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女性决定不再沉默｜全民故事计划 No.533

源济

当一名女性决定不再沉默

原创 赵嗷嗷 全民故事计划 2020-12-04

收录于话题

#爆出那个性侵者

6个

“

想来十分讽刺，我们的这一方明明是受害者，什么都没有做错，却一边承受伤害一边担惊受怕，还要这般劳民伤财地折腾。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33个故事—

前 言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当我决定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一篇文章，我还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那是我和闺蜜一起运营的个人平台，100多个粉丝大多是认识的朋友。作为从事严肃议题报道的记者，我们用这块自留地来记录生活，写写健身心得和恋爱感想。由于都是讲一些日常琐碎，她给自己取笔名“林哼哼”，我跟她对应叫“赵嗷嗷”。我们就像在博客时代写日志一样，平时佛系更新，阅读甚少过千，而那一次发布，竟然引来了超过10万次的点击量。

 

关注来了，紧接着是压力和折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被迫卷入网络和现实中的暴风骤雨。我不得不面对许多痛苦的情境，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沟通、谈判与争论，工作被影响，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

 

而这一切的风波，都源于我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事实：我遭遇了性骚扰。

 

一

 

我原本打算咽下那个故事。

在它发生一年后，我已经成功把它隐藏到记忆深处，平日触及不到的地方。

 

毕竟，那是我不愿回忆也无法理解的画面。

 

2017年2月的一个傍晚，当我身处某大学科研楼，缓慢地接收眼前上演的情节，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困惑——为什么这位我认识和敬重的大学教授正在搂着我的腰，亲吻我的脖子？

 

这一切不合逻辑。

他大我近20岁，有家庭，是国内最顶尖大学的教授，一年多前，我采访过他。出于职业需要，我通常跟采访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自称“矮矬穷”，经常说欢迎我和我男友有空来他办公室坐坐。我也把他和我采访过的其他科学家一样，视为值得尊敬的前辈，对于能有机会向他讨教倍感荣幸。

 

事情发生在我跟他自采访后的第二次见面。此前一次我应邀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小女儿也在场，我们闲话工作家常，一切轻松正常。所以，当我后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时，我想到了向他请教。他立刻应允，告诉我下午前来他的办公室，让我很是感激。我毫无戒备地去了学校。我们是互相信任的朋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在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起身向他表示感谢，他却突然把手从我还没扣上的大衣下面穿过，隔着我的毛衣，紧紧箍住了我的腰。

 

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我要不正经一下，你很漂亮。”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接着，个头矮小的他把自己贴到我身上，自我陶醉地蠕动着，发出粗重的喘息声，然后开始亲吻我的脖子。我僵在原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是有身份的教授，不会做过分的事情。”“他怎么会这样？”我脑子里的齿轮互相冲突着。又有一个瞬间我在想，只有我是他的情妇，这个画面才算讲得通，但我绝对不是，我也绝对不想成为。

 

据说这是一种生物的自我保护机制，我没有推开他，不敢反抗，仿佛只要我不打破之前友好的氛围，就能假装这突破朋友界限的冒犯不存在。甚至对于他的那句话，我也只能表现得像听到友善的赞美一样报以微笑。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一分钟、两分钟，也许更长。终于，他放开了我。

 

离开他的办公室是在18点50分左右，我注意到我下午来时在外面隔间工作的学生助理已经不在了。我麻木地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走出院系楼，惯性地延续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模式。只是我裹紧自己，尽可能地离他远一点，而他显得兴高采烈。

 

他一直对我说着欢迎下次来家里玩之类的话，我感到一阵恶寒，没有答话。走出校门分开的时候，我心里想，我绝不会让他再有机会见到我。

 

这是性骚扰吗？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不敢贸然地给他扣上帽子。他不是什么荒郊野外冲出来的暴徒，不是偷鸡摸狗劣迹斑斑的流氓，他是业内小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亲切随和的高校师长，他的学历、事业、家庭都可以为他的信誉担保。

 

