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上来给企业放贷的银行，好得像一个渣男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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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来给企业放贷的银行，好得像一个渣男丨人间

原创 北落师门 人间theLivings 2020-11-19

贷款本息全部收回的那天，郑行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吩咐我写一篇简报发送给市行，要把新城支行宣传为“贷款清收典范”，对于新城支行领导班子“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收回了这笔“关注类贷款”的过程，要浓墨重彩。

配图 |《集体降职》剧照

1

2009年中秋节前夕，还在新城支行辖属分理处当副主任的我，怀揣两条香烟去拜访办公室秦主任。哥俩喝着上好的普洱茶闲聊一阵子，唠到我的未来前途时，秦主任忽然冒出一句话来：“你去医院看宋行长了吗？”

“宋行长住院了？”我听了很是惊讶。

秦主任一拍大腿道：“我说老弟呀，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等你去‘表示’黄花菜都凉了，人家宋行长前天已经出院了！”

在我的印象里，宋行长是位精力充沛、浑身充满干劲的领导，才40岁出头的年纪，平时下网点检查也是生龙活虎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病能直接进重症监护室。

秦主任告诉我说：“宋行长是被省行给气的。”

几个月以来，宋行长一直在跑关系，运作“春水国际”的贷款项目。春水是本市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商场，于2006年被浙江一家跨国集团企业兴山国际收购，兴山集团计划将坐落在城市核心区域的“春水国际大厦”转型为融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现代化购物中心，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这就需要借助银行的力量了。

对银行来说，大额度的贷款一般是需要抵押物的，在抵押物中，房产又是最为稳妥的。可是由于一些历史问题，春水国际大厦的产权归属有些纠纷，几年来一直在打官司。在大厦产权没谱的时候，各家银行都按兵不动，等到2009年春水取得了市政府的支持、大厦产权归属基本能看出苗头时，众银行又像马蜂似的一拥而上。

消息灵通的宋行长也很快得到消息，马上开启了工作狂人模式，开始运作给春水授信的相关事宜。新城支行本部大楼距离春水国际大厦仅有一街之隔，宋行长可谓是用尽了“地利”，三天两头往春水的李总经理办公室跑。

当时春水已经拿到了C银行上亿元的授信额度，其实不怎么缺钱了，但在宋行长的一番软磨硬泡之下，李总经理终于被说服，同意再向新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支行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向市行提出了请示。

当时我们银行剥离处置几千亿的不良资产还没多久，市行信贷处的相关领导一见授信请示，杯弓蛇影，生怕大胆冒进再搞出一笔“不良（资产）”，仅仅口头建议让新城支行等春水国际大厦产权的判决书下来后再授信不迟。宋行长本来就瞧不起上级行坐机关的老爷们，听了汇报后，“啪”地一拍桌子说道：“八月十五过端阳，这帮玩意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等到万事俱备，这贷款额度早就被别家银行吃干净了！”

骂归骂，宋行长还得转回头去做市行相关领导的工作。嘴皮子磨破，好不容易打通了市行所有环节，将材料上报到省行审批。

一般来说，只要市行同意，请示递到省行就是走个过场。宋行长万万没想到，省行信贷部节外生枝，提出了一项信贷业务规定之外的附加要求：让已经给“春水国际”发放了贷款的C银行写一份加盖公章的说明交给新城支行留存备查，要写清C银行某某支行、某年某月发放给春水多少贷款——看得出，省行领导不想担风险的用意明显，想把业务往“银团贷款”上硬靠。

可商业银行之间本来就是你争我夺的市场竞争对手，平日遇事不踩对方两脚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还指望“敌军”像下级给上级汇报似的写一纸证明，这不明摆着省行也不打算把业务办成吗？消息传来时，宋行长正在陪大客户喝酒，接完电话回到桌上，越想越气，不一会儿就心脏病发作，歪在椅子上不能动弹。在场的人慌了手脚，赶紧叫来120，把他送进了ICU。

