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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口常开] 焦虑脱口秀:笑点只存在某一刻,一不小心就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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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5 09:00 AM |显示全部楼层


焦虑脱口秀:笑点只存在某一刻,一不小心就错过

 李慕琰 南方周末 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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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杨蒙恩、杨笠、呼兰、周奇墨(从左至右)。 (笑果文化供图/图)

全文共9238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 “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坐滑梯往下滑的过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拦住,就像汽车系的安全带,拦住了,你就安全了。但是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来越慌,刹不住车。”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杨蒙恩掀起衣袖,用左手在右手小臂上抽打了几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演示,每次等在舞台上场口,讲那五分钟的段子之前,他就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打气。他会使劲拍打大腿、屁股,要点是打出声音,要疼,像一只气球被充饱,直到讲完下台,泄了气。

作为脱口秀新人,杨蒙恩第一次上节目,每次都在失控边缘强装镇定,他有时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像自己,“更有攻击性和杀伤力”。

《脱口秀大会》录到后半程,后台紧张劲儿到了极点。“所有人,老的新的都紧张,你感觉到都在抖。”“老演员”呼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女演员杨笠今年脱颖而出,广受关注,但也因为表演涉及女性议题在网上遭到攻击。接近决赛,第一季冠军、老朋友庞博被淘汰后,杨笠哭个不停,哭到无法接受采访。经纪人听她的语音消息,嗓音沙哑,问怎么了,她只回了一个字:累。

开赛前,节目导演问策划人李诞,很多脱口秀演员认为喜剧不能比赛怎么办,李诞回答:那我还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有种族歧视呢。他认同喜剧不应该比赛,“但是没办法,我需要节目好,好了大家都会好。”

演员们对此既痛恨又赞同,呼兰觉得,假如没有残酷赛制,光好笑撑不起三小时的节目,每个人开开心心上去说一段“是不好看的,没有观众”。

脱口秀,又译作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在欧美世界拥有上百年的深厚传统,在中国仍是小众而年轻的行业。从几年前开始,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一批脱口秀演员在上海崭露头角,《大西洋月刊》《金融时报》等外媒开始关心脱口秀在中国的未来,发出了“单口喜剧在中国能否成功”的疑问。国内各大城市陆续兴起了脱口秀俱乐部,但它能养活的全职演员数量有限,据入行五年的周奇墨估计,全国大约只有四五十人。

《脱口秀大会》仍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档成熟的脱口秀节目,对很多演员来说,这是他们进入大众视野的唯一机会。讲坏一场就会面临淘汰,再次露脸的机会遥遥无期,“所有脱口秀演员挤破头地去抢一个名额。”杨蒙恩说。

“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会只想演线下。”周奇墨属于最早一批脱口秀演员,他所在的北京单立人俱乐部没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只能长期在线下演出。这次受邀去上海客场参赛,高强度的赛制让他很难真正放松,“取悦的动机太强,所有的标准,就是几盏灯和票数。”

美国演员威尔·法洛形容单口喜剧“辛苦、孤独而恶毒”。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演员杰瑞·宋飞曾说,笑点只存在某一刻,它在时空中流逝,一个不小心就会错过。“你整个生活、你的存在、你的保障和你的收入都是基于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一时刻,这真是让人害怕。”

周奇墨回到北京,线下剧场随着节目播出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有他的场次变得一票难求。回到黑漆漆的小场子里,周奇墨讲了几个熟悉的段子,感觉自己才是“真正地在呼吸”。

1

 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经纪人荣荣去笑果工作之后,朋友们都在想象,与脱口秀演员打交道,生活应该充满欢乐。但她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都很敏感,不光对别人很细腻,也要善于观察自己。”

周奇墨承认,“喜剧演员应该是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在规模不大的剧场里演出,观众的反应一清二楚,每个梗抛出去,观众笑没笑,“还是在窃窃私语、刷手机,其实都能看清”。

即时的反馈让演员可以随时调整内容,但也是对内心极大的考验。有时怎么讲观众都不笑,演员会不由自主地越讲越快。“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坐滑梯往下滑的过程,你的梗能不能把你拦住,就像汽车系的安全带,拦住了,你就安全了。但是如果不行,你就一路向下滑,越来越慌,刹不住车。”呼兰说。

