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王希季、朱自清、华罗庚、陈寅恪、钱穆、费孝通、许渊冲……
八十二年前的中国,曾有一所大学将这些名字连结在一起——西南联大。
住在40人男生宿舍的杨振宁曾回忆:联大的地面是泥土压成的,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吹掉。
“在联大食堂抢饭,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满,一定要盛半满,这样吃完了才有机会去盛第二碗。”
在西南联大度过青春岁月时,他们还不是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只是,这场长征没有军人,都是些老师学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北大文学院地下室里的抗日文件被搜查,当时就有两位教授被逮捕,五位同学遭到了拷打、灌水,北大文学院沦为恐怖地牢。
接着,南开大学遭遇飞机、大炮连续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教学仪器尽数被毁。
85岁的诗人陈三立悲叹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也?”从此拒绝服药,绝食五天。事变后两月,含恨长眠。
在父亲陈三立的葬礼上,陈寅恪对前来吊唁的清华同事吴宓说,日本人已经发来邀请函,邀他去日本使馆赴宴。
<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
为了免于日本人的胁迫,陈寅恪必须尽快离开北平。偏偏在这时,他的右眼球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他必须即刻入院手术。
陈寅恪和妻子商量过后,决定放弃右眼,跟随清华一同南渡。
清华园内,还有一位叫闻一多的教授,也正面临两难选择。闻一多夫妇此时正分居两地,有消息说这场仗未必会打很久,家人们不希望闻一多远走。
他思忖再三,给妻子写信说:“于家的话,当然缓和下来,我就不用走了;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了不见得是好消息。缓和了就是不抵抗,不打了。”
1937年8月,教育部决定,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迁往长沙。消息一定下来,闻一多就上路了。
在车站,臧克家遇见他,问:“你那么多书,都怎么办了?”闻一多回答他:“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
< 闻一多的家庭 >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不是当时的特有现象。战争蔓延到华北大地,一所所学校都迁往内地。
原本不同的几所学校“联”在一起,难免有各种矛盾,另一所比较有名的西北联大,一年就散伙了。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却大胆预测:“这三个学校(清华、北大、南开)会合作得很好。因为三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领导都是君子。”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是三校成功联合的关键。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常在学校,在一次对学生的讲话中,他操着天津腔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给他戴着,他就是我的代表(戴表)。”北大校长蒋梦麟则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我们三个人中你最年轻,你要多担当。”
< 左起: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师生无暇举办仪式,却有日本飞机“前来表达敬意”。随后南京陷落,敌军直入长江心脏地带。伤员跑到了离临时大学不远的火车站,车站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
警报频起的长沙,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西南联大校旗 >
往昆明三条路线:经香港;过云岭;走湘黔。爱国学生兴奋地申请走步行路线,希望在一千英里的长途跋涉中,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河山,将抗日思想传达到群众中。
加入步行团,体重要达到标准。一些瘦弱的男生为达到要求,在衣服下偷偷塞书期待过关。最后步行团集结了244位同学,由11位教授带队。
一路上,他们常借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雨雪交加时以油布蔽雨。更不用提遭遇土匪。步行团历时六十八天,抵达昆明。
< 湘黔滇旅行团 >
此时,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由于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和全家一直滞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常常逼着国人为他们占领中国城镇开庆祝会。会上,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
那时的邓稼先,还只是个读高二的中学生。中学校长听说撕旗事件后,连夜到邓以蛰的家中,嘱咐他:“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你快把孩子送走吧。”
在送别儿子时,邓以蛰说了一句话:“儿,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 邓稼先履历片 >
杨振宁后来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或许这一切,来源于邓以蛰的家教。留在北京的邓以蛰先生,没有到日伪的学校去任教,靠变卖古董为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父亲的志向,支撑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