一把手住院，是个下属表达“感情”的好机会，新城支行各位主任闻风纷纷去医院探望，而在网点消息相对闭塞的我却错过了这次和大领导“联络感情”的机会。秦主任说，宋行长醒来第一句话便是：“人家企业不缺钱，咱们热脸贴个冷屁股上赶着给人家授信，没想到却被自己人给下腿绊了。唉，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或许是之前付出太多的精力，“沉没成本”高昂，即便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宋行长不愿就此对“春水国际”撒手，照旧保持每周最少一次拜访李总经理的热乎劲。李总经理问起贷款的事，宋行长便避开项目难产的真正原因，只说是审批流程长，“批还是能批下来的”。

这一拖，就是近两年光景。

2

2011年春，我调任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宋行长的大秘，渐开眼界，也犹如掉进了酒缸不能自已。

当年“八项规定”尚未出台，银行和大客户之间请来请去，借着酒局“联络感情”是“常规动作”，作为宋行长的小跟班，我自然得鞍前马后伺候着，跟着上酒桌拼杀成了常态。宋行长这人有着一股子倔劲，他不甘心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业务因为上面的一句话就泡了汤。那段时间，他忙得像个陀螺，在上级行和春水之间团团转。

这一年，春水国际大厦的官司终于尘埃落定，有了房产做抵押物，加上母公司兴山国际做担保，双重保险，放贷款稳得不能再稳了。但和宋行长之前预料一样，此时“春水国际”贷款需求2亿元额度的大蛋糕已经被几家敢冒风险的银行吃得一干二净，被上级行要求“不见兔子不撒鹰”新城支行只剩下舔盘子的份。新城支行给春水授信4000万额度，但此时的“春水国际”已经不缺钱了，大厦的日常租金收入足够公司资金周转，所以迟迟不用信。

“把钱借给有钱人最安全。”宋行长缠着李总经理好说歹说，劝他“扩大流动性”。到了2012年一季度，李总经理才勉强同意用信40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贷款，到了3年期限再“还旧借新”（借款人用自有资金偿还原贷款后，因生产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重新办理借款），这样一来，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连”——企业借银行钱生钱，银行坐收利息，可谓是完美的双赢。

至此，这笔运作近3年的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

宋行长喜不自胜，张罗着请李总经理吃大餐，3位行长和办公室主任正、副主任都出席。那天酒桌上气氛热烈，几位领导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很快就消灭掉白的、啤的、红的十几瓶酒。

“我提议，大家为了本次合作再干一杯！”李总经理又举起手中的高脚杯，猩红色的液体在杯壁内微微荡漾，看得不胜酒力的我一阵眩晕。3位行长和秦主任都一口闷掉满杯的红酒，职位更低的我不敢扫兴，也只好跟着一饮而尽。

也难怪宋行长高兴，按照他的话说：“既实现了市行提倡的‘银企双赢’精神，又握紧了春水这个大客户，新城支行往后的一系列业务捆绑都有了着落。”

当然，我们也明白，3年折腾下来，虽然没有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贷款额度远远不及之前的预期，宋行长在行务会议上连连叹息说：“咱们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

好在当年在全市行范围内各支行对公贷款发放的都不多，新城支行虽只放了几千万元，也算是出彩的成绩了。宋行长特意叮嘱我：要在一天之内拿出一篇简报，要写清楚我行经过怎样的艰苦公关、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争取到为“春水国际”发放了该笔贷款，此举既打造了良好的银企合作双赢的典范，又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体现了国有银行的社会责任担当。

从上级行管理的角度看来，贷款企业可以说是对银行忠诚度最高的客户了。趁着新城支行和春水打得火热，市行各部室紧锣密鼓地督促我们，把凡是能沾边的业务都给“春水国际”上马。可是，之前“求稳”的授信策略，导致代发工资和POS机等“源头业务”早就被其他贷款额度大的竞争对手拿下了，新城支行只好再“撸”了一遍商场员工们的信用卡和网银。

市行岳行长亲自打来电话，让宋行长研究一下给“春水国际”上一套“银行财务顾问服务”，说是能办成的话，不仅能放“全省首单”的响炮，还能每年创造60万元的中间业务收入。

我四姨在本省一家大型三资企业做高级财务经理，我把这事学给她听时，直笑把她笑得前仰后合：“你们银行真是逮住个贷款户可劲薅羊毛啊！我们财务部经常和银行人打交道，不是我吹牛，你们银行的报表我半个小时就能研究个透亮，但企业的财务报表拿给银行的人看，就是天书——你说这财务顾问怎么做吧？”