可是，被延缓的那些痛苦感受逐渐袭来。我在国外留过学，并不是观念保守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可是单方面施加的违背我意志的亲吻，我的身体被迫接受的出格触碰，完全不同于朋友之间那种友好大方的互动。他的喘息，我的恶心和恐惧，还有被肆意利用的羞辱感，那间办公室里最后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无法接受。这不是性骚扰又是什么？

 

这同时带来一种打击。我想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背叛我的信任和敬重？

 

我又审视自己，是我有哪些行为让他产生误会了吗？答案是不可能。

 

我和相恋两年的男友感情稳定，三天两头在朋友圈秀恩爱，这次拜访，我男友也是知道的。而他，更是有妻有女，妻子是同一学院的教授。我和他是在学校的办公室见面，隔壁就是学生的实验室，他妻子的办公室就在楼上。

而且当时是冬天，我穿着厚厚的大衣和毛衣，毫不暴露，甚至因为急匆匆跑去而没化妆也没洗头，绝无“勾引”嫌疑。

 

仔细回想，他的举动竟然是有一些铺垫的。

 

在我认真地讲述我工作的难题时，他就开始有一些小动作，先是从桌子对面挪到旁边靠近我，伸手给我把头发别到耳后，然后突然一只手拉起我的手，另一只手摩挲我的手心。

 

他自己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我放松，不要一直沉浸在愤慨的情绪里。我虽然感觉有些不适，但除了表示感谢也不好说什么。我也担心是自己想太多或“过度反应”，生怕误解了他的好意，在心里为他开脱说，他之前在美国生活多年，可能比较开放，握握手没有什么。

 

另外在交谈时，他不时地打断我，说我每次在他面前都像个战士，让他觉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我又没有反对你，你不用这么激动。”我当时听了还很不好意思，觉得我只顾着一股脑诉说自己的烦恼，不够尊重谈话的另一方。而实际上，不尊重谈话的人是他。当时我把自己开会时的一段评报记录给他播放了两遍，因为我发现他好像压根没有认真在听。当我结束了诉说后低头喝茶，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感觉我终于像个“小女孩”的样子了。

 

这些蛛丝马迹，被专注于聊天内容以及对他充分信任的我，忽略了。

 

二

 

反应过来之后，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躲。

 

跟我关系亲近的同事们都很难理解。在他们眼里，我从来不是个软柿子，平时性格风风火火，为工作上的意见可以跟领导争个头破血流，但是在遇到了明明白白的性骚扰之后，我竟然缩在家里一动不动。

 

那天到家之后，我收到了教授的信息：“你笑得真好看。”

 

我感到恶心恐怖，却连他的微信都不敢删除。

 

“我不能得罪他！他知道我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和邮箱！”我在微信群里绝望地说。

 

“他到底能把你怎么样？”我同事问我。

 

我当时觉得，他太能把我怎么样了。

我是年纪轻轻的记者，他是科学家，以后工作上也许还要采访他，我怎么敢跟采访对象撕破脸皮？另外，万一把他惹恼了，他倒打一耙四处抹黑我，可能从此不明真相的专家、学者出于谨慎都不会接受我的采访，对我的职业生涯会有不小的影响。至于被他围追堵截打击报复的风险，那就更不用说了。

 

举报或报警更是不可能。谁都知道在这将要面临怎么样的质询和责难，作为一个每天需要通过药物跟抑郁症抗争的患者，我花了好一阵子才让自己从惊惶中平复。

 

我没有力量立刻承受自证清白的复杂流程，更不想卷入舆论漩涡，我只想尽快把这件事情从我的生活里剔除，我必须先保护自己。

 

我还犹豫过要不要发邮件把这件事情告诉教授的妻子，我认为她和他们的女儿同样是受害者，但是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毕竟，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可能很难相信这个为人师表的人会做出这种卑劣的行为。

 

我说服自己保持沉默。我不想伤害到他的家人，虽然这个伤害是他自己造成的。

 

还有一点，我采访过他，一度将他当做朋友，他告诉我，他的大部分收入要付给在美国的前妻和儿子，自己在国内是顶着压力坚持感兴趣的冷门课题。

 

我觉得做科研不易，当时可能是他一时昏了头，我愿意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而我的男朋友却不受我的控制。

 

他当时人在国外，向我要了那个教授的电话，直接打电话过去约了要跟对方谈谈。

 

