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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脊梁] 东京审判中的17个中国人|山河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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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0 05:59 PM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20-9-10 05:47 PM 编辑

东京审判中的17个中国人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0-09-10

在病中看到了高文彬先生去世的消息,颇为怅然,之前关注的东京审判历史重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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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四年前,一位上海台的编导在后台留言,给我寄了一张《东京审判》。一开始以为是电影,后来才发现是纪录片。我记得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完全部三集,看完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讲讲那个故事,现在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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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价高文彬先生的去世时,都用了一个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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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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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东京审判中的中国代表团一共有17人,他们是:


法官:梅汝璈

法官秘书:方福枢、罗集谊、杨寿林

检察官:向哲濬

检察官秘书:裘劭恒、刘子健、朱庆儒、高文彬(兼)

首席顾问:倪征燠

顾问:吴学义、鄂森、桂裕

翻译:周锡卿、张培基、高文彬、郑鲁达、刘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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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前排左起:桂裕(顾问),倪征燠(顾问),向哲濬 ,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高文彬摄)


这个代表团里,有一些人提前退出,如裘劭恒和刘子健;有一些人则加入稍晚,如倪征燠是向哲濬邀请加入的“救兵”。2007年,高文彬先生在接受《档案春秋》杂志采访时曾经讲:


“1948年8月份,直到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才和向先生一起回国。最后的审判,向哲濬又回到东京工作,我没有参加最后的法庭判决工作。”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高文彬先生不算全程参与者。当然提出这点完全没有较劲的意思,我想要强调的是,17人中,担任翻译的张培基教授目前应当尚在世,我在对外经贸大学的网站上找到2020年春节,学校领导看望这位98岁长者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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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和高文彬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还留下了一张合影,左边的是高文彬,右边的是张培基,中间是检察官向哲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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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还是应当表述更为严谨一些。


十七个人中,有十人来自东吴大学(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鄂森、桂裕、方福枢、杨寿林,高文彬、刘继盛和郑鲁达)。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同学,比如杨寿林的加入是因为东吴大学同学方福枢的推荐。1946年1月19日开始审判工作,七八月间,方福枢因病不能继续工作,向梅汝璈推荐了杨寿林。杨寿林立刻辞去了在德士古公司的工作,于1946年9月飞往东京,成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员。


今年的9月3日是东吴大学建校105周年校庆,这所在解放前培养了诸多法学人才的大学在解放后被拆成三块,一块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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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东吴大学学生参与东京审判?高文彬先生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找我们去,因为只有东吴法学院是教授英美法的,学生英语都很好。我们念英美法,课程完全是英文讲授,老师也请外国老师,英美法是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我们上课,德国法则请徳领馆的法律顾问上课。那时到远东国际法庭工作的人很多都与我们东吴法学院有关系,我到今天也觉得荣幸。”


世界比较通行的法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大陆法系,一种为英美法系,我在一篇论文里找到了一张表格,大家可以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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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所采取的是大陆法系,而东京审判中所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这是教授英美法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成为东京审判主力军的原因之一。

在二战中,中国是日本的主要作战对象,所受到的伤害无疑是最大的。东京审判所审判的战犯,大多都在中日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国四万万同胞向这些战犯们讨还血债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一定会来到——


但追寻正义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曲折艰难,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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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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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0 05:59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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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东京审判》中突出渲染了一个细节——座位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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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剧照


实际上,一开始各国法官对这个座次没有很当回事,梅汝璈认为按照“密苏里号”上日本受降时签字的次序来:美中英苏澳……多数法官都赞同。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希望跟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于是提议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国来排,就是美英苏中法。但马上有人提出,五国应该按英文字母排,中国应该在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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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梅汝璈


大家纷纷七嘴八舌讨论起来,梅汝璈半开玩笑地提议:


如果不以“密苏里号”签字顺序排,就以法官的体重排,我们中国可以换一个比我胖的法官来。


第二天开庭预演,庭长自行宣布座次为“美英中苏法加……并说已征得盟军最高统帅同意。”梅汝璈提出抗议,最终还是按照多数意见——受降签字次序来排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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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梅汝璈此举,会不会大题小做?对此,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有自己的看法:


当时的状况是,国际舆论都说中国是“假强”,实力非常有限。像美苏英等强国,内心深处是不太看得起中国人的。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地位,我父亲就会特别敏感,稍微觉得自己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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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法庭,最高排左七为梅汝璈


座位之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实际上,梅汝璈非常了解自己此行的责任之重。出发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曾经戏称他“有尚方宝剑”,梅汝璈回答:


“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心头之恨……


梅汝璈明白,审判不是抓起来枪毙那么简单的,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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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11国法官合影。前排坐者自左至右:派屈克勋爵(英国)、克莱墨将军(美国)、韦伯(澳大利亚,庭长)、梅汝璈(中国)、柴阳诺夫(苏联)。后排站立者自左至右:鲍尔(印度)、罗林(荷兰)、麦杜哥(加拿大)、贝奈尔(法国)、罗司科诺夫(新西兰)、哈那林拉(菲律宾)。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只要我们战胜了,那么审判不过就是走个过场,一如高文彬先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所说:


“以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据?所以当时中国方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便是由向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向军事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其次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因为中国所沿用的大陆法系是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来提出控告;东京审判所沿用的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假定被告无罪,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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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讲到日本人“杀人放火”,而后法官问,究竟杀多少人,放几处火,秦完全不知道如何作答。


高文彬先生也回忆说:“我也记得秦德纯好几次出庭时,都被美国律师反问得很凶,他好像一下子懵掉了,不知如何回答。”秦德纯事后和倪征燠慨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他也承认,在抗战进行中,没有一个司令官会想到应保存证据,作为日后控诉战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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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向哲濬检察官邀请倪征燠加入中国代表团,他们组成的团队几乎从零开始,一点点搜寻拼凑线索,寻找日军的战争罪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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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和鄂森先去陶然亭附近的第一监狱找那些汉奸们。


“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和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都“昏迷不省人事”,只有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对答如流,然而,在最后一刻,他忽然把所有材料扔到火炉里——据说是他认为马上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将有“出头之日”。


但倪征燠在北平并非一无所获,他找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夫人,土肥原曾经找到吴佩孚,打算让他和唐绍仪合作成立傀儡组织,吴佩孚不愿合作,被日本牙医毒死:


我和鄂森访问了张夫人,她详尽地讲述了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时,注射一种毒剂,使吴立时晕倒,张夫人闻讯下楼,吴已气绝身亡。我后来曾在东京审判中提出关于“吴唐合作”的阴谋,作为土肥原、板垣罪证的一部分。——倪征燠,《淡泊从容莅海牙》,法律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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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他们找到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的日记和证言让本来百般抵赖的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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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代表团则致力于从日方的资料中找到线索。尽管日本在美国人接管之前已经秘密销毁了绝大多数战时文件,倪征燠通过向哲濬与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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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与同事在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取证


中国代表团派懂日语的刘子健和吴学义足足翻了10个日夜,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板垣征四郎在做陆军部大臣时,曾经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打过仗的日本军人回国后禁止谈论在中国所做过的事情。这条命令被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提出为什么不准日本人回去以后谈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说明他们心里有鬼。这条证据被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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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吉牧师出庭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证。


高文彬则意外地在日本报纸上看到日本士兵在南京开展杀人比赛的新闻,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百人斩”事件。高文彬看到之后特别气愤,复印了三份寄到国内,那两个叫向井明敏和野田毅的普通士兵当时在老家摆地摊,最终,他们在中国国内被作为战犯举证起诉,最后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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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东京出现,一时引起轰动。他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可谓中国的王牌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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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并不配合,说服他的是裘劭恒。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裘劭恒


在法庭上有一段小趣闻,倪征燠引述《奉天特务机关报》的文章:“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立即反驳说:“这里讲的是一只老虎,与土肥原贤二无关。”倪征燠的回答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日占区,土肥原和板垣就像老虎那样可怕。


美国律师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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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本东京原陆军省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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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2日,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念完长达1231页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七人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梅汝璈回忆,关于是否判处死刑,最终法官的投票是赞成6票,反对5票。这七人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执行死刑,主张日本人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后来成为靖国神社里唯一供奉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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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终于松了口气,但他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为什么中国代表团所派的人数最少?

为什么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结果远远比不上纽伦堡审判?


这些问题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可是没有人给出答案。


1946年4月26日,梅汝敖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他的助手刘专员和美国军官对话,美国军官不明白,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都在吃树叶,但为什么还在打内战呢?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争什么?梅汝璈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


是的,当其他国家在忙于战后重建时,中国正在打内战。


十七个人的命运,因为东京而相聚,因为东京而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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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与向哲濬在东京的住处庆祝胜利


彼时,他们还无法知晓,东京审判将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十七个人中,桂裕去了台湾,罗集谊在香港,包括法官和主检察官在内的许多人都选择留在了大陆,他们的理由惊人的相似:“我立得正,并没有什么历史问题。”