我只能尴尬地点点头表示赞同——确实，东北一家城区支行，给地处长三角的浙江省百强企业的子公司做投融资、发展战略顾问，很有“班门弄斧”的味道，简直是明摆着朝人家索要这笔钱嘛。

论学历，宋行长既是我的校友，也是金融系的学长，他的同班同学还是我大学时《货币银行学》老师。80年代的本科生可没有白给的，宋行长当然清楚，别说凭一家城区支行客户经理的水平，就算是在全省行范围内捏着放大镜，也找不出能给集团企业做财务顾问的人才。但市行一把手发话，甭管合不合理，必须得落实，宋行长只得硬着头皮上。

果然，宋行长和李总经理一提这事，李总经理就笑道：“要不我直接给你批60万元得了，你们也不用耗精力费那个周章了。”

话虽如此，但走形式的材料还是要弄的。客户部两位精英经理被赶鸭子上架，憋了两个月，终于拿出一份厚厚的、订装精美的材料。宋行长亲自将材料送到李总经理办公室，李总经理接过来摩挲了一下封面，随手放到背后的书柜里说：“8楼的自助餐厅开业了，晚上让咱银行全体领导干部上我这儿来体验一下，提提意见呗……”

就这样，“财务顾问”的业务算是办成了，不过这笔躺着挣60万的“中收”，我们只享受一年就夭折了——2012年，银监会清查银行违规收费的监管风暴席卷而来，省行紧急叫停了该项服务。

3

春水国际大厦的位置处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是块四通八达的宝地。宋行长偶然间看到大楼一层临街的商铺竟然还有一处空置，就想到在那里建一家“自助银行”。

那几年正是ATM机最赚钱的时期——跨行取款、同行异地取款都收手续费，连查询也算一笔业务，能赚几毛钱的计价。那间20平方米的商铺，按照每年12万的市价租下来，仍然是有得赚的，就是光挂上银行牌匾，也有广告效应啊。

一听宋行长有这个打算，秦主任第一个蹦了出来。布放“离行设备”的工作是“网点办”负责，新城支行的“网点办”设在办公室，按照当年的考核方案，布放1台ATM机，能得1万元绩效工资，布放1家自助银行，能得4万元。

秦主任提着上好的茶叶，以“切磋茶道”的名义黏了李总经理半个月，终于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吐露诉求。李总经理听完后哈哈大笑：“老弟说话咱得办，你们要做自助银行的话，那间商铺我可以免费给咱银行使用。”

听到李总经理这么说，秦主任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乐了：“您不要钱还不行呢，我们银行有规定，必须得花钱租。”

于是，新城支行和春水国大厦际按照每年12万元的市场价格签订了合同。但装修施工，支行是没有权限的，得由市行走“项目招标”流程。足足等了好几个月，市行才确定了施工队，可牌匾、布线、粉刷等项目，都分配给了不同的装修公司，一家干完，另一家才慢悠悠地进场。秦主任每天都去场地转一圈，看装修的过程，像是围观蜗牛长跑，干着急使不上劲。

就这样，20平米的自助银行，光是装修改造，就整整干了7个月。

总算等到各项装修验收合格了，支行“个金部”向市行打申请要ATM机，市行却告知：目前省行没有闲置的机器，下一批采购还得再等半年。

这回，连李总经理都不由得感叹道：“你们国有银行真是家大业大不差钱啊！租金到日子就付，商铺空置一年多不着急，入驻我们商厦的品牌要都像你们这样，该有多好！”

直到2013年，春水国际大厦的自助银行终于开业，宋行长亲自出席了开业剪彩仪式后回来说：“这回上级行领导再来督导业务时从这里路过，不会再批评咱行ATM布放工作不到位了吧？”

当然，要论最高兴的，还是秦主任，办公室得了4万元绩效工资，秦主任他们平分了一半，另一半用作部门的活动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办公室的员工牛得不行，出去聚餐和旅游都不用再AA制了。

自打贷款发放后，春水对新城支行的要求可谓是百依百顺，行长们和李总经理的关系也处得像哥们一样，秦主任那里永远有一叠厚厚的、盖章的、可以享受三折优惠的“春水国际高档自助餐券”，我去要时，他还笑我天真：“这券是给一般员工用的，你一个堂堂办公室副主任、行长大秘去吃还花钱？多丢脸！去时给李总打个电话，直接免单！”