我很是惊慌。对方毕竟是顶尖大学的教授，而我男友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外国留学生，即将在国外就职，万一起了什么冲突留下不好的记录，无论是丢工作还是无法入境中国，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损失。

 

我只好背着男友向他的父亲求助。男友的父亲曾在中国工作多年，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他安慰我，他将与我男友一同来北京，想办法拦住我的男友。

 

想来十分讽刺，我们的这一方明明是受害者，什么都没有做错，却一边承受伤害一边担惊受怕，还要这般劳民伤财地折腾。

 

等到男友和他爸爸来到北京，看着他们在饭桌上争执，我特别难过。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只能我自己来解决，于是咬牙拨通了我再也不想有半点联系的那个教授的电话。

 

当时是夜里将近0点，教授开口客气疏离，仿佛不认识我一样。我努力镇定着对他说，上次分别时，他的举动对我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立刻把电话挂了。

 

我发了一条微信给他，把我的话清清楚楚说完，也告知他，我男友原本要找他算账但是最后我们决定不多此一举，最后让他今后不要再打扰我。他没有回我。半个小时后，我的男友收到了来自他的求饶短信，字里行间闪烁其词，一直说“抱歉”，让我的男友“误会了”。

 

我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文字游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很怂。我之前的紧张是多虑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把他从微信好友里删除。

 

本来我以为这件事情会到此结束。2017年11月中旬，我早已把大半年前的事情抛到脑后，却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的申请。

是那个教授。

 

我没有理会。可是第二天，我又收到他的申请，这一回，他还写了一段话：“看到向南迁飞的各种鸟逗留，想起当年你来办公室采访，想知道你是否还好。”

 

我直接回复：“考虑到你做科研不容易才没有曝光你在办公室的性骚扰，如果你再不知好歹打扰我，那就等着吧。”然后，我把他的微信连同手机号都拉进了黑名单。

 

就这样，我再次把他从我的脑海中屏蔽，直到2018年2月，关于北航已毕业的女博士罗茜茜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多名女学生的新闻铺天盖地。在国内，博士生导师掌握着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悬殊的权力关系几乎能让受到侵害的博士生走投无路。也就是在这时，我想起之前采访教授的时候，他安排了一个称得上很漂亮的女博士生接待我。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被他性骚扰的个案，这也是我说服自己不予追究的原因之一。

 

而“陈小武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那个教授连我这个校外的女记者都敢碰，他的女学生们很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Me Too（我也是）”运动在国内社交平台上逐渐掀起声浪，许多女性发声讲述自己受到性侵害的故事。网上也响起了许多质疑的声音，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在于，如果她们真的受到了性骚扰，为什么当时不反抗？

 

我想，我太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于是，我写下我的经历来参与回答。

 

发布的前一秒，我决定了把那个教授的名字和供职学校在标题前面挂出来。

 

毕竟这属于有社会危害性，不只是关乎我个人。我在文章的最后写上：“一旦我了解到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任何侵害，我就会提供所有证据和她们站在一起。”

 

三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2018年7月26日下午，在文章发布后几个小时内，我在后台收到了一些来自该校学生的线索。有人说早就对这个教授“爱占女生便宜”有所耳闻，其中有个男生给我发私信，说自己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教授实验室的学生，教授现在还是“时有这种行为”。

 

“实验室里的其他学生为了毕业也都是忍气吞声，还好（我）女朋友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没受到什么侵害，但是这种人面兽心的老师真的是气啊，”他说，“他现在实验室招的学生还80%都是女性，希望这种人早日原地爆炸。”

 

但是，当我询问是否可以向他的女友多了解一些情况，在回复“真的吗”“能保护我的隐私吗”之后，他取消了对我公号的关注，我没有办法再联系他。

 

那天稍晚些时候，一个女生在后台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们通了电话。

 

聊到后来，我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揭发他。

 

她是该教授实验室博士四年级的学生，她告诉我，教授喜欢跟女生有肢体接触是他们实验室公开的秘密。师姐甚至会提醒师妹，尽量不要一个人去他的办公室。

 

