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张焕财出生在史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这个名字,后来导演吴文光建议他把火字旁的“焕”改成“呼唤”的“唤”——唤财——希望他早点发财。
和八九十年代大部分西北青年一样,年轻时的张焕财中了路遥和贾平凹的“流毒”,以为能“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初中时他爱写作文,有次写村里饲养员,写他弯腰驼背,做了英雄事迹,结果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讥笑:“是英雄就不能写他腰弯背驼。”他不服气,说“饲养员就是锅锅腰”。那次以后,他对这个老师“印象很差”。
还有一回,张焕财把作文纸弄丢了,哭了整整一上午,哭到最后没意思了,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哭了。之后他就真的没再掉过眼泪——1978年,他参加高考,落败,没有哭;后面连着4年也都没考上,离上线最近的一次只差4分,他依然没有哭。
第四次高考失败后,张焕财心如死灰,决定让弟弟去考大学,结果弟弟一次就考上了,至此两人角色互换,弟弟上学,换张焕财留下来照顾老人。
24岁那年,张焕财遇上了妻子齐慧芳。婚后,他频频给杂志投稿。有次写了篇读后感,1个月后忽然收到了7块钱稿费,相当于当时4天的工资了。这一下刺激到了张焕财,之后他整整给那家杂志社写了8年,每年最少投出去六七十篇,但都只有一两篇中稿。
直到1994年的一次征文比赛中,张焕财获了二等奖,奖金600块,后来他还听说获了特等奖的人叫陈忠实。
如此写了10多年,发表过10多万字后,张焕财逐渐意识到“零星的稿费对生活改变不大”。
命运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05年年底。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主编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南方周末》正在征集想拍纪录片的村民作者。
当时张焕财已经用掌中宝拍出了第一个短片,叫“我的麦子”,当然这个片子是“失败的”,镜头晃得厉害,也不敢靠近了拍,只能老远地拉镜头,他觉得“根本不能称之为片子”。本来张焕财没报多大希望,结果一个礼拜后,北京草场地工作站打来电话,说他入选了。一块入选的还有另外9人,工作站邀请他们上京统一培训。
张焕财拍的新疆采棉记。途经鄯善车站,那时候绿皮火车车厢顶是一溜儿的小风扇。
挂掉电话后,张焕财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那会儿不是骗子多么?”妻子也觉得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给你发摄像机,让你住酒店,火车票报销,还管饭?这啥待遇?你是村干部么,村干部也没这样好的事,你做梦吧?”弟弟劝他别太认真,说不定是传销;女儿刚好放学回来,也不放心让他去。
全家人都极力反对,但张焕财还是想试一试:“我就去看看,不是真的的话,就当是到北京逛了一回,一辈子也没去过北京呢。”
11月25号,他出了北京火车西站,隔老远就见到工作人员来接他。当晚,10个村民在 “巨龙宾馆”会齐,商量说第二天再看,如果是传销,就各自打主意跑。直到工作人员将10台崭新的DV机发到他们手上,张焕财才确定这不是骗局,来自广西的一个农民作者很兴奋:“得10头大肥猪,才能换一个DV机!”
回到西安,张焕财花1个月时间拍了短片《一次作废的选举》,内容是3个村子——穷村、富村和搞房地产开发的村子分别进行竞选——穷村看透了暗箱操作,“基本没人争当村长”;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则竞争激烈,“村长竞选,见人就发一包烟,或整条烟地送”。
实际上,光是这题材就能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后来张焕财总共拍过8次选举,“有选人大代表,有拍外村的。整个过程错综复杂”。
项目的负责人吴文光(纪录片导演)看到片子后评价很高,包括之后3年的作品。之后,草场地工作站决定继续为他们提供项目支持,张焕财的《我的村子》系列由此诞生,以一年一部的速度成片。“我的关注是土地、庄稼、村民。”张焕财总结道。
张焕财拍摄村里耍社火的片段。社火,即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的通称。
他似乎对麦子情有独钟。每年的片子里都有农民夏收的段落,收割、碾打,脱粒,农民兄弟姐妹在三夏大忙里急急火火;也都会有麦子的特写,2006年是数麦粒,2007年是追着麦子跑,2008年是麦穗冲着镜头而来,2009年是绕着麦穗转圈……
“我敢说,我拍麦子的特写天下没有,或者说,从我开始才有。”
最疯狂的时候,张焕财揣着260块路费就奔新疆拍采棉人,结果到了库尔勒的棉田,才发现那根本没通电——“DV没有电,难道靠太阳能吗?”最后只拍了5盘磁带就回家了。
2011年,他又将镜头对准西安的农民工生活。那几年西安“拆得最凶”,西万路的人市附近,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在揽活儿,最夸张时能把10亩空地全部站满。那段时间,人市里流传着一个词儿叫“西万公司”——这个公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却是无数普通民工的向往,找活时,人家问:“你是哪的?”农民自嘲:“俺是西万公司的!”于是大家会心大笑:哦,这个人想当公家人。
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有医保,有退休金,张焕财也有着同样的朴素梦想,为此他曾在中国农业大学读过2年函授大专法律班,但没毕业证,找工作时仍是高中学历。
所幸他拍的纪录片成了。2010年张焕财第一次出国,吴文光带上他和另一位村民作者贾之坦参加了瑞士电影节。那回他转了很多地方,联合国总部、万国植物园、瑞士博物馆……就连此前一直反对他拍片的齐慧芳也一反常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我这辈子老是为人家活呢,从来都没为自己活过。”
张焕财在瑞士街头自拍,大学生邹雪平抓拍下了这个瞬间。
《西万公司》的手记发出后,张焕财家被媒体频繁拜访。亲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张焕财在做白日梦,反而寄予厚望,希望村里头能出个人物。有次《我的村子2008》在村里放映,现场来了300多个乡党,大家挤在一台29英寸的农家电视前看,张焕财觉得“那么多人,画面太小了”。
《老庵庙》在村里放映,放到高潮部分,村民们纷纷拿起手机录视频。
他也曾经幻想过“拍一部纪录片,一下子引起轰动”,然后“从此改变身份”。
《我的村子2006》里就有这样的镜头:妻子在厨房切菜,张焕财乐呵呵地对她说:“今年再拍一个,再拍个轰动世界的纪录片。”妻子一听就笑了:“把你先人羞得抖抖的。”
后来这部影片在深圳放映,底下坐了很多外国观众。片子放完,掌声经久不息。张焕财想,也许“那会已经轰动他们了。”
上云之南展映、新加坡展映、入围西安国际电影节……2007到2011年是张焕财离“成功”最近的几年,平均一年参加两三次展映活动。图为《乡党》在兰州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