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26岁的罗纳德 · 科恩（Ronald Cohen）与人共同创立了安佰深股权投资集团（ Apax Partners ）公司，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大约在同一时期，米尔顿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写下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
即便是在积累财富时，科恩也拒绝这一观点，相反，他觉得资本能够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没有他，就不会有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是指在投资过程中不仅考察财务收益，也要考察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包括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影响力，也称为社会价值投资、社会效应投资）”， 联合国负责任原则投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菲奥娜•雷诺兹(Fiona Reynolds)表示。“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确保政府能够理解影响力投资的益处。”
随着流入可持续投资领域的资金大幅增加，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影响力投资著作的科恩与《巴伦周刊》坐下来讨论了影响力加权会计学等话题。详细内容请看以下采访精选：
《巴伦周刊》：一个大风险投资家是如何成为影响力投资之父的？
罗纳德 · 科恩：我们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剧烈变革的时期，我们大多数人期望这会缩小社会差距，但实际上它却导致了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贫富差距。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的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已经难以为继。
过去50年来，尽管传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进行了创新并实现经济增长，但一味追求利润而不顾及由此造成的损害，已经将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自食其果的系统。
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使我和其他人考虑如何利用投资资本来改善生活和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支出和慈善事业。第一支社会影响力债券，彼得伯勒债券（Peterborough bonds，编者注：从社会筹资为英国彼得伯勒监狱的男性犯人提供包括饮食、住房、培训课程和心理支持等等服务，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债券），表明你可以在减少惯犯、获得社会回报的同时，还能让投资者获得高额财务回报。
原因在于，你购买的产品、你将为哪家公司工作以及你投资公司的规范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优势在于公司能够在风险、回报和影响力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它让化石燃料公司相对于新的颠覆性公司处于劣势，例如特斯拉（TSLA） ，它的目标是通过减少汽车排放来优化风险、回报和影响。
《巴伦周刊》：乔 · 拜登的胜利是否改变了美国可持续投资的格局？
罗纳德 · 科恩：拜登的竞选是以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减少环境破坏为基础的。对他来说，最好是采纳和鼓励影响力投资，并且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样，引入透明度。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公司利润就没有了透明度。1933年，罗斯福政府推出证券立法，带来了通用会计准则（GAAP）和审计师的使用。我们正处于同样的十字路口，加强公司影响力的透明度将带我们进入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前沿。
《巴伦周刊》：你是影响力加权会计学的倡导者，给我们讲讲吧。
罗纳德 · 科恩：影响力加权账户以美元计价，它反映一家公司通过其产品、业务和就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包括正面和负面)。它们使我们能够衡量企业对人类和地球的影响。因此，我们能够从损益表中加上或者减去公司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从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公司。
我曾在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主持过一项工作，发布了1800家公司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美元计算)。我们发现，在这1800家公司中，有252家公司每年造成的环境破坏超过了盈利。在一个拥有影响力加权账户的世界里，这些公司将成为亏损公司。我们发现，其中543家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相当于其利润的25%或更多，这1800家公司每年给环境造成3万亿美元的损失。
影响力加权账户将使企业和投资者能够从利润和影响两个维度来看待业绩。当你看到它为企业提供的颠覆其行业的能力时，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投资者将调整（投资组合） 从而更有利于那些在风险/收益/影响力之间作出优化的公司，比如特斯拉，而不是那些只是在风险/收益间做出优化的公司。影响力透明度可以影响公司的估值和盈利能力。
《巴伦周刊》：在这一努力之后，公司是否开始报告影响力对利润的影响？
罗纳德 · 科恩：现在大约有56家公司采用某种形式的影响力评估。今年7月，法国达能(BN)公布了每股收益，并对环境影响进行了加权。这是未来之路。看看10月份宝洁公司集团的年度会议: 三分之二的股东因为森林砍伐而投票反对宝洁公司的管理层。这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一信息相当敏感: 哈佛大学的数据显示，股市估值较低与环境损害较高之间存在相关性。监管机构关心的是维护一个投资者都能获得相同信息的市场，因为他们担心这些信息是否可靠。他们很快将别无选择，只能介入。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 Iosco)已经表示，正在研究影响力透明度问题。
《巴伦周刊》：你的研究遇到什么阻碍了吗？
罗纳德 · 科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已经逐渐被大多数公司所认识。我发现很多公司都有兴趣了解这种透明度将如何帮助他们聚焦于提高影响力的方法，以及它将如何影响股票的表现。
《巴伦周刊》：企业会抱怨，它们不得不进行额外的披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对所有相互竞争的报告框架进行披露。
罗纳德 · 科恩：环境影响力的衡量标准已经到位。社会影响里的衡量标准也或多或少地到位了。计算机和大数据使我们能够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并给它们加上货币价值。哈佛大学的努力表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公共领域的信息目前还没有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准备，这使得互相比较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漂绿”（Greenwash，一家公司、政府或是组织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的）的指控。因此，我们有必要像1933年那样做。
在过去几个月里，除了 Iosco 之外，还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和世界经济论坛（WEF）都在关注影响力透明度，这并非巧合。它是由消费者、雇员和投资者共同推动的。
当投资者引导超过三分之一的专业管理资金来追求影响力时，投资流向的目标就被改变了。在我看来，如果政府要求企业在两年内，在发布传统账户的同时也开始发布影响力加权账户，那么企业就可以做到。
《巴伦周刊》：尽管如此，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罗纳德 · 科恩：新冠疫情为今天的政府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处境。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将面临严重负债，并面临更大的社会挑战，此外，它们已经面临的环境挑战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可能会面临多年持续的高失业率，这将导致贫困和各种衍生问题，包括无家可归等等。
政府真正能够确保经济快速复苏、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复苏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企业和投资者一起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使问题恶化。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国际机构和集团，如G7和G20，是否能就“我们必须这样做”达成共识？还是单个国家的政府将不得不出于必要而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政府花太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折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信息是互不相干的，存在于公共领域，但是没有经过审计，一些投资者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信息和不可靠的信息而遭受损失。这将延误我们对威胁社会和地球稳定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
《巴伦周刊》：过去，ESG 意味着一种风险评估和投资机会，而影响力侧重于实现社会和环境成果。他们会合二为一吗？
罗纳德 · 科恩：ESG 是影响力投资的先声。这是一个展示价值观变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 ESG 没有工具和测量手段，投资 ESG 的组织没有测量 ESG 的工具。首席投资官会告诉你，他们希望朝衡量 ESG 影响的方向发展，但是没有可用的工具。
而这就是影响力加权账户的设计目的，当我们有了这些衡量工具，影响力投资以及ESG就能够实现了，这将成为新常态。
《巴伦周刊》：新冠病毒疫情是如何改变影响力投资的企业话语和前景的？
罗纳德 · 科恩：由于骚乱、社会不平等和对环境破坏的抗议，企业现在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会影响它们的销售和利润。许多不接受新技术的公司被那些设计了更具颠覆性、更有效的商业模式的更灵活的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那些没有妥善管理其影响力的公司身上，以及那些没有解决其商业模式在利润和影响力之间造成冲突的公司身上。石油生产国的市值已经大幅下降，公司开始意识到，忽视影响力的到来跟忽视技术的到来一样，会带来相同的风险。
《巴伦周刊》：谢谢，罗尼。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12-6 09:01 A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