐步做大。据历史学者刘平分析，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海盗船比广东水师的船大三四倍，炮弹比水师的重十来斤。不仅如此，海盗们还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作战技术和组织方法，在与阮福映军打海战的过程中积累了实战经验，懂得了怎样在海上使用火炮和建立据点。

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海盗大帮，经过越南内战的洗礼，迅速崛起。

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曾经小打小闹的华南海盗，无论是船只、武器装备，还是规模、组织结构，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海盗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帮派，每帮下面，又分成大股、小股，既联合行动，又互相制约。

海盗们甚至开始主动挑衅官府。

根据地方志记载，1801年9月，海盗传奇人物郑七，联合另一名海盗魁首，对广东粤西吴川县的一个要塞发起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该要塞。幸好一名把总命令手下启用大炮，才抵挡住了海盗的进攻。但随后，海盗们佯装成村民，从要塞的背面突入，并在战斗中杀死了那名把总。

然而，此次官方的失利，在时任两广总督吉庆写给嘉庆皇帝的汇报奏折中，却变成海盗们在海面上劫掠商船，被吴川县要塞士兵发现后，把总召集众人划艇出海与海盗火拼。战斗中，海盗被杀多人后撤退，而该名把总也牺牲了。

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不同版本。关键的区别是，战斗到底是在海上还是陆上进行。海上是海盗的势力范围，官兵出海作战，表达了一种进击的姿态；而陆上是官府要确保安全的地方，如果让海盗打上来，那就丢死人了。历史学者穆黛安推测，此战十有八九是在陆上进行，两广总督向皇帝隐瞒事实，是因为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他所管辖的陆上，就难免要受到朝廷的斥责。

由此事也可以看出，地方官府已经对日渐壮大的海盗势力产生了惧怕心理。

这帮依托于越南西山政权坐大的华南海盗，最终在1802年与阮福映军的一场海战中彻底落败。阮福映不仅将俘获的3名海盗魁首献给清廷处置，而且一举摧毁了海盗巢穴江坪，将最难对付的海盗巨魁郑七俘获并斩首。

经此变故，在越南失去靠山和根据地的华南海盗，纵之归海，重新杀回了广东沿海。中国东南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又将迎来风起云涌的一段历史。

华南海岸线不再平静 图源/摄图网

3

1802—1805年，是海盗集团内部混战的3年。由于之前的海盗巨魁被越南阮福映或抓或杀，华南海盗一时群龙无首，各个帮派、每个盗首都想争夺老大的位置，导致混战不休。

1805年，嘉庆十年。华南的海盗帮派，终于坐下来，签订了一个协议。七大帮派的魁首，为了各自的长远利益，作出让步，一个松散的海盗联盟就此形成。

七大海盗帮派，分别是：

郑一（郑文显）：红旗帮，船艇600—1000，人数2万—4万；

乌石二（麦有金）：蓝旗帮，船艇160艘以上，人数大约1万；

郭婆带（郭学显）：黑旗帮，100余艘船，人数1万；

总兵宝（梁宝）：白旗帮，约50艘船，人数不明；

东海霸（吴智青）：黄旗帮，船只、人员不明；

金牯养（李相清）：绿旗帮，船只、人数不明；

郑老同（郑流唐）：签约不久，就投降了清廷。

郑老同投诚之后，华南海盗联盟为六大帮派，分别领有几十到上千不等的船只，纵横驰骋，威赫一时。

这个联盟的核心，是实力最为雄厚的红旗帮帮主郑一。

郑一出身于海盗世家，祖上郑建据传是郑成功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后逃到粤西广州湾，做了海盗。传到第四代，出了两个海盗巨魁，一个是最爱君前面讲到的郑七，西山政权中的海盗首领之一；另一个就是郑一，郑七的堂弟，之前也参加过越南内战。

郑一的影响力，源于旗下的船只和人员在海盗群体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联盟中的其他两大帮——蓝旗帮和黑旗帮，都与他有很深的渊源。蓝旗帮老大乌石二，控制着整个雷州半岛，是郑一的重要合伙人。黑旗帮老大郭婆带，出身疍户，早年被郑一掳掠，并强迫入伙为盗，由于受到郑一的宠信而一步步做到一帮之主。