检察官向哲濬归国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国民政府让他去做司法院大法官,去台湾的机票准备好了,可他断然拒绝。高文彬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邀请向先生、倪先生去北京工作,向先生思想比较保守,有‘不二主’的想法,所以没有去,还是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1960年,向哲濬在上海财经大学充当英语教研室主任,文革前他虽已退休,双耳近于失聪,仍旧受到冲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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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前往北京,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没有实质性职务,研究文件,做翻译。他最希望完成的工作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回忆录。影像资料里的梅汝璈法官不苟言笑,而儿子梅小璈则记得,有一次看完《西游记》,他非指着自家的立柱说是定海神针(当时他家住在顶银胡同,房子太旧,房管局就在屋内中心处加了立柱),第二天醒过来,发现父亲把那根柱子刷成了白色,上面写了“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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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回国后入东吴大学教法学。上海17所大学合并,他担任联合办事处副主任,最终被调入同济大学当图书馆主任时,连校长都调侃他,说他是学校里唯一的法学教授——因为当时同济已经没有法律系了。倪征燠当不成教师,是因为当时高校中只有苏联教材,他所学的却是英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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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倪征燠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证书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要求“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 ”。建国后转而学习苏联的无产阶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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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倪征燠与夫人张凤桢摄于北京东城苏州胡同七贤里三号的新居前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吴学义身上,担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他在1952年被调去华东药学院图书馆,充当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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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吴学义。


高文彬在上海外事处工作,负责法租界的“敌产”接收。为了解法租界情况,他经常咨询倪征燠的同学、也是他的国际法老师艾国藩。后来有人检举艾国藩是特务,高文彬受到牵连,罪名是“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艾国藩判了7年,高文彬判了10年,高文彬回忆,“艾先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还不停地上诉,结果被改判了无期徒刑,死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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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留影。


“文革”中,梅汝璈被派去打扫厕所。红卫兵抄家,差点烧了梅先生在东京法庭上穿的法袍。小将们说,这是“四旧”。梅先生回答,这是我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这套法官袍最终得以幸存。


鄂森的问题是“吃流氓饭”,这位斯坦福大学博士、参与了东京审判、“七君子”营救的大律师最终因为和杜月笙的密切来往被判决管制三年。1956年12月撤销管制,曾“废物利用”担任文史馆馆员,1970年去世。一篇《许佩兰: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的文章里披露,鄂森是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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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4日,新任检察人员在法庭上宣誓就职,左起吴学义、鄂森、倪征燠


1966年,64岁的吴学义在南京去世。


1973年,69岁的梅汝璈与世长辞,《人民日报》第四版的一个角落里,这位大法官就这样被盖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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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受到的冲击较小,他的女儿倪乃先回忆了一件事:


“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这时候,有人突然想到我父亲还留在北京,半夜来问他。我父亲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他们说我父亲真的就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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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


1984年,78岁高龄的倪先生在第39届联合国大会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位国际大法官。他在1985年初夏回国休假时,在上海看望了自己当年的秘书杨寿林(杨寿林在199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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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濬(左)、梅汝傲(中)、杨寿林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楼外合影。


裘劭恒先在大学里教英语,1980年,他被一纸通知召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顾问。裘劭恒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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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与裘劭恒


裘劭恒前往北京的前一年冬天,65岁的高文彬刚刚被摘帽。他对那个冬天记忆犹新:“我从农场走出来时,就拎着一只破烂的皮箱,身上的棉袄露出了棉絮。”


1987年,96岁的向哲濬病逝于上海。对于东京审判,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只有“文革”期间的一封检讨书。“可惜后来,原文连同誊写的文稿也都被收走了”。他的儿子向隆万退休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自费复印了长达 48412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还找到了录像资料中父亲的身影,最终写成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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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濬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此照片放在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封面上


在女儿倪乃先的回忆里,一向理性沉静的倪征燠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就会激动落泪,一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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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倪征燠自撰的文章《东京审判亲历回忆》


央视《大家》栏目采访倪征燠先生时,他有些自顾自地唱了《宝剑记》中的“夜奔”:


救国难谁诛正卯,掌刑法难得皋陶。

似这鬓发焦烧,行李萧条。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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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01岁的桂裕在台湾去世。

2003年9月,倪征燠去世,享年97岁。

2004年3月,周锡卿去世,享年90岁。

2009年9月,裘劭恒去世,享年92岁。

2020年9月,高文彬去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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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2、向隆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3

3、倪征燠,淡泊从容莅海牙,法律出版社,1999

4、余先予/何勤华/蔡东丽,东京审判,商务印书馆,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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