冷场是每个脱口秀演员的常态。对于“上一次讲砸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不久前、就在昨天或是上一场。印象最深的冷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饭或睡觉,难以回答。

不论打磨了多少遍的好段子,都有冷场的可能,与当天的状态、观众、氛围有关。就像一场永远不知输赢的赌注,得有点冒险精神。

呼兰一开始讲冷了,会吃不下饭,难受一两天,后来学会习以为常。他发现别人怎么安慰都没用,“只有再讲一场,讲回来、讲热了,这个坎才能过得去”。

2018年他在节目里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作为生面孔,呼兰参加了《吐槽大会》,和众多明星、老演员一起,他表现抢眼,满堂喝彩,一举拿下当期Talk King。但播出以后,很多人骂他:这人谁啊,演成这样还可以上节目,是不是有关系?呼兰有个喘气急促的小毛病,面对面听没什么,一经荧幕放大,就变得尤为明显,成了他被指摘的理由。

“那个时候不知道,网络上还有那么多人可以骂你。”呼兰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留学归国,当时只把脱口秀当业余爱好,正职在一家IT公司做首席技术官,他委屈极了,“我干点啥不好?凭啥让你指指点点?另外就是怕我爸妈难受。”

演员思文也有类似遭遇,她每次表演都担心网上的评价,有人称赞她的外貌,也有人骂她长成这样、丢人现眼。“没有做这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明星赚那么多钱,不能被人骂?”她在一次采访里说,“但当你真的被无数评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那种感受真的是万箭穿心。最大的绝望就是极度的自我否定,我这么差,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呼兰的这道坎很久才迈过去,线下演得再好都没用,越好越难受,因为他觉得和线上根本是两码事。直到过了大半年,他才等来《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的机会,呼兰背着不为外界所知的包袱,讲了“东北金融女魔头”母亲理财的趣事,网上传播得很好。他终于得到治愈。

周奇墨用很长时间训练自己不要太在乎观众,平和一点,这本身就很矛盾——“我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唯一的反馈,唯一的服务对象;但我不在乎他们,不能在乎单一场次的他们,要学会去忽视他们,不影响你的创作心态。”

讲脱口秀的动机,本就有讨人喜欢的成分,呼兰直言不讳:“人类都有攀比心,谁还不希望自己成为焦点?”他长着一张圆鼓鼓的娃娃脸,从小就擅长把一饭桌人逗笑。他开过最大的专场是在家乡哈尔滨1600人的大剧场,黑压压上下两层,试麦的时候能听见回声。做了这行以后,呼兰反而不太在饭桌上多话了。“这个快感可能已经刺激不到你了,因为你曾经逗笑两千个人。”

周奇墨以前是英语老师,他看了宋飞的专场视频,被那个简洁的舞台深深震撼:一张高脚凳,一瓶白水,一只话筒。“非常纯净,一个小时,就让你把观众征服。”仅靠说话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周奇墨觉得,“那个成就感可能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周奇墨性情内向,过了很长时间抑郁苦闷的日子,“早早自杀也是有可能的,太没劲了”。脱口秀成了他唯一的出口,有话想说,但在生活里打不开,就包裹上表演的外壳,释放在舞台上。

刚入行的时候,周奇墨渴望有朝一日得到放一杯水的资格——太短的演出不会口渴,没这个需要。这个愿望等他开个人专场时终于实现了。喝水的时机很讲究,通常是在一个段子响了之后,享受着全场的掌声雷动,不紧不慢地喝。有一次在外地开专场,周奇墨已经向那杯水伸出了手,哎呀没响,他赶紧讲下一个段子,直到观众有反应了,他才敢端起水。

冷场了,最好的办法是故作镇定,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不能认怂,不能露怯,如果观众感受到尴尬或同情,就更难笑出来了。这事关气场和控制力,“那个场子就是你的,归根结底人家就是把这五分钟全心全意在看你演出。”呼兰说,一旦演员们没忍住挑明了尴尬的事实,场子就再难热起来了。

年轻演员江梓浩参加了三年《脱口秀大会》,表现平平,演员互投环节,他得了倒数第一。濒临淘汰前,他做了一个“自杀式袭击”:演到一半,忽然对台下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厉害的段子吗?”他彻底“崩了”,放弃了比赛,真情剖白了自己从事这行的挫败感。观众感动、鼓掌,但没有笑。

每当这种时候,荣荣会心疼他们。她负责的一位演员一边看心理医生,一边努力逗观众笑。“很多内容都来自他们非常卑微的时候,那些可能真的是很受伤的,但还要拿出来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撒完了还得让别人看:我撒盐了,看我撒得开不开心,让你们爽不爽?”荣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

 “我什么时候能讲出头?”


