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北村”家庭的十年：曾年入50万，现在厂房空转每天赔6千元｜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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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湖北村”家庭的十年：曾年入50万，现在厂房空转每天赔6千元

原创 自拍 自PAI 2020-07-22

唐清福/口述

 

我名字叫唐清福，别人叫我做老唐。我看着年轻，但实际上是一名生于1983年，有着两个孩子的标准80后中年人。11年前，我与家人在被称为“广州湖北村”的上涌村中开办了一家制衣作坊。

       

这是我在制衣厂里。

 

今年4月，我们与村里无数湖北同乡一样，在漫长的疫情隔离后回到了广州，却迎来了三个多月的持续萧条，目前连租金也快缴纳不来了。我想过放弃，但依然在寻找破局的方法，等待曙光到来的那刻。

 

年少的我在课堂上。

 

我生于重庆万州，因为高考失利，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19岁那一年，我来到了广东。头两年，我辗转深圳、东莞等地，因年少轻狂，自身性格又不安分，所以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断换地换厂换工作，过着非常不稳定的日子。

在游荡了两三年后，我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进了东莞一所制衣厂工作。因为工作压力小，收入不错，再加上对前两年不稳定工作的日子有所反感，所以一做就是六七年。

       

当初简单的宿舍，我给自己配置了电脑。

 

在这里，我幸运地认识了在同厂工作的妻子，她是湖北仙桃人。经过我苦苦地追求，三年热恋后，我们在2007年结婚。我也逐渐融入了媳妇家庭之中，学会了仙桃方言，能与天门、仙桃等地的湖北同行无障碍地用家乡话交流，成了半个湖北人。

媳妇家里一开始不愿意女儿外嫁，非常反对我俩在一起。我第一次去她老家时，准岳父甚至拿出扫把把我往外赶，这件事身边的人都知道，还时不时拿来当笑话回味。我一度十分受挫，但没有放弃，死皮赖脸纠缠下去。最后我岳父妥协了，接受我了。

       

2007年，我与爱人结婚。

 

孩子出生以后，我们认识到不能一直靠打工抚养孩子。2009年，在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们向亲戚朋友借来1万多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朋友建议下，我们在广州上涌村租下一房一厅的房子，并盘下了7台车床，一个简单的制衣作坊就这样搭建起来了。

       

我爱人与一岁时的儿子。

 

在最初的几年间，生产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媳妇、丈母娘、小舅子、小姨妹在做。订单时有时没，我们也不敢贸然请人。最辛苦时，我们得熬夜熬24个小时在持续工作。一开始很不适应这种工作量，但对可能失败的恐惧和对事业的追求压下了疲劳。幸好，业绩总体上稳步增加，所以也没特别焦虑。

熬夜工作并非订单多，而是为了拼命给客户赶工期。对方要求一周完成的活我们五天交货，要求五天的活四天交货，给客户保质保量干活，留下好印象才能有“回头客”。

       

最开始的小作坊的照片，前店后屋，一家人在这里连续转工作，连室外都少去。

 

说实话，我个人融入湖北人、或者湖北人制衣行业这个圈子，还是经过很多心理冲击，风俗饮食都是小事，主要不适在工作习惯方面。

例如刚过来时，我特别不习惯上夜班。以前在东莞的制衣厂都是早上8点上班，中午11点下班，休息两个小时后再上班。在上涌村就是从早一直做到深夜。这并非我们从员工转变为老板的缘故——这边连打工的人都是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我真的挺佩服这些湖北人，这些人真的很能吃苦。广州湖北村在十来年间发展得这么快，不是没有道理的。

       

广州塔下的上涌村。

 

我家制衣厂这么多口人，只有一两个客户是满足不了基本开销的。不得已，我在工作之余，还得跑去沙河等服装批发城，挨家挨户递名片找客户，争取每一个新的订单。

上门递名片的活比在车间工作还要累。因为大部分批发商都有合作制衣厂，有的批发商自己也开了制衣厂。我们这种上门拜访的百分之九十都会遭遇闭门羹，遇到冲动的商家还会被辱骂一番。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和小舅子进入一家小店递名片时，里面的小妹可能心情不好，突然指着我们放开了骂，说的话非常难听。我小舅子就被她骂哭了，躲进楼梯间里面说我以后再也不来做这种事。我只好安抚他要将心比心，若是我们这样天天被骚扰，脾气也不会好。幸好他振作起来，现在还是继续与我们一起工作。