而她，作为教授的湖南同乡，被他亲密地称为“小师妹”，获得的“优待”包括在他妻子出差时邀请她一个人去他的家中吃饭、向到他家帮忙带女儿的她提出在他家留宿；这两个邀约分别被她以等其他同学有空一起聚餐和男友已经来接她为由，极力婉拒掉了，然而他在办公室抚摸她的胸部，她没能逃开。

 

当时我正在广州出差，回京后，我和那个女生见了一面。她伸出左胳膊，给我看她小臂上一道道划伤留下的疤痕，那是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自己用小刀割的。在忍受教授骚扰的期间，她多次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倾诉自己的痛苦，后来在北医六院确诊了抑郁症。

 

她给我看了教授发给她的一些微信消息，除了亲昵地管她叫“小师妹”和“丫头”，他常常刻意地把话题引到她身上，跟自己的学生对话仿佛是在调情。当这个女生夸教授女儿可爱，教授会说：“你也可爱”“你自己也是萝莉”。

他发给她“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师妹”，说她“不只是学生”，跟她“亦师亦友”，还说“我经常把工作和逗小师妹无缝衔接在一起”。之前有人离开实验室，教授对这个女生发来信息：“你别被她影响，我就很满足了。”“你可以答应我一个事情吗？你别离开我。”

 

面对导师这些引人不适的话语，这个女生只能用礼貌客气的方式把话岔开，尽量保持距离。

 

她原本打算继续忍下去，等拿到毕业证之后，再向学校举报。不过因为个人原因暂时休假，她开始准备联系更换导师，虽然这意味着要放弃之前四年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看到我站出来之后，她决定和我一起捍卫我们的权益。

 

而教授那边的反应，让我们对人性的虚伪丑恶刷新了想象。

 

我发文章的当天傍晚，他在几个月没更新的公众号发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散文，说自己“如同洞庭湖的一只麻雀，紧紧守住自己的本心”。第二天又写了一篇文章，在留言区回复评论时以“受害者”自居，说自己“因为善良，做了一件事情，结果被反诬”，以及“当有一条狗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即使知道它可能是疯狗，但是你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去救他”。

 

同时，他又置顶了自己的评论，说“完全无意用这个帖子去回应任何事情”“我不觉得用公众号去回应是一个科学家的方式”“科学家依赖于可以信赖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而生存”。

 

当澎湃新闻的同行联系我时，我才明白教授所写的“救疯狗”“被反诬”是在影射什么。

 

就在我发文的当天下午，那个教授立刻联系了澎湃的记者，要对此事进行澄清。

 

在摄像机面前，他展示了一些学生写给他的教师节贺卡，以此证明自己是个好老师，然后对性骚扰我一事矢口否认，说我当时在他的办公室嚎啕大哭，他出于好心安慰而拥抱了我，拍了拍肩膀，仅此而已，是我恶意地曲解了他。

 

他还告诉澎湃新闻，我男朋友要去找他，是为了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为了保证报道的平衡客观，澎湃记者联系到了在广州的我，对我进行电话采访。

 

我向澎湃一一拆穿了他的谎言。首先我并没有在他办公室哭，微信记录能够证明我当时一直在给他发报道链接给他看，在认真地跟他讲工作上的事情，认真到顾不上对他摸我的手等小动作提起警惕。何况如果我在他的办公室大哭，他怎么会在我回家后发来“你笑得真好看”。身为一名记者，我有截图聊天记录和备份照片的习惯，这些微信对话我都能拿出来。

 

其次，我可以用人格和记者的职业道德来保证，我所叙述的他对我的骚扰动作包括手伸到大衣内搂紧、亲吻脖子等句句属实，丝毫没有夸张，绝不是他所说的好心安慰我。安慰别人的方式怎么会包括对我说“我现在要不正经一下”，然后紧贴在我身上？

 

第三，关于我男朋友找他的原因，我已经在2017年3月3日晚上的电话和微信里跟他讲得很清楚，而教授自己当时也给我的男朋友发了道歉短信。所以他明知我男友找他是为了性骚扰一事，却还向媒体声称我男友是要感谢他，这是明目张胆地欺骗公众。

 

我从云盘找出了一些相关的截图提供给澎湃，等待在报道中，看他的拙劣表演。

 

