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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上海的普惠金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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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7 11:1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少年中国:上海的普惠金融时代

 王一川/储松竹 远川研究所 20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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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川/储松竹
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



今年三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7)报告发布。久坐探花的香港首度跌落至第六,“纽伦港”三大金融中心的格局被打破。从评分看伦敦、东京、上海、新加坡、香港这五城差之毫厘,超级城市争夺金融霸权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下半场。

疫情冲击下风起云涌的2020年,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债务货币化、资产泡沫化、增长停滞化、政治民粹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格局正越来越难以维系。

美元霸权风雨飘摇,财政债台高筑和石油美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欧元、日元则因经济高杠杆和人口老龄化而束手束脚;而由于财政体制失衡、金融体系还不发达等桎梏,人民币恐怕一时也难以成为替代性货币。

后2020年时代,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混沌时代。美国鼓励产业回流意味着当代罗马体系的战略收缩;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错失工业化窗口的可能;全球贸易网络的受阻甚至断裂更是带来一个分隔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竞争则格外激烈,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重大调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鉴古而知今,从过去几百年全球金融中心的变迁中,或许可以洞察到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改变背后的丝丝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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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一场“新教神风”把英吉利海军困于海港之中,威廉三世借此登陆伦敦,继承大统,史称“光荣革命”。在这场“光荣”的背后,不止是铁王座权力的接交,伦敦也得益于威廉三世的“技术移民”,在随后的岁月中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神风”不仅刮来君主立宪的起源-《权利法案》,也把荷兰举世无双的金融体系吹向伦敦城。威廉三世,虽然丘吉尔曾称他为外来的“征服者”,但作为“尼德兰执政兼任英格兰国王”,他确实在伦敦城吹起金融改革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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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荷舰队

1694年这阵“春风”吹到银行业,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模式上建立的英格兰银行,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第一个中央银行。虽然名义上是中央银行,但彼时英格兰银行业务更趋向于中国的“户部”,为政府筹措钱财。直到1844年的《比尔条例》,把“铸币权”收归中央,英格兰银行才展示出现代中央银行的雏形。

央行的建立为伦敦的金融体系搭下骨架,而货币才是金融体系的血液。1816年的“币同制”,确立金本位制度,至此“血液”才能更为顺畅的流通,而伦敦代表的金融体系也开始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力量。

骨架、血液均已构建完毕,各项金融业务就如依附其上的“器官”一样蓬勃发展。1688年成立的“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确立现代保险业的方向。1711年“南海泡沫”的起点。这场日后被“苹果天尊”牛顿形容为“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的股市泡沫为伦敦带来了《泡沫法案》,从此证券市场“有法可依”。

与其他金融业务一起被建立起来的还有国际结算机制。19世纪初诞生于伦敦的承兑汇票,帮助因蒸汽机而“生产力大解放”的英国国货全球扩张,汇通天下。

作为重商主义的故乡,承接于阿姆斯特丹的伦敦金融体系带有明显的贸易特质。保险,为了解决海外贸易高额的风险;股票,觊觎南海公司位于秘鲁和墨西哥的巨大金银矿藏;承兑汇票,方便海外业务的开展。

而正是因为重商主义的特质,一旦海外贸易拓展不利,伦敦的金融体系就会因为缺乏战略纵深而“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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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伦敦带有明显的贸易特质,作为目前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其身上与生俱来的便是基建大开放的DNA。

1817年,为贯通东西,时仍纽约州州长的德威·克林顿提出修建一个363英里的内陆运河系统,名为伊利运河。但这条运河造价高达700万美元,而在当时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美元,根本无力负担这条“经济大动脉”。面对困境,克林顿做出改变日后金融格局的决定,发行运河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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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将运河的水和大西洋的水混合在一起,宣布运河开通

作为日后“城投债”的鼻祖,虽然有着远超同期债券的利率,但形式新颖,规模也过于庞大,尚需专业团队承销。当时还是金融新秀的“华尔街”肩负此任,采用“分期发债、分段修建”这个独创方式迅速筹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资金。接着利用第一段运河修建完成后,全年获得的25万通关收益,成功吸引之后几期运河债的买主。

一条运河成就了一条全长仅1/3英里的街,也改变了一座城市的轨迹。伊利运河通航后,纽约迅速成为全美贸易枢纽。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开始运用手中的金融工具,跨地域、跨时间的大规模筹集资金用于运河、铁路、炼钢厂、航运公司……