每个名片盒有1000张名片，我们派了不知道多少盒之后，终于陆续接到来自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商打来的订单电话，同时通过口碑传播，越来越多客人主动找来。

我们终于赚取了第一桶金。2012年，我们搬到了一所面积200平方米的新厂房，增加了多台新设备，并且开始雇佣工人，买了一台运货的面包车。后来，我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和爱人满心欢喜，也增加了对事业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买的第一辆运货车，后来因为载货量不能满足新增订单而被送回老家。

 

这一时期，上涌的制衣行业、人口不断增多，特别在2012年后，制衣作坊似乎一夜之间挤满了村子里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天门、仙桃、荆门等湖北乡亲来这里淘金，连我媳妇都觉得这里的仙桃小吃比老家还地道了。

        

村里遍布湖北地名的餐厅和菜馆。

 

我们接触的广州本地人不多，早期确实会给外地人眼色看的人，但现在都相处很融洽了。我们第一个小作坊的房东是广州上涌村的本地人。那时我们作坊租在他们家下面，他经常来投诉我们深夜操作机器的声音影响了休息，但这区域全部制衣厂都是这样做的，渐渐地他也不干预我们了。

 

在上涌村，这样的“握手楼”里也藏着十来间小型制衣作坊。

 

这些年村子变化非常大。例如村子里的主干道桥南新街，以前还是到处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到处都是污水垃圾，直到五六年前逐渐铺上了沥青路，村子里的保洁工作越做越好了，村里的治安队强化了巡逻，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早上九点的上涌村桥南新街，地摊、餐饮、揽客的制衣厂老板布满街头。

 

我们家也在稳步发展6年后，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是家庭方面，我的大儿子要读小学了。我最开始想在广州给他物色一所学校，避免一家人分隔两地。无奈的是，哪怕上涌村里的小学，也要收取三万一年的赞助费，对我们来说超出能力范围，只好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

       

村里的托儿所和报名湖北老家中小学的广告，因为赞助费与户口问题，很多湖北父母都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

 

其次，我们制衣厂迎来高速发展期。有一位专门做欧美外贸单的湖北天门批发商老板，他给了我们稳定而且充足的订单，我们只要完成这个订单就完成全年70%业务量。那时候开始，我们整个家庭的年收入突破了50万元。

我还开始接触批发行业，盘下来一间批发铺位经营，但因为分身乏术而半道夭折。

 

这是我当时盘下来的批发铺位。

2016年，我们第二次扩大生产，这次租下一个300平的厂房，也就是现今的作坊。我们总共雇佣了三十多个工人，并提供了宿舍。我也终于能闲下来，思考开展更全面的业务，学习国内外电商平台的运营手法，并在几个知名电商平台上注册“试水”。

经过这十年发展，我们的制衣厂从一开始的夫妻档，发展为拥有300平的厂房，30多名员工的制衣厂，这在上涌村里属上中游规模了。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疫情的到来。

 

平时为了节约成本以及保证晚上厂房的安全，我和爱人主要居住在公司。

 

我们本来是照正常的春节安排假期，在武汉封城前十来天短暂回了一趟湖北仙桃后又到了重庆。没几天，湖北各地就陆续宣布“封城”。

我们焦急万分，但又无能为力。在这期间，我们像得了强迫症一样不断翻手机留意着疫情信息，特别是湖北与广州的情况。我和妻儿身在重庆，其他亲人与员工，以及几乎全部合作伙伴都被困在湖北。我们曾想过直接驱车回广州开工，但听闻众多湖北人被困高速又退缩了。留在广州的同行表示没有任何生意，但同时也不断收到部分市场复工的小道消息。