四

 

那天晚上，我接了好几个采访的电话，我的父母也打了过来。

 

父母在朋友圈看到我的文章后非常担心，我爸让我把教授的手机号给他，他说他去北京找他。我当然拒绝了，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更不该由我爸出面解决。

 

我爸希望我不要再掺合这件事情，既然我目前不被骚扰了，“就平平淡淡地生活，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告诉他，麻烦不是我找的，可是既然我遇到了，我不能当做没发生。

 

况且，我不是他门下的博士生，不被他掌握分数、论文署名和推荐信，相比联系我的那名受害女生，我面临的压力要小很多。这也是我比她先站出来的唯一原由。正因为如此，当她决定来找我，我会握紧她的手。

 

在公平正义的问题上我一向固执，也许这也是我当初选择成为记者的原因。本科修读的社会工作专业让我接触到许多社会议题，很多时候，增进公众的关注和认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以，我想要用自己的笔或镜头，为相对弱势、缺乏资源的群体发声，推动这份沟通。

 

和往常一样，我的父母尊重我的选择，但是远在家乡的他们提醒我，身体第一，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超出能力的事情做不了，“爸爸妈妈也没有能力帮你”。

 

其实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担心。毕竟我19岁时就得过重度抑郁症，如今的健康状态来之不易，投身风浪的危险不可预知，随时都可能再将我推向深渊。

 

而随着我的文章传播成10万+，公众号后台已经被海量的留言和私信淹没。

 

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但更多的是来自网友的侮辱和质疑。

 

“你为什么要去他办公室？这不是投怀送抱吗？”

 

“单独去见一个男教授，这个记者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肯定是女的穿得太骚了。”

 

“价钱谈崩了。”

 

“工作上的问题就看书解决，有生活上的问题就找家人，为什么要去找他？除非你就是喜欢冒险、天生放浪的90后。”

 

比照着贞洁牌坊，我被鉴定为举止轻浮、意图勾引、在男朋友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与异性见面所以“不守妇道”，还有说法是：我就是想蹭一波热度。

 

对于这些评论我都逐个回复，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沟通，因为这就是我参与MeToo的初衷。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身心的消耗巨大，即便我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当那些肮脏的话语、恶毒的揣测像箭一样射向我，作为当事人的我还是很难毫不介意。

 

还有一类是“杠精”，我本想着在评论区认真回复他们，可以顺便让有相同质疑的人看到答案，可是杠到最后，自觉理亏的他们会把自己的留言整个删掉。

 

其中一名来自该校的男生发了长篇大论来教育我。他说：“既然你站出来了，你就要把所有事情调查清楚，要对这个教授的所有女学生负责，否则你就是在伤害她们。”我回复他说：“好的同学，但我个人力量有限，请问你可以帮助我们吗？”他立刻不作声了。

 

还有一个跟我久未联系的大学学长，仿佛对被控性骚扰的教授产生了强大的同理心，他接连不断地发微信问我：如果是一个长得帅的人强迫你发生这些接触，是不是就不算性骚扰？

 

我回应他：如果比你有钱的人强奸你的老婆，是不是你老婆就是自愿的？

 

我不明白在他的眼里，女性的“意志”算什么。

 

是否性骚扰并不在于对方的条件优劣，而是在于是否违背我的意愿。

 

与此同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MeToo议题受到了禁令的限制，相关的报道一时都被压了下来，包括澎湃和其他媒体对我的采访也无法发布。

 

我也为自己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无力应对每天来催促“实锤”的网友们。

 

从广东结束出差回京后，我花了一周时间写完初稿14000字的调查稿件，然后连夜整理了相关的证据，在8月7日的凌晨，发布了含有154张截图的证据说明，包括事发后第一时间我跟男友、同事提到被教授性骚扰的聊天记录、该教授发给我男友的短信，以及我拉黑教授时说“考虑到你做科研不容易才没有曝光你在办公室性骚扰”的直接回应等等。我的目的，是让他“求锤得锤”，看他还怎么撒谎和狡辩。

 

五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该教授的无耻。

 

在我发证据的那天晚上，他就在自己的公号发布了一篇《我的回应》。

 

