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27岁的凯茜·弗里曼勇夺400米短跑金牌,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土著运动员。这是无比漫长的400米,对于5岁被发现运动天赋的凯茜来说,她跑了22年,而对于她代表的澳洲原住民族群来说,跑了整整100年。
幼年凯茜
即使出生于1970年代,凯茜的儿时也是一直生活在贫困与白人的歧视中。在那个年代,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差距高达17年,在这片土地生活了上万年的原住民直到1962年才享有选举权。
小学时,凯茜赢过很多次跑步比赛,不但没得到过一次奖励,还不得不站在一旁看着被她击败的白人女孩领取奖品,小凯茜当时并不在乎,只是记得在她身旁偷偷抹泪的母亲。
就算遭遇如此屈辱,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凯茜仍然是幸运的,因为在她出生前的百年岁月里,澳大利亚政府以原住民“低贱无知”、“终将消失”为由,实行“同化政策”,把10万名原住民儿童永久性地带往白人家庭或者政府机构照顾,以“白化”原住民,这些孩子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孩子们
同化政策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逐渐废除,但是想让政府承认错误、平等对待的原住民们又为此抗争了几十年,期间获得政府赔偿的案例屈指可数。
1957年的圣诞夜,13 个月大的布鲁斯·特雷沃罗腹痛难忍,加班的父亲约瑟夫请邻居帮忙,把他送到了阿德莱德的一家医院。谁知一到医院,布鲁斯的个人信息就被写成“没有父母”,治疗后他被交给一对白人夫妇抚养,在那之后,布鲁斯再也没见过他的父母,有关他的信息也被刻意隐瞒,长到10岁才得到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成年后,布鲁斯酗酒、抑郁,无法正常工作,他把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找到了当年那份编造谎言把他送走的档案,布鲁斯得到了52.5万澳元的国家赔偿,这也是“被偷走的一代”为数不多的胜诉案例。
布鲁斯成年后的遭遇恰恰说明“同化政策”的失败,这些在白人家庭、教会组织和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很多都遭受过虐待和心理折磨,以至于成年后的吸毒、酗酒和犯罪的概率都高于平均水平。
2002年,澳大利亚导演菲利普·诺伊斯在《漫漫回家路》中讲述了“被偷走的一代”的血泪往事,这部电影的摄影是我们熟悉的、王家卫电影的御用摄影师澳大利亚人杜可风。
《漫漫回家路》剧照
故事改编自原住民女作家多丽丝·皮金顿的小说《防兔篱笆》,三个被偷走的小女孩被送到“白化营地”劳动,白天干活的动作稍慢了一点儿就会受到皮鞭的抽打。无法忍受的女孩儿们逃离营地,走上了一千五百英里的漫长回家路,身后是穷追不舍的猎枪。
《防兔篱笆》是多丽丝·皮金顿的亲身经历,她的土著本名是努吉·加里马拉,出生在西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场。4岁那年,多丽丝和母亲、妹妹被当局强行带走,到指定的土著定居点接受家仆训练。
后来,受不了思乡之苦的母亲带着18个月大的妹妹逃跑,但终究没有逃出被拆散的命运,妹妹在2岁时被送到南方的一个儿童收容所,母女三人从此天各一方。
18岁时,多丽丝从定居点“毕业”,进入皇家医院当护理助理,她的人生没有就此颓废,就像影片中小女孩给人印象深刻的坚毅眼神一样,多丽丝把自己被偷走的人生夺了回来,她组建家庭,到大学深造,以个人经历写出了三部曲小说,成为澳洲土著文学的代表。
1973年,澳大利亚新当选的工党政府决定改变“同化政策”,把“强制”改为“自决”,允许原住民自己选择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害怕引发诉讼狂潮,进而涉及天价赔偿,澳大利亚历任总理都拒绝向原住民道歉。
虽然原住民组织的呼声不断,但直到1997年才出现首位要求政府道歉的国会议员,而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的拒绝理由是,“这是上一代政府的错”。
又过了十年,工党陆克文赢得大选,原住民才终于等来了迟到几十年的道歉,陆克文承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原住民道歉,以及改善原住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幼儿夭折率、提高识字率及平均寿命等。
2008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堪培拉议会上,代表政府就澳洲土著居民自白人登上澳洲大陆百年来所蒙受的苦难作出正式道歉,“对那些被偷走的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苦难和伤害,我们说对不起。”
陆克文向原住民道歉
人生无法重来,从与亲人和家乡分离的那天起,被偷走的那代人的一部分就永远留在了漫漫归途上,作家多丽丝·皮金顿曾带着那部电影在2006年访问南京,一位南大的同学问她,“是什么支撑着三个小姑娘应对野兽的袭击、警察的围堵,翻越沙漠回到家乡的?”
多丽丝说,“是千百年来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这片原住民深爱的土地会指引她的孩子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