有的同事更机灵，由于新城支行门前停车场很小，平日提前一小时上班都未必能抢到位置，一些人干脆把车停到春水国际大厦的停车场，一句“X行的、认识李总”，不但横杆立马开启，就连停车费都省了。

新城支行这边也是“投桃报李”，每逢中秋、春节前夕，李总经理、春水财务经理等公司要津人物的名字也都排在“大客户维护名单”的第一档。

4

进入2013年冬季后，新城支行开始在贷后管理中发现一些不对劲的苗头——春水国际大厦4楼以上的商铺品牌更换频繁，到了2014年，连3楼也经常出现铺面空置的情况。

原来，一年多前，兴山国际集团白手起家的创始人突然病故，董事长宝座易主。新掌门人对公司的管理手法不及老董事长老辣，兴山国际集团的主体又属于制造业，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冲击，销售额骤降为高峰期的12%，利润也滑入谷底。

母公司遭遇危机，春水国际大厦的经营情况自然不太乐观，新城支行这笔贷款的风险开始显露，宋行长动了让春水提前还款的念头。

李总经理明确告诉宋行长说：“春水国际大厦的资金正在维持日常经营运转，提供担保的集团总部也出现了一些流动性危机，只有按时还利息的能力，暂时无法提前偿还贷款本金。但从‘兴山国际’的实力来看，困难是暂时的，挺过这次风浪，偿还区区几千万元的贷款，不过是小菜一碟。”

那年宋行长虽然才47岁，但在新城支行一把手的位子上已经坐了6年多，超过了轮岗年限（5年，可申请延期1年）。这样一来，直到2014年12月底宋行长从新城支行离任时，春水提前还款的事也未能实现。宋行长是去市行坐副行长的位子，他叮嘱接任新城支行一把手郑行长：“紧盯‘春水国际’贷款情况是第一要务，有什么事直接电话汇报。”

郑行长很快了解了这块烫手山芋的麻烦。他开贷后例会、风险会议时，表面上讲话信心满满，私下里打电话给宋行长时却大吐苦水——作为秘书，与行长室一墙之隔的我听得真切——道行高深的郑行长虽然言辞谦卑，却暗示宋行长，咱们两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了“不良”，都得挨处分。更何况，放贷的宋行长是第一责任人，又在市行分管对企业贷款的业务，让他动用更高平台的资源，帮忙运作提前还款来消除风险，合情合理。

2015年初，兴山国际集团的继任者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大刀阔斧的业务转型，一个月内关闭了全国数百家门店。

自然，春水国际大厦由于财务状况不佳，进入了省行“贷款关注类风险名单”。按照1998年5月央行颁布的《贷款分类指导原则》，贷款按照风险程度划分为5类，依次是：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3种都属于“不良贷款”，一笔贷款进入“关注”，就意味有形成“不良”的风险。

“不良贷款”是银行从业人员字典里的第一号贬义词。郑行长急了，连续召开数次贷后例会和风险会，商讨应对策略。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决定立即对“春水国际”启动催收程序，收回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规避不良风险。

郑行长硬着头皮去和李总经理商量，李总经理明确告诉他说：“公司眼下正处在最困难时期，‘春水国际’现在没有还清这笔贷款的能力，只能坐等集团总部输血。”

春水国际大厦不过是兴山集团数百家分支机构其中之一而已，兴山国际正忙于处理总部的问题，无暇顾及这个小老弟。李总经理将新城支行催收贷款的情况汇报上去后，总部给出的意见是：要求李总经理利用自己与银行的良好关系，增加授信额度，助力“春水国际”渡过难关，再不济的话，也要申请贷款展期（贷款到期不能归还、经批准办理延长归还时间的手续）。

随后，在新城支行的贷后例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兴山国际这么大规模的企业，遭遇困难是暂时的，当地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客户一旦缓过这口气来，一定会第一时间偿还贷款，作为一家跨国集团公司，兴山不可能因为春水这一家分店将自己拖入银行系统的黑名单，所以在关键时刻，新城支行给予企业贷款展期的支撑将会加强银企之间的感情，方便以后进行更加深度的合作。