对于我6000多字的叙述和150多张截图信息，教授一个字都没有回应，只说了一句“她对我的指责与事实不符”。而他的那篇所谓的“回应”里唯一的信息量，是他曝光了我的姓名和工作信息，以及把与此事无关的我同事的名字都给挂了出来。

 

“我宁愿按照她以记者身份采访我时使用的名字称呼她，也希望她在网上发文时也使用实名，以表明她对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涉及他人声誉的文章负责任的态度，也让读者觉得可信度高。”他这样写道。

 

当时我没有以实名发文，只是因为我在公号本来就使用“赵嗷嗷”这个名字。

 

而且，记者在职务报道时使用真名，写副刊专栏使用笔名是业内常见的情况。

 

我并不惧怕实名，我受到性骚扰的事情第一时间告诉了家人同事朋友，公开举报也从未掩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我。但即便如此，看到那段话时，我还是因愤怒而浑身发抖。

 

我看出了他的险恶用心，这是一种威胁。

 

教授还说，由于见面是我主动联系他，希望倾诉困惑并得到建议。所以他是“被缘起”的，“不具备通常发生性骚扰的客观条件”。

 

我查遍了关于性骚扰的论文，也没有找到支持主动联系是实施性骚扰客观条件的证明。2000年美国NCVS（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的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强奸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不是在漆黑小巷里遇到的陌生人，而近60%的强奸发生在受害人或施害人的家中。

 

在身边的MeToo故事里，有人甚至是在去院长办公室找院长签字时被关门强吻。

 

也许是面对证据实在无力辩驳，他只能写出这样漏洞百出的回应来虚张声势。

 

而他的个别学生也随他一同扩散我的举报是诬告的说法。有尚在校的曾经在他的实验室待过一年的学生四处宣称我“就是个神经病，想红”，还有已经毕业的本科生跑到学校论坛上，以她自己跟教授的短暂接触为依据为他澄清，表示“可以断言女记者是恶意诽谤”。

 

其实，这些学生的举动是最让我痛心的地方。

 

我相信很正直善良的人才会出言维护自己老师，但是他们对教授的盲目信任，让他们对受害者举起了刀子。而我站出来承受和揭露这些的动机，正是想要保护她们。

 

后来，通过MeToo社群朋友的介绍，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吕孝权律师向我提供了帮助。

 

吕律师告诉我，我所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有一些是直接的证据，反映出了教授的一些言行已超出正常人际交往的界限，而我明显感到被冒犯。我与男友或同事的聊天则是一种间接作证。无论教授如何狡辩，我与他的往来信息至少指向了性骚扰，而不是凭空捏造的指控。

 

当时，法律上还没有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如果对教授进行起诉，就无非是一般人格权侵权。吕律师建议我，先向教授所在的高校纪委举报投诉，附上相关证据督促纪委依法依规查清事实，尽快给我一个说法。吕律师还提醒我，学校纪委的调查处理最后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可以继续向海淀区教委或者北京市教委纪委举报投诉，但是耗时费力是可以预见的。

 

还有一个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联络到更多的遭受教授骚扰的受害女生，这样有更多人的指控，有可能酿成一定的声势，才会给处理方增加一些压力。联络更多的证人，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和我联系的受害女生想要获得更多同学的证词，但当她再去找曾经和她交流过教授“爱动手动脚”的同学，得到的答复变成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老师一直很好啊”。

 

也许是因为担心教授倒台会对她们的实验进程造成影响，也许是心疼自己的老师，也许是受到压力。实验室同学的朋友圈纷纷设为三天内可见，而她也迅速被移出了实验室微信群。

 

那个教授在那篇回应里还提到，他在7月27日，已经向校方有关部门致信调查此事。

 

而后有知情人向我透露，教授在学校表示，校方已经与他谈话，“没事儿了”。

 

我们孤立又被动，只能尽力一试。

 

六

 

临近开学，我和受害女生分别向校方提交举报。

 

她把举报材料直接交给了学院，我则按照官网上的信息准备联系该校4月份新成立的“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办公室”。按照该校公示的教师违规违纪调查处理程序图，在接到举报后，他们应在15个工作日内形成初步调查报告。