这些海盗帮派在雷州半岛和香港大屿山，建立了基地，取代原来的江坪，成为新的海盗巢穴。

1807年11月，42岁的郑一突然死于越南。有的说他被大风刮入大海淹死了，有的说他死于越南的一场战斗。

按照一般的剧情发展，一个权势极大的首领死去后，这个帮派要么散了，要么分裂了。但郑一死后，红旗帮不仅没倒下，声势还更加壮大。因为，接替郑一位置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郑一的遗孀石香姑，江湖人称“郑一嫂”，西方人叫她“龙嫂”。

郑一嫂，本是广东一名船上妓女，后被郑一掳去，娶为妻。但她不是一个普通女子，一入海盗团伙，自始至终均有介入丈夫的海盗活动，在郑一生前就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并在红旗帮中树立起极大的权威。因此，在郑一突然去世后，她能很快实现权力的转移。

而协助她顺利掌权的，是她的得力助手、干儿子兼情人张保仔（本名张保，广东人习惯称其为张保仔）。

张保仔堪称华南海上最后一个大佬。

据可靠文献记载，张保仔是广东新会一个渔民家庭的儿子，15岁时随父亲出海捕鱼，遇到郑一的海盗帮劫掠，人被掳走。郑一见到张保仔，被他的“聪慧，有口辩，且年少色美”吸引，遂“嬖之”。后来，张保仔成为郑一的干儿子，实际上也是他的同性恋对象。得到宠信后，张保仔很快升为海盗头目。

张保仔为人酷烈，有侠气，“每劫掠时，众有不前者则杀，得财悉瓜分，不事蓄积，掠人不妄害”。但他对郑一嫂忠心耿耿，遇事必先请而后行。郑一死后，郑一嫂很快就跟张保仔发生了性关系，通过这一层关系，更加巩固她的地位。在海盗联盟中，几乎都知道郑一嫂和张保仔表面是义母与义子，实际上是情人关系。

郑一嫂和张保仔掌权期间，海盗帮派制定了严苛的行为规范。比如劫掠来的财物要交给旗主统一分配，不得强奸女票，不许发生乱七八糟的性行为等等。曾被红旗帮俘获的肉票、英国人格拉斯普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违反规定的海盗将受到鞭挞、监禁甚至凌迟，结果，所有海盗条令均得到严格执行，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鼎盛时期，华南海盗联盟的“生财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劫掠商船，绑架肉票，绑架后勒索赎金。肉票的亲属一旦对赎金表示犹豫，他们会立马寄出肉票的一根手指或一只耳朵，以示恐吓，手段毒辣而残忍。他们唯一遵循的江湖规矩是，收到赎金，立马放人，从来没有发生食言的案例。在海盗眼里，最值钱的是洋人，被红旗帮绑架的英国人格拉斯普尔，最终花了7654西班牙银元才被赎回。

第二，控制粤西的运盐航线。通过对运盐船队的劫掠，把大盐商们都吓到了，盐商们直接向海盗交纳一笔保护费，以换取安全通行的权利。到后来，大盐商甚至为海盗提供粮食和武器，让他们为运盐船护航。这就变成了海盗帮派的固定收入。类似的生财之道，很快被海盗们用在了鸦片商身上。

第三，直接将势力向陆地上渗透，在华南沿海一些市镇、村庄收取保护费。那些抗命的市镇、村庄，难逃被夷为平地的厄运，上岸的海盗杀死男性村民，掳走妇女儿童。最嚣张的时候，海盗们公然袭击官军营地，抢夺武器弹药，无所畏惧。

他们会通过制造残忍的名声，来传播海盗的震慑力，对胆敢抵抗的商船船员进行非人的折磨，对待打击他们的水师船员，一旦掳获，不是凌迟就是开膛破肚，手段极其凶残。据当时的西方人观察，海盗们在参加战斗前，都会将火药掺入酒中喝下，有时甚至会吃下被掳者的心肝，借此壮胆。