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是在观众席里抱着“这我也可以啊”的想法,看着看着走到了台上。95后演员何广智大专一年级就辍学了,做过电话销售,也在汽车流水线上组装过配件。他和人交流时习惯低着头,虽然话不多,但总能引得身边人发笑。

在济南的俱乐部里,何广智无意中发现了脱口秀,他一直认定自己适合喜剧,就是不知道什么类型。脱口秀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东西,它成本极低,没有门槛,只要写出五分钟的段子,谁都能上去讲。

杨蒙恩把《脱口秀大会》称作“平民老百姓版的《星光大道》”,就连参加《星光大道》都得有点唱歌跳舞的才艺,脱口秀完全不用。

李诞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脱口秀演员,一生中一定有五分钟好笑的事,但要成为职业脱口秀演员,则需要至少一百段五分钟。

这个行当只有一个标准:好笑。呼兰作为理科生,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量化,他喜欢脱口秀的公平,“就是以观众的笑声为衡量标准”。脱口秀不看学历,不讲出身,没有论资排辈,老炮儿未必就比新人好。

刚开始不好笑是正常的,但有些演员讲了很久都没效果。杨蒙恩见过有人持续讲了一两年都没法让观众笑,仍然继续讲。他觉得大部分人只能被称为脱口秀爱好者,而不是脱口秀演员,他们白天做自己的工作,晚上来讲脱口秀,更多是为了自己舒压,“我不好笑,但是我解压了,你管我好不好。”

何广智经过一番网络搜索,知道了笑果这家公司,他辞掉工作,揣着打工攒的三万块,坐上了去上海的绿皮火车。14个小时硬座之后,他在青年旅舍下榻,行李一放,立刻就去看演出报名了。他参加各种新人赛,抢名额,当时还没有资格参加开放麦,只有当其他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就会安排他替补,“捡那种机会演”。

那是2018年,脱口秀仍处在台上和台下说不准哪边数量更多的处境中,何广智演过最少的场只有4个观众,演员有十几个。何广智无法跟父母解释清楚脱口秀是什么,母亲很震惊,认定他被人骗了。

大部分人不指望靠脱口秀维持生计,何广智是行内少有的全职演员,他给了自己三万块钱的期限,相信在花光之前,一定能赚到钱。笑果送他去北京培训,包住,省了三个月房租,这是个好兆头,“感觉隐约就要挣到钱了”。

何广智用了半年挣到了脱口秀生涯的第一桶金,笑果邀请他参加有报酬的商演,一个月结算了1400元。这对何广智来说足够了,他把房子租在地铁七号线的终点站,房租八百多,自己做饭,在菜场买折价处理的剩菜。他算了一笔账,开心极了:月薪1500元,加上积蓄,又可以不用工作、讲很长时间脱口秀了。最大的开销就是去剧场的来回地铁票钱,每趟12元。

他也有过受挫的时候,有一次训练营选拔,他没选上。坐在出租屋里吃着饭,何广智觉得难受憋屈,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他哭了出来。

这些困顿的生活经历被何广智写进了段子里。“脱口秀还有一个比较爽的地方,你上台去讲,把观众给逗笑了,其实对你来说,是内心的一种消解。”何广智一开始不敢暴露自己的不体面,但前人总结的技巧告诉他,要想逗笑观众,就要“勇敢地打开自己”。

吐槽终点站和地铁抢座是他最受欢迎的段子之一。“我住的那个地方,它郊到什么程度?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我看到地铁站旁边竖着一个警示牌,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严禁捕捉野生动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看到第二句话,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因为这个地方起码它有法律。”

2018年下半年,《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播完,线下市场一下变得蓬勃起来。何广智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接了三十多场演出,一天演5场,从下午4点演到晚上10点。他演得卖力,被称为“线下之王”。

周奇墨作为行内公认的顶尖线下演员,之前在北京一度每个月只挣几千元。没有商演就没有收入,旱涝不保收,“我一般觉得自己今年可以活下去就可以,不会想明年的事情”。

他认识的大部分北京演员生活都挺窘迫,“租着北京胡同的房子,天天晚上骑个小牛电动车或者共享单车在两个场地之间跑。讲完可能还冷场,再回到小屋里反思,今天你为什么没讲好,慢慢消化今天演出带给你的伤害。第二天再开始新一轮的演出。”周奇墨描述,“阴影和焦虑一直在:我什么时候能讲出头?”