 

我在8月15号发送了附带证据的举报邮件，20号学校回邮件说：“将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您的举报并依规依纪开展工作”，然后约我在9月12号到校面谈。

 

面谈那天是工作日，为此我旷掉了自己部门的例会，林哼哼也放下工作过来陪我。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进门的时候，林哼哼就立刻被拦下。我介绍这是陪我来的同伴之后，她依然被要求离开会议室，只允许我一个人在场面对四位老师。这是“面谈”，并不是提审，我不明白受害者的朋友不能陪伴参与的原因。

 

我请求四位老师考虑我的心理压力，但他们坚持要求林哼哼离开，我们就僵持在门口，直到我情绪激动，浑身发抖。最终对方松口，让我先坐下，让林哼哼也先在我旁边坐下安抚我。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坚持是对的，如果没有她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完这场谈话。

 

坐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校方拿出一份保证书要求我签署。保证书上要求，对本次谈话的内容不录音、不在网上公开。

 

当我，一个受害者，在受到该校教师性骚扰之后，由于自己没有事发的当场录音录像而备受质疑、难以举证的时候，学校居然要求我签署在与校方沟通过程中不录音的保证书。

 

我自然需要他们给我理由。

校方的说法是，在网上公开的话会对学校的调查过程造成影响。我问，“调查不是应该以证据为依据以事实为导向，为什么公开透明化就会对贵校的调查造成影响？”对方说了各种站不住的逻辑，乱到我都没法理解。

 

我说了好多条我的意见。首先，性骚扰这件事情是具有公共危害性的，举报性骚扰能否得到校方合理有效的处理，也是关系着公众尤其是校内学生的权益，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求我不得公开；第二，公众监督有一个好处，一方面是化压力为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校方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不足或遇到难题，也可以从大众反馈中得到纠正或者建议。

 

我们又一次陷入僵持。

 

校方的意思很明确，谈话前必须先签保证书。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对学校的信任，那么这个谈话很难进行。我实在需要获知学校的调查和处理情况，所以我妥协了。

 

签字之后，他们很快向我宣布了调查情况。“他觉得他是在安慰你，但是你有你的理解。”一个女老师这样对我说。接下来，他们读了在教授办公室门外的学生助理的证词。

 

一年半前发生的事情，连我这个当事人都是要查聊天记录才知道是哪一天，而那位学生助理却说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办公室里传出哭声。他们在没有对书面承诺保护隐私的情况下访谈了实验室的女生，有些女生说教授有时会拍拍胳膊什么的，但都不是性骚扰，是“友好的”举动。最后校方宣布了结论：由于没有现场视频或录音，无法认定教授有性骚扰行为。

 

我询问起与我联系的女生的举报进展，老师们告诉我，校方将对她的举报展开调查，但是“需要时间”。

 

“如果你那里有更多证据的话，可以再提供给我们。”一位老师用这样一句看似真诚的话，对这次面谈作了结尾。

 

失望，愤怒，可能都不足够，我只感到可笑。

 

谁都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吗，我还能怎么拥有更多证据？我没有在他突然性骚扰我时，架好摄像机拍摄下来，没有在走进他办公室时开启手机录音，我也没有反抗到遍体鳞伤的鉴定。

 

可是一百个性骚扰受害者里，能不能有一个人，拿得出这样的证据？如果这样的举证不切实际，以此为标准来判定又有什么合理性？

 

我奢望过讲述的力量，通过真实的故事，或许可以打动不通情理的框架，填补一些血肉，突破这样的死胡同。但是当身为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成员的老师们对我说：“现实总是不完美的”，我知道我妄想了。

他们是可以做出改变的人，可他们太冷漠了。

 

从学校回家之后，我无法入睡。

 

在那备受煎熬的3个半小时，我多次感到被冒犯，没有尊严。

 

失眠到凌晨4点半，我实在难以消受那份痛苦。

 

于是，我坐起来记录了自己作为一名举报人的遭遇。那篇文章大概在早上7点发出。

 

很快，后台涌进了许多评论和留言。让我有些惊讶的是，这一次，不同于之前我冷静克制地摆证据讲事实的时候，跑来辱骂、质疑我的声音少了，表示支持我、为我鼓劲的人多了。

 