他们劫掠的手段也十分卑劣。在打定主意劫掠一艘大商船之后，他们会先劫下两艘小渡船，把同伙安置在小渡船上，伪装成遭遇海盗袭击的样子，向大商船求救。当大商船出于同情实施救助，允许他们登上船舱时，他们就露出真面目，与此同时，几艘海盗船靠拢过来，一起对大商船进行洗劫。

海盗联盟在郑一嫂、张保仔等人的带领下，在4年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1805年，六大帮派大约有800多条船，到1809年，已经拥有1800条船和7万人。历史学者穆黛安说，这个规模是1588年英国舰队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两者规模之和的两倍。

而此时，广东水师的兵力和船只，仅为海盗联盟的1/4左右。

对于紫禁城内的嘉庆皇帝来说，该操心的远不止于此。

在华南海盗联盟势力最强的同一时期，帝国东南闽浙海疆也出现了一个海盗巨魁——蔡牵。南起福建、北至山东的广大沿海地区，都曾留下蔡牵的海盗帮进犯的痕迹。在其鼎盛时期，1805—1806年，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不断进犯台湾，想学郑氏家族独占台湾为长期据点。

嘉庆被帝国海岸线充斥的庞大的海盗势力，彻底激怒了。他几乎对那些地方官员破口大骂：

现在闽浙粤三省海盗这么猖狂，还不是各个衙门的官员胥吏，与这些海盗声息相通，提供庇护，收受陋规导致的！

西方电影中的“清夫人”，原型是郑一嫂

4

1805年春天，嘉庆寄予厚望的新任两广总督那彦成到位了。

这个满族高官，以镇压白莲教起义成名。嘉庆显然是想利用他的铁血个性，去广东发动一场清剿海盗的大行动。

但，那彦成很快就领教到，华南海盗这块硬骨头有多难啃。

广东的水师官兵，惧怕海盗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经常以船只坏了为由，不出海缉盗。实在推诿不过，必须到海上巡查，大多时候也绕开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

而海盗的势力，确实如嘉庆所说，已经渗透到了官兵内部。官匪相通，导致清廷发动的打击海盗行动屡屡失败。1805年3月，广东巡抚孙玉庭得到一个海盗头目潜回老家陆丰县的密报，随即率兵前往搜捕。突然，一个官兵一声枪响，泄露了整个秘密抓捕计划，行动宣告失败。

雄心勃勃的那彦成，在当年9月份发起一场清剿广州湾海盗的战役。虽然官军出动全部主力，取得击毙海盗600名、俘虏230多名的战绩，但这点损失对于海盗联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官军却耗尽了所有精力。此后，广东水师再也打不动了，那彦成只得走回传统的老路子——改剿为抚。

那彦成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抚海盗的计划上。他命人在沿海城乡遍贴“通谕口岸接济自首免罪”“通谕裹胁难民杀贼投诚立功”等告示，规定一名海匪来投，可免其罪并赏银10两，海盗头目带队投诚还可额外得到官衔。

这个计划反响“热烈”。很多海盗纷纷带着据称是海盗大头目（实际上无法分辨是肉票或者无辜渔民）的人头，向官府投诚，目的是换取赏银和官位。在这一拨投诚的浪潮中，官府至少接纳了3000名海盗，其中数十名匪首摇身一变，当上千总、把总等官。

但事实上，真正强悍的海盗，仍旧活跃在华南海面上，并且嚣张到时不时会对珠三角的重要市镇发起攻击和劫掠。那彦成对这些情况通通隐匿不报，只向皇帝汇报海盗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假消息。直到广东巡抚孙玉庭揭穿了假象，指控那彦成向海盗滥赏顶戴银两，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孙玉庭在奏折中向嘉庆说，原本罪该万死的海盗，现在非但不问其罪，还加以重赏、授予官位，以致民间出现了“为民不如为盗”的俗语。

1805年12月，任职不到一年的那彦成，遭到解职。后来被判充军，流放伊犁。

两年多后，1808年初，一起悲剧发生了。

当时，浙江提督李长庚，追剿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进入广东洋面后，进行了一整夜的战斗。但李长庚不幸被海盗船发炮击中，次日毙命。

