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紫禁城：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没有之一

源济

六百年紫禁城：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没有之一

原创 谭山山 新周刊 2020-10-01

由1901年以及2019年11月30日拍摄的两张故宫照片拼合而成的创意图。/Alamy Stock Photo&视觉中国

故宫当然是6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它太宏大、太丰富、太复杂了，因此有了“故宫学”这个提法。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至今，600岁的故宫，经历了历史的风霜雪雨。它曾是权力的象征，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宏大建筑群；见证了帝制的终结后，它从帝王的宫苑变身属于人民的博物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因此，2020年，故宫迎来了两个周年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

如果没有宋徽宗，就没有今天的故宫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在论述北京、台北故宫文物藏品的专著《天府永藏》里提及，历代宫廷都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宋徽宗时尤甚，《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就是记录徽宗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

这些收藏，为今天两岸故宫的文物收藏奠定了基础。台湾作家蒋勋甚至将宋徽宗称为“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

如果没有以蒯福能、蒯祥父子为代表的建造者，就不会有“高敞壮丽”的明代紫禁城。

蒯氏父子出身于苏州“香山帮”，蒯福能永乐三年（1405）以工匠第一人选身份被征召到北京，参与紫禁城这个“大营建”；其子蒯祥则在永乐十五年（1417）应召进京，主持建造了三大殿（见《吴中拾遗·香山蒯氏》）。

明代紫禁城什么样？从“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上展出的《徐显卿宦迹图》可见一斑。

2004年1月28日，北京，故宫午门。/ 视觉中国

如果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没有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西方世界就无从得知中国有座紫禁城。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近二十年后，终于借进献自鸣钟的机会，进入紫禁城。他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进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如果没有乾隆皇帝，今天两岸故宫的书画收藏就达不到现在的规模。

如果说在宫廷书画收藏史上宋徽宗堪称前无古人的第一人，乾隆皇帝就是仅次于宋徽宗的第二人。

乾隆时期，内廷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曾达数万件，存世的晋、唐、宋、元名画几乎搜罗无遗。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编撰的《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收录作品共计12000余件。今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如两岸故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京都藤井有邻馆的镇馆中国书画作品，大多是经过乾隆收藏的。

如果庄士敦没有担任溥仪的老师，教溥仪英语、向他灌输西方文化，溥仪就不会过上西式生活。

他在宫里设“番菜房”，吃西餐，着西装——“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眼镜，浑身散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溥仪《我的前半生》）。

当年，他迷上骑自行车，为了骑车方便，他命人锯掉了从养心殿到御花园的所有门槛；他还把骑车变成了宫里的时髦活动，有皇后婉容留下的骑车照片为证。

1981年，北京，故宫角楼旁的老人。/ FOTOE

如果退位后的溥仪和他身边的人没有巧立名目、以各种手段将宝物带出宫外，导致故宫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内外就不会形成“流动的故宫”。

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在《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中讲述了一对清代翡翠簪失散近百年后“相遇”的故事：有一支不知何时流落到宫外，几经辗转，出现在佳士得2008年的秋拍会上；另一支则由溥仪藏在皮箱夹层里带出。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主动将它跟其他467件珍宝一同上交；最终，它由沈阳故宫保管。

沈阳故宫副研究员李理感慨，这对簪子何其幸运，在失散近百年后再度相遇；而成千上万的文物可能就永远失散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宫文物的流出，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华极致文明的契机。

如果清代没有灭亡，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1914年10月，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紫禁城外朝开始对公众开放，首日即迎来2000余名观众。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式在神武门前举行。

正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在1929年所说，“以前的故宫是皇家的私有物，但现在是全国的共有物，也是世界的公有物”。

如果没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庄尚严、吴瀛、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梁匡忠父子等故宫人及一大批工人、眷属的一路扶持，1933年南迁的13427箱又64包故宫精品文物就不会在历时十多年、辗转数万里之后，神奇地没有一件遗失、没有一件损毁。

故宫人将之归因于“文物有灵”。

“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衣履简陋，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在一次受访中这样说道。南迁故宫文物共9361箱曾存放在四川省乐山市安谷乡，今天，此处建有“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又称“战时故宫博物院”。

1918年11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 FOTOE

如果没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举行、故宫文物占一半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欧洲人就没有机会“认同中国艺术之美”。

这是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集中展示。当时的欧洲，一说起“东方艺术”，言必称日本；此次展会之后，日本艺术在欧洲的地位被中国艺术取而代之。

如果1948年年底国民党政府没有将2972箱南京所藏文物分批运往台湾，“一个故宫”就不会变成一北一南“两个故宫”。

庄尚严带着家人登上中鼎舰时，只说了一句“我们去台湾”，并没有交代详情。对于庄家人来说，15年来一直在搬家，这不过是继北京、上海、南京、贵州、四川，回到南京之后，去往下一个旅程。但他们没想到，旅程在台湾终结。

梁廷炜和梁匡忠父子也一样，梁廷炜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从此骨肉诀别。

如果没有《御香缥缈录》《宫女谈往录》等清宫回忆录，我们会对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缺乏实感。

通过这些在宫里生活过的人的讲述，读者得以了解宫里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正如祝勇所说，故宫600年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还包含了建筑史、思想史、女性史甚至日常生活史。相较于重大历史事件，其实日常生活才是历史的常态。

同样可供佐证的，还有像帝师庄士敦、1900年随军进入紫禁城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这样的历史亲历者的记录。前者的《紫禁城的黄昏》就不必说了，后者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也值得一看。这部分经由文本讲述的故宫，可称为“口述故宫”。

如果没有以电影《末代皇帝》为代表的与紫禁城相关的影视剧，我们就无以建构对紫禁城的视觉想象。

尤其是《末代皇帝》中那些讲究的场景、画面和美术，比如小皇帝仿佛被漫天的黄色门帘“吸”进去那一幕，为我们描述了教科书里找不到的历史图景——尽管它是虚构的，但符合历史真实。

再比如，电影中寂寞至极的太妃们通过小望远镜偷窥溥仪的一幕，很魔幻，但细想又觉得理当如此。这些影视剧共同形成了一个“影像故宫”。而横店的“明清宫苑”，1∶1复制自紫禁城，是实现“影像故宫”的重要取景地。

故宫当然是6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它太宏大、太丰富、太复杂了，因此有了“故宫学”这个提法。即便身在其中的研究员如祝勇，也不得不感慨：“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

故宫是什么？它是一个大概念、一个超级大IP，其下又划分为众多子概念。

比如“地理故宫”——位于北京城中央的紫禁城是故宫，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是故宫，位于沈阳的“盛京皇宫”也是故宫。

北京故宫有180多万件文物，台北故宫有近70万件文物，沈阳故宫有10万件文物。而围绕着文物的流转，又有“南京故宫”“战时故宫”“流动的故宫”等说法。

而影像故宫、文学故宫、动漫故宫、游戏故宫、虚拟故宫，等等，则是“故宫”这个超级大IP所衍生的众多“故宫+”概念。

2019年2月19日，北京，雪中的故宫角楼。/ 视觉中国

正因为故宫的庞杂，每个人眼中的故宫都有所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传奇、一座迷宫，或者是借用卡尔维诺那个文学的表述——命运交叉的城堡。

而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宫的理解和诠释，使它具备了当下性：只要人们还在谈论它，它就将持续对当下乃至未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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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精品都被老将搬到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