周奇墨给电视节目写段子,赚点外快,有些演员会接企业年会或各类活动,他们称为“堂会”,“除了钱以外,没有任何吸引你、值得你去的原因”。

杨蒙恩2019年在北京CBD的华贸中心驻场主持了半年,观众都是精英人士,吃牛排、喝红酒,“一帮穿西服审视你的人”。有一场长江商学院的同学聚会,顾客包了一张大长桌,请来专门的厨师、吃固定的餐饮,和脱口秀的气氛完全不搭。杨蒙恩和几位演员轮番讲了一些下里巴人的段子,胡同串子、租房隔断、共享单车,“下边坐的人都懵了”。

这段经历大大提升了杨蒙恩对冷场的承受力,后来他写了很多关于资本和阶层的段子,吐槽甲方、调侃装腔作势的伪精英。

有一次,周奇墨在酒吧里给一家公司演出,他在台上讲,台下吃着饭,推杯换盏。讲到一半,有个人站起来上厕所,走到他身后,“啪”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对他一笑,走了。“当时你得讲下去,你还不能翻脸,你还得调侃被拍了屁股这个事情。”周奇墨平静地回忆,“那是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

3

 “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


2020年疫情过后,剧场刚开放,呼兰戴着口罩去讲脱口秀,观众也戴着口罩,稀稀拉拉坐不满。他难得感受到做喜剧的使命感,“大家已经好久没笑过了,那种压抑,我能感觉到他们觉得笑是一件有负罪感的事情。但你还是得继续演,尽可能地让大家笑。实话实说,我自己也好久没笑过了。”

开场的分寸感很难把握,大环境是回避不掉的,既不能沉重,也不能轻浮。呼兰讲了一件事:我看新闻难受,通过打游戏麻痹自己,经常一打就打到凌晨四五点,我家隔壁楼后有个非常好吃的包子铺,我连着好几天六点钟准时在他家买包子,老板就说,“这个年轻人生活作息好健康”。这是真事。

杨蒙恩一度很害怕,他担心,“社会氛围再紧张一点,大家不去想搞笑这件事了,怎么办?”

演出关停了大半年,很多演员憋在家里写了一些关于疫情的段子,等演出恢复后上去讲,发现观众并不爱听。周奇墨揣摩,“那是一段大家都想远离的记忆,可能大家还在这个情绪里,就像二战刚结束你没有办法讲犹太人的段子,但是过了几十年现在就可以随便讲。”

喜剧总是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20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卓别林的喜剧默片达到了巅峰,影射、反讽资本家的《猫和老鼠》大受欢迎。过于紧绷的社会环境也会扼杀喜剧,华人脱口秀引进者黄子华28年来讲了17部“栋笃笑”,2018年决定收官。

呼兰总希望讲点更深刻的东西,而不仅是笑完就忘的快消品。今年他遇到了创作瓶颈,一篇稿子改上三十几遍,他在节目里尽力表达了对互联网的憎恶、中年危机这些主题,总觉得笔力不及。他愿意讲这个世界的荒诞、讲自己的虚无主义,“但如果我没有办法讲得好笑,我就会对不起他们”。

采访时,呼兰把双腿往沙发上一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还是挺希望你给我们写得深刻一点,其实我一直觉得脱口秀,它不是嬉皮笑脸,也不是小丑的事情。我拒绝轻浮的调侃,它是有重量的。”

承载严肃话题对中国脱口秀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很多演员讲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涉及社会议题,拆迁、外地人、户口、教育,观众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好严肃,你能不能讲点开心的?感觉大家不是很关心社会,关心社会的人都在微博上。”周奇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逃避,所有人都在逃避,躲避严肃的社会话题。你只能讲杭州一老汉前两天狗丢了,结果这老汉的狗走了八百里,自己找回家,你说奇怪不奇怪?”