这起悲剧对广东的官员震动很大，一个恪尽职守、力主剿匪的朝廷要员，最终命丧大海，结局悲情。时任两广总督吴熊光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向嘉庆请求组建一支新舰队。

不过，吴熊光永远也等不到皇帝的批复了。

在他上奏之后，张保仔率领的海盗联盟就侵入珠江口，把战火烧到广州城外。70多岁的虎门总兵林国良在战斗中丧命。海盗们在后来的战斗中，几乎扫清了进入珠江的一切障碍，出入珠三角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1809年1月，吴熊光被撤职。

新任两广总督来不及到任，走到半路就死了。嘉庆只好临时更换人选，提拔汉军正黄旗人百龄为继任两广总督。

百龄是4年内的第四任两广总督。

百龄到任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海路运盐为陆路运盐，二是下令实行“海禁”。通过这两招，切断海盗的补给来源。

广东沿海居民苦于海盗肆虐，这次愿意配合官府的行动，出海的渔船纷纷回港，秘密为海盗提供粮食的内奸，也受到了严惩。海盗们撑不住了，纷纷上岸抢劫粮食。

1809年7月，虎门总兵许廷桂的船队被海盗围住。经过激烈的战斗，许廷桂最终被张保仔的红旗帮杀死，尸体抛入大海。这是一年时间内死于海盗之手的第二个广东总兵。

百龄知道，要击败强大的海盗联盟，官军并不可恃。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珠三角各地的精英和民众身上，发动团练，组织乡勇，通过人民的力量保家卫国。

这是一场惨烈的对决。一些市镇的村民组织起来，打赢了入侵的海盗，但另一些市镇，则遭到海盗们的疯狂报复，最终被洗劫一空，放火烧光。顺德一个村子，在海盗洗劫过后，带走了全村的妇女儿童，仅留下被杀村民的80个头颅，挂在村口的榕树上。

1809年下半年，整个广州城陷于恐慌之中，嚣张的张保仔张贴告示，要求百龄交纳赎金，换取广州安全。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馆报告称，大小河道出没无常的海盗船队，已经使清朝最繁盛的通商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十分糟糕。

澳门——葡萄牙人占据的贸易据点，也一度被海盗联盟围困。

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官员开始联合英国、葡萄牙的舰队对海盗联盟进行追剿。1809年11月20日起，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率领百余艘兵船，会同葡萄牙舰队，突袭红旗帮的基地大屿山。这场旨在一举消灭郑一嫂、张保仔海盗集团的海战，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屿山（赤沥角）之战”。

战后，葡方海军向澳门报告，吹牛说他们摧毁了1/3的海盗舰队，但清朝方面则承认这次海战，联合舰队失败了。当时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的格拉斯普尔，后来回忆说，联合舰队一字排开，对大屿山海盗基地进行轮番炮轰，但9天后，11月29日，张保仔的船只都修理好了，算准风向和潮汐，起锚扬帆，轻易就突破了封锁线，一点也不把联合舰队放在眼里。

红旗帮以这样孤傲的姿态，证明了大清和葡萄牙联合剿匪行动的失败。

据说，张保仔在得意之际，曾命人给在澳门的葡萄牙长官写信，让对方提供4艘军舰，等他张保仔打下整个帝国之后，愿意以两到三个省作为回报。

这次清剿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失利后，忧心忡忡的两广总督百龄，认为自己也逃不掉前面几任总督的相同命运了。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在华南海盗联盟实力如日中天之时，崩溃的危机悄然到来。

张保仔画像

5

一场内部分裂，毫无征兆地结束了华南海盗的黄金时代。

黑旗帮魁首郭婆带，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郭婆带的命运跟张保仔很像，都是出身渔民家庭，少年时代被郑一掳获后，得到宠幸而加入海盗帮，晋升为海盗头目。跟所有海盗都不一样的是，郭婆带非常喜欢读书，船舱内藏着很多书，史书说他“手不释卷”。他的船头锦幔上写着两行大字：“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可见这个海盗头目的见识非同一般。

论资历和文化水平，郭婆带都在张保仔之上。但郑一死后，年轻干练的张保仔凭借与郑一嫂的特殊关系，扶摇直上，这引起了郭婆带等一批老资格的不满，只是碍于郑一嫂的情面而未发作。

