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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度河流域的上游核心地带,莫卧儿帝国的龙兴之地,印度伊斯兰王朝文明的发源地,拉杰·考尔是当地的著名学者,受莫卧儿皇帝垂青,赐予其一条运河,其家族改姓为尼赫鲁,代表“运河”之意,属于婆罗门种姓的范畴。
皇帝赐予的竟然是一条运河,而不是土地,又一次刷新了认知观。拉杰的重重孙、未来的印度国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波斯语字面上翻译意为“运河的红宝石”。中国人天生对拗口冗长的名字免疫,还是直呼尼赫鲁吧。
1889年11月14日,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市当地显赫贵族婆罗门家庭中,贾瓦哈拉尔含着24K金钥匙出生了,享受着英殖民地“受庇护和安逸的童年”,爷爷甘迦·尼赫鲁时任德里警察局长,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是印度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尼赫鲁家族是当年北方邦联合省第一个拥有汽车的家庭,就连英国省督都羡慕不已。
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法学院学习了7年的律师尼赫鲁,在1912年8月回国后,加入国大党,追随甘地进行独立运动,从1921年到1945年间被捕入狱9次,共坐了1041天牢。命大的尼赫鲁说,“为印度的自由而战无上光荣,在甘地领导下工作很幸运,对一个印度人来说没有比为事业而牺牲或完全实现壮丽的梦想更好的了”。他又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雄壮的声音响彻至今,虽陷囹圄却豪气勃发,感动了一大波印度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
尼赫鲁回国后跟随甘地,加入国大党救国
1926年,陷入独立事业困境的尼赫鲁为了探索印度民族解放道路,他重返欧洲、出访苏联,还接触了中国人宋庆龄、廖焕星。一年多的游历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从欧洲之行中为印度找到了出路:政治上必须完全独立;经济上应该实行“社会主义”,他还主张工业强国之路,后来被幻想重返农耕社会的甘地扫进了垃圾堆。所以说,如果印度对中国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美英法说他们是民主国家,千万不要惊讶,社会江湖玩的就是这么溜,一度很受各国欢迎。
优秀的人从来都不是独行侠,尼赫鲁的独立运动、分家合伙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按捺不住要登台了。真纳出生在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卡拉奇市,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府。
3岁的尼赫鲁还在上幼儿园,16岁的真纳已经跟着他父亲在伦敦做贸易运输生意,志向远大的真纳对生意倍感无聊,第二年转身就去英国林肯法学协会学法学,拿下律师资格考试时才19岁。毕业后,他马上回孟买加入国大党做律师去了。真纳比尼赫鲁大13岁,两人都是留英的法学超级学霸,学成后立马回印度加入国大党开展独立运动,都有着解放印度殖民地的崇高理想,走的路都是一样的。
谁也不会想到,两人的命运在后半生会猛烈地交织,是合伙人,也是对手。
此时的国大党是个大熔炉,个个都是精英,说话又超好听,彼此的宗教信仰还不是独立运动初期的绊脚石。为了印度民族独立事业一起共同奋斗,不同宗教民族阵线团结在一起,宗教矛盾就像烟头一样可以被轻易掐灭。
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大党员真纳律师,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以敢怼英国法官出名,很快真纳就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穆斯林领袖之一。1913年真纳加入全印穆斯林联盟,因工作表现突出,1916年他成为穆斯林联盟主席,期间断断续续一直担任到1947年。
追求共同事业的好景不长,甘地主张非暴力抵抗,而真纳主张依据宪法进行斗争。宗教融合在运动实践中出现了异见,对运动形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原本的平衡被打破了,慢慢滑向混沌初始。真纳开始对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理念不满,连甘地的穿着打扮和使用的印地语,都让他看不顺眼。
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没有统一的理念和语言,怎么能号令天下呢?很多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土邦主也加入反对甘地的阵营,被横行无忌的英国人按在地上摩擦,地主们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1920年真纳退出了国大党,他警告说,甘地的手段不但会造成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分歧,而且会在这两个族群内造成分裂。