而另一种观点就简单多了：巨人倒下的破坏力更大，新城支行应明哲保身，立即进入催收程序。

正在新城支行进退两难、举棋不定之际，市行岳行长约谈了郑行长，要求新城支行“决不能出现全省第一笔对公不良贷款”，“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来”。

一看市行这边是强令催收的硬铁板，郑行长只好抱定了得罪、丢失大客户的思想准备，行动起来。但几次去春水国际大厦登门拜访，碰的都是李总经理“实在没钱”的软钉子。我猜，有段时间郑行长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半开玩笑说：“这（贷款）要是放给央企的该多好！咱（行）给铁路局贷了几十亿，它年年亏损啥时候上过火？就算人家真有还不上的那天，也轮不到咱操心，自有更粗的胳膊帮解决……”

从此，新城支行与春水国际大厦之间关系骤变，像是债主对待还不上钱的债务人。得了令牌的郑行长已经不能相信李总经理的话了，他派出分管信贷业务的张副行长连夜飞赴兴山国际在浙江的总部，面见董事长，阐明利害关系：一旦“春水国际”的贷款进入“不良”，会影响整个兴山集团在全国银行体系的信用评分，以后想从银行贷款会更加困难。

张副行长隔天就火速回来复命——李总经理并没有说谎，兴山国际确实陷入流动性危机，手里可用现金不足，明确表示无法按时偿还贷款。

眼看着贷款还款最晚到期日——2015年2月24号——步步逼近，这笔贷款进入逾期贷款账户几乎已成定局。

郑行长愁得整夜睡不着觉，贷款虽然不是他放的，但秋后算账责任认定时，他在贷后管理工作上还是能跟“处分”沾边的。“首笔对公不良（贷款）”这个“出头鸟”的雷太响，轻则一个记大过，重则下岗清收——要知道，爬到正处级行长的位子上可是半生的努力成果，没有哪个领导敢拿自己的乌纱帽冒险。

宋行长当时已经爬到了市行副行长的位置，这笔贷款能否收回，也攸关他的仕途。他只好亲自回新城支行，参加贷后及风险会议研究应对方案。

经过领导们的一番讨论，结论为：“春水国际”还有其他的银行作为金主，任由贷款进入“不良”的话，最终新城支行还要走诉讼程序，与别家银行争夺抵押房产的拍卖所得。如果拍卖完“资不抵债”，仍然可能是“损失”或“部分损失”——反正都是损失，不如赌上一把，给“春水国际”做一个半年的展期，等待客户的资金情况出现好转。

但这样做的风险很大，贷款展期到期还是还不上、最终仍旧进入“不良”的话，提议展期的领导也会被追责，可谓是“罪上加罪”。

最终，宋行长和郑行长敲定，将4000万流动资金贷款展期6个月，同时否决了李总经理提出的“借新还旧”的要求。

展期的贷款仍然列在“关注类”的最高风险等级上，谁也不敢保证展期到期时客户能不能如期还清。市行信贷处明确告知郑行长：将二次展期视为新增贷款，是不可能批下来的。接下来时间里，从市行相关领导到支行信贷条线的各位经理，都如坐针毡，张副行长几乎以每半个月一次的频率飞赴浙江逼债。这边，郑行长责令一名风险经理和一名对公信贷经理，天天去李总的办公室泡着，像是地主逼佃户缴租一般，搞得两个单位的关系直降到冰点。

5

奇哉怪也，“春水国际”的贷款展期5个月后，兴山集团流动性资金危机这口气就喘上来了。总部的销售额和利润渐渐恢复元气，虽然没有重回巅峰，但手里的活钱宽裕了不少。

鉴于“春水国际”的贷款展期进入了“关注类”，对担保母公司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消除不良影响，兴山集团立即为春水输血，2015年7月，李总经理得到资金，分两次还清了新城支行的4000万元贷款本金。

贷款本息全部收回的那天，郑行长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吩咐我写一篇简报发送给市行，要把新城支行宣传为“贷款清收典范”，对于新城支行领导班子“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收回了这笔“关注类贷款”的过程，要浓墨重彩，“突出化解不良风险，避免了银行的资金损失”。

新城支行建行以来，展期贷款成功收回史无前例，市行各级领导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宋行长只是口头表扬了新城支行收贷工作做得不错，却没同意刊发我那篇简报，也从来没在会上当作一项“工作成果”谈起。