有的文献记载说，郭婆带其实也倾慕郑一嫂，所以郭、张二人还是情敌关系。

在大屿山之战的尾声，张保仔的船队冲出中葡联合舰队的包围圈后，曾派人给郭婆带送信，请求黑旗帮支援。郭婆带拒绝了。张保仔恼羞成怒，发誓要报郭婆带的不义之仇。两人的矛盾，自此公开化。

仅仅10天之后，黑旗帮与红旗帮就发起了一场摊牌之战。在张保仔与官军的一场对战中，郭婆带的船队突然出现，并围住了张保仔的退路，张保仔立即对其发起攻击。战斗的结果，郭婆带取得胜利，俘获了红旗帮300多人和16艘战船。

有了这次战绩作为筹码，郭婆带派人向朝廷释放了投首的诚意。

事实上，两广总督百龄在战胜海盗无望的情况下，也暗自采取了那彦成当年的做法——招抚。只是百龄比那彦成精明，没有一抚到底，而是边剿边抚，双管齐下，希望从内部攻破海盗联盟的堡垒。

百龄等到了这一天。

1810年1月，他亲自赶往归善县，在那里接待了黑旗帮魁首郭婆带和黄旗帮一名重要头目冯超群。两名海盗首领带来5500多名海盗、110多艘帆船和500门火炮，向朝廷投诚。郭婆带还交出了不久前俘获的红旗帮300多名海盗。

作为回报，百龄赏予郭婆带把总的官衔。

郭婆带的投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很快，投诚的海盗达到了9000人。当初六大帮派的海盗联盟，无形中被瓦解了。

张保仔的红旗帮，依然实力雄厚，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与朝廷对抗下去的意义。在上一年，1809年，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得到张保仔和乌石二的援助后，仍然被官军击败，死了。华南六大帮派之一，白旗帮帮主梁宝，也在这一年死了。现在，与他反目的黑旗帮帮主郭婆带，投降了朝廷。中国海盗衰歇的势头，看来是越发明显了。

张保仔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孤立的滋味。他也动了投诚的念头。

他派人与官府接触，试探投诚的可能性与条件。

就在郭婆带投诚一个多月后，张保仔与百龄第一次会面，谈条件。张保仔坚持朝廷要给他保留80艘船和5000人，而他将以这支队伍加入清剿华南其他海盗的行动。百龄则认为，如果是真心来投，就应将船只器械全部上缴，将来随同官兵出海剿匪，戴罪立功，还怕没船、没人？

史载，在双方谈判过程中，突然有10艘英国船开炮驶过。张保仔十分警觉，怀疑官府与洋人背后有阴谋，立马率队离开珠江口，驶出外洋。谈判因此中断了。

此后，张保仔投诚之事一直陷于胶着状态，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两个月后，郑一嫂出马，才打破了僵局。

1810年4月，郑一嫂不顾众人反对，仅带了一队妇女儿童，前往广州面见百龄。她始终要求百龄承诺给张保仔保留一支船队，最后，百龄屈服于她的要求。

数日后，张保仔、郑一嫂的红旗帮有17318名海盗、226艘帆船和1315门火炮，向广东当局投诚。当局则授予张保仔千总的职衔，允许他保留一支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队。同时，郑一嫂被准许嫁与张保仔。

至此，驰骋华南海域十余年的第一海盗大帮，烟消云散。

张保仔、郭婆带双双受命于朝廷，开始率水师亲征，围剿广东西南洋面上的海盗余部。

同年夏，黄旗帮帮主吴智青（东海霸）降清，蓝旗帮帮主麦有金（乌石二）被斩获。广东海盗余部遂告土崩瓦解。中国大规模海盗活动的高潮，落下了帷幕。

在投诚7个月后，张保仔被调往福建任参将。两年后，1813年，他和郑一嫂有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张保仔被擢升为福建闽安副将，委任到澎湖驻守，郑一嫂被诰封为命妇。就在张保仔还可能进一步升迁的时候，1820年，监察御史林则徐向朝廷上奏，提出“勿忘台湾郑氏”，意见被朝廷采纳。从此，张保仔再没有升职，以副将终身。