4年后他组建了自己的党,被推崇为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和印度领袖在议会上讨论未来印度宪法的问题,穆斯林大多数希望有一个分离的选举,而大多数印度人则希望共同选举。真纳本人是反对单独选举的,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希望以此满足双方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真纳先生十四点”。
不出意外,国大党特别爽快地推翻了真纳的这14点,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穆斯林也认为真纳出卖了他们,民族主义者和亲英国的穆斯林贵族都不愿听他的。真纳的主张不被采纳,再加上穆斯林联盟内部的分歧,让他倍感孤立无援,在1930年,出走英国当律师去了。
二战前一起共事的真纳和甘地
又是一个4年过去。
真纳回到印度,开始重组穆斯林联盟,其实是因为他的两个强劲对手因身体原因见真主去了,他并没有对穆盟有过多大的改动。真纳向国大党提议合作,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者,条件是国民大会党同意分离选举和承认穆斯林联盟是所有穆斯林的代表,国大党又痛快地拒绝了这一合作设想。无奈的真纳提出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大胆的设想。
1942年8月8日,甘地和国大党组织“退出印度运动”,这个运动虽然被看作是最强大的印度反抗运动,被英国残酷镇压,拘禁了10万人,数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接着,独立运动化整为零,全国遍地开花。穆斯林联盟作为一支不太够分量的组织,一直都没入英国总督的法眼,穆盟在各个党派中都会派人积极参加,有点四处下注的味道。
四处打怪升级模式开启后,穆盟的影响力暴增,真纳的民族独立斗争运动思想和实践能力,得到了完整发育,声望也开始响彻穆盟的分支。傲慢自大简直就是国大党天生的富贵病,在解放独立斗争工作面前,印度教徒担心失去绝对多数地位,所以不愿意跟穆斯林联盟合作分享权力,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合作。
“只有两个教派互相理解、和睦相处,印度才能取得真正进步”。真纳一次次的呐喊被淹没在教派利益斗争中。
印度内部宗教联合不是铁板一块,英国人早已看透这一切,熟练地捡起1919年的印度改革法,把印度人全部划开,分为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以“宗教”为选区进行选举,把各宗教的选举资格设置成巨大落差,比如说穆斯林有3000卢比就有选举资格,其他宗教要30000卢比,把国大党的脸打得啪啪响!
英国人搅浑了水,还没打湿自己的衣服,轻易地瓦解了宗教的团结,各教派冲突和矛盾迅速被点燃,唯独没有冷静,理智!事到如今,联合救印度的希望彻底破灭。
救国合伙人正式决裂,真纳坚持穆盟建国自救,在1946年8月16日号召发动了“直接行动日”抗议,以表达穆斯林要求建立巴基斯坦的呼声,虽然真纳发誓穆斯林的独立运动,只有在获得巴基斯坦后才会停止,但他并不希望看到流血事件。
没有人站出来去推翻英国人的阴谋。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独立运动,只是争取自己党派利益的工具罢了,同一个国家的人自相残杀、民族对立、教派敌视,从内部被成功煽动。“独立”还是“分治”?统治者的主观意图,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走向团结还是分裂。然而,国大党的智慧以及个人的格局,都到不了这个层面。
在国大党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领导人尼赫鲁怕真纳预言的“内战”真的会爆发,迫于压力,勉强同意将印度分为两个国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英国末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设计的。而精神领袖甘地既害怕内战又怕印度分裂,顶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光环,醉心于建立大一统的农耕印度社会,又拿不出更好的指导理论,左右为难,最后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南亚次大陆宗教分布图
这个时候,真纳带领穆盟要建立巴基斯坦国家的奋斗理想,蒙巴顿提出让巴基斯坦脱离印度而建国的方案,正好迎合了印度穆斯林们的想法。有了现实的对比,对民族、宗教、党派间合作的深远意义,尼赫鲁才有了一些深刻认识,比真纳小13岁的他,作为国大党的首领,只能面对现实,拽着局势往前拱。
一个是贵族的后代,一个是商人的儿子,都在英国留学,都是同一个专业,学有所成后都追随甘地,加入国大党,都有远大的解放救国理想,事业低潮时都出国游历再打磨,回来后继续努力奋斗,“可是,印度在我们手里要······”
兄弟,要分家了。