最要命的是，在进退两难之际，每月1万5千元的房租没有任何减免。3到5月是本来是旺季，我们却空耗在那儿。我们已经知道今年会是惨淡的一年，但没想到会如此惨淡。目前我们工厂的连同员工工资与租金在内，每月运作成本在18万左右，几乎每天都在严重亏损，基本将这几年来积累下的钱耗尽。

经历近两个月的封锁，天门、仙桃等地离鄂通道相继开放，我们也终于得到解放，和亲人、员工一起迫不及待地赶回广州。过往服装行业有大约三至四成订单为外贸订单，内销订单接近六成。我家同时供应内销和外贸的订单。复工初期，各地生产链还没恢复，自然什么业务都没有。五月底，在购物节推动下，内销订单有所恢复，但节后又恢复原样。

       

上涌村里的招租、转让告示，中介说往年同期“红纸”仅有现在的三分一。

 

至于外贸行情更是惨不忍睹，约80%来自欧美、中东等地的外贸订单被取消。我们原来最大的客户，也因为欧美疫情反复导致的市场不明朗，索性留在湖北不回来了。

制衣行业也分上中下游，我们代工的仅是整个环节的一节，免除了销售和布料生产的风险，代价是利润非常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

目前我们还在生产的仅有两个订单，单价被压得非常低，一张订单大概900件，平均一件利润8元，其中分给工人约5～6元，厂房自己仅能赚2～3元。为此，我和家人也重新投入生产流水线上工作。因为技术已经荒废多年，我甚至得重新学习新车床的操作方式，与员工一起在车间里光膀子干活。

       

目前我们最后一张订单的成品。

 

我们家有一些员工从5年前招进来就几乎没有走过，大部分都是80后，有12人左右，都是来自仙桃、天门等地的，其中有4对是夫妻。制衣行业是很平淡的，时间长了，我们和员工都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也一起住宿舍。在疫情过后，目前只剩5名老员工还在了。

       

我丈母娘正在给家人和员工做饭。

 

在这几个月，很多普通工人在没生意后就直接走了，甚至很多人改行不从事制衣行业。近几年愿意做制衣工人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更少，还在村里打工的多是80后，这次疫情，让更多的年轻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往来湖北与广州的客运大巴，白天的班次在早上5时出发，要开13小时；晚上班次在8时出发，得要16小时。

 

普通工人容易一走了之，但我们这些自己开厂的人，想改行却没那么容易了。现在转让厂房的人特别多，但大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手人，甚至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咬牙连同设备一同运回老家，另想办法。

我有时会借找客户的机会，前往批发城与各种朋友互相吐苦水。

       

我在多处批发城走访朋友店铺了解商机。

 

我们目前面临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订单太少，7月在过往一般是淡季，但还是能保持订单周转，而现在我要像创业初期一样，重新出去揽单。第二是运作成本高昂，工人工资和待遇是不能降的，要有符合行情的工薪和提供适合的宿舍，工人们才愿意给你干活。房租又不能减免。

整个村子来看，还是有一些好的转变，特别是对接国内电商的制衣厂。村里还是以夫妻档或小型作坊为主，夫妻档运营成本一般在每月1万左右，只有我们二十分之一，而现在订单量可能和我们差不多。有部分对接内销电商的小作坊，靠着电商节日，业绩甚至超过去年同期。

 

我与一名主要经营东南亚市场的批发商聊行情。

 

我们也不是看不到电商的好处。疫情过后，我们重新启动了被搁置的网络商店，我自己也和95后、00后一起报班学习电商运营课程，了解国外电商平台热销款式，练习起半吊子的英语，并且了解加盟大企业做供应商的可能性。

 

我在浏览亚马逊上的热销款式，看自己的工厂能不能做到。

 

入不敷出，甚至没有支付房租能力，我一度心生退意，曾瞒着自家员工，悄悄贴出了转让的告示，但告示被雨淋烂仍无人问津。

       

这其中有我张贴的转让街招，已经被雨水淋湿。

 

看着奋斗十来年建立起的制衣厂，看着跟随自己工作的员工，看着信任我的家人，我没有办法，只能继续透支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员工，也为了自己事业，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