面对广阔的美洲大地,投资机会层出不穷,伴随资本追逐一个又一个的标的,纽约金融制度也在不断的创新。1829年的安全基金制度,1838年的自由银行制度,1853年的当日清算制度……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奠定了纽约如今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全球狂撒美元的同时,美帝悄然将一件件“美国制造”输出全球,芭比娃娃圆了全世界的公主梦,匡威、李维斯把休闲穿搭带进家家户户……。以金融拉动实体,再以实体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无外乎许多美国人,忆昔开元全盛日,都是那个金子一般的五十年代。

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制造退坡之后,美国资本立马找到下一个增长极,互联网。虽然01年的泡沫破灭十分沉痛,但恢复元气的华尔街照例把大把美刀投向硅谷。在这样的扶持下,硅谷成为了全世界的硅谷,美国的价值观依旧凌驾于全球之上。

以金融改变实业,再以实业改造世界,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毫不停歇。

虽然在日后的时光中纽约逐渐成为世界金融的标杆,但从草创阶段起,纽约的金融体系便打上“富人专属”的标签。金融作为桥梁链接筹资端以及产业端,但游离于该体系之外的普通人却无法享受金融配置的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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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姆斯特丹到重商主义的伦敦,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的“新罗马”。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和变迁背后,既有大国实力的辗转,也有产业革新的升级,而几乎每一次金融中心的转移都发生在全球性的危机之中。

2020年全球疫情冲击下,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股票、债券、黄金、石油……大类资产都出现了百年难见的异常波动。面对新的挑战和形势,国际金融中心更加注重开放、创新与担当。上海正走在张开臂膀才能拥抱世界,通往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之上。

若干年后,如果要给2020年的上海著书编撰,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便是“金融开放元年”。2020年4月,我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等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沪港通和债券市场的开放更便利了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配置,人民币国际化、营商环境国际化等领域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上,作为后来者的上海,已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技术创新,以科技反哺金融,最终做到金融的普惠时代

作为上海金融心脏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球率先启用自动撮合系统并实现无纸化交易。通过科技的力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并通过大数据监控异常交易维护市场的秩序。

以科技覆盖“全民”,让金融不再是二八市场仅限于象牙塔内的“玩物”,而是惠及普罗大众,最终造福全社会的产物。这不仅是上交所的价值导向,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所秉持的态度。

为打造一个普惠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单靠政府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上海也深谙此道,秉承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态度。从开埠到走向世界,无数中外企业伴随上海一起成长,这其中不乏“群众”的代表—民营企业。

如果说以摩根系三大银行(J.P.摩根、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建富)为代表的纽约走的是“精英金融”,那么以民营企业蚂蚁集团为代表的上海走的便是“平民金融”。一场触及社会方方面面,惠及各个阶层的金融变革。

在上海,不仅是大财阀,大资本家可以得到宾至如归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也能得到金融的庇荫。3月13日,疫情稍事缓解,上海便开动金融马达。由大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担保中心提供增信,构建“大数据+担保”的融资体系,精准制导,支持中小企业度过疫情寒冬。

不仅是企业间可以享受金融,在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能感受到普惠二字。智能风控,跨省通行,网上缴纳水电煤……,在蚂蚁集团的帮助下,这些平日里的寻常小事,都是在上海这块试验田中首次实现,随即推往全国。

当金融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宽度”将急剧扩张,再也不是1/3英里的华尔街,也不是方方正正的陆家嘴,而是全国,而是全世界。

9月24日,首届外滩大会在上海世博园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正是“科技让未来更普惠”。以外滩作为起点,依靠科技把普惠的思想撒向世界,这正是本届外滩大会的意义,也是上海作为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经之路。

以科技为手段,普惠为目的,上海承担起服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责任。这条道路虽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康庄大道,但金融的本质还是服务社会。谁能在未来服务更多的民众,谁才是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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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一生都在致力于从历史周期中寻找到世界变化的规律,在其今年的最新文章《过去500年的大周期》中,毫不避讳的直言:“美国现在已不是最强大的帝国,它相对处于衰落中,中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比拟。”

在达里奥框架里,帝国创立了新的秩序,但在繁荣之后,矛盾开始显现。阶层固化,货币超发,这种隐形的财富再分配,再次在内部分化原本强大的帝国。为掩盖虚弱,曾经强大的帝国开始四处叫嚣,全球征税,打压“老二”,放弃“自由”的价值观,无所不用其极。

达里奥认为中美之间也会经历英荷、英美这样的帝国变迁。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在实力上稳定超过美国,才能制止对方肆无忌惮的弹压。而要在实力上完成超越,国际金融中心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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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实力对比-《过去500年的大周期》

对上海而言,作为长三角的领头羊,凭借着经济和区位上的优势,自然担负起国际金融中心一职,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这也正是上海的使命。

对中国而言,在21世纪这个金融经济时代,中国需要上海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外承担起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对内用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而这正是上海的历史使命,也是我辈的历史使命,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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