也许在一些公众眼里，字里行间流露着精疲力竭的我，终于“像”一个虚弱的受害者了。

 

那天中午，有人告诉我，学校“正忙着处理这个事”。我不知道这个“处理”指的是什么。

 

在我美好的愿想和正常人的逻辑里，学校应该要处理的是校方自身对于教师性骚扰问题的处理工作。我已经燃烧我自己为他们做了一次测评，测评出了他们在专业及伦理方面存在着惨绝人寰的巨大漏洞，漏洞中的每一方寸都值得他们十万火急地开始处理。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那篇文章的阅读量已近4万。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文章没了。

 

原来他们忙着处理的，是这个。

 

公号文章被删后，我从朋友那里看到，有好心的网友自发地截了长图发到了微博，转发量达到1万多的时候，也消失了。之后，一直有学生把我的公号动态搬运到学校论坛，那天晚上，我恰好亲眼目睹了那个新帖子消失的过程。先是楼主和部分评论者发布的内容被删除，然后在大家发现并惊呼时，整个帖子都不存在了。

 

就这样，我被消声了。

再后来，我的微信公号也被炸了。

 

我看到有学生在论坛分析说，一定是教授或学校给了女记者足够的封口费。我很想笑。

 

势均力敌的时候才会有协商。当你随便一脚就可以把蚂蚁踩死，你还用听蚂蚁提条件吗？

 

七

 

我有时在想，一个性骚扰受害者如果想讨要公道，到底要付出多少成本？

 

首先，需要不断回忆我曾经拼命想忘记的人生中最恶心的那几分钟，不断体会人格被侵犯的恐惧、愤怒和羞辱感。

 

其次，在进行正常工作和生活事务之外，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经历搜集间接证据（因为我没有先知能力，不会在事情发生前准备好针孔摄像机），书写数千字举报材料。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见证太多人性的恶，积累太多失望，目睹太多心安理得的蝇营狗苟，会让人身心俱疲。我有时候觉得，跟这样的世界磕下去到底有什么意思。

 

在网络暴力、各种外界刺激的作用下，我原本趋于稳定的抑郁症病情加重了。

 

失眠、木僵等症状统统找了回来，医生一度建议我住院治疗，最后我不得不休病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也暂时与一切信息隔绝。

 

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就是反复受害，而卑鄙者在这个社会有太多盟友。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和我一同向学校举报该教授的受害女生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处理”。后来她得到消息，教授会离职，学校不会有任何公示，他将要去另一所顶尖高校任教。

 

当每一个充当帮凶的社会零件让潜在的施暴者们知道，性骚扰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他们何乐而不为？在还有力气的时候，我有过很多想法。

 

我想公开举报学校在性骚扰处理上的种种荒唐，倒逼他们修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把公众号后台收到的所有的攻击都发出来做成一个展览，让大家看看一个女性站出来发声时，要面对多大的障碍；我想逐条回应网络键盘侠们的质疑，不放弃与每一个思维偏颇的人对话的机会，不希望他们继续去伤害更多的人。

 

我想分享我的经历，让把MeToo等同于大字报的人了解，诬陷并不会轻易实现，现行法律对性骚扰的事实认定难，施暴者被举报了也可能岿然不动，而举报人要承担无穷无尽的痛苦。

 

我想告诉所有的受害者们，这是法律和制度的欠缺和耻辱，不是我们的。

 

有时候我会沮丧，觉得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

 

直到有一回在南京，准备下地铁时，一个男人站到我身后，在开车门前几秒突然凑近，用下体顶了我。我毫不犹豫地转头大声吼他：“你干什么！”

 

车门在这一秒开启，他仓皇逃走。我气恼没有把他捉住，却也震惊于自己果断的反应。

 

我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不会再沉默了。

 

在经历了这些创伤之后，我竟然收获了力量。

 

所以能发声的时候继续发声。我相信我们的声音和勇气一样，会传递，会积累，会回响，最终，势不可挡。哪怕只是让那些施暴者和帮凶们，在想要肆意横行时，多打一个寒颤。

撰文 | 赵嗷嗷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