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个人的不幸感同身受，却对许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源济

为什么我们对个人的不幸感同身受，却对许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原创 造就 造就 2020-08-08

目前全球有60多万人死于新冠，每一天确诊人数都在疯狂上涨。

 

你可能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灾难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大规模的悲剧不仅不会放大我们的关注或同情，反而会让我们更加麻木，失去同理心。

 

想想一下60万这个数字，你能想象60万人是什么样吗？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遭遇不幸，我们可以想象出他的痛苦，理解他的感受。但60万？说实话有些难以想象。60万对我们来说，好似已经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一个数字。

 

随着受害者人数增加，我们的同理心，我们伸出援手的意愿，确实会减少。即使受害者人数只是从1变成2，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很多慈善机构宣传时，总是说有数百万人亟需帮助。但研究表明，慈善机构需要突出个人的故事，才能真正引起人们关心。就像“希望工程”宣传有多少孩子因为贫穷不得不辍学，这可能并不能打动你。但是它的“大眼女孩”海报，使无数失学儿童的抽象形象在你脑海中有了具象的代表，所以才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曾引发广泛关注的“大眼女孩”

 

虽然精神麻木似乎是人类心理学中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的确有办法克服它，帮助我们与数百万需要帮助的人联系起来。

 

精神麻木

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情感和决策的交集，对精神麻木了解颇深。

 

斯洛维奇指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的生命没有恒定的价值，”“在宏大的悲剧背景下，个人生命的价值逐渐降低。”

 

斯洛维奇最近的一项研究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实验中，斯洛维奇和同事询问参与者是否愿意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捐款。当实验中的需要帮助的孩子数量从一变成二时，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对孩子的同情心减少了，捐款也减少了。

 

随着需要帮助的人数增多，捐款数目减少（来源：Vox）

 

随着需要帮助的人数增多，人们的同情减少（来源：Vox）

 

当个人被融入集体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拯救4500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会怎么做？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你会成为一个英雄。但在某些情况下，拯救那么多人会让你感觉不太好，你也不太可能真的采取行动去拯救他们。

 

在一项实验中，斯洛维奇发现：在一个有25万人的难民营里，人们拯救4500条生命的可能性要低于1.1万人的难民营。需要被拯救的人数没有变，但在更大的悲剧下，帮助他们的感觉就没有那么迫切了。

 

一个可能原因是随着受害者人数增加，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帮助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以选择放弃同理心，让自己好过一些。

 

但这种无助只是一种谎言。“即使是微小的帮助也能拯救一条生命，”斯洛维奇提醒我们。枪支管制法律的微小改变可以拯救一条生命，捐赠一个蚊帐也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即使你不能完全把一个人从困境中完全解救出来，做点什么来减少他们的痛苦也会有所帮助。”

 

为什么同情心不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加？

陷入困境的人增加时，我们的同情心为什么不会随之增加呢？答案是，我们的大脑抵制这种思维方式。

斯洛维奇解释说:“我们的感觉系统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它无法处理数字，不会随着数字增加。”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理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在我们看来，0美元和100美元之间的差距，要比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的差距大。虽然差距都是100美元，但当我们从零开始时，会感觉中间的差距更大。

 

虽然我们的大脑无法想象成千上万的人，但它真的很擅长思考和关心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婴儿生病的故事可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2017年，一个11个月大的英国宝宝查理·加尔（Charlie Gard）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致命疾病——线粒体耗竭综合征，无法自主呼吸，只得依赖生命维持系统。

 

医生建议关掉生命维持系统，理由是现在的治疗无法帮助小查理恢复，只能增加他的痛苦。但查理的父母却无法接受这一做法，双方僵持不下，官司一路打到了英国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选择支持医生的建议，认为让孩子有尊严地死去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案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都表示了对小查理的支持。一些国会议员宣布想要制定法案，让小查理成为美国居民，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实验性治疗。但同样是这些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废除奥巴马医改，使美国数百万人失去医保。

 

一个男婴生命垂危？非常紧急。数百万人失去医保？抽象概念。

 

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感觉系统不做数学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自己和面前的人。”斯洛维奇指出，“保护面前像我们一样的人，保护距离我们很近的人。当他们遇到危险时，我们会有强烈的情感反应。”

 

不仅如此，同理心往往还具有倾向性：我们更容易对那些长得像我们的人产生同理心。

 

如何对抗精神麻木

当然，我们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精神麻木的。

慈善机构很早就理解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即单个受害者的形象比统计数字或一大群人的故事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2015年，一张溺亡的叙利亚难民男孩，引起了公众对叙利亚内战的关注。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直到这张照片问世，人们仿佛才真正“看见”了它。

 

溺亡的叙利亚难民男孩

 

斯洛维奇引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一篇论文来解释这张照片，“人们突然开始关心叙利亚战争和难民，而数十万人的死亡统计数据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从谷歌搜索量来看，这种兴趣与关注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叙利亚、难民等关键词搜索在一个月内暴涨（来源：Google Trends/PNAS）

除了搜索之外，这张照片曝光后，一家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也大幅增加。

 

人们对叙利亚难民的捐款大幅增加（来源：PNAS）

斯洛维奇说：“这些个人或照片的戏剧性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扇机会之窗，让我们突然清醒过来，不再麻木，想做点什么。”“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比如向红十字会捐款，人们就会这么做。但如果他们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扇窗户又会关闭。”

 

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简单的措辞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201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尝试调整了措辞，帮助公众增加对他人的同情心，效果斐然。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把“一群人”换成“一群人中的一些人”，把“100名叙利亚难民”改成“叙利亚难民中的100人”，突出群体中的个体，会让公众看到更多人性，在情感上更能引起共鸣。

 

不过，对慈善机构来说，激发同情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非常严峻，影响了成千上万人，但在情感上，我们只具备处理个人问题的能力。

 

“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问题，”斯洛维奇说。“各种问题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精神麻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