由于之前催收逼得太狠，新城支行和春水的关系一落千丈。双方像是大吵了一架的情侣，银行认为贷款能做展期，已经是仁至义尽；春水认为银行只会锦上添花，却在漫天大雪中撤走了炭火盆。

郑行长有这个自觉，从此再有什么新业务，也不好意思求李总经理帮忙了，李总经理则干脆要求财务把对公账户迁到了别家银行。一街之隔、以前一天走动好几趟的两家单位，变得形同陌路，只剩下春水国际大厦里的那家孤零零的自助银行，像是遗落在旧日情人手里的一个物件。

2015年10月，春水国际大厦一楼的自助银行合同到期，李总经理打发秘书通知新城支行，春水决定不再续约，要求两周内摘下银行牌匾，搬离机器设备。新城支行一番协调未果，只好同意。

一周后，3台ATM和1台查询机被齐声吆喝着号子的工人们抬上了大货车。当时全市“离行自助设备”过剩，撤出来的机器没有地方搁放，新城支行只好临时租了个仓库，丢在里面吃灰。银行牌匾和灯箱撤下，网线被扯断，留下了一片狼藉。

一个月后，那间商铺变成了一家名牌眼镜店。郑行长叮嘱“个金部”的杨经理，将报送给市行的撤点报告中的ATM机收入比调低，万一上面领导追问下来，好有个“正当”的理由解释退出原因。

就这样，新城支行与春水彻底割断了合作关系，但我没想到的是，宋行长与李总经理的私交也掰了——不能确定展期的贷款能否还上的那阵子，宋行长个人也上了手段催收，输出给李总“成吨”的压力。

“我说小张啊，你说‘春水国际’贷款这事，像不像你借钱给哥们往回要时翻了的‘友谊的小船’？没办法啊，借钱给朋友可以不讲归还时限，甚至钱都可以干脆不要了，但银行不行呀，真要出了‘不良’我也得带‘肩牌（我们对处分的戏称）’！”在一次私下喝酒时，宋行长无奈地对我感慨道，“人家不缺钱时咱死乞白赖给人放贷，等人家真缺钱时又急头白脸往回收。晴天送伞雨天收，你说这干得叫什么事吧？”

“银行也不是慈善机构呀，做业务难道要为了赔钱的嘛，有风险当然要回避。”我措辞谨慎安慰领导。

“你说得有些道理。”宋行长已有三分醉意，微醺着继续说道，“上面规定，高管不能计价，放了对公贷款，挣的绩效是大伙分，出了‘不良’，收拾的可是签字审批的领导和信贷员。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人担，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

我点了点头，没再附和什么。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想不通地方：春水作为一家企业，需要银行在自己陷入困难时拉一把，是情理之中的事，国有银行又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困难时扶持一把，推动经济建设也是应该的；可银行也是企业，也靠经营利润生存，自然趋利避害，如果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收回“关注类”贷款是为全体股东负责，做得完全正确。可是落在一线工作时，行长、信贷员甚至风险经理都不是算命先生，怎能掐算到哪家企业能够渡过难关？一笔不良贷款的核销条件很苛刻，虽有“尽职免责”的说法，却很难做到相关领导和信贷员丝毫不受影响——就算是真的免了责，出了不良贷款的支行，绩效工资大打折扣，每一位员工的腰包都会瘪下去。

后记

2020年疫情期间，市行下达了扶持本市小微企业的名单，新城支行走了特殊通道，为十几家小企业发放了数额不等的流动资金贷款。

7月的一天，我搭张副行长的车去市行领东西，顺嘴问了一句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贷后管理的情况，张副行长担忧地说，恐怕有一半的企业不能按时还款。

“那怎么办啊？”我问道。

“现在的打算是只能给这些企业做展期。”

“如果展期之后还是偿还不上呢？”

“唉，抵押物都是一些机械设备之类的东西，当时是带着政策下来的，必须得贷，所以评估时尺度放得很宽，一旦真要拍卖的话，别说足够偿债，恐怕都找不到买家。真出现‘不良’的话，我也没啥办法，只能硬挺喽。”张副行长无奈地叹气道。

（文中兴山国际、春水国际公司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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