周奇墨早期试过在舞台上扮演愤怒人格,比如他观察到人们总是在外吃外卖不好吃时,才开始念及亲情——“没有我妈做的好吃,”他生气地吐槽,“你一年就想你妈这一次,就是在你觉得她做菜好吃的时候,我想我妈了,我爱我妈。”观众听完呆住了,大概知道他在讽刺,礼貌性地鼓鼓掌。

观众笑不笑就是唯一的标准,市场仍在培育阶段,观众就是奔着乐呵来的,不好笑就走了,尤其是拼盘式的演出,每个人只讲十几分钟,一个演员不好笑,观众就开始惦记下一个了。

澳大利亚脱口秀演员汉纳·盖茨比在自己的告别秀上进行了控诉式的讲演。她是同性恋者,童年遭受性侵,她痛斥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欺辱,不再用笑话包裹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观众是挺自私的,他不希望帮你承担情感上的负担。”周奇墨欣赏汉纳·盖茨比的控诉,“意思是,你们也要负担。”

但中国演员不敢跟观众对抗。“观众也经不起对抗,能接受冒犯的东西太少了,怎么对抗?对抗完自己都没观众了。”周奇墨想象,如果他讲了30年还是这样,永远不挑战观众现有的认知,那就太没劲了。“他们来这看演出也挺没劲的,只是过一种情绪上的瘾。”

杨笠在脱口秀里讽刺男性,得到了两极反应,节目播出第二天,双胞胎演员颜怡、颜悦对她说,“我们很担心你。”听完她就哭了,双胞胎也哭了,三个女孩哭作一团。杨笠一遍遍在媒体采访里解释:我不想攻击和伤害任何人,也不是真的想把男女对立起来,那只是我的一个角度、技巧,只是在讲我的观察。

脱口秀的本质就是冒犯。用何广智的话说,“喜剧里面必须得要有一个人受伤”,但演员们必须小心翼翼走在分寸感的钢索上,努力不去真的得罪谁。去年有位演员交上去的稿子,抱怨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在屋里换裤子,突然闯进来叫他吃饭。节目组出于安全考虑最终拿掉了这个段子,因为“不该这么说妈妈”。

周奇墨在节目里讲姐弟恋的段子:他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再这样找下去,等有一天他老了,女朋友已经是老太太了,出门前得大声喊,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你不是牙口不好吗?表演完以后,导师席上的杨天真和罗永浩说这一段让他们不舒服,冒犯女性。

杨蒙恩同意电视节目是为大众服务的,取最大公约数无可厚非,相当于迪士尼乐园,“老少咸宜,一定要合家欢”。但他盼望在线下的剧场里,进来的观众愿意默认一种契约:我会使尽各种方法逗你笑,你不能因为我的一些方法,或你认为和剧场外的世界观相悖,因而对我产生怨恨,甚至是事后报复。

他讲情侣的段子,有人说冒犯了广大的情侣群体。他曾在剧场里说了一句脏话,事后有观众在微博上讨伐他,还@他,“我就觉得有些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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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底,《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收官,线下脱口秀市场迎来了繁荣。演员们暂时摆脱了演出停滞半年多来的焦虑状态。(笑果文化供图/图)

4

 “我不是来当小丑的”


荣荣以前带过一二线的当红女星,基本都是能说会唱、形象好、能演戏。脱口秀演员的技能则有局限,外形条件最好的,放在娱乐圈里也不过尔尔。

她最近接到一家公司内部直播的邀约,什么也不介绍,就让她派一个脱口秀演员,还得有知名度。“你这种舞台连是什么都不说,就让脱口秀演员去表演,根本不尊重他们。”

虽然节目的影响力不错,靠谱的项目邀约依然不多,影视剧不太可能,最好的就是综艺节目邀请。哪怕是谈话节目、演讲、直播、论坛,大多也只想让脱口秀演员搞笑,要求说观点的同时抖个包袱。荣荣很无奈,“人家是要创作的,要抓破了脑袋写稿的,哪有一个开关说,‘来吧,你开始(搞笑)’,对吧?谁都没有这个义务来逗你笑。”

荣荣会尽量和主办方沟通,能不能不强求搞笑,让他们单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前程序员,呼兰受邀参加人工智能大会,有评论质疑:现在人工智能都开始请脱口秀演员了?他不服气,“就想告诉他,即使是聊这些东西,我一样比你专业,我不是来当小丑的。”

周奇墨的北京同行们,没有上节目的机会,就想各式各样其他办法来让人看到:拍Vlog、做短视频、做直播、做播客。有时候稍有一点影响力,但也不会太多,“所有人就在想我下一步干什么,你做一种尝试,会发现那种尝试又是徒劳,你很迷茫:我是要再坚持一期,再坚持十几期,就能出圈?”

