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
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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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870年,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
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否认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私心。
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
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
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据学者估计,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盛宣怀着西装像(1912年摄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