1822年，道光二年，张保仔病死于澎湖任上，终年36岁。郑一嫂第二次成为寡妇。

两年后，郑一嫂带着11岁的儿子回广东南海县定居。据说她在家祠中供奉着两广总督百龄的画像（百龄死于1816年）。

到1840年，时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翻起张保仔的旧案，上奏说，张保仔“所聚大小匪艇数百艘，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其罪逆更有甚于郑一，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闾巷传闻，痛心切骨”。意思是，这样的人即便投诚了，也是朝廷罪犯，无法洗白。在林则徐的建议下，朝廷褫夺了郑一嫂“命妇”（朝廷命官之妻）的头衔。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作为曾经最为传奇的女海盗，郑一嫂开了一家赌场，过着淡漠的生活。她老死于1844年，终年69岁。

19世纪西方报刊上的郑一嫂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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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雄霸帝国海疆的大海盗相继被剿灭或被招安，嘉庆终于在他统治的后期实现了海不扬波。

但是，仅仅过了30年，当英国的战舰从海上来，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帝国的大门，他的继承人道光皇帝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刻的来自海上的屈辱。后来的史学家定义这个时期为“嘉道中衰”，说明道光朝承受的屈辱，嘉庆朝是脱不了干系的。

美国历史学者安乐博说，1520一1810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

但在1810年，以张保仔为首的海盗帮派被招安或被剿灭后，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向海洋发展的良机，仍然执行内收性海洋政策，将掌控海洋社会权力的胜利果实丢弃掉。

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虽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赦免其罪，赏赐官位，但在对投首海盗的安置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失误——绝大部分擅长海上作战的海盗，被强行遣散至内地，并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永远扼杀了他们再次涉足海洋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海盗的消失，是大清帝国的胜利，却是构建海洋帝国的失败。

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这是大陆性王朝的统治思维使然。大陆性王朝“总是充分利用大陆资源，以消灭海盗为第一目标，把国家水陆武装力量用于禁海迁界，以断绝沿海对海盗势力的交通接济为海防的不二法门。王朝国家这种与海盗海商势力势不两立的姿态，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迭遭不幸的一大根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海洋性王朝。最早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无一不是通过海盗方式向世界扩张并掠夺财富；继起的荷兰，靠劫掠葡、西的商船起家，以“海上马车夫”闻名于世；给中国造成近代民族创伤的英国，更是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活动，同时限制其对本国商船的劫掠。正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雷利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而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地球的财富和地球本身。”

海盗，在这些国家的海上力量建设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曾出现海盗的黄金时代，结局却是另一种命运。

明朝中期以后，汪直、郑芝龙等海商海盗集团，不仅要对付国外的海上竞争力量，还要迎接来自本国朝廷的剿杀。尽管如此，他们对本国朝廷仍有强烈的体制认同心理。也正因此，汪直才会被明朝诱捕而后杀死，而郑芝龙也才会最终投降清朝，并在儿子郑成功东渡台湾后，失去诱饵作用而被处死。

明清两朝对于来自海上的力量，都有相同的惧怕，惧怕的结果是要全力杀死它而后心安。

1805年，当英国通过特拉法尔加海战最终确立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时候，中国华南的海盗联盟也达到了权势巅峰。但是仅仅5年后，这股孤立于帝国海疆的强大势力，就以表面被招抚、实际被遣散的命运收尾。归根到底，他们无法像在西欧国家一样，被接纳成为合法的海上力量。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官匪对抗的结构中，不仅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互相内耗，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仅能得出一个悲剧性的结论：

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海盗的最后一个传奇时代，留下了恐怖而血腥的历史记忆，留下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历史传奇，却没有留下一点点有利于时代与国家进步的历史贡献。仅此而已。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文献：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美]穆黛安：《华南海盗》，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

[美]安乐博：《海上风云：南中国海的海盗及其不法活动》，张兰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美]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王绍祥译，《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日]松浦章：《明清时代的海盗》，《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刘平：《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

王前山：《中国海盗的命运》，《文史天地》，2005年第3期

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