周奇墨打了个比方,“你感觉自己像一个苍蝇一样,你想往前飞,但是每次都撞到玻璃上。”

呼兰特别讨厌“出圈”这个词,“这就是一个特别功利性的词”。人们互相祝贺,某某言论又出圈了,“像骂人一样。”呼兰说,“我讨厌出圈,我讨厌热搜,我讨厌所有这些。名、利我不拒绝,但我就特别讨厌以这个东西为评判标准,又反过来解读你说的话。”

周奇墨感到疑惑,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会只出来两三个人。“说唱、相声、街舞,都能说出来一些名字,但是脱口秀就李诞、池子。”李诞其实也志不在此,他写小说,靠综艺节目挣钱,“但是底下那批真正喜欢的、非它不可的人,他们反而没有出路。”

回到北京,他发现大家的状态都是“憋得慌”。“就我天天这么讲,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有出路,我就一直这样讲下去吗?一场一场?”

上海脱口秀演员的境况要好一些。2019年底至2020年初,笑果开了近三十场巡演,不少演员已拥有个人专场。

但这个行业还太年轻。杨蒙恩认为脱口秀在中国还不能被称为行业。美国脱口秀有成熟的产业链,演员可以出专场、开个人节目、拍电影,转型尝试多种喜剧类型。他忧心忡忡,“你不能一辈子讲脱口秀,你至少要做出一个称得上是作品的东西,也许是一部剧、一个秀或者什么。”

2020年9月,《时代》周刊将亚裔脱口秀女演员黄阿丽选入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她挺着孕肚,愤怒又幽默地痛陈作为母亲和女性的私密痛苦,拓宽了女性脱口秀表达的边界。非裔演员大卫·查普尔获得马克·吐温奖,被视作大师级的喜剧人物。已故演员乔治·卡林凭借喜剧专辑,生前赢下四座格莱美奖。

杨蒙恩认为,“国外脱口秀演员达到顶峰的位置,是国内永远达不到的。国内可预见的天花板很低,开一个小剧场赚一些能够让你达到小康的钱,都不用说国外,黄子华那种一呼百应的场面都达不到。”

杨蒙恩讲了三年就入选节目,他觉得太快、太幸运了,自己的根基很浅。他见过很多人讲不到一年,很快就会去其他综艺节目里露脸,脱口秀不过是露脸的机会之一,之后就消失了。他相信时间会把一些人淘汰掉,“因为喜剧一定是一个慢活”。

周奇墨发现,每一个演员在后台候场时,没有人是快乐的,都是紧张、期待、焦躁,上台后的前5分钟都是如此,直到观众喜欢你的表演了。表演结束后,演员要面对的新问题是明天讲什么,怎么写出新段子。“所有喜剧演员都一直处在一个不断被评判的环境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创作的焦虑、别人对你评价的焦虑、生存的焦虑,这三种焦虑交织在一起。”

这些脱口秀演员中,谁是真正快乐的人成了一大谜团。有人说是呼兰,呼兰的确把脱口秀看作玩乐,干个两年,玩够了,就干别的去了,他比很多孤注一掷的人更松弛。

很多演员觉得杨蒙恩是真快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一种“精神胜利法”,想象一个极其长远的目标,来消解眼下的焦虑。他的目标是主持奥斯卡,“没准真有戏我跟你说。”他设定了五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是学好英语。

“你的第一步完成得怎么样了?”南方周末记者问道。

“这不还没开始学呢。”

杨蒙恩和杨笠是好朋友,相识于在北京线下勤勤恳恳跑剧场那会儿,他们经常夜里讲完就去三里屯蹦迪,出来凌晨四点,天快亮了,然后就去吃个面,一边吃一边对脱口秀行业的未来指点江山,甚至国内的都不屑于指点了,要讨论一下路易·C·K新开的专场,哪哪不好。

“我们俩经常会把自己聊成天下无敌,无限地自满,开心地离去。感觉中国喜剧就是在我们俩的探讨之下,迈进了更新的一步。”杨蒙恩抛了一个梗,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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